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神刘村“战国墓葬”发掘资料公布

一  墓葬概况

战国墓葬共计35座，第一发掘区和第二发掘区均有分布。按墓葬形制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竖穴土圹墓，一类为土洞室墓。

第一发掘区的竖穴土圹墓共计20座，仅M13随葬陶器，其余基本每座墓葬都出土有铜带钩或铁带钩，且墓圹普遍较小。墓口最大者M15，南北长3.4、东西宽2.5米；墓口最小者M25，南北长2.35、东西宽1.58米。墓深最深者M13，深度为4.3米；最浅者M25，深度为2.01米。M6西壁有3个脚窝，南壁有2个脚窝。M4、M15、M24墓壁局部可见锛或䦆刨挖痕迹。除M7、M13、M19、M26、M28有生土二层台外，其余均为熟土二层台。墓内填土为五花土，部分经夯打。葬具已全部腐朽，发掘所见仅为灰痕，单棺有5座，一棺一椁有15座。葬具平面多为长方形或“亚”字形。除M25为仰身屈肢葬、M31为侧身屈肢葬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20座墓葬墓主头向除M9、M30为110°，M7为115°外，其余在10°至32°之间。随葬器物有M13的陶器，器类有鼎、豆、壶、盘、匜、罐。其它随葬品有铜带钩、铜璜、铜镜、铜环、铁带钩、骨饰、玛瑙环等。

第二发掘区的竖穴土圹墓共计10座，有5座被盗扰。除M43外，其余每座墓葬都出土陶器，且墓圹普遍较大，另外M43、M44组，M45、M46（因故未发掘）组墓外有围墓沟。墓口最大者M40，南北长4.3、东西宽3米；墓口最小者M45，南北长3.25、东西宽2.45米。墓深最深者M50，深度为5.2米，最浅者M43，深度为2.9米。均为熟土二层台，墓内填土为五花土，多经夯打。葬具已全部腐朽，发掘所见仅为灰痕，除部分被盗墓葬棺椁情况不明外，其余均为一棺一椁，葬具平面为长方形或“亚”字形。除部分被盗墓葬葬式不明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10座墓葬墓主头向可以确定的5座均在25°至33°之间，其余5座不能明确头向的可以依据墓圹方向推测，也都在以上度数范围内。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器类有鬲、鼎、豆、壶、小壶、高足小壶、盘、匜、簋、杯、鸟柱盘、钵。其它随葬品还有铜带钩、铜环首刀、铁带钩、石圭、骨饰、蛤蜊、玉片等。

土洞室墓全部分布于第一发掘区，又可分为正洞室墓和偏洞室墓，正洞室墓4座、偏洞室墓1座。正洞室墓中，除M8墓道在洞室东侧外，其余墓道均在洞室南侧。M17为偏洞室墓，墓道在洞室西侧。5座洞室墓墓道在长2.3-2.5、宽1.4-1.72、深2.2-2.55米之间，洞室面积与墓道底部面积大小相若。墓道内填土为五花土，部分经夯打。葬具已全部腐朽，发掘所见仅为灰痕，除M1疑似迁葬不见葬具外，其余均为单棺，葬具平面为长方形或“亚”字形。除M1不见人骨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4座墓葬可以确定墓主头向，除M8为东向外，其余均为北向。随葬器物有铜带钩、铜镜、铁带钩、石饰等。

下面介绍几座典型墓葬。

 M13  方向30°。墓室四壁近直，墓壁经修整，壁面较光滑，底面平整。墓底四周有较窄生土二层台，墓口尺寸与二层台上部尺寸同大。墓口长2.96、宽1.8米，墓底长2.8、宽1.6米，墓底距现墓口4.3米，生土二层台宽0.05-0.25、高0.5米。墓内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夯土。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2.6、宽1.18、残高0.4米。棺长1.75、宽0.65、残高0.18米。墓主男性，50岁左右。头向北，面向西，仰身直肢。墓室棺与椁之间南端呈“一”字排列有陶鼎2、陶盖豆2、陶壶4、陶小壶、陶盘1、陶匜1、陶罐1件，墓主右上肢骨和下肢骨旁分别有铁器、骨饰各1件（图三、图四）。

 M43、M44组   两墓为对子墓，外围有一周相连的围墓沟，北段长9.95、宽0.65、深0.95米；西段长6.9、宽0.6、深0.95米；东段长5.6、宽0.67、深1米，南段没有发掘。两墓方向均为28°。

M44墓室口大底小，壁面平整光滑，底面平整。墓口长3.9、宽2.9米，墓底长2.45、宽1.8米，墓底距现墓口4.6米。墓底一周有熟土二层台，二层台略经夯打，宽约0.05、残高0.25米。墓内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夯土。葬具为一棺一椁。椁长2.4、宽1.7、残高0.16米；棺长1.75、宽0.7、残高0.15米。墓主性别年龄不详。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墓室棺椁之间的西、南、东三面有陶鬲1、陶鼎2、陶盖豆2、陶盘豆2、陶壶2、陶小壶1、陶盘1、陶匜1、陶簋1、陶钵1件。墓主脚部有铁带钩1件，残碎石圭若干（图五、图六）。

 M8  由竖穴土圹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方向122°。长方形墓道位于墓室东端，口大底小，壁面光滑，底面平整。墓道口长2.45、宽1.5米，墓道底长2.25、宽1.3米，墓道底距现墓口2.55米。墓道内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墓门和墓室在墓道西壁下部生土中掏挖而成，两侧竖直，顶部呈梳背式拱形顶。墓道底部西端近墓门处有4个柱洞，推断应为木柱封门。墓室平面为近长方形，前端略高，底面平整，与墓道底在同一水平面。长2.04、宽1、高0.82米。墓室内淤积黄褐色五花土。葬具为单棺。棺长1.87、宽0.6、残高0.13米。墓主男性，45-50岁。头向东，面向南，仰身直肢。墓主右下肢骨外侧有铁带钩1件（图七、图八）。

二  随葬器物

随葬品以陶器和铜带钩为主，部分墓葬出土铜环首刀、铜璜、铜镜、铜环、铁带钩、骨饰、石圭、玛瑙环、玉片、石饰、蛤蜊等。

由于部分墓葬被盗扰，陶器破损情况较为严重，经修复可复原陶器121件。器类有鬲、鼎、盖豆、盘豆、壶、小壶、高足小壶、盘、匜、罐、簋、杯、鸟柱盘、钵。

 陶鬲  5件。均为泥质灰陶。形体较小，束颈，圆腹，附平顶盖。依足部特征，可分为二型。

A型  3件。底部刮削三乳足。依颈部、腹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1件。颈部较高，腹部圆鼓。M44：16，口径7.5、腹径12.5、通高12.6厘米（图九：1、图一〇：1）。

Ⅱ式，2件。颈部较矮，腹部圆折。标本M41：11，口径7.1、腹径11.3、通高12.1厘米。（图九：2、图一〇：2）。

B型  2件。圜底，下三锥状小足。标本M48：11，口径10.8、腹径14.1、通高14.8厘米。（图九：3、图一〇：3）。

 陶鼎  18件。均为泥质灰陶，饰弦纹、折线纹等。仿铜鼎形制，有盖，半圆体，兽形足。依有耳和无耳，可分为二型。

A型  5件。无耳。依盖、腹部和足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Ⅰ式，2件。圆隆盖上有三纽，腹深，尖底，兽形足粗。标本M13：8，足面模印“未”字形图案。口径15.1、通高15.8厘米（图一一：1、图一二：1）。

Ⅱ式，2件。盖较圆隆，三纽消失，腹较深，圜底突出，兽形足较粗。标本M44：8，足面模印线叶纹。口径14.8、通高13.7厘米（图一一：2、图一二：2）。

Ⅲ式，1件。盖较平缓，三纽消失，腹较浅，圜底，兽形足细高。M47：7，口径15.1、通高14.1厘米（图一一：3、图一二：3）。

B型  13件。直立方形环耳，附耳外撇，长方形耳穿。依盖、腹部和足部的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11件。盖较圆隆，上有三纽，腹较深，圜底，兽形足较粗。标本M40：2，足面模印兽面纹，耳部、盖纽、腹部饰暗纹一周。口径17.8、通高19.1厘米（图一一：4、图一二：4）。

Ⅱ式，2件。盖较平缓，三纽消失，腹较浅，圜底，兽形足细高。标本M45：6，口径15.4、通高15.1厘米（图一一：5、图一二：5）。

 陶盖豆  21件。均为泥质灰陶。子口承盖，喇叭口形圈足。依校部特征，可分为二型。

A型  8件。校部平滑。依盖的特征，可分为二亚型。

Aa型，3件。盖上无纽。依腹部、校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盘较宽，校较低。标本M44：12，口径15.2、足径10.3、通高20.2、腹深4.9厘米（图一三：1、图一四：1）。

Ⅱ式，1件。盘较窄，校较高。M47：6，口径15.1、足径12.1、通高22.5、腹深6.2厘米（图一三：2、图一四：2）。

Ab型，5件。盖上有纽。依纽部、腹部、校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Ⅰ式，2件。细纽，腹深，校部矮粗。标本M13：10，口径12.6、足径7.4、通高15.4、腹深6.3厘米（图一三：3、图一四：3）。

Ⅱ式，2件。细纽，腹较深，校部较高。标本M50：6，口径11.2、足径9.2、通高19.9、腹深5.1厘米（图一三：4、图一四：4）。

Ⅲ式，1件。粗纽，腹较浅，校部高。M45：10，口径15.6、足径11.8、通高22.9、腹深5.6厘米（图一三：5、图一四：5）。

B型  13件。盖上有纽，腹较深，校部较高，竹节状。器形基本一致。标本M48：2，口径16.4、足径12.9、通高25.9、腹深7.7厘米（图一三：6、图一四：6）。

 陶盘豆   24件。均为泥质灰陶。浅盘，喇叭口形圈足。依校部特征，可分为二型。

A型  12件。校部平滑。依盘腹、校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盘较深，校较矮。标本M44：5，口径13.6、足径8.7、通高13.2、腹深2.5厘米（图一五：1、图一六：1）。

Ⅱ式，10件。盘较浅，校较高。标本M40：3，口径14.4、足径9.5、通高14.8、腹深1.6厘米（图一五：2、图一六：2）。

B型  12件。校部竹节状，依盘腹、校部特征，可分为二亚型。

Ba型，1件。盘口方折有小唇，盘腹圆折较深。M50：7，口径19.8、足径16.3、通高15.5、腹深3.4厘米（图一五：3、图一六：3）。

Bb型，11件。盘较浅，校较细高。器形基本一致。标本M41：9，口径13.6、足径9.2、通高15.3、腹深2.4厘米（图一五：4；图一六：4）。

 陶壶  17件。均为泥质灰陶。依壶盖形制，可分为二型。

A型  11件。圆握纽盖。依壶底特征，可分为二亚型。

Aa型，9件。圈足。依颈部、腹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颈部较粗矮，腹部圆鼓。标本M13：5，口径11.4、腹径16.3、底径8.3、通高28.6厘米（图一七：1、图一八：1）。

Ⅱ式，7件。颈部较细高，腹部最大径靠上。标本M40：1，口径12.6、腹径18.6、底径10.3、通高33.5厘米（图一七：2、图一八：2）。

Ab型，2件。平底，颈部较细高，腹部最大径靠下。标本M49：17，口径15.1、腹径24.3、底径9.8、通高40.1厘米（图一七：3、图一八：3）。

B型  6件。斗笠状盖。依颈部、腹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Ⅰ式，2件。颈部圆弧状，较粗矮，腹部最大径靠下。标本M44：10，口径13.1、腹径17.4、底径9.1、通高27.3厘米（图一七：4、图一八：4）。

Ⅱ式，2件。颈部近竖直，较细高，腹较最大径靠下。标本M47：4，口径11.3、腹径18.1、底径7.5、通高26.4厘米（图一七：5、图一八：5）。

Ⅲ式，2件。颈部近竖直，较细高，腹较最大径靠上。标本M45：4，口径10.8、腹径18.6、底径8.2、通高27.8厘米（图一七：6、图一八：6）。

 陶小壶  5件。均为泥质灰陶，皆有盖，平底。依形体、颈部、腹部特征，可分为四式。

Ⅰ式，2件。体形方正，平顶盖，颈部粗短，腹部下垂。标本M13：4，口径4.7、腹径6.4、底径3.8、通高6.5厘米（图一九：1、图二〇：1）。

Ⅱ式，1件。平顶盖，颈部较粗，腹部下垂。M44：15，口径6.8、腹径9.1、底径4.5、通高14.3厘米（图一九：2、图二〇：2）。

Ⅲ式，1件。平顶盖，颈部较细，腹部圆弧。M42：13，口径5.8、腹径9.3、底径4.9、通高14.8厘米（图一九：3、图二〇：3）。

Ⅳ式，1件。圆顶盖，颈部较细，腹部上耸。M45：8，口径5.8、腹径10.8、底径3.8、通高17.8厘米（图一九：4、图二〇：4）。

 陶高足小壶  5件。均为泥质灰陶。有盖，小口，圆腹，喇叭形口高圈足，圈足竹节状。依腹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4件。腹径较大。标本M50：13，口径4.1、腹径12.8、圈足径9.6、通高19.2、腹深8.4厘米（图二一：1、图二二：1）。

Ⅱ式，1件。腹径较小。M45：7，口径4.6、腹径9.9、圈足径9.1、通高18.1、腹深7.2厘米（图二一：2、图二二：2）。

 陶盘  13件。均为泥质灰陶。依腹部特征，可分为三型。

A型  3件。口微侈，圆弧腹，假圈足，小平底。标本M42：14，口径11.6、底径4.8、通高4.1、腹深2.4厘米（图二三：1、图二四：1）。

B型  4件。折腹，口近直。依腹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1件。腹部较深，小平底。M44：6，口径19.1、底径8.5、通高7.2、腹深6.1厘米（图二三：2、图二四：2）。

Ⅱ式，3件。腹部较浅。小圈足。标本M50：16，口径19.9、足径8.9、通高6.6、腹深5.1厘米（图二三：3、图二四：3）。

C型  6件。折腹，敞口。依底部特征，可分为二亚型。

Ca型，4件。小平底，上腹盘壁内凹。依腹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Ⅰ式，1件。腹部微敞。M13：7，口径12.6、底径4.6、通高4.1、腹深2.6厘米（图二三：4、图二四：4）。

Ⅱ式，3件。腹部较敞。标本M41：6，口径15.6、底径5.6、通高4.2、腹深3.1厘米（图二三：5、图二四：5）。

Cb型，2件。圈足，上腹盘壁斜直。标本M48：8，口径17.6、底径6.1、通高5.7、腹深4.2厘米（图二三：6；图二四：6）。

 陶匜  8件。均为泥质灰陶。侈口、假圈足。依口部、流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Ⅰ式，1件。窄流，流部圆弧。M13：3，口径9.6、流径10.2、底径5.1、通高3.9厘米（图二五：1、图二六：1）。

Ⅱ式，4件。窄流，流部较尖。标本M44：4，口径14.9、流径15.9、底径6.9、通高5.5厘米（图二五：2、图二六：2）。

Ⅲ式，3件。宽流，流部圆弧。标本M50：19，口径14.8、流径14.7、底径5.8、通高6.3厘米（图二五：3、图二六：3）。

 陶罐  1件。泥质灰陶。侈口束颈，器身圆鼓，平底。M13：13，口径9.1、腹径14.2、底径7.6、通高11.9厘米（图二七：1、图二八：1）。

 陶簋  1件。泥质灰陶。覆斗笠状盖，子母口对接，假圈足。M44：9，口径12.1、底径6.1、通高13.8厘米（图二七：2、图二八：2）。

 陶杯  1件。泥质灰陶。近桶形，器型不规整，杯外单把。M49：13，口径5.9、底径5.7、通高16.4厘米（图二七：3、图二八：3）。

 陶鸟柱盘  1件。泥质灰陶。方唇外折，上腹近直，下腹内收，小圈足，盘内有一竖柱，鸟残缺。M50：15，口径20.5、足径8.1、盘残高7.5、盘深5.1厘米（图二七：4、图二八：4）。

 陶钵  1件。泥制灰陶。敛口尖唇，弧腹斜收，小平底。M44：3，口径13.1、足径5.8、通高5.6厘米（图二七：5、图二八：5）。

 铜带钩  14件。均为铜质，依形态特征，可分为四型。

A型  7件。琵琶形。钩首残，钩钮位于钩体三分之一处。依构体纹饰，可分为二亚型。

Aa型，5件。钩面凹槽三道。标本M19：2，残长12.4、纽径1.1厘米（图二九：1、图三〇：1）。

Ab型，2件。钩面有云纹。M12：1，钩面错金云纹。残长20.1、纽径1.6厘米（图二九：2、图三〇：2）。M30：2，钩面饰云纹。残长12.2、纽径1.4厘米（图二九：3、图三〇：3）。

B型  2件。水禽形。钩首残，钩钮位于钩体三分之一处，钩面有横向凸棱一道。标本M11：3，残长5.9、纽径1厘米（图二九：4、图三〇：4）。

C型  3件。曲棒形。钩首残，素面钩钮位于钩体近二分之一处。依形态特征，可分为二亚型。

Ca型，2件。形体较小。M17：1，残长10.1、纽径1.2厘米（图二九：5、图三〇：5）。

Cb型，1件。形体较大。M19：1，残长19.8、纽径1.5厘米（图二九：6、图三〇：6）。

D型  2件。耜形。钩首残，素面，钩钮位于钩体尾端。M26：1，残长7.1、纽径1.2厘米（图二九：7、图三〇：7）。

 铜环首刀  1件。M49：2，青铜质，圆环首残，鼓背，凹刃，残长11.8厘米（图三一：1、图三二：1）。

 铜璜  2件。形制相同，扇面形，皆有一孔。M11：1，长6.1、宽1.1厘米（图三一：2、图三二：2）。M11：2，长5.6、宽1.1厘米（图三一：3、图三二：3）。

 铜镜  2件。形制相同，皆圆形，素面，半环形纽。M19：5，直径7.5、厚0.2、镜纽高0.3厘米（图三一：4；图三二：4）。M22：1，直径8.4、厚0.2、镜纽高0.3厘米（图三一：5、图三二：5）。

 铜环  1件。M25：1，环形，截面为圆形。外径2、内径1.4、粗0.3厘米（图三一：6、图三二：6）。

15件。其中能辨带钩7件，其余8件锈蚀较甚，器形不可辨。铁带钩标本M25：2，残长7.8厘米（图三一：9、图三二：9）。

2件。M6：1，长方形，略残，一端有一穿孔，一端为“山”形。长2.6、宽1.1、厚1厘米（图三一：10、图三二：10）。M13：2，圆柱形，空心，直径2.8、长6.3厘米（图三一：11、图三二：11）。

 石圭  若干。均残碎较甚。

 玛瑙环  1件。M30：1，扁圆环形，外径2.6、内径1.2、厚0.4厘米（图三一：7、图三二：7）。

 玉片  1件。M48：6，一端残，片状，一端较厚，一端较薄。残长1.9、宽1.3、厚0.4厘米（图三一：8、图三二：8）。

 石饰  7件。M17：2，实心，圆台柱形，直径1.5、长2.8厘米（图三一：12、图三二：12）。M17：3，实心，圆台柱形，直径1.5、长2.9厘米（图三一：13、图三二：13）。M19：3，六棱柱形，实心，直径0.8、长4.5厘米（图三一：14、图三二：14）。M19：4-1，六棱柱形，实心，直径1、长9.2厘米（图三一：15、图三二：15）。M19：4-2，六棱柱形，实心，直径1、长9.1厘米（图三一：16、图三二：16）。M19：4-3，残，圆柱形，实心，直径1、残长3.2厘米（图三一：17、图三二：17）。M19：4-4，残，圆柱形，实心，直径1、残长2.4厘米（图三一：18、图三二：18）。

 蛤蜊  1件。M49：21，长5.3、宽4.8、高1.6厘米（图三一：19、图三二：19）。

三  结 语

35座战国墓葬中，M1、M31未见随葬品，根据墓葬位置、形制、开口层位推断其年代为战国时期。M9、M11等13座墓葬均随葬铜带钩，带钩是三晋地区战国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战国中期及以后铜带钩钩钮的位置继续往钩体中部移动，从墓葬出土铜带钩的形制可以推定这12座墓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M2、M3等11座墓葬均随葬铁带钩或铁器，其年代应与随葬铜带钩的墓葬相若，也为战国中晚期。

其余10座随葬陶器的墓葬中有5座墓葬出土泥质小鬲，与战国早期及以前墓葬出土的实用性绳纹夹砂陶鬲不同的是，这一类小鬲可能非实用器，而是象征性的明器。A型Ⅰ式陶鬲与天马—曲村遗址M5164出土的陶鬲相近，年代应大体相当，约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A型Ⅱ式陶鬲形态更为没落，年代应约为战国中期偏晚阶段。B型陶鬲与A型陶鬲鬲身及器盖形态相近，年代应大体一致。

尽管这10座墓葬有5座被盗扰，但仍可以判明这些墓葬的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豆、壶、盘、匜。

10座墓葬中均出土有仿铜陶鼎，器物制作较为工整。B型Ⅰ式陶鼎与侯马乔村墓地第一类陶器墓M49出土的陶鼎相近，年代应大体相当，约为战国中期。B型Ⅱ式陶鼎年代应稍晚，约为战国中晚期之际。A型Ⅰ、Ⅱ式陶鼎足部模印纹饰，且鼎体形制与B型Ⅰ式陶鼎相近，年代应大体相当，A型Ⅰ式陶鼎为尖底，形态应稍早，约为战国早中期之际，A型Ⅱ式陶鼎年代约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A型Ⅲ式陶鼎与B型Ⅱ式陶鼎形态相近，年代应大体相当或稍早，约为战国中期偏晚阶段或战国中晚期之际。

10座墓葬中出土陶盖豆的仿铜性亦较明显，B型竹节状校陶盖豆与侯马上马墓地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同类陶盖豆较为一致，应为本地区战国中期墓葬中陶盖豆保留的特有形态。A型陶盖豆的演变规律与本地区其它墓葬出土的陶盖豆较为一致，即战国中期至战国中晚期之际校部由粗矮变为细高，豆盘由深变浅。另外，Ab型Ⅰ式陶盖豆与侯马乔村墓地M626出土的陶盖豆相近，年代应大体相当，约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或稍早。

陶盘豆出现的年代较晚，晚于鼎、豆、壶、盘、匜组合出现的年代。10座墓葬中仅M13不出陶盘豆，说明M13的相对年代应较其它墓葬为早。陶盘豆的变化规律与陶盖豆的变化规律相若，B型竹节状校陶盘豆亦应是本地区战国中期陶盘豆保留的特有形态。

Aa型Ⅰ式陶壶与天马—曲村遗址M5074出土的陶壶相近，但形体较小，体现出较晚的特征，年代大体为战国早中期之际。Aa型Ⅱ式陶壶与天马—曲村遗址M5166出土的陶壶形态相近，年代应大体相当，约为战国中期。Ab型陶壶与Aa型Ⅱ式陶壶壶体相近，年代应一致，约为战国中期。B型Ⅲ式陶壶与天马—曲村遗址M5133出土陶壶相近，年代应为战国中期偏晚阶段，B型Ⅰ、Ⅱ式较Ⅲ式肩部更低，颈部更粗矮，体现出较早的特征，年代应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

陶盘、陶匜、陶罐的形制也与本区域其它战国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若，另外部分墓葬还出土有陶小壶、陶高足小壶、陶鸟柱盘等，这为本地区战国中期墓葬出土器物的典型特征。M44出土的陶簋和陶钵、M49出土的陶杯比较少见，似为本地特有。

根据以上形制分析和类比，可以将10座陶器墓葬的相对年代关系做一推断，即M13→M44→M40、M41、M47、M48、M49→M42、M50→M45。绝对年代M13约相当于战国早中期之际，M45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际，其余墓葬分别相当于战国中期的早晚段。

晋南地区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存已经有不少发现，本地区战国时期考古学分期年代框架已经初步建立，有学者对陶器特征做了深入研究。本区域战国早期墓葬中陶器器物组合就已经是以鼎为核心的鼎、豆、壶、盘、匜等构成的一套新的仿铜礼器组合。同属于广义晋南地区的长治分水岭墓地战国早期墓葬中陶器器物组合为鼎、豆、壶，未出现盘、匜，直到战国早中期之际才出现鼎、豆、壶、盘、匜的组合形式，说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不均衡性。

神刘墓地总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本次发掘面积不足百分之三，估计墓地墓葬总数量在2000座左右。本次发掘的战国墓葬有M7、M8、M9、M30四座墓葬墓主人头向为东，其余可判明的头向均为北，这说明神刘墓地可能存在不同性质的人群。第一发掘区基本为不出陶器的小型墓葬，而第二发掘区全部为较大规模的墓葬，这说明墓地是经过严格布局后使用的。M43、M44组和M45、M46组墓葬外围发现的围墓沟是继侯马乔村墓地围墓沟之后，在晋南地区发现的又一处实例。

神刘墓地表现出典型的三晋风格，其与天马—曲村遗址战国墓葬和侯马乔村墓地战国墓葬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又不同于洛阳、长治等地的战国墓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区域受晋文化影响显著。此次发掘的战国墓葬丰富了本地区战国陶器墓葬的分期年代框架，对于研究晋南地区晋文化的构成与演进具有一定的意义。

E N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