在贵阳市云岩区电台街内，有一座私家禅院——大觉精舍，老贵阳都称之为“华家大院”或“华家阁楼”，这座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木结构的阁楼，修建于民国13年（1924年），为贵州巨商华之鸿所建，现在是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华之鸿，即永隆裕盐号、成义烧房创始人华联辉之子，华问渠的父亲。
1862年，创始人华联辉因母亲彭氏惦记茅台镇“味醇而香”的好酒，在川盐入黔口岸的茅台镇创办“成义烧房”。酿出的酒经彭氏品尝，确定这正是她年轻时喝过的酒。最初华氏的酒仅供家庭饮用和馈赠、款待亲友。谁知亲友们交口称赞，求酒者接踵而至。
1951年，由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作坊合并的国营茅台酒厂成立。73年来，茅台已成长为世界第一烈酒品牌。
这处厂房，就是贵州茅台酒厂的一车间，被称为“茅酒之源”。现在，它及周边其它建筑，组成了茅台酒酿酒工业遗址群，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华联辉的举动，恢复了茅台因战乱暂停的高端白酒生产。不过，最初恢复的酒房，只是简易作坊，产量也十分有限，仅限于家庭饮用，招待和馈赠亲友，并不对外销售。
华家“因孝而酿”的酒，品质优良，很快由亲友传开，求酒者众多。这让华联辉看到新商机，决定开办酒房酿酒销售，并将酒房命名为“成裕烧房”，后更名“成义烧房”。
“茅酒之源”
即便如此，酿酒仍然只是华家的“副业”，归永隆裕盐号管理，规模也只有2个窖坑，年产酒三五千斤。辛亥革命后，盐业经营下滑，华之鸿开源节流，逐渐重视成义烧房，将其作为主要财源之一。
民国四年（1915年），成义、荣和两家烧房的酒，统称为“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华家意识到茅台酒是朝阳产业，于是抓紧扩大规模，将窖坑增加到12口，年产量接近1万斤，但仍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一个名叫周西成的桐梓人，进入赤水河。周西成是军人，商业发达的仁岸茅台，是周西成蓄积力量的重中之重，他在此设立护商处。茅台酒，被他特别关注，不仅饮酒必茅台，每年还要购买大量“成义回沙酒”，送到南京政府及四川、广西、广东等地，沟通官宦，为自己控制贵州创造条件。仁怀市的档案资料中，还存有周西成当年关于购买茅台酒的“批条”。
周西成竭力推广茅台酒，为最终当上贵州省主席，打下基础。当时的贵州，也因周西成大量任用桐梓老乡，政商群体大量消费茅台酒，民间有“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的说法。
1928年第10期《黔首》11页仪《茅苔酒變西成酒》
这样的氛围，为成义烧房等生产的茅台酒，扩大了影响。以至，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政府迁移至重庆后，距离仁怀更近，采购茅台酒方便许多，更多官员和商人、文化人，加入茅台酒的消费行列，使得茅台酒销售更加红火。
这时候，“受到惊吓”的华之鸿，看破沉浮，退出政界、商界，不问时事，拜天曦法师为宗师，潜心佛学，云集和尚于宅地讲经传教。曾经“每餐必召余人座，把盏畅谈”的他，“追奉佛后，点滴不沾”。后来，又购买《碛砂大藏经》一部，及佛教书籍数百种，修建了精致的大觉精舍。
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华问渠接过华家产业经营。但此时的华家，产业情况不容乐观，文通书局亏损，债台高筑，永丰抄纸厂又被征用为兵工厂。他变卖家产，甚至借高利贷，筹集资金，设法留住技术工人，改革管理办法，使文通书局重生。同时，又以惊人的胆识和智慧，索回了永丰抄纸厂，改名西南造纸厂。
民国时期文通书局工作场景
文通书局的重生，既有华问渠的魄力和谋略，更有时局带来的机遇。抗战爆发，贵州成为“大后方”，人才荟萃，为华问渠组建文通书局编辑所，提供了有利条件。教育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先后担任所长、副所长。此外，还先后聘请冯友兰、贺麟、肖一山、周鲠生、杨端六、周炳琳、蒋复聪、卢前、梅光迪、陶百川、吴泽霖、欧元怀、夏元瑮、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王星拱、李书田、张孝骞等100多位专家学者担任编审委员。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先后担任主编的《文讯》月刊，是文通书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学术刊物之一。
文通书局是成义烧房茅台酒的销售渠道之一。很多内迁到“大后方”的教授、学者，通过就近的文通书局分局或经销点，购买到成义烧房的茅台酒。
那时的成义烧房，影响渐大，产品供不应求，一定程度缓和了华家的资金压力。但同时，由于茅台酒的利润巨大等，一些外地商人先后到茅台建厂生产茅台酒，或是在遵义、贵阳等地，生产“贵阳茅台酒”“遵义茅台酒”等，带来同业竞争，甚至相互攻讦。其中，较为广知的，是曾受成义烧房、荣和烧房联手刁难的衡昌烧房（后更名恒兴烧房），站稳脚跟后，抬高收购价格，导致成义烧房经理薛相成不得不向二郎滩盐号借贷。此外，大家在产品销售上，也做起文章，如成义烧房将装酒的容器，改为土陶柱形瓶，贴上连史纸铅印的商标，还用钢笔写“成义烧房”防伪等等。
1947年7月，成义茅台酒销售发票
《茅台酒厂志》等记载，成义烧房茅台酒的利润巨大。以1939年为例，当年生产了30000斤茅台酒，利润16500元。如此强大的盈利能力，也让一些官员红眼，并试图从中分羹，甚至独占。国民党上将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即是其一。其时，担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的他，各种手段并施，企图以贵州企业公司名义，吞并华氏产业。植根商界且在政界资源宽广的华家，也具有相当活动能力。针对何缉五的企图，华问渠动用军方关系，找到何应钦游说，最终由何应钦出面打招呼，制止了弟弟的行为。
华问渠一直想将规模做得更大。怎奈，文通书局亏空，华问渠“调剂文通”，加上官员敲诈、摊派等，资金紧张，以至扩大成义烧房规模的愿望未能实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成义烧房发生火灾，大部分厂房被毁，正在重庆处理文通书局事宜的华问渠得知，立即指示“迅速筹款修复，并借这个机会扩大生产设备，以年产十万斤为指标”。随后，成义烧房的规模扩大到18个窖坑，但因采购原料难，扩建后不能完全投产，其最高产量也只到过42000斤。
新中国成立后，华问渠将成义烧房作价1.3亿元（旧币），卖给仁怀县政府，成为组建茅台酒厂的烧房之一。华问渠本人，后来曾担任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茅台酒厂在修建国酒文化城时，在现代馆区为其塑像。
从永隆裕开始，华家凭借其贩盐专卖特权而致富，将盈余之钱捐赠学校和公益事业外，用于创办书局、印刷厂和纸厂、酒厂投资，致力振兴贵州的文化教育，对新文化在贵州的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贵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茅台酒的生产和打入国内外市场，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书写了仁怀盐运文化、酒文化的重要一页。
////// 第三方视角看茅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