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重安1938年生，山西运城人。196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曾任陕西国画院院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作品《龙羊峡的黎明》《根深叶茂（黄陵古柏）》《一览众山小》分别入选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第六届、第七届、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1997年，作品《敦煌石窟》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卷》。2001年，作品《根深叶茂(黄陵古柏）》入选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百年中国画展”及《百年中国画集》。作品《根深叶茂（黄陵古柏）》《万里黄河千古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白发学童不止步
文/苗重安
1999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黄河颂”作品展，那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多年来关于黄河题材的作品。之所以以黄河主题的创作成为我关注的核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我对黄河丰富内涵的多重理解。 我从岀生到成长乃至成为一个画家就没有离开过黄河流域水土的滋养，对我来说，黄河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不简单是一个孕育新政权的符号，不简单是一个"长安画派"的符号，也不简单是故乡的亲情的符号，而是这所有内涵交织出的丰富的语义，以及由此而生发岀的对绘画的思考和认识。“为黄河立传，写华夏之魂”是我画黄河的主旨。
初中时，我们的美术老师并没有高深的专业素养，但他是一位好老师，他不断向我们喜欢画画的孩子推荐苏联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的画家及作品，当年《美术》杂志被大家争相传阅，由此美术的世界在我的心里绽放岀绚丽的色彩。而对素描的学习也就使我踏上美术道路的第一级台阶，同时，老师把梅兰芳幼年学京剧唱腔的故事、齐白石“刻石成泥”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我生长在一个贫困的普通农家，幼小时经历了战争的颠沛流离与恐怖，新社会的勃勃生机让我从小就享受到教育上的关怀和资助，可以说，对绘画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影响了我的绘画观和世界观。
我把自己的学术背景分为三个阶段：
一、大学期间，从中央美术学院来支援西北美术教育的罗铭先生成了我进入山水画领域的领路人。他的现实主义写生手法让我看到了中国画的魅力，“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迁想妙得”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中，我也从此确定了中国画的创作方向。刚刚留校任教，我就被西安美术学院派往1960年成立的上海中国画院深造，师从山水画大家贺天健先生，1963年完成学业，返回西安美术学院任教。 贺天健先生是上海知名的大家，他对传统的认识和深厚的修养让我一生敬仰，罗铭先生就曾是他的学生。贺老师治学极为严谨，强调“苦不易得，得之便乐”，有明确的“结壳"与“破壳”论述和“取法于上”的要求，更重视综合文化素养“画外功”的培养，并告诫学生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担当意识。
二、长安画派对我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到方济众都有所接触，更是由于工作关系不仅多次聆听前辈们的教诲，而且在日常工作生活之中频繁交往，当时的鲜活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两眼面向世界，突岀创新观念的学术主张，贯穿了我的整个绘画人生。特别是长安文坛前辈柳青先生当年带病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女儿的信中有这样的诗句：“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干年事，心地一平原。”让我铭记终生。
三、作为新旧社会变革的一个见证者，也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新的时代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机遇，让我有机会数度徜徉在圣彼得堡的国家美术馆、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巴黎的凡尔赛宫和奥赛美术馆、伦敦大英美术馆和荷兰博物馆等等。可以说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和非洲，我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其间不仅仅是开阔眼界和体悟生命历程，带给我更多的是对中国画一步步深入的思考。 我想以上这些就是铺垫我绘画方向的底色。忆当年贺天健老师感慨“俯仰天地大，局促南北宗”，今天我们更应该开阔视野，“俯仰天地大，局促东西中”。
说回到开篇提及的黄河主题。整个黄河流域孕育岀了华夏文明的曙光，而汉唐文化的璀璨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出了让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篇章。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那个开疆拓土的英雄时代引以为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华夏文明是一个不断兼容并蓄的文化复合体。而先秦思想的诸多流派，后来又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利益群体间转换。甚至外来宗教融入华夏文明，也发生在这个流域。它们同在历史的长河中，糅杂成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凝聚力。这充分说明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传统”不应该是狭义的、具体的源流 关系，而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系统，这才是活的传统、真的传统。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半荒漠化的雪山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给我精神上的触动无法用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婉约笔墨来表达；而这自然的生命里，透岀的是雄强与恬淡的合二为一，甚至还有鲜明的崇高感与神秘感。同样的困难还有面对高天厚土、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面对黄河入海口在天际线上影影绰绰的海上钻井平台，更大范围看，还有倔强的胡杨林，干年丝路古道上的悠悠驼铃。现实带给我的不仅是创作的冲动，还有对绘画的思考。
浪漫的现实主义绘画是我对自己艺术取向的基本判断。青绿山水的表现方式成为我首选的绘画语言。贺天健先生曾经耳提面命地传授他的绘画经验，传统绘画技艺里的经验真实地植根于它的材料特质，比如，在色彩运用当中以极淡的"螺青法"反复烘染，会在同类色中呈现出极微妙的色差。在石青、石绿这些矿物质颜色反复渲染之后，“以掌磨色”所呈现岀的温润而又绚丽的大气象，都成了我创作过程中反复运用的基本技法。以今天的绘画发展来看，传统青绿的表现方式存在过于装饰化的倾向，我想这确实是其中的不足，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却可以说是智慧之处。正是受制于颜色多样性的局限，过去的画家们总结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强调冷暖色对比关系的语言表达。
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语言能够承载人类的所有感受，因此，艺术与艺术、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就有了有机互动的前提条件。艺术的发展进程正印证了这个规律。
如今，绘画材料已今非昔比，色彩的科学知识在进入专业学校深造之前就得到了系统学习，所以每次看到西方画家摄人心魄的作品，我常常被画家们细腻的颜色把控力吸引。日本东山魁夷的《绿色回音》、俄罗斯库因芝的《第聂伯河上的月夜》、法国莫奈的《睡莲》等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作品里不仅有色彩的韵律，也有笔触的灵动。这里的色彩也是画家的主观处理，它们甚至不符合物理规律，但毫无疑问它们符合绘画规律。在这里，中西绘画就有了相互对话和借鉴的可能，我想，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画画家也能被感动的原因。所谓主观处理，即绘画意境的总体要求。这里谈的都是我在色彩思考中的外在原因，我想最根本的还是来自现实生活给我的触动。
21世纪初，我将创作视野投向了古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指西北、西南与唐蕃古道， 在没有开通海上丝路之前，这里就是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前沿，所以这里的文化精神与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的文化有着鲜明的差别。即便是自然地貌，也与江南大相径庭。就此，我开始将不同画种的颜料与中国传统青绿山水手法相结合。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表达我对绘画的渴求。我知道，这是一种尝试，更知道，这是我画面的实际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大尺幅作品不少。大画面里大色块的安排至关重要，也更符合远距离的观看方式，而细腻的笔墨经营就难以在现代建筑厅堂的大空间里有所作为。所以，我的多幅作品布置在了一些国家级的重要场所。这不能完全说是某种任务安排，我想，还有普通观众对这种环境所寄予的精神追求。简明地说，这是和时代与大众审美需求相一致的。 绘画也是心灵的诗篇，而创作过程则带着画家浓浓的个人情感。从冲动到渐次沉入其中，把内心深处细微的感受通过材料、肌理和笔触，慢慢呈现出来。
忆往昔，峥嵘岁月。我深深感恩祖国给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境中的孩子，由小学到大学直至大学后的深造，提供了学习机会和条件。同时，又恰逢恩师们的引导，才有了我今天艺术上的进步与收获。 在从事山水画创作的生涯中，我走过五湖四海。在神州大地上，我去得最少的省份是台湾，但也去过四次。最使我醉心痴迷的，还是黄河流域和丝路古道。那里神奇、神秘、神圣的景观是我取之不尽的艺术财富。我以传统青绿山水画法画了不少受到公众肯定和喜爱的作品，更增强了我对华夏传统文化艺术的自信、自强意识。
当代，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与重视，使我国在世界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给我们的未来展示岀“东方既白”的光明前景，实现"中国梦”与华夏民族伟大复兴富强指日可待。
耄耋之年的我，想要画的题材、想要写的教材很多，可是我自知自己画中还有不少缺欠。李可染先生有一方圆章上刻着“白发学童”四个字，在绘画的道路上，这四个字也是我不断自勉的座右铭。
（节选苗重安所撰《白发学童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