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棉兰江夏公所采访札记
一
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先生。
黄德新和黄印华——黄氏的精英代表，都是印尼华社有影响力的人物。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恢复常态，城乡宗祠陆续建立，我们这代人才在传统文化的回归中，逐渐懂得了这样的道理：树有根，水有源，姓氏不仅是文明的曙光，是血缘的标志，也是婚姻的纽带和部族的开端，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的根基。只有家族繁衍的生生不息，才有国家命脉的延宕流长。
尽管如此，在国内生活这些年，我对宗亲文化的了解，仍然只停留在书本中阐述的理性层面上，而缺乏身临其境的感性认识。再后来，我来印尼采访写作，惊奇地发现，当地华人对于祭祖敬宗的重视及隆重程度，远超中国内地。
比如在雅加达，几乎各大姓氏华人都成立了本姓氏的宗亲会，大部分建筑或购置了自己的祠堂或者会所。每年举办两次祭祖仪式,称为春秋二祭，活动前一星期，各宗亲会秘书除打电话发短信通知以外，一般上还会在中文报纸刊登启事，召集宗亲会员届时参加。
每逢春祭、秋祭，各报也都不惜篇幅，连续几天整版发表各宗亲会祭祀活动的图片报道，声势热烈。我本人在万隆也应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之邀，参加过该会百氏祠举办的秋祭大典。情景如下：
大堂之上，各宗亲会十多位头领，及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主祭鱼贯而入，率众到场，肃立于百家姓列祖列宗牌位前：“奏——乐！”司仪一声高叫，国乐队奏响《将军令》，众人以三献古礼祭拜百氏列祖列宗。站在前面的，多为上了年纪的人，脸上皱纹深刻，神态坚毅而迷离，看过去一片白发苍苍，眼神里流淌着执着的信仰的光芒。
除司仪外，还有一名唱诵祝文的唱礼人，好像唱歌一样，用方言喊出华夏古音，悠长而又激昂虔诚的声调，顿时把大家带入慎终追远的情境中。祝文宣读称颂祖先丰功伟绩，群情虔敬，庄严隆重。
置身其中，你可以更加真切感受到，这种在海外保存完好的，特殊形式的中华家族文化，在漫长岁月里是怎样影响了南洋千岛的华人同胞。
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之间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传递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
对于数以千万的海外华人而言，由于离开了孕育中华文明的故土，这种本民族特有文化的传承就显得更为重要。我由此想到的是，华人正是凭借这种历史悠久的姓氏家族文化，普天之下各地宗亲，无论是远隔重洋从未谋面，或者是近在咫尺朝夕相处，因为有着同样的姓氏，便彼此明白源自同一个家族，并不约而同祭拜同一个祖先，不管你身居何地，贫富贵贱，都可以通过这座桥梁找到自己心灵的家园。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多么奇妙而温馨的现象啊！它使我这个在中国长大的现代人，为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感到由衷骄傲。
祭典活动结束，万隆各姓氏宗亲代表列队而行，再次敬拜并且向先祖神位告别。
二
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在棉兰江夏黄氏秋祭活动的见闻上。
当天上午9点半，飞机平稳降落棉兰机场。当地江夏会所前来迎接黄德新宗长的宗亲朋友，早已等候在此。驱车去酒店的路上，沿途树木葱郁，绿荫盖顶，美丽的街景令人愉悦。这座仅次于雅加达和泗水的印尼第三大城市，是华人在印尼的主要聚集地，也是印尼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城市，总人口大约200多万，华人50万左右，大街上华人开的店铺、酒家比比皆是。
据说，1997年前的32年内，印尼没有中文学校，没有华文报刊，社会上禁止讲华语，华人禁取华文名字，但在棉兰，大街上一直有华文字的商店招牌，此地华人通行福建（闽南）话，因此它也是印尼大城市中讲华语比例最高的地方。
由于邻近马来半岛的地理要冲，使棉兰汇聚了来自荷兰、马来、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多元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
我们在下榻的酒店安顿好之后，稍事休息又继续赶路，在酒店，我们还结识了另一位来自雅加达的黄姓知名人士——印尼《国际日报》总经理黄国栋先生，他为报馆的公事而来，此时忙完公务，也将参加本地黄氏宗亲的秋祭。
印尼鹰航雅加达至棉兰班机上的漂亮空姐。
当年的棉兰波洛尼亚机场候机大厅简朴庄重，富有马来民族特色。2013年这座老机场退役，如今现代化的瓜拉纳姆国际新机场（KNO）比老机场至少大十倍以上。
老机场附近的大街上，彰显着马来人建筑风格的艺术塔。
正在沉思中，车窗外，一片中国式的坟茔，一下子映入眼帘，我抬起了头，睁大眼睛使劲看：一块足球场大小的荒地上，那种用黄土和水泥砌成的坟墓，一座连着一座；坟头是鼓凸的圆型，一块又一块高低不同、写着中文汉字的墓碑立在坟前。
这是我们海外华人的前辈长眠的地方啊！——蓦然间，一股久违了的感情的潮水在我心头哗哗升起，这其中，有几分说不出的震撼，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
车子放慢了速度，向左一拐，进入坟场旁边一个围墙的大门，一座古朴简单，却不失庄严的建筑矗立在面前，拱门上方，一块牌匾，上写“江夏义亭”四个大字，左右楹联写的是：“江汉朝宗流派远，夏禹治水福源长”。
我恍然大悟，原来，举办祭祖仪式的棉兰江夏堂，就设在黄氏先人的墓旁。
那么，天下黄氏，为何都把自家宗祠称为江夏堂呢？
这就涉及到中国家族文化的“堂号”问题。华人向有好名的习惯，凡事讲究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自古以来，人们始终把家中之厅堂和一族之祠堂，看做一个很庄重的地方，因此要为其取上一个雅训的名号。这名号，就是堂号。
我曾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专有的堂号，如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朱姓的“紫阳堂”，郑姓的“荥阳堂”，姜姓的“东齐堂”等。而堂号之由来，一般是以该姓氏发祥地的郡（地）名为堂号，比如黄姓，“追本溯源，乃黄帝直系后裔。自南陆‘受封于黄，以国为氏’，迄今近4600余年，繁衍160余代，汉代以后，发源于古时江夏（湖北武汉、荆州一带，故今天海内外黄姓子孙都自称江夏黄氏、江夏堂和黄江夏堂。这堂号，一经形成家族文化的一种符号标志，便具有了浓厚的宗亲色彩和团结血亲的精神凝聚力量。
话休赘述，再看眼前。
上百位棉兰黄氏宗亲的老少爷们，正在一间大厅里忙碌着。见到本届“世黄”的掌门人黄德新宗长亲临现场，大家都很高兴，认识和不认识的，纷纷簇拥上来，握手问候，随意而亲热，我和小孟这两个外姓人也完全被这种自家人的温情所包围，不由得心里一阵感动。黄德新先生微笑着，他不时和在座的长辈们说一些家常话，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激动与欣慰的神情。
这间大厅的屋顶之下，左侧和后边有墙，另外两侧则只有立柱，厅内正中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桌子上则摆满了酒肉糕点和瓜果等各种祭品。人们在此焚香祷告，拜过诸神和黄氏始祖，再遥对墓地，祭拜逝去的长者。
一切都按照古老的祭祀程序进行，风俗仪式，与万里之外的福建祖籍地并无二致。
我又把目光投向那一座座坟茔，除了附近随风摇曳椰树和芭蕉叶，让人感觉到这是印尼之外，其它景物，如同在中国有人描写的扫墓祭奠情形一样，但见“墓园青青，香烟袅袅，红烛高烧，素果芬芳。”
在厅堂里烧香之后，黄氏宗亲们又扛着比人还高，像小树一般粗细的大号香烛，陆续走到墓前，插在亲人墓旁的地上。有人站在那里，把一大摞纸钱一张张点燃，默然无声地投放到墓边的砖池里。旁边有一群看热闹的印尼小孩，无忧无虑地跑来跑去。
祭祀先人的黄氏宗亲们在坟场香台上点燃香烛。所谓“薪火相传”，中华传统文化的香火就是这样在异国他乡的南洋群岛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眼前的情景，也勾起了黄德新先生遥远的记忆：“今天这种在墓地祭祖的情形，我还是在儿时经历过，那时候我大约10岁左右，被父母从椰城送到苏岛楠榜的一个堂伯父家里上小学。楠榜也有这样一座墓园，当地华人许多姓氏的先辈都埋在那里，附近有条小河，风光比这里更好。每逢春秋祭祖，大人们去墓园上香，我们小孩子就会跟着去玩，踏青撒欢，还有好吃的东西，也会跳到小河里面游泳，很有意思。啊！我那时整天就盼着什么时候再去祭祖……
黄印华先生来了，这位棉兰黄氏宗亲会的主席，也是当地各华社的主心骨之一。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医生，后来从商事业有成，便投身于为公众服务的社会活动中，劳神费力，无怨无悔。
黄印华告诉我，1965年印尼“九三0”事变之后，到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的32年间，苏北省乃至全印尼所有华社和宗亲会所都被迫关闭或没收了，唯有这间始建于1922年的棉兰江夏义亭，在其前辈侨领和政府的据理力争与周旋下，得以保存完好，并一直坚持举办祭祖活动。
棉兰黄氏的这段在严酷形势下仍顽强保留了华社火种，并传承至今的历史，让人不能不为之肃然起敬。而黄印华本人，从1978年被推选为江夏公所主席到现在，一干就是18年，“那时我才30多岁，现在头发也开始白了。”这期间，捐资出力，他自然是一马当先。黄印华笑言：“我们这些人赚了钱，从来都是左手进右手出，为了宗亲华社，还有这个国家，钱这样花才有意义。”
祭祖仪式的尾声，是按照棉兰江夏公所特有习俗，以一边报捐款人花名册，一边由主持本年度祭祀活动的“炉主” ——在香案前用扔“心杯”的方式，确定明年春秋祭祖的新“炉主”。
所谓“心杯”，——乃是我们在中国寺庙抽签时常用的那两个木块。一位戴眼镜的宗亲长老，每大声念出一位宗亲的名字，香案前肃立的本届“炉主”便虔诚地用双手将“心杯”——那两个合在一起的木块举过头顶，然后掷于地上，如果落地的“心杯”一正一反，即为有效。如果“心杯”在某位宗亲的名下连续五次都是一正一反，那么他就将光荣地成为棉兰江夏明年祭祖的“炉主”。
黄氏宗亲长老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听从地下祖先的旨意。而且“每年的结果都很公正，大家都服气”，他们因此更加坚信祖宗有灵。
哲学家冯友兰说过：“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谁都清楚，祭奠的酒馔“一滴何曾到九泉”，但我们却相信亲人、先祖能够领受我们的情意与祭奠，这种庄重的仪式是一种情感的、诗意的、道德意义上的真实。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的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正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幸福和动力。
祭祖仪式结束，人们就要离开江夏义亭，我回过头，又深深望了一眼那里的墓园。几百年来，这些从中国来的前辈在此奋斗生活，成家立业，最终没有回去，正如江夏先祖峭山公遗诗中所写的那样：“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尔思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
这是一种何等潇洒豪放的情怀！
他们的后代也将在印尼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永久生活下去，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棉兰的黄氏，印尼的华族，我们亲爱的同胞，无论还会遇到多少风雨，都将在这历史必由之路的选择与转变中，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四
事实上，除了郊外的黄氏墓园和江夏义亭外，棉兰江夏公所日常的活动场馆，位于市中心一条宽阔却安静的大街旁。这个会所占地约1200平方米，里面设有医疗室、会议室、乐器室、舞蹈练功房，还有一个摆放着几张乒乓球台，并可以进行羽毛球比赛的文体小礼堂。整个会所，称得上是设施齐备，条件良好。
棉兰江夏公所成立于1907年，明年即将迎来百岁华诞。老会所建在一条商业街上，逼仄狭小，满足不了宗亲活动的需要。在当家人黄印华的精心运作下，1992年以200多吊印尼盾（当时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的价格，把现在这里的地皮和住家一并买了下来，而如今这栋房子早已升值了不止10倍。江夏公所算是添了一笔不菲的家产。
热心的主人带我们参观了会所的每一个角落，从琳琅满目的锦旗、奖状和奖杯中，以及众多照片资料上，足以让人感受到这个华社丰富多彩的会务活动和辉煌悠久的历史轨迹。就连黄德新先生这位首都来的华社大佬，也不禁对棉兰江夏公所的会务由衷赞叹，深表钦佩。
这其中，有两项坚持多年的社会公益活动，堪称棉兰黄氏宗亲的形象品牌。
其一，是会所诊疗室几乎天天开放的义诊活动，不仅面向黄氏宗亲，更主要服务于当地印尼友族中的贫困人口。据负责会所财政事务的黄忠南先生介绍说，诊疗室一开门，每天至少迎来三四十个患者，大部分是原住民。他们在这里看病拿药，会所每次只象征性地收取2000盾费用，还不足人民币2块钱。
“如果患者有困难，我们连这2000盾也给他免了。”黄忠南先生说：“这点钱当然不够看病，因此诊疗对象吃药打针的钱，大部分还是由会所从大家捐助的公益费中补贴开支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主持医务室工作的女医生，正是会所主席黄印华先生的太太，夫妇俩都如此热心公益事业，堪称是一对难能可贵的贤伉俪。
黄印华[右]在江夏公所办公室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图片来源 中国新闻社）
其二，该公所拥有一个誉满千岛、名扬故国的“江夏乐龄合唱团”。这个由52人组成的合唱团，除两名年轻的钢琴师外，其余团员均已超过50岁，因此取名为“乐龄”。
这合唱团的成员虽然已到“乐龄”，但演唱水平之高和走过的“码头”之大，却是让人不敢小看。除了在印尼演出跑遍全国，组建十余年来，他们还多次参加国际合唱节的比赛，而访问演出最多的地方，当数大家的祖籍国——中国。1999年至今，棉兰江夏乐龄合唱团先后在中国许多城市举办了“棉兰星星索之夜”专场歌舞晚会，所到之处，倍受观众喜爱。前几年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他们曾专程前往，登台献艺。
我从该团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了当时的演出盛况——身着鲜艳的印尼民族舞蹈的女团员们，在台上婀娜起舞，台下的露天场地里，至少挤满了上万名热情的观众引颈眺望。
2006年7月，在厦门举办的第四届奥林匹克国际合唱比赛中，乐龄合唱团又一举夺得银、铜双奖，为印尼赢得了荣誉。
合唱团之所以成为棉兰江夏公所的一张耀眼的名片，与该会人才济济、兼容并包的办会宗旨不无关系。团里不仅拥有自己的词曲作家，并专为合唱团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而且网罗了棉兰华人中最出色的男、女高音歌唱家。这些专业人员不一定都是黄氏宗亲，但同为印尼华族，招贤纳士，为我所用，江夏的美名因此更响。
当晚举行的文艺演出，使我真正感受到乐龄合唱团的演唱，犹如清风吹来天籁之声，令上千名观众一次次陶醉，其艺术功力果然名不虚传。
乐龄合唱团在当天晚会上演唱了印尼民歌《星星索》。
棉兰江夏公所主席黄印华的父亲黄老先生为黄氏子弟中的优秀小学生颁奖。
这一天的见闻令人难忘，这一晚的时光如此经典。我知道，在印尼各地华社，此类活动数不胜数，但我仍然为此行赴棉兰江夏公所的采访，涌起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动。
此时，夜已深，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很长，应该结尾了，可我还有言犹未尽之意。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靠个人与家族及姓氏宗亲的传续来完成的。假如没有这种传承，历史将是苍白、抽象而没有人情味的。
棉兰江夏公所等印尼华社的祭祖仪式及其他活动，便成为华族与故土文化连接的精神脐带。这种传承，不但使海外华人的身份清晰而神圣，还会让我们获得面向未来的力量。
因为有华社，才有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印尼与中国才会拥抱更多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