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变局将迎来尾声？谁是背后的真正“输家”？
时事
2024-12-21 18:02
北京
1. 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不久，反对派就立刻获得了几乎所有国际社会上敌对方的初步认可和接受。将反对派主体力量“解放叙利亚”阵线列为恐怖组织的联合国、美国、欧盟都逆转此前立场，迅速与其进行接洽。2. “第六次中东战争”的时代背景与冲突阵营与过去完全不同。以色列此次的主要对手不再是几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军，而是由伊朗和叙利亚两个国家及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泛伊斯兰主义色彩更加浓重的“抵抗轴心”。3. 巴沙尔政权垮台出乎各方预料。以色列或未料到叙利亚如此不堪一击。而叙反对派攻下大马士革后，也表示无意开启新的战争，不与以色列为敌。“抵抗轴心”全线溃败，“第六次中东战争”有望接近尾声。4. “第六次中东战争”的表面赢家是以色列和土耳其，表面输家是俄罗斯和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扩大了对叙利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但也增加双方竞争和摩擦的可能性。俄罗斯虽然略失颜面，但也可以更聚焦俄乌冲突。伊朗的势力范围被迫收缩，且可能面临国内政党和民众的压力。作者 |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马晓霖12月18日，叙利亚首都沦陷和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仅10天，尚未稳握权柄的反对派即获得所有敌对方初步认可和接受，这种罕见的“政治特惠”让人感觉眼花缭乱，甚至有些难以理解。且不说10天前还在与反对派武装直接进行对抗的俄罗斯和伊朗瞬间变脸与宿敌捐弃前嫌，即使是将反对派主体力量“解放叙利亚”阵线列为恐怖组织的联合国、美国、欧盟也都逆转政策，选择性忘记其长期作恶的前科而快速当面接洽，并准备在联合国2254决议框架下共同推动“新叙利亚”的建构。如果说，延续一年多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深刻改变中东格局，“叙利亚战争2.0”作为巴以冲突的“黑天鹅事件”将进一步推动这种格局裂变。新一轮巴以冲突自去年10月7日爆发并引爆“第六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是地道的混合战，包含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七线作战”，以及我所定义的“第八战线”即以色列与联合国之间的文攻武卫。我愿意肯定“第六次中东战争”这个判断与冠名，在于这场战争从延续时间、波及范围、参与力量、人员伤亡及物质损失，以及对世界安全与稳定造成的冲击，都堪称不折不扣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也是不同于1948年至1982年期间五次中东战争的新型中东战争。前五次中东战争始于1948年的巴勒斯坦分治，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冷战格局尚未形成，因领导世界打败法西斯轴心而快速晋升第一大国阵营的美国和苏联，试图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将传统的三大霸主，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挤出中东，进而确立新的地区格局和力量体系。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新近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数量有限且缺乏团结，导致巴勒斯坦故土被作为列强私产强行分割并赏赐给犹太人建国，补偿欧洲对他们的长期迫害与屠杀。以色列建国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原住民构成极大不公，因为近两千年来犹太人并非巴勒斯坦主体原住民，列强却以联合国名义将“以色列国”强加给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即我们今天熟悉的巴勒斯坦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美苏又联手挫败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的联合侵略，使江河日下的大英帝国进一步丧失对东地中海地区特别是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此后，1967年的“六五战争”、1973年的“斋月战争”和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均为美苏争霸中东的代理人战争，阿拉伯国家或追随苏联试图收复失地，或隔岸观火明哲保身。但无论如何，以色列是百分之百的“中东孤儿”。“第六次中东战争”的时代背景和冲突阵营完全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冷战结束40余年，苏联继承者俄罗斯因聚焦俄乌战场而实力明显受损；美国则一如后三次中东战争，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协防以色列；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作壁上观，避免卷入以色列为主角的这场新战争，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甚至在4月的伊朗空袭中协防以色列。“第六次中东战争”中的以色列主要对手，不再是几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军，而是泛伊斯兰主义色彩远浓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抵抗轴心”。对前五次中东战争置身事外的伊朗巴列维王朝早已作古，1979年通过革命上台的伊斯兰共和政权，在其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和谋求中东超级大国地位的双重动机驱动下长期与以色列展开代理人战争和影子战争，此番被以色列通过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外交机构和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领导人而倒逼至前台，被迫浮出水面。1973年后一直与以色列保持冷和平的叙利亚原本无力单挑以色列，更因13年内战而四分五裂，在这场战争中只能被动扮演以色列与伊朗对决的热战场。伊朗和叙利亚两个国家行为体，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武装、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等四大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承担起对抗以色列的主体角色而形成“抵抗轴心”。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继续协防以色列，并通过制裁、遏制伊朗和叙利亚，借助有限军事行动打击和牵制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小心翼翼避免战事升级和扩大，尤其避免将自己拖进这场中东地区的世纪大战。而“解放叙利亚”联盟、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阵线”等边缘角色则在后期乘虚而入，卷入这场原本与它们无关的新中东战争，轻而易举地摘取一枚丰硕果实，出人意料地推翻巴沙尔政权。第一阶段为9月之前的一整年，主战场是加沙地带，以色列聚焦对巴勒斯坦的“南征”。第二阶段为9月至11月底的两个月，以色列聚焦对黎巴嫩的“北伐”，重点消灭真主党的领导集体和有生力量，摧毁其基础设施，切断其通过叙利亚而与伊朗建立的战略通道。第三阶段为11月底至12月9日，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停火但又彻底摧毁其进出叙利亚的陆路口岸，并重点轰炸叙利亚西北方向的军事防线，使兵力原本不足且战斗力和意志力严重退化的叙军阵线彻底崩塌，为半年前就打算发动攻势的反对派混编力量扫清东进南下的障碍，加速大马士革政权的土崩瓦解。“第六次中东战争”导致巴沙尔政权垮台，出乎各方预料。也许以色列只是想借反对派力量进一步挤压大马士革政权的控制地盘，削弱“什叶派之弧”和“抵抗轴心”。反对派力量也没有料到对手如此不堪一击，没有料到力保巴沙尔政权的俄罗斯和伊朗势同强弩之末，抑或它们三方已通过土耳其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下进行了利益置换，最终联手终结了巴沙尔政权。巴沙尔政权“猝亡”至少让美国和以色列始料不及，于是，美国动用B-52战略轰炸机等重武器对“伊斯兰国”武装残余势力和控制区进行猛烈轰炸；于是，以色列使出“洪荒之力”彻底摧毁它容忍几十年的叙利亚国防力量以避免落入新政权之手，并扩大对戈兰高地的非法占领而迫近大马士革以便拓展防御纵深。理由很简单，“解放叙利亚”联盟的母体是“基地”组织，意识形态是“圣战萨拉菲”，而美国和以色列是其天然的战略和终极敌人，是必须彻底毁灭的“邪恶势力”和“新十字军”。相比于志在收复被占领土的巴沙尔政权，以及借由中东问题扩大地缘影响力的伊朗伊斯兰政府，谁是最危险和最致命的敌人，答案一目了然。“第六次中东战争”引爆“叙利亚内战2.0”版的连锁反应，更导致世界公敌“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意外获胜，这是令人震惊的戏剧性变化和让人哭笑不得的巨大讽刺。但是，这部新中东战争变奏曲的诡异之处在于，拿下大马士革并称之为“伊斯兰胜利”的新主人，竟公开宣布将不与以色列为敌，也无意开启新的战争，而是乐意与所有各方建立正常关系并聚焦稳定、发展和民生，仿佛魔鬼一夜之间变成天使。“第六次中东战争”有望接近尾声，并可能最终收官于哈马斯释放人质并与以色列达成长期停火，因为“什叶派之弧”已半身不遂，“抵抗轴心”全线溃败，中轴点大马士革政权改旗易帜，酷爱以色列的特朗普也即将执政。舆论关注中东第一焦点将由巴以冲突的起点加沙地带而转向大马士革，审视其新政权能否稳定基本盘，能否很快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曾经的战略死敌美国、西方和以色列达成和解，能否根据安理会2254号决议组建起包容性过渡政府，重启宪法修改进程并最终共同建构一个多民族、多教派共存以及多方利益实现平衡的新叙利亚。从理论上说，被“五马分尸”的叙利亚如何转型，不完全甚至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大马士革新主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介入叙利亚事务的美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以色列乃至一度被挤出去叙利亚棋局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如何讨价还价。这是小国无法自决前途的历史经验所在，是大国博弈中东的现实必然所在，更是中东问题迟迟不能系统解决的障碍所在。“第六次中东战争”的表面赢家是以色列和土耳其，因为它们扩大了对叙利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但是也增加了双方的竞争与摩擦，使传统的以阿矛盾、以伊矛盾两大维度之外增加了以土博弈。从长远看，也必然增加以色列和土耳其两个中东国家对有限资源的持续开销乃至透支，并有可能成为它们地区扩张政策的新滑铁卢。“第六次中东战争”的表面输家是俄罗斯和伊朗，因为它们失去一块长久单独影响和深度控制的中东枢纽之地。俄罗斯由此暴露无力开辟第二战场的实力局限，也由此放弃了作为全球大国的影响力，至少在中东这个传统轮盘上沦落为普通玩家，勉强争取和维持军事基地的存在。伊朗由此暴露了地缘野心远不如国家实力的致命弱点，丢掉了苦心经营40多年的“什叶派之弧”西翼，折损了付出极大代价的“抵抗轴心”，势力范围被迫历史性地收缩到两河流域，无望重新打通叙利亚走廊而将触角达及东地中海地区。当然，对俄罗斯而言，丢掉叙利亚未必伤筋动骨，无非是失去昔日一流地缘与外交大国地位和颜面，可以聚焦俄乌战争而力保既有成果并谋求与美国达成某种均势，甚至将外交与战略重点转向亚欧东方和全球南方来拓展影响力，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对伊朗而言，作为“什叶派之弧”和“抵抗轴心”双重领导者蒙受重大挫折，尤其是丧失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传统影响力，不仅意味军事和外交重大乃至羞辱性失败，还可能引发国内改革派、温和派对保守派和强硬派的政治问责，刺激民众的愤怒和不满，对长久奉行的外交与战略合理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六次中东战争”的余波将不止于叙利亚，很可能会冲击伊朗政体的稳定并使其面临艰难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冒险延续几十年一以贯之地否定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存在的伊斯兰革命政策，还是逐步改变国策并淡化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以务实之姿逐步认可并拥抱中东和平进程，通过改变中东整体地缘环境向宽松方向发展，最终推动以色列放弃阿拉伯被占领土而实现地区跨越式的大和平、大和解与大和谐，共同走上谋求稳定、发展与繁荣之路？对巴勒斯坦特别是哈马斯等激进力量而言，延续一年多的第三次大劫难使巴勒斯坦人民元气大伤，能否抓住北京和解成果并真诚地归于巴解组织统一领导之下，通过诚心诚意的和谈来获得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回归，以及东耶路撒冷的共有与共享，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达成后的巴以冲突有望根本解决的第二次历史窗口，也是巴勒斯坦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和战略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