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我深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和有意识的培养，感到无限幸福，终身受用。他总能提出我所没有想到的事。我记得有一个叫王世芬的烟花厂女工，因为一次事故，除了头皮和脚底外，全身严重烧伤。到医院后，总理点名让我主持这个治疗工作。可是我所想到的事情远远没有总理想到的多，我们只是考虑治病。总理说，你们要知道她烧伤以后不能出汗怎么办？记者经常去打扰，你们是怎么安排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总理的细致认真是我们没法比的。总理还多次派我担任外国元首的医疗工作。这是对我的信任和培养。
周总理出生在1898年。他曾说，那年是“恩科”。古代举行科举考试有一定的规律，几年一次。统治者根据需要也可能另外加一次，这就是“恩科”。总理说他之所以叫“恩来”，就是这么来的。
周总理的记忆力特别强。可是每次接见外宾，他都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事前查一下他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说过些什么话。很多外宾见了总理以后都感到非常惊讶，说总理什么都记得。的确，总理的记忆力很好，可是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勤奋，非常认真，对国家的事情一丝不苟。总理聪明过人，记忆过人，他对任何事情始终持有认真精神。
周总理、邓大姐对公事、私事分得非常清楚。对公事，邓大姐从来不问，甚至连总理的办公室她都不进。总理外出时就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邓大姐。等总理一回来，邓大姐就把钥匙交还总理。他们就是这么严格。
总理逝世以后，联合国破例下半旗致哀。这正是因为总理的伟大精神感动了全世界。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周总理不仅对当时国家最重视的科学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对一些长远的问题也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在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就是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现在谈到这个论点，大家觉得很正常，但在那个时候提出来，却需要有远见卓识。在这次知识分子会议上，总理还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加强理论研究。我把他的话重复一下：“为了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当保持适当的比例，并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这段话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科学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理不仅提出理论观点，而且身体力行。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3页中，记载了周总理做过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中国科学院张文裕教授等18个人联名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及时加强对高能物理的研究。总理很快就对这件事情做了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与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总理批示以后，我们都非常兴奋。这件事情后来就直接引发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邓小平同志还亲自为该项目奠基。总理的批示是在1972年，那个时候总理本人正在各方面“左”的思潮的包围之中。他能够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提出要及时加强基础研究，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件事是在1972年的时候，张文裕教授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云南宇宙线观察站主持一个项目时，发现了一个重粒子事例。这个重粒子事例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发现这个事例，科学工作者还是做得比较可靠的。但只有一个事例，到底是真还是假，可不可以公布，他们心里没底。这件事就汇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以后，就请李政道教授来参与这件事情，后来又委托朱光亚教授带领几位实验物理科学工作者到高能物理研究所检查这项工作。检查结果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决定发表一篇文章。文章说，云南站发现一个可能的重粒子事例。这里的“可能”两个字，表示只发现了一个事例，不能说已经确定无误了，但是这样一个事例仍然不能把它忽略掉。总理在百忙之中还关心这样一件非常具体的科学工作，我们都非常感动。现在云南观察站正成为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丁肇中教授的联合合作项目。丁肇中教授在日内瓦做了一个大探测器，利用这个大探测器在宇宙线当中找寻重粒子。这个课题的酝酿和产生，应该说跟总理当时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我们科学工作者不仅敬仰周恩来总理在科学技术方面、重大国防科技业务方面许多的丰功伟绩，而且也敬仰总理在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方面的高瞻远瞩。周总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真正在抓，真正在推动。
冀朝铸（原外交部国际条法司、美大司副司长）：我有幸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17年之久，从1956年到1973年。在这17年中，我从总理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总理那种全心全意把自己献给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
我从总理那里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如果你要真的献身于人民，那么你就必须永远地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当一个人民的忠实公仆。1956年，我刚刚当上总理的翻译，高兴得不得了，感到太荣幸了。高兴之余，使我在一次翻译工作中没有能够听清总理说的其中一句话，所以翻译的时候就漏了那句话。总理马上发现了，说：“小冀，你这句话怎么没说呢？”这个时候正好还有一位翻译，他正拿着总理的讲话稿念，就把那句话念出来了。我就说：“已经翻了呀。”总理开始没有说话，后来就跟我说：“小冀呀，你刚才没有说真话。”这可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那时总理兼外交部长，有一次他到外交部作报告，还不忘这件事。那次报告是谈对外交人员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他说，最重要的是对党永远忠诚老实，如果不忠诚老实的话，轻者毁掉自己，重者危害国家。总理这句话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我从总理那里上的第二堂课，就是患难见真情。1963年，总理访问了14个国家。当时，总理提出要全面开展外事活动，所有的访问都很成功。当要到加纳访问时，加纳发生了武装政变。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最终挫败了这次政变。但他自己受了轻伤，躲在城堡里面。那个时候，代表团的同志们都对总理说现在太危险，建议以后再去。总理却说，正因为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更应该去。总理的整个访问就在那个城堡里边进行。总理跟恩克鲁玛总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恩克鲁玛总统计划给总理设专门的餐厅，其他中方人员在别的地方吃饭。总理说，就在一块儿吃吧。后来我们就都在一个房间里吃饭。他们还让总理坐在最上面的一个大椅子上，总理执意不坐。总理的卫士长是个大高个儿，总理就让他坐在上面。加纳的服务人员也不认识谁是总理，认为这个大高个儿就是总理，所以每次就先给这位卫士长送菜，然后再按次序给大家送菜。当时谁都没有说话。一直到最后走的时候，总理按惯例同宾馆的每一位服务人员握手、道谢、告别，服务人员吃惊地说：“哎呀，您是周总理呀！真是了不起的伟人啊！”
我从总理那里上的第三堂课，就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我9岁离开祖国，21岁才回国，一直在美国长大，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对古代历史不太懂。有一次我给毛主席当翻译就遇到了困难。总理事后跟我说：“小冀啊，你要当好这个翻译，特别是当好毛主席的翻译，你就必须要了解中国古代史。要了解中国古代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资治通鉴》从头到尾看一遍。”这可难坏了我，但总理的指示我必须执行。我就借来一套《资治通鉴》。我父亲的中文比我好，也来帮我。最后我终于把它啃完了。虽然似懂非懂，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感到受益匪浅。
我从总理那里上的第四堂课是，为了能够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为了能够真正地为人民服务，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总理的外交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如何保证我国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1954年，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总理的主持下，我国几乎同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总理充分认识到同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一直注意做这方面的工作。美国政府当时极端反华，但他还是抓住机会充分利用。1971年4月，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同一个美国运动员谈了一些友好的话，而且还交换了小礼物。这虽然是他自己的主张，美方就想抓住这个机会打开中国的大门，希望中方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们马上就同意了。1971年4月14日，周总理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国和美国的乒乓球队员。在美国队员进入宴会厅之前，总理亲自接见了庄则栋，表扬他积极推动对美国民间团体的友好关系。美方代表团一到，总理就对他们说：“你们到中国的来访，标志着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新篇章。我确信这种人民之间友谊的恢复一定会得到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充分的支持。”会后，周总理对我说，这是毛主席伟大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就叫用小球推动大球，用小乒乓球推动地球。
后来尼克松访华时，我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就是总理的人道主义精神。当时我陪尼克松到上海访问。当地官员准备了一些节目。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不到10岁，嗓音比较高，专门唱女声。他就给尼克松唱了。尼克松听了非常高兴，热烈鼓掌。回到宾馆后，总理就把上海负责接待工作的领导人叫来。他首先表扬他们在招待外宾方面做得很好，接着话锋一转：“但是招待外宾不能忘了自己的人民。这么一个有前途又可爱的小男孩唱女高音，他很小的时候并不是不可以。但现在我已经看到他的嗓音开始在变。这时候你还让他唱女高音，会把他的嗓子毁坏。”总理始终考虑的是最普通的人民的利益。
另外一点就是，我对总理在对待人情方面的感受。现在讲共产党人也要有人情味，大家都能接受，但这在过去是要受到批判的。有一次会见外宾后，总理把我留下来随便聊天，问我是不是成亲了。我说还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女朋友，有一个问题组织上可能不同意，因为她的爸爸在台湾。总理说：“这没有关系。我们是重在个人的表现。如果她爸爸不是继续在干反动的事，她自己又是真正地向往共产主义的，那有什么关系呢？”他又说：“如果谈到反动家庭，谁的家庭还有我周恩来的家庭背景复杂呢？”事后，我马上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请求。婚后，我们一直幸福地生活到现在。
我还从总理那里学到了勤俭的作风。他身为国务院总理，会见外宾和主持国内工作时应该穿像样一点的衣服。但是这仅仅是外表，不是里面。由于翻译工作的需要，我的座位紧挨着周总理。我可以看到他的中山装烫得笔挺，可他的衬衫虽然干净却有点儿破，袖口有的地方也破了。举行国宴时的食品是很高级的，但远比不上现在的宴会，永远就是四菜一汤。我有时候到总理那儿请示事情，看到他老人家吃的更是简单，就是一菜一汤或两菜一汤。总理的勤俭作风，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张彩珍（原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我主要谈谈周总理对体育界的关怀。
1961年，北京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周总理在接见中国乒乓球队队员时说：“我算了丘钟惠打高基安五局的总比分是96∶98，丘钟惠输给对方两分。”我们听了很惊讶，大家当时都正为丘钟惠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而感到高兴，只看到决赛3∶2赢了，没人去计算小分。周总理就是这样精细入微地用事实来教育运动员不要居功自傲，要尊重对手，向对手学习。总理还要求乒乓球队多增加新生力量，年年要有后起之秀。他相信中国体育在世界上一定能够大放异彩。乒乓球队近半个世纪以来长盛不衰，新人辈出，是与努力实践周总理的指示分不开的。
1964年，周总理批准聘请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来华执教。那个时候日本女排是世界冠军，号称“东洋魔女”，大松号称“魔鬼教练”。我们调集了全国300多名运动员在上海观摩学习，部分队员直接接受大松的大运动量训练。他的口号是练习即实战。周总理很欣赏，说跟我们的“三从一大”是一致的。我们当时从解放军那里学了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再加上大运动量，即“三从一大”。这个原则我们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的大运动量训练和大松的大运动量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他是接近生理极限的一种训练，把运动员训练得呕吐，在地上打滚儿。但运动员慢慢还是适应了。周总理听说一次训练时一个女排运动员肚子疼得倒在地上，大松还是不断地把排球向她身上砸去，而且骂她：“你好吃懒做，再这样把你调回省队去！”有的时候，大松还打运动员的屁股。总理严肃地指出，不能学大松打骂运动员，而且在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两次接见大松时，都指出他这个问题。大松讲：“我是以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来对待你们的运动员的。骂是爱，打是激将法。我要她全力以赴地训练，才能夺取世界冠军。”周总理讲：“创造新世界要靠劳动，靠奋斗。打排球也是一种劳动，也是奋斗。但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不打人不骂人。”而且总理还关切地问：有没有从医学上研究过，这样训练对妇女有没有坏影响？大松说：“研究过，没问题。我在日本训练过80名国手，人人结婚生儿子，有的还生双胞胎，母子健康。”周总理马上问那个双胞胎母子三人现在还健在吗？大松说健在。大松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赞扬周总理是在外交上运用自如的世界大政治家，待人接物也非常好，不仅把他当一个排球教练，而且关心他的全家，还要再次邀请他来华执教。周总理的这个愿望，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但是，大松的训练使我们的运动量大大提高了，为我们中国女排五连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的其他运动员和多数运动队增加运动量也提供了经验。
周总理不仅关心运动员，而且关心全民健康。他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体育工作要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他指示，学生应该每天有一小时的体育运动。实行工间操，就是1954年3月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通过的。他还指示运动队要多到工厂、农村去，要把体育运动开展到每一个乡、社，经常锻炼的人要有数亿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全民健身的延伸和发展。周总理还指出，体育既是物质基础又是精神力量，要在体育运动中提倡社会主义风气，要提高文体队伍，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可见周总理十分关怀人的全面发展，十分重视体育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上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体育在提高民族精神和体魄方面的重要作用。
来源：《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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