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潘家恩：如何缓解青年的精神内耗？怎样让青年有作为？

焦虑和内卷因为个体不可能

有效应对全球化解体大危机

潘家恩：近10年来，我们看到青年群体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出现普遍性的情绪问题，如“丧” “卷”、焦虑、失败感等，五花八门。这是个体的问题吗？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温铁军：首先，从大势上说，全球化解体大危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挑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融入全球化，进入21世纪后更是全面、深度地融入。这个融入意味着携带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以及这些年用国家资本推动的基本条件，进入到实际发生全球过剩的全球化过程。在这里我不细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对这方面的论述，就会得到清晰的结论。

进一步剖析，中国的全球化融入，实际上在客观上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延长了约20年的生命周期。原本可能迅速演化为崩溃性局面的全球生产过剩危机，因中国的深度参与而得以延后爆发。这一过程，一方面，确保了以美国及西方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够继续汲取全球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维持与延续；另一方面，却也将沉重的代价与成本转嫁给了全球范围内的后发国家，中国作为其中一员，承受了尤为显著的影响。

特别是在近年来，随着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及其后跟随的欧洲、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危机，此举虽短期内稳定了市场，却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而言，这直接导致了进口成本的上升，形成了输入性通胀，对实体经济构成了压力。实体经济难以跟上通胀的步伐，资金因此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与随后的过剩问题，成为当前经济结构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当前，这些累积的代价正集中显现，引发广泛的焦虑与内卷情绪，其根源在于个体难以独自抵御全球化解体大危机对中国造成的深远影响。面对如此规模的挑战，个体的力量显得渺小且无助，既无法有效应对，也难以仅凭个人智慧解析当前的困境，从而加剧了社会的普遍焦虑感。

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老一辈，我们是“活久见”。我们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危机，大家挨过饿；70年代的危机，大家上山下乡；80年代的危机，靠农村缓解了；进入90年代，又是连续的危机……这些经历让我们知道，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不过是以前发生过的危机的再现。它的程度可能大或小，后果可能重或轻，总之它是以往周期性危机的当代表现。

因为这次危机是全球化解体，所以它的影响面可能更大。我们因为“活久见”，所以能理解。但像年轻人，特别是80后、90后和现在的00后，他们正好处在没有发生严重危险的阶段。他们的世界观和经验不同。比如说，新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高增长正好被这一代人赶上了。如果你是80后，正好是20多岁开始就业，那时正赶上高增长，显得岁月静好。如果你是00后，正好是你的成长阶段，家里收入相对比较宽松，生活条件也比较好。大家都赶上了一个增长阶段，原来未曾深切感受过危机的阴霾，所以现在发生的各种情绪应该说是常态。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把以前发生周期性危机时，我们如何应对和调整的经验和盘托出，直接、直白地让人们了解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不是遮遮掩掩，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再一个就是解释我们现在的特殊性，为什么国家领导人强调应对惊涛骇浪，为什么强调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为什么要打造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甚至说要过苦日子、过紧日子？所有这些都应该明确地解释出来，而不是继续跟着从西方照搬过来的主流观点，讲中国的GDP如何如何。GDP虽然重要，但早在2004年，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要求各地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发展理念。当年就提出要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但相关部门并没有认真纠正不按照当年发展战略要求而出现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清晰的纠偏意识，所以讨论和调整就很难。

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我们不寄希望于主观，而是寄希望于客观。因为我们的主观无意识，甚至某种程度上具有主观故意，客观上才使得我们遭遇到全球化解体的大危机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必然是惨烈的。这个代价一定是巨大的，而且是转嫁的。我们作为后发国家的实体经济，接受了这种代价转嫁的客观性，将迫使那些在原来高增长的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粗放型增长中获利的利益集团受到严重打击。过去，利益集团不见棺材不落泪，现在大危机到来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受到直接的冲击和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才更有可能放下成见，接受反思的呼唤，进而考虑必要的调整。因为原来在高增长的黄金时期，当利益普遍增长，人们往往只追求短期投机收益，缺乏主动调整的动力。而今，唯有正视客观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当各利益集团在利益受损的切肤之痛下，才可能真心实意地接受反思的建议与调整的政策。我就做这么个判断，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全球大危机下，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潘家恩：刚才的讨论从个体的问题扩展到社会，甚至是全球的层面，相当于从微观到宏观。现在再回到微观层面，过去的20年，社会和时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群体也从80后变成了00后。这几年我们在西南大学发起了“乡村振兴田间行”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一位研究生男同学的故事。他原本是个“社恐”(社交恐惧)，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但到了村子里后，他从“社恐”变成了“社交恐怖分子”，特别喜欢与村里人打交道。我们在村里搞了一个村歌活动，他就积极参与并组织了村舞表演。这位男同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在总结时提到，村里的肖大爷是一个留守老人，通过肖大爷教他做饭、他教肖大爷用手机，他找到了感觉。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网络上风靡一时的《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而这位同学则以亲身经历撰写了《肖大爷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深刻诠释了乡村中那份质朴而强大的治愈力量。

仔细想想，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像肖大爷这样的人。屏南县四坪村有位画家沈明辉，他身残志坚的奇特人生和励志故事激励了很多人。在每年的硕博研学活动中，很多硕士、博士与他聊完后，心情都会平和下来。我觉得乡村有这么一个舞台，有这样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尖子生女同学。她接到的任务是村歌创作出来了，让更多人唱村歌。起初她开始教村民们唱村歌的时候，村里的嬢嬢们都说：“你们大学生会唱，我们自己五音不全，不识字，不会唱。你唱给我们听吧，我们给你拍掌。”她想了各种方法，最后自己“装傻”，说自己不会唱，求她们唱给她听。结果，嬢嬢们真的开口唱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位女同学觉得自己重新发现了自己。

正如温老师所说的，自以为轻和自以为非是需要有契机的。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去做金字塔的塔尖，但如何从塔尖到普通人，这个过程很重要。再比如，在重庆巴南区鱼池村短短的三个月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一些乡建青年成为了鱼池村的新村民，成为“云村民”中的一部分。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物极必反。哲学家波兰尼也提出社会反向运动，这个世界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在新的时代，一方面乡村中存在留守和空心化问题，让人感到绝望。就像20年前温老师在讲座中给我们展示的那张照片：一个老奶奶带着一群孙子，用嘴吹火苗不让它熄灭。这让我感到悲情，这就是农村的现状，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些农村只剩下留守的老男人，因为留守妇女陪孩子去乡里上学了。

但回看这20年，甚至百年，乡建难道不是从这些平常人、弱势群体开始的吗？农村被掐走了“草尖”，同样依然有“草根”。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如何与他们互相影响和交错？我觉得，20年前是这样，今天的乡村振兴或新的时代，是否也可以继续？这不仅为乡村青年，也为普通的城市青年提供了可能性。

温铁军：这个话题还是要与大势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当我们的城市化叠加工业化、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达到一定的量值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巨大的负外部性，也就是副作用，实际上也在明显发挥着作用。

今天大家都知道，由于前一段时间房地产过热，特别是地产资本金融化所带动的高增长，正在显现出它的代价和成本，以及它的反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降温甚至熄火，会导致数以万计的产业跟着降温，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面对这种大危机，人们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现在已经建成的商品房够全国5.8年消化，也就是说，在未来5到6年时间内，房地产业不会有崛起的机会，它所带动的其他产业和就业也不会有明显的缓解条件。因此，我们需要准备好面对一个长期相对困难的客观过程。

与这种大势相比，出现了另一方面的“反者道之动”：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人群下乡。一方面，人们认为在农村从事农业似乎是负效应，但另一方面，又看到农村中的百业兴旺，真正实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农人已经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现象，并且得到了相当的肯定。新农人中的新青年也会成为创业创新的主力。

我们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只要我们把农村特别是生态化转型、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当成落实“两山”新经济格局的一部分，青年人在农村是能够找到广阔天地的，是能够有创业创新的机会的。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大量的例证说明，现在推动城乡融合，鼓励青年人在农村创业创新，应该说成功者是满天繁星；虽然有个别陨落的流星，这种情况难以避免。但我们不应将少数负面的案例当成主流，而忽视大量已经发生的正面案例和主流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个过程，思考如何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要把城乡融合发展

大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潘家恩：我们看到，一方面现在乡村振兴如火如荼；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乡村中非常需要人，但所需要的人却到不了乡村。包括很多年轻人，他们很多是悬在半空中。青年返回乡村生活和创业的道路仍然有很多困难。我觉得这肯定不能说只是年轻人的问题。我们都说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么，政府、社会和高校，特别是培养人的机构，应该做些什么？

温铁军：首先，政府要认真贯彻城乡融合的国家重大战略。国家已经提出“城乡融合在新型县域经济中率先实现”的政策，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各地并没有真正出台有利于城乡融合，特别是有利于市民下乡的政策。

2023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鼓励引导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五退”人员回乡定居，推动人才下乡、资金下乡、技术下乡，汇聚各方力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但这个文件刚出台，就引起了那些主张加快城镇化才是出路的主流理论界的强烈批评。批评者担心这些人下乡会抢夺资源，却不谈现在农村有大量的撂荒资源、大量的撂荒地和各种各样的可开发资源。他们先入为主地认定下乡的群体是强势群体，会带来负面影响。

其实，历史上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都有严重的困难，主要是交易费用问题。

现在大部分地方政府并没有出台鼓励城乡融合，尤其是鼓励新农人发展的相关政策。只有少数地方有一些尝试，比如北京密云的金叵罗村，村里有一个合作社专门对接新农人，他们给新农人组建了生产队，按照原来集体经济的管理方式开展业务，这个村现在已经是有名的旅游乡村了。再比如福建屏南县的四坪村，他们建立了村民组，选出村委会副主任代表村民利益，与村内其他精英群体协调。这些都是村级自发的创新经验，但并没有被任何一级政府作为重要政策出台。

2017年，武汉市曾出台《关于开展“市民下乡、村民进城”活动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措施(暂行)》，鼓励充分利用农村空闲农房，以租赁、合作方式创业创意、休闲养老养生，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其中包含20条具体支持政策，被称为“黄金20条”。但随后不久，这个政策就被搁置了。人们并没有积极贯彻落实城乡融合战略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官方各部门仍停留在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粗放型数量增长模式中，各种政策仍有利于这种增长模式。这导致完全转向新阶段，强调新理念(“两山”理念)，打造新格局的政策出台甚少。

因此，第一是提醒各有关部门务必紧跟中央的战略调整方针，出台符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原则的相关政策，鼓励城乡融合成为主流趋势。

第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在新质生产力要素中什么是耐心资本。要在农村推进创业创新，一定要改变过去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业态模式和规章制度，要让他们转型到服务新质生产力上。城乡融合、市民下乡就是新质生产力，他们带去了大量的创业创新能力，但却没有相应的金融扶持。他们只能靠自己的积累，尽管他们的积累率相当高，但也同时要求我们配套相关的政策，特别是和耐心资本有关的金融机构的投入。

第三，希望我们的教育、文化、思想和理论各个相关方面要更多地朝这个方向调整，而不要再坚持以往全盘美国化和全盘西化的发展思路。

这三个方面的调整结合，也许才有利于我们现在新阶段所出现的新业态的发展格局。

潘家恩：这也是呼应着梁漱溟在1937年提出的“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城乡是一个整体，必须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中国式现代化，或者中国的方式，将新型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相结合来建设社会。在今天，市民下乡其实是社会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今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要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我们要以城乡融合推进乡村振兴，这一点非常清晰。

我到过北京金叵罗村、成都铁牛村和福建屏南四坪村调研。我发现这些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新的时代，乡村具有多种功能，不再只是生产功能，还包括生活、生态和生命的康养等功能。今天的乡村和城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地方有好山好水，但也可能好寂寞。如何不寂寞呢？这说明其实乡村有巨大的空间和需求。现在农村中建了大量的农场，还需要经营。经营需要人才，而年轻人会很多本地老农人不会的东西，新农人可以带来新的技能和知识。现在是有变化、有需求，同时有硬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社会和高校都有很多可做的空间。政府要为主动下乡的人开扇门，为在地建设搭平台，同时也要未雨绸缪，为被动返乡的人留条路。现在大量的人可能暂时回不来，但五到六年后，他们迟早会回来。那时候怎么办？不能等他们回来后发现土地等资源已经被流转出去，完全没有归属感。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去找政府，那时候政府怎么办？这是我们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

温铁军：首先得说清楚，因为农村中实际形成的“两山”资源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量，不可能被现在这几千万下乡的人就占满了。这几千万人下乡顶多消耗不到10%。乡村还有90%的巨大空间，生态资源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这是第一。

第二，不要觉得好山好水好寂寞，人们往往觉得寂寞是个坏事，但某种程度上，它恰恰是有利于康养的。将来我们可能会把寂寞作为一种康养资源。在这里，除了鸟的声音，你听不到人世间的嘈杂，给你一个完全静下心来康养的条件。这些今天我们认为是问题的东西，随着“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不断落实，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

只要我们坚定地看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方向，只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乡融合的发展方向将会带来很多积极因素，缓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

潘家恩：现在教育产业化模式显然暴露了许多问题，高校面临教育改革。那么，高校的改革可以做些什么，才能让乡村和青年实现双向奔赴呢？

温铁军：其实，整个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后，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高校属于相对保守或慢变革的部分。高校不会那么积极、主动、自觉地先行变革，它是在整个经济基础发生重大改变之后才会变革，是慢变量、慢变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变革。这是第一个观点。

接着看第二个观点：因为高校变革慢，具有阻碍作用，所以它很可能会被历史车轮甩下来。什么意思呢？比如当人们开始用AI来撰写各种规范论文时，AI的水平比一般学生甚至教师的水平要高。原来靠垄断信息来收费的模式，现在信息不再垄断，打通了，各个领域的信息被AI打通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早已不再是课堂，课堂的作用越来越弱。

客观来看，数字化推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关系变革，包括对教育部门的冲击，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时候，除了紧密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教学方法可以帮助青年人积极进取之外，大多数依靠教科书拼模型的方法都会被新的数字技术所促进的教育方式变革所摧毁。所以高校如果不变，它很可能被新的方式所替代甚至摧毁。

因此，我希望大家注意，有些利益群体的代表者固守着他们过去用自己的方式获得的既得利益，但这将严重阻碍他们所分管或控制的领域变革速度，放慢速度的结果是自取灭亡。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客观演变过程。

版面编辑：小雨

责任编辑：弘毅

总编辑：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