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一份碑文,揭开玄武门之变关键环节:难怪李世民能杀死李建成!

2024-10-14 09:24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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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一份碑文





公元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杀死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强迫父亲将太子之位传给自己,酿成了弑兄屠弟逼父的人伦惨剧。即使李世民创下了“贞观之治”的伟业,但仍给自己的名誉以及大唐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01
揭开玄武门之变关键环节
公元626年夏,太白经天,昼见长庚,“天下革、民更王”的谶语让皇宫里的大唐皇帝李渊惴惴不安。这时候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已经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李渊束手无策。是年六月初四,李建成与李元吉奉命进宫对质大臣告其淫乱后宫之事,行至临湖殿发现了李世民设下的伏兵。
两人策马逃走,但为时已晚,一个被李世民亲手射杀,一个在逃往武德殿时被尉迟恭拦下杀死。随后李世民带兵面圣,获得了统治天下的权力。李建成、
李元吉手握4000府兵,

李渊更是天下之主,
玄武门之变中的李世民却不仅能够从容不迫地伏杀兄弟、夺取皇权,事后还挡住了李建成部下的围攻,显然经过一番详尽的谋划,但史料中却对此少有提及,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
直到20世纪,人们才从一份名为《常何墓碑》的碑文中找到了合理的答案。然而这份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碑文现在却不在中国,而是被保存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中。与秦琼、尉迟恭、程知节等名将相比,后世对同为隋末名将的常何知之甚少。这个人与玄武门之变有何关联?他的墓碑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万里之外的法国呢?李世民为何能轻易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又为何能逼李渊将太子之位交予自己,又如何有信心阻止东宫以及齐王府的反扑呢?
对此,史书并没有给予详细的记载,只是说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人埋伏于玄武门,
然后杀死了李建成、

李元吉。
其中关键的环节,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没有提及。直到上世纪20年代,西方探险家发现了甘肃敦煌的藏经洞。于是西方冒险家纷至沓来,利用中国对文物保护之不善,盗走大量文书,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法国人伯希和劫走,如今大部分都藏在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内。其中编号P.2640的文书,引起了中国专家的注意。这个文书是一份碑文的拓片——《常何墓志》。这份碑文并不长,190行,共计3372个字。
说到常何这个人,其实并不出名,两唐书只在 《马周传》、 《东夷传·高丽》、 《李密传》 和 《太宗本纪下》 中提了几句,语焉不详。对于此人出身如何,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家一概不了解。而“常何碑文”,解开了常何的出身之谜。
众所周知,唐朝开国将领中,出身瓦岗军的非常多,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魏征、李世绩、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牛进达,等等。其中不少还题画于凌烟阁,受万世之香火。
而这个常何,其实也出身于瓦岗派系。由于实在太不起眼,因此不但正史中不出名,甚至在小说《隋唐演义》中也没有出场。从碑文中看,常何是河内温县人——司马懿的老乡。常何出身不凡,其父祖皆在北齐做官,因此常家在当地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豪族。正所谓穷文富武,常何自年轻时起就喜欢舞枪弄棒、学习阵法、结交豪杰。碑文记载:
“倾产周穷,捐生拯难。嘉宾狎至,侠侣争归。名亚于信陵,事 于伯远。”对于这个孩子,常家人一直有很高的期待,他的祖母郑氏曾摸着他的头说:“此子志度非常,必兴吾族,终当不减萧相国。故令与相国同名。很显然,他的家人希望常何成为西汉名相萧何一样的豪杰,故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隋朝大乱之前,常何仗义疏财、广交宾客,乃是“群英属望”,活脱脱就是个单雄信。因此在常何的山庄内,已经聚集了500以上的汉子。隋朝大乱后,战火四起,常何带领部众结庄自保。不久后,李密、翟让的瓦岗军异军突起,常何遂率领部众登上瓦岗山,和秦琼等一众英豪成为了同事。他曾经参与击杀隋将张须陀的战斗,并且因功被封为一级勋官,也就是说常何在瓦岗军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常何这个名字不曾出现在《隋书》中,新旧《唐书》中与他有关的内容也不过寥寥数语,然而此人无论是地位还是人生经历都足以与秦叔宝、尉迟恭等名将并列。据《常何墓碑》所载,常何生于汴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一带,在古时属于“河北”地区,这里正是隋末河北起义军的策源地。
在当地民风的熏陶下,常何自幼习武。《新唐书·马周传》对他的早年经历只给了一个“何武人,不涉学”的笼统描述,不过碑文中的常何却是“习行阵于通庄,植族旗于曲陌”,并且他青年时代倾尽财产周济穷人,前来投奔的侠士络绎不绝。
正因如此,当他决定起兵时,马上就有一支队伍跟着他揭竿而起,当他需要寻找靠山时,立即得到了义军首领李密的赏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和李密属于双向奔赴,在所有现存史料中,常何是第一个投靠李密的义军将领,王伯当、秦叔宝、程咬金等都要排在他后面。直到李密做出那件致命的蠢事后,他都一直追随左右。
李密与翟让合谋讨伐张须陀、攻取洛口仓的过程中,常何一马当先,为瓦岗义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到李密当上瓦岗首领时,常何已经是一人之下的上柱国、雷泽公了。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唐王朝,而李密的瓦岗义军却在内忧外患中逐渐式微,这时候常何又成了劝说李密归附唐朝的第一人。唐高祖李渊对常何的大名早有耳闻,李密来投后他不仅保留了常何的上柱国、雷泽公头衔,还封他为清义府骠骑将军,仍归李密节制。
但让常何没想到的是,李渊让李密去山东收复旧部,李密却又产生了反叛之心。常何、王伯当等人苦谏未果,只好跟他一起反唐。最终李密落了个兵败被杀的下场,常何怕被当成同谋,索性投靠了河南王世充。然而常何很快发现王世充刚愎自用,一肚子小算计,没有一点帝王气象,此时秦叔宝、程咬金也都在王世充帐下,皆“疾世充多诈”,几人一商量,带着几十个亲随再次回到了大唐。
由于常何是第二次降唐,这次他只被封了一个车骑将军,比之前的骠骑将军低了一个等级。不过李渊感念常何对李密的忠心,事实上反而对他寄予厚望。
武德二年,李渊遣常何往柏崖招慰李密旧部,配合刘弘基对战宋金刚。武德三年,随李世民攻灭夏县。武德三年,随李世民破王世充、窦建德联军。武德五年,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武德六年,与李勣等人并列李孝恭帐下七总管,共讨辅公祏。这几年是奠定大唐基业最关键的几年,每逢大战必有常何的身影,“骋七纵七擒之略,腾百战百胜之威”。
更难得的是,李建成、李世民都视常何为自己的部将,天下大定后又被委以镇守玄武门的重任,这使他成为了玄武门之变中最大的变数。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渐渐白热化的时候,他们为人处事的差别也渐渐显露出来。李建成和李元吉曾经给尉迟恭送过不少宝物,只因后者是李世民的人。那时候太子派和秦王派都在邀买人心,这种背地里拉人头的做法双方都没少做。
不过到了“心腹”常何这里,李建成却好像没给过他什么好处,至少两部《唐书》和《常何墓碑》里都没有写。就算不送宝物,凭李建成的太子身份和常何的赫赫战功,顺带提拔一下总是可以的吧?很遗憾,常何的左右骠骑将军是李世民帮忙提上去的,玄武门宿卫的职务也是李世民安排的。
至于钱财,李世民也没少给,光《常何墓碑》中记载的就有两次。一次给了“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另一次给了“数十金刀子”,只不过这些财物是让常何拿去赏赐玄武门守卫将士的,不光给他一个人。在其他正史记载中,李世民赏赐常何的东西还有仆人、细马、珍玩、器玩等不一而足。
春秋时晏婴只用两个桃子就能让三个壮士全部自杀,桃子没那么甜,甜的是桃子代表的那份肯定。作为一个位至上柱国、掌管千军万马和宫廷禁卫的大将,常何想必看得上几枚金刀子,但他一定会在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分量。
两位潜在的未来老板,一位签合同前先发一笔奖金,可签完合同就不发工资了,另一位时刻想着自己和一众兄弟们,应该不难做抉择吧。于是乎,当李世民把800个披坚执锐的武士运进皇宫里,六月四日又亲自带着几十人提刀跨马从玄武门进宫时,任何一个士兵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可在常何的节制下,玄武门的卫兵中没有任何人去向李建成或李渊告发这件事。而其他人警告李建成后,他还认为常何是“自己人”,有他在没什么好担心的。在此之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常何只是不想帮任何一边,或者当时常何没在玄武门。可按照墓碑所说,常何“趋奉藩朝,参闻霸略”,参与了李世民一派的全部筹谋,并且李世民在“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专门让他在当天负责玄武门的防务。
《旧唐书》中也有一处可以佐证常何心向李世民的观点,当李建成的部下冯立、薛万彻等人带着两千府兵来为李建成报仇时,《旧唐书》载:“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初唐的宫廷禁卫分为南衙兵和北门兵,这里的宿卫兵指的就是驻守玄武门的南衙兵和北门兵,其中北门兵为主力。
这里的守将有三个,分别是检校北门驻军的云麾将军敬君弘、南衙兵的中郎将吕世衡和我们的主人公常何。三人中论官职敬君弘最大,但他们事实上互不统属,这也是李渊确保宫廷安全的手段之一,真正长期统领玄武门主力的是常何。
这场宫廷守卫战异常凶险,他们手下的宿卫军直接参与了对太子党的防守,敬君弘、吕世衡力战而死,常何则一直坚守到了援兵增援。倘若没有常何直接下场,李世民、长孙无忌、尉迟恭这些人就算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恐怕也要在太子党的报复中命丧当场,更无法从容不迫地找李渊摊牌。
从李世民夺权后对玄武门功臣的封赏中也可以看出常何的重要性。敬君弘被追封为左屯大将军,吕世衡被封为右骁卫将军。而常何作为唯一一个幸存的守将被封为太中大夫、行延州刺史,进爵武水县开国男,就连他的老爹也凭空得了个朝散大夫的官位。
只可惜老爹福薄,刚受封没多久就病死了,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又专门派大臣去常何的家乡吊唁。从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玄武门之变中的宿卫兵怎么就能任凭李世民驱使,直到这份《常何墓碑》的出现填补了史料中缺失的细节。
常何的一生更换过许多主人,在唐朝之外有李密、王世充,在唐朝内部有李世民、李建成、李渊,但从来没有人说过他卖主求荣。太子、秦王二分朝堂的时代结束后,常何再一次成为了战场上的猛将。玄武门之变后仅仅两个月,“匈奴至便桥,授马军副总管。贼退,除真化府折冲都尉,特令长上。
此后他奉太宗李世民之命征高丽、讨突厥、防薛延陀,战功日隆,官位也一路晋升。唐高宗即位后已经是黔州刺史、迁使持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永徽四年五月十六日,常何病死,高宗追封其左武卫大将军。敬君弘享受的哀荣他享受到了,敬君弘没享受过的生前富贵他也享受到了。
关于常何,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贞观年间,太宗曾令所有大臣上书献策,常何“不通文墨”却献上了一篇令太宗茅塞顿开的策论。当太宗问及此事时,常何照实回答说这是他的仆人马周所作。事后太宗对常何的坦诚赞赏有加,对马周更是重点培养,最终马周官至中书令兼左庶子,也就是唐朝的宰相,为贞观之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常何举荐家臣马周不假,不过墓碑中对常何的才智多有赞颂,不论是少时“习行阵于通庄”,还是归唐后“骋七纵七擒之略”,都证明常何绝非一个大字不识的莽汉。不论如何,征讨四方、亲历兵变、举荐人才的功劳都足以使常何为后人所铭记。不过到了近代,他的事迹却逐渐沉寂。
“公智叶陈张,策亚荀贾。料安危之势,审兴亡之际,请归朝化。”这是啥意思,碑文说常何的才智能够与张良、陈平、荀彧、贾诩等智谋之士相比,能够审时度势,劝说李密归于唐朝。可以说,在李密投唐方面,常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其后李密密谋叛唐,常何又“流涕极谏”,苦苦劝说李密不要叛变。但是李密终究没有听从常何的劝说,最终为唐所杀。
李密死后,常何一直在唐军中效力,虽然没有达到祖母“不减萧相国”的程度,但也相当不错了。在讨伐王世充、窦建德以及刘黑闼的战斗中,常何都立下了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常何不仅跟随过李建成,还是跟着李世民一起作战。
在李世民击破窦建德、王世充的虎牢关之战中,常何被李世民授予左右骁骑之军阶,带兵作战。他身先士卒,立下不少功劳,李世民亲授他“上口(奴隶)二口,物八百段,珍玩五十件”。其后,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常何又跟随李建成出征河北。碑文记载如下:“(李渊)令(常何)从隐太子讨平河北”。也就是说,常何是李世民和李建成双方的熟人,无论哪个方面,都能和他说上话。
大唐统一后,关键点就来了。常何由于屡立功劳,而且从来都站在大唐一边,因此很受唐廷的信任。因此,常何得以获得皇庭宿卫之权。由此可见,李渊本人对于常何也是相当器重的。那么玄武门之变当天,常何在做什么呢?墓碑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令总北门之寄”。这段记载实在太关键了,6月4日当天,正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时间。当时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跃马持弓,躲在了玄武门。
对于如此反常的行为,常何与宫廷禁卫不可能看不见。但是常何却依然听之任之。更出奇的是,秦王府800甲士也大摇大摆地登上了玄武门,与常何的宿卫军一同守城。而这一举措,直接宣告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死刑。李世民、尉迟恭击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后,东宫、齐王府的反扑部队果然杀到,冯立、 谢叔方、薛万彻为了给主君报仇,猛攻玄武门。
秦王府将佐张公谨、吕世衡、敬君弘拼死抵抗,与他们同样加入战斗的,竟然还有宿卫军。要知道,宿卫军可是李渊的军队。如果没有内应,宿卫军不可能站在李世民一边。对此,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做出了怀疑:
“太宗能于武德九月六月四日预伏其徒党于玄武门,而守卫将士亦竟不之发觉。建成、元吉虽先有警告,而不以为意者, 殆必以常何辈守卫玄武门之将士至少非太宗之党徒也。”
陈寅恪认为,常何就是李世民的内应,而常何的碑文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毕竟当天在玄武门值班的,就是常何。常何不仅让李世民等9人全副武装地进入玄武门,还放进了秦王府的800精兵。当东宫和齐王府发动反扑,常何带领宿卫军与秦王府兵一起,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一直拖到尉迟恭拿来李渊的谕旨,东宫和齐王府的精兵才一哄而散。
常何是何时站在李世民一边的,我们并不知晓。但我们可以断定,李建成对于常何肯定没有戒心。毕竟常何曾与李建成一起征讨刘黑闼,也算是他的旧部。只是没想到,这个旧部最终将天平垂向了李世民一边,也注定了他的死。
玄武门之变后,常何得到了提升。贞观六年,赐绢一百匹,加太中大夫、 除延州诸军事、 延州刺史,进爵武水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十一年,入朝,授正义大夫、 泾州诸军事、 行泾州刺史。十二年,入为右屯卫将军。十六年,敕修营九成宫。其年授左领军将军。十八年,奉诏领兵于丰灵等州,怀集延陀之众。军还,兼右武卫将军。十九年,授平壤道行军副大总管。廿一年,除资州诸军事、 资州刺史
整个贞观朝,常何都在稳步上升。常何虽然出身富户,但绝非门阀豪族,也不是山东和关陇两地区武装力量的代表人物。他之所以能步步高升,自然因为他与玄武门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太宗不会忘记其在争夺皇位中的功劳,因此才不断地给予升迁。
通过常何墓碑,我们解决了很多玄武门之变的谜题。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绝非冒险,而是有着极其周密的策划和准备。其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搞定玄武门的宿卫兵,而李世民也确实做到了。只是不知道李世民到底是通过人情,还是通过利诱做到了这一点。
1905年,法国人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团长,带着测量师路易·瓦杨和摄影师查理·努埃特一起进入了新疆、甘肃一带。伯希和名义上是汉学家,实际上是一个盗窃文物的贼首。由于伯希和与晚清重臣端方过从甚密,他在西域一路畅通无阻,大量敦煌国宝经他之手被偷运到法国,这其中就包括《常何墓碑》。
这份碑文为唐代大家李义府所作,凡190行、3372字,不仅记录了常何辉煌的一生,也透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历史信息。然而当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研究这段历史时,他们能见到的却只有一份从法国传来的拓本。时至今日,这件国宝仍被法国人非法占有。令人感慨的是,伯希和和那个年代的许多西方文物小偷至今仍被冠以“汉学大师”和“文物保护者”的头衔,引得许多人顶礼膜拜。
说来,
也令人不胜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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