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清末民初学术界最耀眼的一颗巨星

文化 2025-01-27 21:43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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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

翁同龢对其极为赏识，批：“观五策，于许书最熟，而于朔方事，历历如数掌纹，淹博无匹。合二三场观，知小学、地舆、经史无不淹贯，洵是通人。”

王国维说沈曾植兼有清初诸老社会关怀、乾嘉学人经史考据、道咸以来民族地理之学，而且“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隐隐有以沈氏为清末民初学界第一人之意。

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的内藤湖南对沈曾植极为敬重，内藤曾说，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氏，因为他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

▲展览海报

浙江省博物馆2024年开年重磅大展“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展览一经启幕，便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同时掀起了对沈曾植与其时代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更为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展览由浙江省博物馆专家以及学界多位学者领衔，首次对沈氏后人捐赠藏品进行系统整理并展开研究。

▲展览现场

从“刑律”“舆地”“佛学”“诗文”“碑帖”五大方面专业解读，多角度呈现经世视野下沈曾植的学术人生，一探其“通”！

▲学术研讨会现场

并于2024年6月21日，由浙江省博物馆与西泠印社出版社联合主办，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召开了“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学术研讨会暨《海日楼友朋书简辑考》丛书编委召集会议。

会议汇集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涵盖了法律史、中外关系史、近代史、中古史与文献研究、政治制度史与边疆外交、佛教史、中国古代文学、金石文献等诸多领域。

力图深入挖掘沈曾植先生的学术思想，传承和弘扬其学术精神，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专题研讨环节中，共19名学者围绕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出版、法律史、边疆外交、书法碑帖艺术、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等方面作了主题报告。

耗时一年

荣新江、许全胜、戴家妙担当学术顾问

十五位各领域专家组成编写团队

共同呈现了这册《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学术研究图录。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

浙江博物馆编陆易主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ISBN 978-7-5508-4660-9

开本：16开

2025年1月

定价：268.00元

本书涵盖了展览中的所有藏品及最新研究成果，并精心收录六篇研讨会论文。大量稿本、批校题跋本、古籍碑帖、书画、拓片、沈门往来诗笺信札、海日楼藏简为首次呈现！

荣新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如果说清末民初学术界群星璀璨，那沈曾植无疑是最耀眼的一颗巨星。他在传统四部之外，涉足塞北西域，旁及佛学医药，接触西洋新知。本书包含浙江省博物馆藏大量乙盦未刊著作书画，让读者得以认识更加全面的沈寐叟。

许全胜（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如果在最近数百年中每个世纪只选一个中国学术的通人，十七世纪大概是顾炎武先生，十八世纪是钱大昕先生，十九世纪要数沈曾植先生。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沈曾植以传统士人、官学双栖，身份多重，虽以逊清遗老名于后世，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炽烈热爱与倾心弘扬，早已让那些对旧主的愚忠淡然失色。面临千年变局，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之中，乙庵先生勤学嗜古，上承嘉道经世之学，对异域文化兼收融合，却秉持本位，不激不随，守成开新，终成近代学术集大成的一代通人！折中融合而不失自我，既是他的学术主张，更是一种文化思想，时至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光彩。

梁治平（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光华法学院兼任教授）

该书以编者兼策展人的不凡识见，拂去历史尘埃，把一位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的硕学通儒重新带回公众视野，让我们在领略沈曾植淹博学识的同时，一窥旧时那一特定群体的经世情怀与精神世界。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沈氏，并有望开启对沈氏其人其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新篇章。

如何理解这个“通”，是我们想通过对晚清人物沈曾植的个案研究来讨论的主题。

如果说乾嘉时代的学问视野，仍不出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那么道咸以后的学问却以超越传统史地与文献甚至语言研究为时尚。

沈曾植于

经、史、诗词、

音韵训诂、

西北与南洋地理、

佛、道、医、古代刑律、

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

被誉为

“同、光朝第一大师”。

沈曾植作为当时学界的领袖，影响笼罩后人诸多领域，然而却因其自身淹没史地佛典之学人身份，带给后人难通其意的晦涩感，加之其思想上依恋旧朝的不合时宜，而被学术史长久遗忘。

为了尽可能充分展现沈曾植的多元学术领域，此次出版按“刑律”“舆地”“佛学”“诗文”“书学”五部分来一探其“通”，希望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在面对晚清内忧外患之衰世时无可奈何的悲愤与消沉，以及如何寻找经世路途来直面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这对于今天学科划分愈趋细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重新认识二十世纪初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

刑律：经世之底色

沈曾植是通人，亦为专家，人生之历练起于刑部主事，后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又外调江西、安徽为官。沈氏学究天人，“于学无所不窥”，却尤有现实之关切。无论诗文、书法、史地与佛禅，似不可忽略其早年经世之人生底色。

沈曾植以汉唐为志业，不仅是律学脉络之使然，而且暗示了晚清士大夫的命运自况。可见，一种历史的错位关联，深刻影响着沈氏的律学知识谱系，自我使命的体认，以及对晚清改革之时代想象。

关于中外交涉与法医学，沈曾植亲手校勘的《宋元检验三录》向我们揭示了一丝线索。庚子前后，教案频发，急需法医学知识来满足对外交涉、公正审断等需求。

舆地：世界地理新知的挑战

随着明末清初西洋天文学、数学、地理等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中关于“四仲中星”和“天圆地方”的说法遇到危机，《尧典》《禹贡》等依据被质疑，作为象征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合法性与文化正统性的经典遭遇重创。

沈曾植学域广博，通蒙古学、突厥学、印度学、西域学、中外关系史、少数民族研究等诸多学科，部分研究还涉及满学、藏学、敦煌学等新兴学问，沈氏既对传世经典即“纸上之材料”有泛猎，又对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等“地下之新材料”极为重视，关注它们在补史、证史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长期在总理衙门就职的经历，与外交事务多有接触，故能较早获得《和林三唐碑》印本；在与东西方汉学家内藤湖南、伯希和等人的交往中，又能对该领域的前沿有所把握，以至很早就产生欲在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中“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并“参证吾国史书”，以研究成果“贡诸世界”的愿望。

佛学：动荡时局中的慰藉

沈曾植开始治佛学是在40岁前后。据年谱考其所有梵经跋，皆作于戊戌（1898）至丁未（1907）间，这些题跋也与他当时留心古刻、碑帖有很大关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沈曾植游历日本两个月，从日本得《大藏经》。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盗走了洞内大量珍贵文物。此后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纷至沓来。罗振⽟听说敦煌石室仍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几番周折终于将这批经卷交给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1911年，为防止再次被盗和丢失，经沈曾植向缪荃孙推荐，佛学家李翊灼应京师图书馆之邀，整理较为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京师图书馆又相继邀请其他学者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1912年编撰完成京师图书馆藏的第一个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沈曾植所学不专一宗，于华严、天台、三论、慈恩、禅、密诸家，无一不深入探讨，不为拘墟之见，特别是他所进行的禅宗史研究已经具有鲜明的学术转向的特色。

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晚清佛学虽然没有像一心要以佛教发起信心促进群治的知识人所想象的，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真正资源，但是他们在重新阐释佛教思想与历史时所引入的近代宗教学思路，却成就了后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近代转向。

诗文：以经发诗

沈曾植少年时代是在母亲的督导下，从清初著名人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开始读学的，“晨夕几案，未尝离去”，接受了诗歌文学“神韵”的熏陶。后来他逐渐扩大范围，对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与韩愈诗派，以及魏晋六朝的著名诗人诗作都有精深的阅读与体会，形成了喜艰深，薄浅易的诗学爱好。

辛亥后，沈曾植寓居上海，与众多“海上流人”先后组织超社、逸社，开展雅集、诗酒唱和等活动，这些诗作回顾时代，感慨身世，希冀未来。这段时间，沈曾植的诗歌创作以“吾诗即语录”的姿态进入昌盛期，在创作实践中对中国诗学的理解更加精深。

沈曾植曾说自己“平生服习”永嘉学派叶适的文风，又加上多方取材，诸子百家、儒道释仙，取精用宏，以学术性散文为主，风格以古雅深赜见长，集中体现其学术范围广泛且见识精深的特征。由文观人，沈曾植可谓“知类通达、博物君子”。

书学：优于书才

沈曾植自称“书学优于书才”，仅以书道为小技，但作为清末民初最具代表性的一流书家之一，书法始终是谈论沈曾植时不可绕开的话题。

尽管被划为碑派书家，沈曾植并不排斥传统法帖，对待前人书迹，他的态度是广采博收。终其一生，沈氏临池不辍，留下了为数可观的临摹书作，从中可以印证其书艺的取法方向。在碑派盛行的时代风气之下，像《张迁碑》《郑文公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这类汉魏碑刻固然是沈曾植非常重视的师法对象，但对于《十七帖》《书谱》《淳化阁帖》这些典型的法帖名品，他同样投入了对等的精力，悉心临摹学习。

此外，沈氏还是当时最先将考古发掘出土的敦煌遗书、西北汉简等，纳入学书范本加以借鉴参习的书家。从他的作品可看出，临碑时不失帖的流畅感，临帖中则加入了碑的凝重气，铺毫转指的用笔技巧带来了生涩古拙的意趣，可知沈氏的临书不是盲目泥古，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在书学方面，沈曾植同样承继了前辈阮元、包世臣倡导北碑的主张，却不像康有为那样片面地扬碑抑帖，其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沈氏认为碑和帖并非泾渭分明，截然背离，并试图通过北碑来追溯钟王笔法。他曾在题跋北碑名品《张猛龙碑》时，将之与“二王”的小楷名帖、隋《龙藏寺碑》作一一排比，指出碑帖间具有风格上的可比性。

沈氏书论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在有感而发的论述中常有富有启发性的创见。其书学见解主要以题跋的形式保留下来，散于他经眼或收藏的碑帖上，还有一部分为札记和书信，沈氏的碑帖题跋与其书法实践往往可以相互参照，互为补充，是“以学养书”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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