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旬，我经常光顾的烟酒店的杨老板给我发微信：“我开了个美团优选的团长，买东西记得选我这里。”这是继缝纫店、干洗店和零食小卖部后，杨老板发展的第四个业务。
此后，杨老板一见到我遛狗，都会分享一个美团优选的特价链接并附上转账，让我帮忙下单到他的自提点。
这样他既可以获得商品佣金，可以冲订单量拿到补贴，买来的商品还可以自己吃或者放在店里卖。
起初我还不以为意，直到今年春节后我去杨老板店里取干洗好的衣服，发现周边的烟酒店，都纷纷做起了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自提点的营生。
最近一次我去杨老板的店里买烟，正好碰到他和同行朋友们在边喝茶边吐苦水：“高价烟酒卖不出，低价烟酒难拿又没利润，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赚钱咯。”
曾经
一证在手，“躺着赚钱”
杨老板的烟酒店，在深圳城中村的主干道上，可谓是占据了“地理优势”。没有雇帮手，由夫妻俩合伙经营。
店铺是2006年开张的，不久后，周边的烟酒店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小时候总觉得杨老板和他同行的这些烟酒店很“神秘”。因为每次路过，这些老板不是在茶台边慢悠悠地喝着茶看着电视剧，就是在跟三五好友打扑克吹牛。仿佛做的不是买卖，而是在搞烟酒收藏的大事业。
随着深圳经济发展，杨老板的烟酒事业做得有声有色。2008年，他的老乡王哥听说深圳烟酒生意好做，抵了家里的地，在福田靠中心的小区旁开了个精品烟酒店。
虽说是在小区旁，但王哥的烟酒店并不是只做散客生意。
逢年过节的送礼、婚礼宴席、日常人情的维护，都需要烟酒。一帮人聚在一起，成箱地订酒水是很常见的事情。王哥说：“只需要跟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或采购人员搞好关系，即便店里冷冷清清，但烟酒是不愁卖的，赚的钱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也足够了。18～19年，逢年过节，我的烟酒店的月净利润可以到50000元左右，我的店还算小的呢！”
从他们的聊天内容得知，除了烟酒店，不论便利店、大超市还是杂货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就像一张让钱自己进兜里的符。少则一年赚个十几万，多则赚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也大有人在。随着订购量、销售规模的加大，许可证还可以申请升档，以获取更稳定、品牌更丰富以及更低成本的货源，进一步提升盈利空间。
不过，论收入巅峰，还得数疫情的头两年。
那时候，去不了深港口岸免税店买烟的我，成了杨老板的常客。印象最深的是，一包万宝路柑橘味的烟，在疫情前售价是30元左右，在疫情期间货源紧俏的时候一包售价为48元，最高的时候甚至涨到了60元，且还得凭情谊“先到先得”。
因此，杨老板只要一有货，不仅不怕积压，更不愁卖。“当时只要有点外烟，小道消息就会被‘传出去’，甚至还会有其他区的人专门开车来买。我这种开在城中村里的小店，净利润也能有个20000元左右，你就说可不可怕吧！”
杨老板指着门口停着的大众SUV告诉我，这是18年花了近15w全款买的。
“不仅买了车，还把湖南老家的旧房子推倒重建，花了43w。我这些都只是赚了些小钱的，那些拿着‘高级’烟草证的老板，赚得是盆满钵满，有个同行直接买了一辆近百万的豪车。老王也不差啦，你可以问问他啊！”
王哥的店在19年还进行了扩张——把左边的包子铺和右边的文具店“包圆”了，请了两位月薪6000的打杂伙计，还未雨绸缪地花了近200w给儿子在深圳龙岗付了一套婚房首付。
21年的春节，杨老板和王哥相约回乡下走亲访友时，都是风光无限的。且不说开回家的车是什么牌子，他们连包给七大姑表弟弟媳儿子的红包都比前几年厚了一倍。
当下
烟草证成为烫手山芋
不过好景不长，从2023年开始，烟酒的生意并没有随着解封而愈发向上，更多的烟酒店老板反而不想升档了，因为属于他们的“寒冬”来了。
“大家逐渐都消费不起了，保住自己的命活下去，才是重中之重。”杨老板说。
王哥也表示：“大环境不好啦，年轻人之间流行的那个词叫‘消费降级’，送高档烟酒的数量急剧下滑了，很多企业也开始不愿意订高档酒水宴客了，我一个星期卖的货钱还不够订烟的。”
最直观的感受是，曾经软中华、九五、和天下、1916等偶尔还得提前预订的高档香烟，如今成了压在箱底卖不出去的“次货”。而像茅台、五粮液这种高档白酒，因为价格昂贵，也不再是深圳人酒桌迎客的首选。
王哥的有一个企业客户，逢年过节总会订5箱高端五粮液、10箱其他酒水并配以零零散散的上百条香烟，用以接待贵客和员工福利发放。但自从疫情中期开始，为了“开源节流”，该企业已经从减少订货数量，变成了不再订货。
原本从中能获取近4万元纯利润的他，失去了一个大客户。“总不能他们不订了，你就不维护了吧？但是每次去找他们采购的时候，都会被敷衍过去。其实就是没钱了，大家都没钱了，都在想办法节约开支呢，而我们这些烟酒也不是生活和经营的必需品。”
在疫情中期，杨老板也失去了村委的客户。作为股民福利，村公司以往会采购一些烟酒发放，后来全变成了粮油米面这类更实用的生活用品。
看着他仓库里囤着的一箱茅台，我调侃道：“没关系，反正还值钱啊。”
但你非要就这些东西和杨老板论个价值，他只会大骂一句：“茅台价格都跳水啦！还价什么值？以前抢破头，现在回收能1:1就不错啦！”
出于无奈，今年年初，在高位买房的王哥只能紧急“下车”，顺带把包子铺“还”给了业主，辞了伙计，以寻求其他出路。“一个月三个铺租就得近20000元，伙计12000元，再算上进货成本、水电物业，亏了近半年了，想想都头大。”
杨老板的情况稍好些，因为店铺位于深圳比较边缘的城中村内，目前的月租需6500元。且夫妻两人共同经营，前面为铺面，后面为居所，属于“守着一方天地过日子”，即便是销售额下滑，也不至于无处可住，愁吃愁穿的地步。
“其实早在23年中下旬，就有很多同行在考虑转行或者转店了。曾经让人羡慕的烟草证如今已经成为烫手的山芋，因为有证就得去‘冲销量’，否则就被吊销，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实际上，杨老板和王哥开始“另谋出路”，不仅仅是因为疫情的消费降级，还有在便利店的便捷、山姆等实体超市的优惠和线上电商大力折扣的挤压下，留给传统烟酒店的“活路”似乎不多了。
“拿繁华的街道来说，一条街每走100m就有一个便利店，且24h营业的也不在少数。半夜抽完烟要补货的也不在少数，别人凭什么弯弯绕绕去找你的烟酒店，还非得等你开门呢？”王哥说。
除此之外，类似王哥和杨老板这类的小型烟酒店，在本就不低的酒水进货价上，几乎没有太大的让利空间。于是，在一些卖酒的小程序、京东淘宝等线上电商和山姆等大型超市的优惠之下，他们的价格几乎没有优势。
“除非是紧急需要买一瓶酒，根本就卖不出去。”
未来
一个城中村，10个烟酒店，8个自提点
早在2019年，烟酒店还能赚钱的时候，杨老板的妻子黄姨觉得“闲着也是闲着”，自己又有一手不错的针线活，就在烟酒店前竖了个“改衣服”的牌子，在店内找了个角落干起了缝补的营生。
她则会趁着盘货、理货、煮饭的间隙，将客人的衣服改好，多则一天能赚个近200元，少的话也有6、70元。
彼时，杨老板觉得妻子多少有点“没苦硬吃”。但在到了行情急转直下的2021年，他开始佩服妻子“多一份收入，多一份保障”的先见之明。
年底，杨老板担心生意会黄，也学黄姨干起了副业，加盟了一家连锁干洗店。
“我们只负责接收和让客人领取干洗的衣服，有订单的时候干洗店会派人来接回去统一洗，一单大概能赚个10-20元左右，换季的时候赚得多些。虽然弥补不了烟酒的亏损，但好歹少亏一点是一点吧。”
过完2022年春节，因为烟酒销量节节走低，愈发焦虑的杨老板在同行的介绍下，研究起了社区电商业务——美团优选。
“比不了19年之前，但只论这几年的春节，利润几乎是成倍下降的。2021年还赚了近30000元，2022年只赚了20000元不到。但你也知道，我们烟酒行的利润几乎都指着几个传统节日。”
于是乎，约等于“只要有人下单，就能赚钱”的美团优选，成为杨老板“另外的出路”。
“因为疫情出行的不便，还有买菜焦虑，美团优选刚开始还是很好做的。同行说一个月起码能赚个4000多元，能力强的可以过万。我想只要可以覆盖我们夫妻俩的生活开支就够了，这样压力会小一些。”杨老板一边喝着陈普一边说。
他给我展示了一番以前的订单量，刚开始还能赚个近5000元，到现在随着“开团”的店越来越多，每个月几乎只能赚2000元了。
王哥“开团”晚，生意几乎都被旁边的店铺抢了去。
他说：“你知道吗，除了烟酒店、快递驿站、便利店，连隔壁文具店都是美团优选的自提点，还有冷冻柜，甚至还卷出了免费送上门服务。但忙忙碌碌理货，一个月也就赚几片菜叶钱。”
杨老板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在我们村子里，近乎快成了每栋楼都有一个自提点了。
“哪里还有出路呢？如果情况没有变化，到年底冲量的时候，很多同行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订货，到时候估计就要回老家种田咯！
写在最后：安利一个宝藏读书博主
消费和消费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消费，主要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种特征和关注，而消费主义是社会的一种属性。
消费，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种行为，主体仍旧是人本身。但消费主义社会的消费者的主体性来自购物选择，也就是用你购买的东西，来表达你的身份。是一种符号性的表达：“我能买得起XX商品”则意味着通过这一商品品牌的符号意义，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团体之中。同时，对高档位商品的购买，也是使自己摆脱一种低位团体的过程。它已经不是为了真正的使用了。
可以上升为“我买故我在”。
夏不绿，不著名作家，出版书籍十余本，售出多部影视版权，用写作丈量生活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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