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理解他人是最大的善举

F: 你还一直坚持“非虚构主义”写作吗?这种写作有没遇到与现实冲突的时候?

虚构和非虚构，本身就不是一个矛盾和冲突的概念，好像加了这个“非”字就是区别性很大的，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并不冲突。有的时候如果不能看清楚这个事实，自以为写出来的东西是虚构的，其实你用的方式是虚构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刻画出事件的本质，能让每个人感受到真相，其实那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概念。在新闻作品里我会要求每一个新闻的消息源都要有几方的交叉和验证，有自己考究的过程有自己的要求，但如果在写自己的故事当中我更尝试表达我感受的真实和内心怎么理解自我理解他人的状态，那是我内心的真相，只不过说采用的方法跟应对不同的文体时采用的办法而已。

F: 你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做出什么样的杂志，什么样的人活出什么样的人生。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活出做出什么样的人生与杂志?

这是一个卦象吧。我老是说一个人最大的看点是他的卦象，一个做一本杂志也是他的卦象，你从他的卦象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比如一个精致的抠细节的人，在切菜的时候肯定有精致的要求，有自己的坚持，对摆盘都有自己的坚持。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可能有自己另外的做法。我吃东西的时候比较“闽南”，我喜欢海鲜，但对于海鲜我特别挑剔，是不是野生的我一吃就知道。因为野生的海鲜筋韧比较多，肉会比较紧密，甜度比较高，我的方法比较简单——找到好的食材，白灼。所以我写一篇报道，我可能搜集的素材就有一千多页，采访提纲和录音加起来也有几百页，我是用这样的做法，再让这个扎实的东西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我写文章会尽量去拷问自己的感受密度和思考密度——到哪个程度了?当密度到的时候，我会选择用最平实的语言去表达，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是人类新闻路的学问。所以文字最重要的是准确，准确才能举重若轻。任何复杂化都是因为没有把握到那一瞬间、那一个人的某一个片段的本质，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方法论吧。

F: 闽南情结会不会让你内心迷茫，既无法离舍深爱这片土地，却又近乡情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回家都是为了躲避，遇到困难就回老家。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又发现不那么的对劲。那种回家是一种躲避，事实上我认为真正的的“回家”是我们真的看清楚家乡，都能理解家乡跟我们有怎样的关系，怎样去面对它，面对一切。其实你在接受家乡的时候你在接受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就自由了。白岩松说回家是为了自由，我觉得这句话很对。从书里看书我对家乡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实我有厌弃，有喜欢，有挣扎。但最后和解了。这种和解是我接受并最终明白它是我一部分，我是它的一部分，所以就自由了。事实上回家不只是意义上的家，我写的每一个人我都在回家，因为我们生活的本质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人构成的。我也像对待我们家乡一样也会有厌烦，喜欢，有诸多好与不好，但我们坚守、理解、审美它，我们就自由了。这是一个需要回家的国家。中国从两重意义上讲，家乡都是在被摧毁。一个是地理意义上，很多房子都在以发展的名义被拆迁，但实际上最严重的摧毁是精神上的故乡吧。那套培育我们的规则、那套精神秩序，我们长大之后发现不适用了：有怀疑了、有另外想法了、觉得过时了，我们厌弃它。但就像我们的母亲，又孕育着我们。很多人对待家乡都处于这样的状态，内心处于一种孤魂野鬼的状态。这是一个需要回家的国家，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内心都是躁动的、难受的、无可依靠的、内心惶恐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可以去试着理解自己的本质是什么，从家乡的寻找，从构成生活的那一个个亲人去寻找，这样你就能找得到家乡，你也能回家，也能真正的自由，内心才会安定。

F: 只是知道一个人作为某种特定的角色参与自己的人生，却没有真正理解ta。该如何自我剖析，才能达到这一善举?

其实打开《皮囊》之后都是关于一个个魂魄的。但要看到这些魂魄，是需要能力的。其实这或许是我精神上的成人礼吧。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完成自己精神上的成人礼。理解他人真的需要能力的。以前我们可以靠幻想而活，梦幻啊LV啊GUCCI啊或者靠理想而活，但事实上如果你要达到你的理想，其实要必须看到真相，有能力理解他人、理解现实、理解世界。我觉得唯一的方法论是你要认真对待。首先我学到的办法是倒过来的，我是先做社会报道记载，我是从跟自己无关的事件报道中去逼近真相。其实到后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你看这本书的编排，是从我最亲近的人开始，慢慢到邻居同学同龄人。我试图一个个去看到他们、理解他们。这就是我所努力做到的，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看到每个人内心的真相和日常生活的真相，这样我才能理解他们尊重他们，而且我也可以通过这样来理解自己。其实大部分的人也是不理解自己的。

F: 在这么一个浮躁的时代、浅阅读时代，写作出书对于您而言，是自我理想的实现吗?会不会因为读者、用户想看什么，而去迎合他们的口味再去写什么?

我是一个不愿意讨巧的人，也可也说我是一个最讨巧的人。我不会为了一些人的口味和说法去改变自己的写作，但我要讨的最大的巧就是我相信打动我的触动我的构成我的心结的构成我的障碍的，我去面对打开它，也就能触动他人。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短的联系就是这种人心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是我讨的最大的巧。你可以说我不讨巧，我不会因为别人的一点说法去折腾。但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构成我的本质和命题有哪些?我相信这些也是构成很多人的本质和命题。我尝试去理解、感受、回答，也能触动到他人。他们就会挽留我，挽留我的写作。

F: 虽写的是琐事，但是透漏出对生命的尊敬和畏惧，到底是什么可以让您如此客观如同叙述他人故事一般地直面自己的过去与内心?

我小学时看过一个动漫，里面讲到一个日本喜庆的大师，他整天在看一些悲剧的故事和枯燥的书。有一天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他说其实只有你能笑着把让人哭的故事讲完，或者你哭着把让人笑的故事讲完，才会动人。他说的可能是术，但那句话给我留下印象。我不是在投机讨巧这个术，而是其实我知道说，你要真的开清那份材料那个故事那个人，你必须跳脱开来。如果你被它推进去了，其实你是没有能力去讲述它的。你要有能力去讲述它，就要超脱出来。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总是提醒自己，必须像是在报道自己一样来写，我试图保证这种冷静吧。白岩松说，他看到我这种努力的做法，我不是刻意的。我知道我要表述的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我怎么样去理解、思考、感受、对待这个故事，这也是找到我自己吧。

F: 你曾说过：不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礼物，就不要走入别人的生活。能不能说说，如何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礼物?

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礼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当时将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怪自己。这几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礼物首先要成为自己的礼物，先把自己弄舒服了，给别人也会舒服。成为自己的礼物，别人也会Z觉得你是礼物。但是怎么让自己舒服，我觉得最快的办法就是直接面对它、解决它，看清自己理解自己。

F: 作为中国新闻周刊主编，你是怎么看待新媒体带给传统媒体的冲击的?新闻周刊有什么新的做法?

我觉得新媒体是工具。传统媒体最冲击的是路径、工具、表达方式。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写作者心躁了之后，好的文章、报道、文字越来越少，这是可怕的。我一直觉得这是文化人的好时代，好的内容、能打动人心的内容永远是稀缺的，我已经好久没有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书、醍醐灌顶的电影，其实我们内心都希望被呼应被理解被共鸣。传统媒体躁了之后就把力气花在媒体表达工具上。我倒觉得，在传统媒体工作的人只要把自己深度做到最极致，肯定会被时代挽留的。

F: “单农”这个国内最具艺术质感男装品牌，当初是怎么创办起来的?你创立了男装品牌，同时又在媒体里负责采编。你是怎么平衡这两方面角色的?你更倾向于做媒体人还是做一名商人?

我不觉得自己跨行。我为什么说这是文化人的好时代呢，我觉得我做男装，我发现这代80后们，稍微成熟稍微有点审美能力的人已经找不到衣服穿了。因为国外的奢侈品不是为东方人设计的。国内的服装品牌代表的那套体系又有点旧。很多人觉得“土”一点吧。我自己也找不到衣服穿的时候，就像一本杂志需要新鲜的内容来表达，我就像一个编辑一样，我去找到合适的设计师，我跟他探讨、商量，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比如像写文章的话，约稿的时候我约的是一个写作者，他的工具是文字;我找到的是设计师，他的工具是服装、布料、设计。找到后合理地进行安排，就像是排版，找到合理的渠道发表，然后试图去击中我们要击中的人，这就是我做衣服的全过程。所以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在当编辑。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人的好时代是因为这个国家，现在不缺生产力、渠道，但缺标准：什么是好东西?而这恰恰是文化人的好处，他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知道什么东西能打动人心。我怀抱对生活的期待，但是我会认认真真落到现实中一个个人的实际接入点。像我写一篇报道，第一反应不是拿给写文章的人看，而是拿给美编看，如果美编的工具不是文字，是线条、图片、画面，但是如果一个美编读了之后没有触动到他，我就会推到重写。因为我一直觉得要做的，就是抵达人心。简单的文字背后，不同的人能感受到后面不同的努力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