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发文!不适合做研究的博士生,将被迫面临“中途下车”

2024-11-11 07:58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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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迫面临“中途下车”





“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绝不会选择读博。”每天耗在实验室却做不出课题,发成果希望渺茫;导师严格难搞,动辄全盘否定的反馈,使学生对学术失去信心;有的人慢慢发现,读博并不能帮助自己走上规划好的道路,反而渐行渐远……这些种种,都成为压倒博士生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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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做研究的博士生
随着分流机制的推行,不适合做研究的博士生,还将被迫面临“中途下车”。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
课程考核、资格考核、中期考核、年度考核……高校对博士生学业过程质量监控不断加强,分流退出制,正在嵌入博士生培养的各个关键环节。“合格出厂”,愈发困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塔尖存在,近年来,
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增长。

2023年,
全国共招收博士生15.33万人,比上年增长10.29%,连续两年增速达到10%以上,同期的本科和硕士招生人数的增速仅2.19%和4.07%。
不过,博士规模扩大之下,人才培养的重心也在发生变化,从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毕业的门槛不断提高。在更高要求下,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
根据教育部官网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博士研究生的未按期毕业率常年盘踞在60%以上,几乎每年都有超过10万名在读博士生无法顺利毕业。然而,博士生修读年限并不可以无限期延长,根据不同学校的规定,最长年限在8年左右,超过期限也会被学校清退。
今年以来,吉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对超期博士生作出处理,其中不乏入学8年、已经48岁的博士。为了避免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的同学“一条路走到黑”,分流成为一个重要渠道。让有能力、动机强的博士生继续攻读,
让能力差、

动机较弱的博士生离开读博的轨道。
早在2017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就曾指出要畅通博士研究生向硕士层次的分流渠道。2020年,《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中,积极支持严把质量关、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比例较大的培养单位。”2023年12月,教育部再次发文,完善研究生学业预警和分流退出机制,根据学生培养实际定期进行学业预警。
随后,各高校纷纷探索研究生分流机制,给了博士生能进能退的通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4所高校作为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试点高校,最早着手探索分流淘汰机制。
从实施情况看,目前多数培养单位采用“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方式;在内容上多采用笔试、专家组面试、研究报告等形式;就分流渠道而言,绝大部分高校最多给予博士生2-3次机会,不通过者将面临延期、博转硕、转专业/学科/导师/专业学位、肄业、结业或退学等。
同时,导师作为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也在博士生培养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华东师范大学从导师一方入手,实施“导师指导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严格博导岗位管理,控制导师在读博士生数量和年度招生数量,实行副导师制度,支持导师跨学科、跨单位联合培养指导,以确保博士生能得到有效的指导。
尽管分流制度已在不少高校推行,但相对目前每年10多万人的博士生招生数量,真正被分流退出的博士生依然屈指可数,分流机制依然只存在于小范围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认为,目前国内高校实行博士生分流制度还有一些阻碍,比如缺乏相应政策保障,比如来自导师的阻力,有时学生主动提出分流转为硕士,但导师将博士生视为科研劳动力不同意放行,导致学生只能“硬着头皮读博”。
此外,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对接劳动力市场,对于退学或转硕的博士生是一件无奈又窘迫的事情。辛苦数年、收获了了,只能拿着硕士甚至本科文凭去找工作,简历上八年硕士难以解释的尴尬,他们将不得不与比自己年轻的人竞争相同的岗位,丧失了自己的经历优势。
鉴于博士生多样的分流需求,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分流模式还有可改进的空间。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陈新忠认为高校可试行博士生试读制度,还应打破分流申请的时段、形式限制,适当延长申请时间、延缓时机、增加开放分流申请的次数,同时探索更换导师、更换专业方向、学博与专博互转等分流形式,帮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分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可参照博士后计划设置博士预科项目,提供为期一到两年的探索和磨合机会。这样可以允许学生体验博士项目的学习和生活,如果学生感到不合适,则可以退出并转入其他项目。让“留下的人”通过分流的制度化约束与激励,激发其学习热情和潜能,督促其更好地完成学业和科研任务;“流出的人”则能有更多的选择。
读博是一场长期而严峻的人生考验,政策的松绑意味着试错成本降低,原本错上研究道路的博士生,可以重新规划求学路线、找准方向。对于博士生来说,上下求索的过程是艰苦而孤独的,选择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并非不优秀,而是在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后做出的正向改变。
看多了本科生的此类问题——考研还是工作?几年后发现自己又要面临这个问题的困扰——考博或者工作?人生总是充满了选择,选择也是困难的。博士是一个文凭,更是一种经历。当前社会上有不少人在妖魔化博士群体,尤其是女博士。事实上真的就那么恐怖吗?
如果你压根就没想好这个问题,完全是随波逐流,或者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学生”,或者认为考博可以带来生活的翻天复地的变化,或者认为读博就是混个学位,为了以后好提升。那么,请你谨慎考虑。首先,博士并不一定意味着高收入。收入更多的是与行业与职位相关,而不是与学位相关的。当然通常计算机的博士要比学文学,考古什么的博士收入要高。
其次,即便为了想进高校而读博,也要事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喜欢那种生活方式,能否接受那种清苦?能不能坐冷板凳?不然,高校的日子也不好过,竞争一样激烈。而考博只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的感受之一,周围的人的确不简单,都有令人非常佩服的一面,可能再”混”日子的人,跟一般人相比也有一份自律和坚持。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相互约束、相互见证、共同进步的群体。高智商基本是读博的刊几篇,理工科的可能还需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虽然大多数博士都完成任务,拿到了学位,但那是付出了很多焦虑、睡不着觉、掉头发等等代价的。当然,视个人天资和基础不同,可能各有差异,但不努力就可以完成任务的还真没听说过。
博士同学中已经是硕导的,在博士论文的冲刺阶段,也会形容枯槁,也有老师们形容”做完博士论文就像扒层皮”,毕竟抛却客观要求不说,就自身而言,大家也知道 专心在学校搞点研究不容易。所以基本上博士论文就是一段时间内的最高水平。何况博士论文的最高要求,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创新”。这两个字,可是会把人折磨坏的。
在博士论文写完之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深刻的话——以后,谁要再说博士是混出来的,我跟他急!读博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节奏和轨迹,比如恋爱、婚姻和家庭。说这个好象是废话,但是我们可以算笔账。一个人中间一直不停地读书,等博士毕业也是接近30的人了,这时候的社会工作经验还可能是零。如果不是足够幸运地在读书期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并且已经成家的话,那么就要在毕业之后不但面临找工作,适应新环境的问题,也要面对建立一个小家,适应婚姻和家庭的问题。
不仅如此,还要考虑是先在工作上干出点成绩还是抓紧要孩子的问题。这时候大多数小家庭都是无产阶级,可能早先工作的同龄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孩子,心理上的落差需要自己摆平。
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有了一定的工作、家庭、孩子之后又去读博的,这种辛苦就不要说了。面对家庭和自己的前途之间的不调和,需要自己判断、选择。有时候,有所选择是痛苦的。所以有很多人说,早知如此,宁愿不要选择的机会。可是时光是无法倒流的。
校园里有不少带着孩子读书的母亲,有的将孩子放在周边的幼儿园或者学校里,自己面对多重压力,孩子也跟着受苦。精力、财力和爱心、责任之间的冲突和压力,让很多母亲说:“等我拿到学位的那一天,我可能最想做的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有的时候,鱼和熊掌的确不可得兼,这是事实。所以大多数博士在毕业后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尴尬,来自情感的、家庭的、工作的,等等。
有人认为,读完博士,工作等等可选择的余地更大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博士阶段着重培养的是在某一领域具有独立进行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它不是一个通才教育,只会将人的研究领域和学习领域越限越窄。所以,除非是在高校或做科研,不然,博士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读博可能多多少少还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就是你在长期的研究和投入中已经多多少少对这些研究产生兴趣。明知继续研究可能热情和动力不足,但是放弃却着实可惜,那时该怎么办?在读博士阶段,很多时候你是在探索人类对科学的认知边界,所以需要非常强大的抗压能力,毕竟说句实话,在科研中,运气也占很大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在博士生涯中心态崩溃,那么你今后应该会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所以读博前,一定要考虑好。清华大学姚班助理教授张焕晨认为:很多优秀的同学都没有在「我适不适合读博」这个重要问题上进行过认真的思考,由此造成了很多「惨案」。
但很多网友评论,张老师把读博之路描写得过于痛苦,打击了准博士的积极性。但他表示,自己本意并非劝退,「故意把话说重是为了让大家认真思考」。为了向大家呈现更多观点,我们同时提供来自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王鸿伟关于此文的感想作为补充。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多视角和参考。
很多优秀的同学(特别是清北的)觉得毕业以后读博是顺理成章的人生下一步。这种追求升学的惯性,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地做出了人生中一次足以改变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
我见过太多读得极其悲惨的PhD:精神崩溃,心态失衡,身体垮掉,一事无成。所以我想写这样一篇劝退贴,向正在考虑读博的同学们发出“灵魂拷问”!博士人才是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受到国家“双一流”建设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对高水平人才需求的刺激,以及众多一、二线城市加速经济动能转换升级,不断加剧的城市人才争夺战的影响,学术内外部的博士人才市场需求迅速扩大。一时间,博士毕业生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香饽饽”。
博士的就业选择和去向不只是影响个体和家庭发展的个人行动,更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产业界和各级政府等众多相关利益方关注的重点。在我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只有研究生毕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占比不及大学毕业生总量的百分之一。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博士更是少之又少,是名副其实稀缺的高层次人才资源,他们的去向与发展关乎国家高等教育、科技系统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实力雄厚、类型齐全,可以较好代表当前我国知名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情况。为了厘清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笔者选择2018年5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4856名博士毕业生就业数据作为样本,约占当年全国博士毕业生总量的41%。笔者在对博士毕业生就业的整体状况与态势、职业选择和地域选择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博士毕业生就业选择与流动趋向特征的分析,为博士生教育改革、城市引才策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提供参考。
通常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博士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不过由于近10年来博士生培养规模的快速增加,高校教职需求的缓慢增长导致学术劳动力市场开始饱和,致使博士毕业生获得学术职业的难度逐渐提高。
笔者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调查显示,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只有50.2%。据蔡学军和范巍等人的统计,1997年、2007年博士毕业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分别为74.6%、54.3%。综上所得,笔者认为,近20年来,我国博士生在学术系统就业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
对于学术界就业溢出的博士毕业生来说,博士后是有志于学术但无法直接获得理想研究型大学教职的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选择,因此正常情况下,随着博士毕业生数量的快速上升,选择博士后职位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但蔡学军等人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职位的比例一直不高,在2008年之前,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的比例始终低于5%。近年来攻读博士后的比例虽然有所提升,201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中深造的比例约达到11%,但与美国高校同期博士生中39%的毕业生攻读博士后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受到博士生培养规模快速增长和知识经济兴起的影响,现代博士与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结开始出现松动,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倾向到工业领域、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等机构中就业。
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博士毕业生在1997年时选择到工业界、政府部门和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分别只有4.2%、5.5%、1.6%;到2007年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到企业、政府部门和各位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依次达到5.9%、6.2%和15%。在此10年中博士毕业生选择到事业单位的比例出现较快的上升态势。
到2018年时,从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来看,除政府部门就业较为稳定外,流向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趋势更加明显,其中选择到工业界就业的比例急速攀升到19.39%,选择到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也达到20.66%。
如果与同期美国博士生的就业流向相比,可发现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从学术界流向工业界的比例虽然低于美国,但增长速度更快;而在非营利组织就业的比例,中国高校博士毕业生要高于美国博士毕业生。
受到前期学术资本积累、地缘亲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呈现出非常强的属地就业特征,笔者的研究发现: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在属地的就业率平均达到51.67%。其中,属地就业率超过60%的高校达到5所,主要集中在东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京沪行业特色高校,例如东南大学(73.85%)、北京中医药大学(72.09%)、合肥工业大学(69%)、山东大学(68.97%)和上海财经大学(62%)等。属地就业率在50%到60%之间的学校达到了11所,在该区间除了四川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西部地区高校之外,均为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
除了优先选择属地就业外,就读地所在区域也受到了博士毕业生的青睐。笔者统计发现,博士毕业生在属地所属区域(不包括属地)就业的比例平均达到17.8%,除天津大学博士毕业生在华北地区就业比例低于华东之外,其余各高校在属地所属区域的就业比例均超过了其他区域。其中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高校博士毕业生围绕属地省份就业的比例较为接近,基本都在18%左右。西北和西南地区高校博士毕业生在属地周边省份就业的比例相对较低,不过也都超过了10%,兰州大学和重庆大学毕业博士生在属地周围区域就业的比例接近14%。
在属地及所在区域就业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其他地区谋求发展。这种就业迁移到底是受生源地吸引还是外部发展机会驱动?
为了探究背后机制,笔者的研究选择位于东部和中部的7所代表性高校(包括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样本,分别对每所高校博士毕业生排名前五的生源地和就业去向地展开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山东和河南作为主要生源地的次数均达到了7次,安徽达到了6次,山西、湖北、湖南和江苏也都达到了3次,河北、上海和江西则各有1次。与此相对,作为博士毕业生主要就业流入地的分布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5所高校博士毕业生将江苏、浙江和河南作为主要流入的省份,有4所高校博士毕业生将北京、上海和广东作为主要流入的省市,有2所高校博士毕业生以山东、安徽和湖北为主要流向的省份,湖南、江西和广西则分别有1所对应的高校博士毕业生将其作为主要就业流向目的地,而山西与河北却没能作为样本高校博士毕业生流动的主要选择。
两相对照发现,作为博士毕业生主要输出次数大于输入次数的省份,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和湖南,基本上都属于中部地区。而作为主要输入次数大于输出次数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广西,除广西之外均属于东部地区。换言之,中部省份充当了人才主要输出地的角色,东部省市则成为博士生主要流入的目的地。
与中东部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域流向不同,西部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对本区域的“忠诚度”更高。笔者选择兰州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作为西部代表性教育部直属高校,研究发现两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并没有大规模流向中东部,西部对流入的博士人才有较高的吸引力。
以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为例,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生源输出到兰州大学的博士生源比例要大于回流到上述地区的比例,也就是说兰州大学为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人才储蓄与涵养功能。同样,西南财经大学,除华北外,其他区域输出的博士人才生源绝大部分都留在西南地区。华东、华中和华南等相对发达地区作为人才输出的比例要大于回流到各自区域的比例,东北地区输出和流入的比例接近。概言之,在博士人才环流过程中,西部地区较好地吸引和存留了其他地区的博士毕业生,并没有成为其他区域的人才净输出地。
通过数据分析,笔者研究发现当前博士毕业生总体上保持了非常高的就业率,除了部分农林、师范和中南地区的高校外,就业率均超过95%。在就业流动趋向方面,博士毕业生流向学术界的比例出现下降,流向企业和各类事业单位的比例相当,且均呈现出较高的增速。在区域就业流动上,显现出围绕属地为核心逐步向周边区域递减的态势和格局,但在博士人才的环流过程中,中部承担了同时向东部和西部输送人才生源的作用,东部吸引了大量非本区域生源的博士人才,西部地区高校在博士人才的培养和引流上起到了存储与涵养作用。
从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流动趋势中可以看出,当下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和流动呈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特征,这对博士生教育和学术系统改革以及区域人才引进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高校学术职业吸引力一般,博士毕业生就业学术溢出流动较快。受到博士生培养规模快速上升和学术职业饱和的双重影响,许多博士毕业生会攻读博士后作为延迟获得学术职位的过渡性选择,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博士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趋势。然而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高水平大学中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岗位的比例总体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与水平。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博士后工作站的建设与管理,健全高校教师薪资、评价、管理和保障等制度,提升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其次流向非学术部门博士毕业生的培养质量需要引起关注。如果单从服务知识经济发展、提高公共事业管理水平的角度来看,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较好地响应了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其中隐含的质量问题或许值得我们重视,相关研究显示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到企业就业的学生有科研能力薄弱而被动流出学术界的因素,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而言未必是好事。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倡导博士毕业生到工业领域就业的同时,确保博士研究生具备良好的学术内外部工作能力或许同样重要。
最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统筹发展的重要部署,从国家层面而言,在确保高层次人才公平合理流动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强调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支持与引导之外,中西部地区省份自身也应充分利用博士毕业生围绕属地就业偏好的特征,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通过优化区域内各级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提高教师职位的待遇条件、引导和支持属地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投入聘用博士人才,以及在省外常态化召开专场人才宣讲会和招聘会等方式,
吸引优秀博士生就业。

数字化转型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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