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民用化及其引发的新经济周期使东南亚在20世纪后期便承接了美日欧国家数字制造业的外溢部分，数字技术无形性、轻量化所带来的全球扩散效应是东南亚后发国家能够享受数字产业红利的根源，中美科技竞争加速了数字产业向东南亚的进一步集聚。从内在制度来看，东南亚国家普遍采用高度协同目开放的公私合作双轨制发展路径，政府端加强制度供给，私营部门提供技术资金共同主导，公私合力优化数字产业营商环境。从数字产业化角度看，东南亚起步早、本土特色明显、发展增速快;从产业数字化角度看，近年来东南亚开始重视推广工业4.0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智慧制造和农业科技是重要应用场景。
关键词：东南亚；数字产业；竞争优势；外部机遇；内部制度
数字技术呈现出深入式衍生发展趋势和颠覆式创新效应，贯穿了第三次信息技术工业革命和第四次人工智能产业革命全周期，形塑着全球地缘版图与经济权力格局。初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孪生等工业4.0智能技术将生产、数据和流程进行强关联，使后发国家有机会在技术全球扩散趋势中享受包容性发展的红利。东南亚是全球数字经济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2023年11月，谷歌、淡马锡、贝恩联合发布的《2023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21年以来，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收入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7%，预计到2025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收入将以16%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增至2950亿美元，地区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63亿人，占总人口的52%，年轻劳动力的增加以及实际工资的增长推动数字红利持续释放。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的私营部门竞相进入东南亚数字市场，东南亚本土孵化的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也进入骤增阶段。东盟预测，2030年东南亚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一旦《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igital Economy Framework Agreement, DEFA）生效，该协议的渐进式规则将使东盟数字产业规模最高释放至2万亿美元。东南亚数字产业高速发展得益于数字技术趋于扩散的内生动力，各国具备主动追赶数字技术的经济诉求，同时与经济周期、中美科技竞争等外部因素形成共振，从而演化出特定时期下东南亚地区独特的数字产业发展格局。1、研究框架：数字技术扩散导向下东南亚数字产业分析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数字技术扩散导向的理论框架，用来解释东南亚数字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并识别其发展机制。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催生并深化了知识经济，数字技术的无形性和轻量化特性，使东南亚国家通过政策激励和体制改革便可享受数字产业包容性发展的福利。东南亚数字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体现为在技术内生效应与全球经济周期潮汐互动的过程中外部机遇与内部制度共同发挥的时空协同效应。在此过程中，东南亚一些国家通过政府与私营部门高度合作，形成了数字产业双轨制发展模式，如图1。第一阶段是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周期变化。美日欧等在20世纪中后期即进入东南亚主要国家布局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东南亚数字产业全面腾飞奠定了基础建设。第二阶段在中美科技竞争以及新冠疫情暴发所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再次获得数字产业转移的溢出效应。在两个阶段数字产业接续发展进程中，各国采用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双轨制”路径，具体操作策略为：一是重点依靠跨国公司等私营企业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如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布局数字产品制造业，投资建设半导体、计算机设备、电子通信设备等生产企业；二是东南亚主要国家政府积极提供数字营商环境的制度保障，在20世纪末进行了早期数字产业顶层规划，推动跨国公司数字产业走向本土化发展，在后期孵化了大量东南亚特色的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游戏、金融科技、社交媒体等独角兽公司；三是通过公私部门合力的形式，政府开放市场准入，私营部门拉动风险投资，共同推动农业科技、数字商贸等产业数字化转型。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重点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六国的数字产业发展。2、研究对象：东南亚视野下“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场域“数字产业”是本文核心议题，常与“数字经济”混用，不同机构和研究者对“数字产业”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认识。东南亚11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数字开发应用禀赋不同、数字产业发展重点存异，既包含了信息通信技术（ICT）研发、数据中心、数字产业以及数字治理等都极为发达的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数字产业潜力大、价值高的后发国家，同时还包括老挝、柬埔寨、缅甸等数字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采用过于宏观的概念范式分析东南亚数字产业竞争力以及发展路径，会得出与现实产业状况相背离的结果。因此，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廓清“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范畴，以框定东南亚数字产业研究场域的重要边界，从东南亚国家对数字产业的政策语言中识别各国的发展要点和具体路径。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应用是催生数字经济新业态的核心动力，驱使数字产业领域持续细分。1996年，“数字经济”概念出现，被誉为“以人类智能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如今，官方以及大量研究试图厘清数字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代表性的概念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数字经济核心定义，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推出的狭义定义等。随着工业4.0的开始，数字技术如何普惠产业发展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事项，因此，数字经济的概念、规模测量等发生了扩张。亚洲开发银行（ADB）延用了广义概念，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对GDP具有贡献的任何涉及数字产品和数字产业的经济交易”。2016年二十国集团在《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界定的“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正式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两大支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则强调，数字经济具体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等四大核心部分，认为数字经济是“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2021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明确了数字核心产业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事实上既包括了数字产业化，也涵盖了产业数字化。上述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暗含了数字经济外延的不断拓展及其反映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数字产业的不同政策偏好，奠定了研究和评估东南亚数字产业的基础。首先，在信息技术革命后，计算机设备和互联网普及成为数字经济的起点，反映了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原始创新情况，但东南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的核心数字产业增速低，规模尚不大，与其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领域相比缺少优势。例如，2011—2021年，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五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之和仅有5.87%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见图2），且国家间发展极不均衡，凭此易得出“东南亚数字产业落后”的偏颇结论，以致忽视东南亚国家的数字化转型重点和市场优势。其次，大型数字平台和数字内容产品的涌现，使得东南亚数字产业化被置于数字经济最瞩目的地位，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数字孪生以及大数据与一、二、三产业进行的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也成为衡量“数字经济”规模和潜力的重要支柱，两者结合能更好地展示东南亚数字经济及数字产业发展全貌。例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6个东南亚国家数字产业化项下的在线媒体、游戏产品等数字要素类产业渗透性较好，2023年，六国的电脑和手机游戏市场规模达到58亿美元，电子竞技市场达到7860万美元。此外，东南亚六国在产业数字化项下的电子商务、在线旅游和电子金融服务等领域市场潜力也十分广阔，2023年，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GMV）达到1390亿美元。最后，从政策内容来看，东南亚各国普遍将“数字产业”进行广义解释，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都将发展重心放在了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数字产业和相关产业的数字化。新加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对数字经济的统计范围是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以及其他经济领域数字化带来的增加值；印尼在《印度尼西亚制造4.0计划》和《印度尼西亚2021—2024年数字路线图》中，也将电子商务、数字健康、应用程序、数字媒体、数字广告、电子服务、智能家居和金融科技纳入数字经济范畴；马来西亚则将数字经济定义为涉及个人、企业和政府生产和使用数字技术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等。东南亚地区智能手机普及和数字基础设施可用性提高，以及大量青年人口转化为数字原住民，均促进了数字消费的快速增长，使该地区数字产业发展正在释放巨大市场潜力。东南亚各国采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产业发展策略。一方面，数字产业化中东南亚的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特色鲜明，已经进入快车道，开启了深度开发阶段。但数字产品制造业发展不均衡，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国别差异大，半导体及其他电子产品成长快；其数字产业化部门中云计算、数据中心是发展亮点。此外，数字支付的普及拉动了金融科技的增长和投资，游戏产业、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具有突出的本土化色彩。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战略是东南亚各国近年来新动向，但与数字产业化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是近几年东南亚主要国家利用工业4.0技术重点推进的领域。1、东南亚数字产品制造业规模较小，但产业价值逐渐提高，半导体产业增速快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性产业，在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促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创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以体现其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能。2011—2021年，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五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43%，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9%。东南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绝对规模小，且国别间发展不平衡。上述东南亚五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之和与数字经济领先的中美两国相比差距较大，未达到中国的1/5、美国的1/14。东南亚五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5.8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也低于同期中国、美国的发展速度，其数字基础设施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东南亚国别之间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均。2021年，东南亚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规模水平从高到低分别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10年间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占GDP比重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新加坡，为4.29%，最低的是越南，为-0.53%。此外，马来西亚在五国中虽然经济总量排第三，但是其信息通信技术占GDP比重和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经济数字化基础建设程度较高。而泰国作为五国中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增加值只排第四，其占GDP比重甚至排到第五，反映其经济整体数字化程度还相对偏低，如图2。（资料来源：各国ICT产业增加值来源于Wind，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各国货币兑换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将增加值数据统一用美元表示。）图2 东南亚五国ICT产业增加值（2011—2021）（单位：十亿美元）但是，近年来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核心数字产业特别是半导体产业以及其他电子器件产业持续获得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引进电子和半导体外国直接投资是东南亚主要国家工业发展的重点，如图3。东南亚有潜力成为全球主要生产中心之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还建立了专门的电子和半导体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例如，新加坡北海岸、淡滨尼和兀兰（Woodlands）晶圆厂园区，专门吸引半导体产业集群；马来西亚的槟城是许多电子和半导体跨国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印尼毗邻新加坡的巴淡岛（Batam）聚集了众多半导体跨国企业；菲律宾经济区管理局下属的一些生态区，如吕宋岛马尼拉湾地区的拉古纳（Laguna）科技园和甲米地（Cavite），以及中部保和海峡地区的麦克坦岛（Mactan Island），也吸引了电子和半导体企业集群。新冠疫情后，供应链中断导致电子产品领域的跨国企业进一步加大在东南亚的生产能力建设，全球主要半导体公司也对供应商提出多元化供应链方案。2021—2022年，半导体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东盟尤为活跃，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成为供应链替代的主要国家，如表1。此外，跨国公司开始着手推广使用工业4.0技术和设备，对东南亚工厂进行数字化升级，以提高效率，扩大产能。图3 2019—2021年东南亚半导体及电子元件产业的绿地投资表1 2021—2022年跨国公司在东南亚的半导体行业新建、扩建情况游戏产业可以很好地反映东南亚数字技术应用业中本土化产业特色。首先，东南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游戏市场之一，市场潜力巨大，增速快，已成为中美日俄游戏企业出海的重要“站点”，见表2。手机游戏市场超过电脑和主机游戏市场，2019年，手机游戏已经占东南亚游戏行业收入的70%，其中视频游戏占23%。2021年，在推特上发布游戏评论用户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有3个来自东南亚，分别是泰国、菲律宾和印尼。2023年，东南亚游戏用户近3亿，产业市场收入为60亿美元，预计2020—2025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达到8.6%。东南亚人口全球占比不到10%，但手游下载量的比例超过15%。东南亚游戏产业增长的潜力因素包括：一是拥有大量年轻且消费不断升级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0.5岁，叠加智能手机普及率高，市场爆发快；二是东南亚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多元而丰富，为本地和全球开发商迎合不同细分市场创造了机会；三是基础设施和通信连通性改善，使在线和移动游戏平台更加方便易用、成本下降；四是电子竞技的全球传播知名度和专业性不断提高，吸引了更多用户、观众、赞助商和媒体的关注，东南亚有超过2亿的电竞用户。其次，东南亚数字游戏产业将独特的本土文化与全球化游戏消费习惯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社会化体验特点，创造出了新的游戏文化模式。目前，美国、中国、俄罗斯游戏企业在东南亚地区开发的手游数量最多。日本索尼公司开设了“游戏站马来西亚工作室”（PlayStation Studios Malaysia）；总部位于中国上海的米哈游（miHoYo）在新加坡设有子公司科诺世界（Cognosphere）。在东南亚本土的游戏产业中，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各自具有独特优势。新加坡依托其先进的数字技术基础和开放的创新氛围，吸引了众多国际著名游戏公司在此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也是东南亚手游开发最多的国家。同时，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正通过培育本土游戏开发人才和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不断增强自身在全球游戏行业中的地位与影响。而印尼和马来西亚则利用其庞大的用户群和市场潜力，成为该地区极具吸引力的游戏市场。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等国家拥有成熟庞大的电子竞技社区，已成为全球电子竞技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市场。3、大型跨国数字公司东南亚重点布局数字要素驱动产业
东南亚数字要素驱动产业，如数据中心、金融科技和在线媒体产业表现突出，极具发展空间。新加坡系数字要素驱动业的第一梯队；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位于第二梯队；柬埔寨、老挝、缅甸成长较慢，但据估计，其未来市场规模乘数可达东南亚数字产业高发展水平国家的6.5倍。数据中心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可提供高性能计算、可靠的数据存储和快速的网络连接，为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建设支持。东南亚数字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及其市场的下沉，推动了数据中心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如图4所示，来自中美等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在东南亚陆续部署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发展依赖高速传输且跨境流动自由化规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对数据传输的规则持宽松态度，且东南亚位于亚太中间节点，传输成本和速率更有优势。2021年，东南亚扩建了25个数据中心项目，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是东南亚主要的数据中心建设市场。据预测，东南亚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从2021年的87.1亿美元增长到2027年的123.4亿美元，2022—2027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5.97%。其中，新加坡数据中心产业最为活跃，产业链完善且价值高。尽管新加坡数据中心数量位居东南亚第二，但其是世界上主要的金融中心和最大的航运港口之一，在互联网连接和能源价格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政府数字化实施能力强，高素质数字产业劳动力充足，不断吸引科技行业投资，使其成为面向东南亚和印度市场乃至其他区域的数据托管和分析处理中心。在金融、电信、制造、医疗等行业中，数据中心作为关键的基础设施，其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数字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带动了云计算产业。2022年，东南亚云基础设施收入为21.8亿美元，同步增长25%，其中新加坡约占总收入的一半，但年增长率超过30%的国家是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印尼，产业扩张规模明显高于亚洲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市场。![]()
东南亚金融科技已经超越电子商务成为最大的投资领域。数字化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东南亚金融科技引入了区块链技术、数字银行、互联网银行、电子钱包、电子支付、手机银行等，普惠了电子商务等全要素数字产业，市场交易更具成本效益。2021年东南亚金融科技融资额突破50亿美元，2022年上半年融资额达到4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如图5。数字支付是金融科技投资交易活动中最频繁类目，对其投资资本占金融科技总额的42%。据麦肯锡公司评估，2024年亚洲数字支付比例将达到65%（全球平均水平为52%），主要源于东南亚地区数字产业的市场挖掘和用户规模扩大；其次是数字借贷（27%）、财富科技（11%）、加密货币（8%）。按照公司总部所在地划分，2021年东南亚的金融服务融资占比依次为新加坡（44%）、印尼（25%）、越南（13%）、菲律宾（12%）、泰国（4%）。新加坡和印尼的金融科技活动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金融科技产业最为发达；越南、菲律宾得益于近年来制造业崛起，在金融科技助力下，电子商务迅速增长。东南亚六国的线上媒体（online media）发展势头强劲。社交媒体是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社交媒体用户渗透率远高于南亚、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地区。如图6所示，2018—2022年，东南亚社交媒体交易总量从115亿美元增长至240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主要驱动因素是东南亚经济整体增速快，消费阶层提高，消费人口数量和消费金额增加。此外，东南亚人口平均年龄30.2岁，一半人口低于30岁，年轻化人口更倾向使用社交媒体。新冠疫情暴发，人口流动受限，也进一步刺激了线上音乐和视频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马来西亚的社交媒体渗透率在东南亚最高，达到81%，新加坡（79%）、菲律宾（67%）和印尼（59%）社交媒体发展势头也表现强劲。就持续时间而言，菲律宾居民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大约为3小时53分钟，高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社交媒体市场更具挖掘深度。4、重视利用工业4.0技术赋能传统制造业和农业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数字化和农业数字科技是东南亚产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中最值得关注的两大细分领域，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在该领域的进展较快。2015—2019年，东盟十国的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超过了全球3%的平均水平，东南亚逐渐向全球制造业中心发展，出现一系列较完善的制造业集群，例如新加坡的半导体、生物制药和航空航天部件，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电子产品，泰国的汽车和包装食品，印尼的机械和石化产品，菲律宾的包装食品和服装。外国投资是该地区制造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资本带来新数字技术，东南亚各国也开始强调普及工业4.0，走制造业数字化发展路线。例如，新加坡宣布为期10年“制造业2030”产业数字化路线图，旨在推动制造业实现50%的增长目标，其关键是将裕廊创新区（Jurong Innovation District）打造成为“一站式先进制造中心”。印尼政府于2018年4月启动“印度尼西亚制造4.0计划”，主要发展物联网、人工智能、人机界面、机器人和传感器技术以及3D打印，以帮助食品饮料、汽车、电子、化工、纺织和服装行业进行产业线升级。2018年10月，马来西亚推出“国家工业4.0政策”，鼓励采用包括物联网在内的工业4.0技术，重点关注的行业包括电气和电子、机械和设备、化工、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行业的制造流程数字化。此外，马来西亚还计划在医疗保健、媒体和娱乐、汽车、制造、公共安全、农业和教育领域推广采用5G，通过产业数字化措施实现2030年将工业生产率提高30%。农业数字科技也是东南亚产业数字化发展极具潜力的领域，2022年共获得37次风险投资。其中，印尼的农业数字科技最受关注。2022年，水之星（Aqua-Spark）、够捷快风投（Go-Ventures）、红杉资本、软银集团、淡马锡控股、北极星集团（The Northstar Group）、蔚迈风投（Wavemaker Partners）联合向印尼的电子渔场公司进行后期投资9亿美元；2021年印尼田尼集团（TaniHub）获得暹罗水泥企业风投（Add Ventures）、印尼人民银行风投（BRI Ventures）、茂盛创投、印尼唯一创投（Intudo）、印尼电信企业风投（MDI Ventures）、开放空间创投、印尼移动通信（Telkomsel）合作创新资本、特纳亚资本（Tenara Capital）、大华银行创业投资管理、威睿创投联合早期投资6500万美元，用于农业数字科技转型。此外，东南亚农业食品科技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也正在快速发展，2019年共进行了99笔风险投资交易，获得了4.23亿美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下游的细分市场，如电商、食品加工、替代蛋白等。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的外部机遇优势
——数字技术扩散下的时空协同
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口禀赋等方面存在固有优势基础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形塑了东南亚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外部机遇优势。20世纪末的数字技术扩散使东南亚有机会参与数字产业全球布局，近年来东南亚主要国家又充分利用了中美科技竞争中的地缘政治区位优势，进一步集聚数字资源。1、数字技术内生扩散在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传统技术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权力结构控制下的市场内进行，由完成工业化转型的国家支配、管理、垄断或共享。然而，数字技术具有自发扩张特性，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又加快了知识传播。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推进下，东南亚国家主动投身数字创新、内生出发展数字产业的动机，技术发展与创新主体、需求与市场供给高度匹配，从而快速释放了东南亚数字产业的市场价值。东南亚数字产业的爆发式成长与数字技术特征及其引发的产业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计算机、互联网、半导体的出现回溯性地定义了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随着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问世，知识通过互联网突破国界高速流通，延伸了人类的“信息感官”，网络的信息分发突破了生产的物理壁垒和时空限制，减少了非生产性效率损耗。数字技术打破了创新研发的地理限制，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生产力“解放”属性，共同演化为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优势。而第四次科技革命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并朝向通用化发展，使万物“有芯”互联，进一步减少了人在“生产环路”的效率衰减。“库帕定律”几乎成功预测了无线网络容量每30个月增加一倍，1993年，乔治·吉尔德提出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的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即互联性驱动经济价值。“库梅定律”提出单位计算的能耗每18个月降低一半。因此，当互联网出现并被使用之时，便开始自发刺激更多的需求，即“技术创生经济”，数字技术还能够自发吸引要素向具有一定数字就绪度的地区集聚，并推动当地生产关系尽快适应其发展，以催生出更大的经济价值，随后螺旋上升式投入研发，反哺数字技术革新，促使东南亚开启“两段式”数字产业发展历程。经历了20世纪末的数字产业蛰伏布局期并完成早期顶层规划后，目前的东南亚正处于数字红利释放早期。尽管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触发愈演愈烈的科技竞争对东南亚产生了多重影响，但大国科技竞争带来的产业转移并不是东南亚数字产业第一阶段发展的历史主线。早于中美科技竞争，东南亚主要国家在20世纪末已显示出对数字技术的“黏性”，并跟随数字化浪潮启动数字产业发展路径规划及基础投入。新加坡的数字化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已取得长足进步。自1980年起，新加坡启动了国家计算机化计划和公务员计算机化计划（1980—1985年），随后分别实施了国家信息技术（IT）计划（1986—1990年）、信息技术2000计划（IT2000）和国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计划（1991—1999年）、21世纪信息通信、互联新加坡、2015年智能国家计划（2000—2016年）、智慧国家计划（2016—2022年）。近期，新加坡政府再次承诺，在2021年到2025年投入250亿新元（180亿美元）用于研究、创新和企业发展，发展数字产业被确定为该投资计划的关键目标之一。马来西亚政府对其数字产业规划也较有远见，由于20世纪末中国率先承接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中“微笑曲线”价值链低处的计算机等电子产品装配产业，东南亚国家不具有异质性竞争优势，因此马来西亚于1996年启动“多媒体超级走廊”（MSC Malaysia）大型数字产业培育项目，以促进本土企业转向数字知识密集型行业，重点发展在线媒体、电子游戏产品等数字服务业，并在20年后成果显现，成为电子游戏生产集中地。2021年11月，马来西亚政府对“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进行优化，奖励措施包括免征马来西亚所得税10年，以及简化关键员工的移民手续，但其所处行业需是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分析、创意媒体技术、金融科技、网络安全、集成电路等数字产业，重新设计激励计划更好地适应马来西亚数字产业需求。自2000年起，菲律宾和泰国的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特别是计算机服务、软件和通信行业的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增速迅猛。2007年8月，泰国成为率先发起知识创新改革的东盟成员国，实行建设“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的国家政策，并在5个关键战略领域开展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的合作，开发国家知识经济平台，开发国家创新系统、知识管理、学习型组织和开发学习过程。此外，印尼、菲律宾等也在21世纪初即开始规划数字转型路线。2、数字技术引发新经济周期与东南亚承接美日欧外溢的数字产品制造业技术创新是经济周期性动荡的根源，也为东南亚地区进行数字产业布局奠定了根基。20世纪6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经济进入繁荣末期，生产过剩，美元持续通胀。自1979年10月起，美联储大幅加息近20%，紧缩导致经济衰退，钢铁及其他主要金属制造业、汽车产业、建筑业失业率骤增超过20%，大量工厂公司倒闭，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数字产业市场空间。1980年，计算机等数字产品才进入商用化和民用化，拉动了最广泛的生产需求，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半导体和计算机等数字产业在当时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成本尤为敏感，数字技术需要在全球低成本“寻租”。东南亚相比于欧美和东北亚的发达国家具有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跨国公司出于成本动机和市场开发目的开始在东南亚布局成本效益高的生产基地。从1970年开始，美日欧半导体及电子设备等跨国公司开始进驻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少数进入泰国和菲律宾，如英特尔、高通、英飞凌和瑞萨电子等；1990—2000年期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半导体电子产业崛起，也进入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越南布局。美欧跨国公司在东南亚部署数字产业研发中心、生产和销售中心，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在东南亚数字产业生产和销售环节布局，东南亚早期的数字产业分工逐渐形成，奠定了“新加坡技术研发—马来西亚、印尼等产品生产—出口欧美市场及本土”的数字产业格局。1970—2000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出现“增长三角”区域（Growth Triangles），包括新加坡—柔佛—廖内群岛增长三角（SIJORI）、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UT-GT）、东亚增长三角（EAGA），以及东南亚大陆“增长四角”（Growth Quadrangle）。东南亚“增长三角”的出现主要基于经济逻辑和投资理性，即“市场驱动的地区主义”，该时期的东南亚国家普遍将经济发展视为国家优先任务，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后，相比政治和安全利益，经济发展更具紧迫性。当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寻求建厂生产时，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国家政府采取了开放态度，为外资主导东南亚数字基础设施如互联网、光纤、云计算、数据中心等的建设提供了政策便利。时任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李显龙在谈及新加坡—柔佛—廖内群岛增长三角时指出：“东盟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增强了与私营企业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合作得以坚定地进行。”近年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数字产业升级较快，密集出现数字产业相关的技术研发中心，菲律宾、泰国、越南也跟随其后。三星、苹果、英特尔、松下、西门子、索尼等相继设立研发中心。东南亚“增长三角”通过持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克服资本、技术和知识的稀缺，从而开始融入了全球数字价值链（GVCs）。作为跨国“生产集团”，东南亚“增长三角”得以发挥每个参与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经济潜力。3、中美科技竞争的产业外溢效应与东南亚国家数字产业的加速发展科技竞争不仅是技术“垄断与反垄断”的竞争，也是各国企业对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中美科技博弈对东南亚数字产业第二阶段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外部影响，也成为东南亚数字产业的外部机遇优势。近年来，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友岸外包”的战略首选地，不仅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安全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深入登陆东南亚数字市场。美国从1970年起开始在东南亚部署数字基础设施，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巨大的增量市场，美国跨国公司的生产研发和市场布局重心转移至中国大陆。“入世”后2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善，经济体量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随着中国科技突破和产业升级转型，2018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跨国企业出于风险规避目的逐步将部分产业链迁至东南亚，美国传统盟友日本也补贴2亿美元号召工厂迁至东南亚或其他地区。2022年5月23日，拜登政府宣布《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谈判正式启动，2023年11月，14个成员国签署《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试图将东南亚纳入其多层次、复合型科技“联盟”，以实现供应链高度韧性。但东南亚国家处于不同的数字发展阶段，在关键技术标准方面与美国立场不同。尽管《印太经济框架》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但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尚未显示出促进效果，目前仍以跨国公司主导推动东南亚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地缘邻近，技术、资本扩散具有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5年内，中国向东南亚国家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联通性。在“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提出后，中国企业进一步开发东南亚数字市场，使当地数字基础设施价格趋于低廉，减少了区域内“数字鸿沟”。2021年12月，中国—东盟发布《中国—东盟建设面向未来更加紧密的科技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2022年1月，第二次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通过了《落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202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布《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更为符合实际数字产业发展阶段，双方均采取较为安全化的数字政策，立法实行数据本地化。中美在东南亚地区存在数字市场竞合态势，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既要维护其主权，又亟需中美两国数字资本和技术持续流入，中美科技博弈使东南亚国家迎来数字产业高速发展时代。首先，中美科技竞争使东南亚享受到更为廉价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目前东南亚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均是全球知名的美国和中国公司，美国公司在该地区市场份额占主导地位。亚马逊网络服务（AWS）较早进入东南亚的云计算市场，占据东南亚最大市场份额，微软的蔚蓝软件和服务系统（Azure）在东南亚云计算市场排名第二，微软和亚马逊都为东南亚市场提供计算能力、存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工具，谷歌云平台（GCP）是东南亚地区第三大美国供应商。三家公司占据东南亚70%市场份额。随着中国国内云计算市场趋于饱和，美国在东南亚云计算业务面临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国公司提供的低成本、可扩展的服务解决方案和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培训等，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中国云计算公司如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等均在东南亚建设数据中心，并实行“在本地，为本地”（Local to Local）政策。目前，东南亚公有云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市场，前五强是亚马逊（41.7%）、微软（21.5%）、国际商业机器公司（5.0%）、华为（3.5%）、阿里（3.1%）。其次，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私人资本对东南亚数字产业投资额逐年提高。随着中美公私部门对东南亚的5G网络、数据中心和云服务、跨境光缆等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完善，新冠疫情爆发再次将东南亚的数字市场推向纵深发展。信息通信技术核心数字产业与制造业、社会生活相关产业进行深度融合，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等消费科技、通信及数字基础设施、企业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以及其他深度数字科技市场成为中美等国私人资本的重点投资领域，进一步打开了东南亚的数字产业价值格局。![]()
如图7所示，东南亚接收跨境私人资本对其数字科技的投资中，来自美欧地区的占比已经超过50%，来自中国的投资比重超过15%。2020—2022年，美欧等国私人资本对东南亚的投资集中在消费科技（97亿美元）、金融科技（105亿美元）、深度科技（105亿美元）、企业软件和信息服务（20亿美元）、电信和数字设施（50亿美元）。2022年，美国持续加息导致美元资本回流，中美欧对东南亚数字技术投资由2021年的190亿美元降至129亿美元。随着中国产业向上游转型突破，本土中低端的数字产品制造业出于成本考量将部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同时，由于中国数字市场逐渐饱和，国内竞争激烈，数字产业私营部门具有“出海”的诉求。中国的众多头部科技基金都已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或扩大在东南亚的业务。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的内部机制
——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协同范式
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协作。政府重在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为跨国公司、中小企业、个人投资者等私营部门提供高度开放市场，私营部门则致力于数字创新、市场培育及充分产业竞争。公私部门在基础设施共建、平台开发和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合力，不仅加速了数字产业转型升级，也提升了东南亚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东南亚各国政府在提升数字产业营商环境方面积极进行政策投入和机制改革，探索法治化、透明化和高效率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政府干预与市场流动之间的摩擦负效应，通过数字产业顶层规划、区域数字治理和数字合作共同打造东南亚数字产业大市场。东南亚国家的资源禀赋、改革条件和国家优先事项各不相同，各国数字产业政策也反映了不同的数字产业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结构特征和政策重点，但均集中在改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数字教育培养数字技能、促进数字创新和创业、确保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加强数字政府服务以及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东南亚各国最重视信息通信网络的连通性，不断改善宽带和移动互联网接入，并高度普及智能手机以及5G。新加坡计划使海底电缆登陆量在10年内翻一番，在未来5年内构建无缝的端到端10Gbps的国内连接，确保新加坡数字基础设施达到世界一流的韧性和安全性；印尼的帕拉帕环线工程（Palapa Ring project），计划建设3.5万公里的海底光缆和2.1万公里的陆地光缆；泰国计划向所有村庄部署宽带，在全国1万个地点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将国际带宽增加一倍；越南计划在2025年跻身联合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前50名国家，2025年全国提供普遍宽带接入，2030年实现全国5G覆盖，并大力发展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云计算，改善全国的数字连接，以支持数字产业增长。在培养劳动力数字技能和教育方面，各国大力开展数字扫盲计划，努力提高普通民众的数字技能，使劳动力掌握新兴行业所需的数字技术技能，以推动本国公民能够充分参与数字经济。在支持初创企业和创新方面，各国重点培育数字初创企业，鼓励数字领域创新型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资金资助。在加强数字政府服务方面，东南亚主要国家积极开发政府服务数字平台，提高效率、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还尽可能让农村人口和其他边缘化群体获得数字政府服务。东南亚国家数字治理与监管将数据流动政策以及网络安全规制作为两大保障支柱，各国普遍建立了网络安全框架，制定了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法，实施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措施和政策，但整体安全性仍有待提高。对于数据跨境流动，东南亚出现政策立场分歧，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展示出了保护“数字主权”的倾向，要求数据本土化储存，而新加坡等国实施开放的数据流动政策，这也是东南亚数字一体化进程中最难协调的议题之一。东南亚各国正在协力推进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对外数字合作进程，通过统一法律法规、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支持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便利化，为数字商品和服务创造更多样和广阔的市场，减少贸易壁垒和制度性成本。目前，东南亚各国依托东盟，制定了《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ASEAN Digital Masterplan）、《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ASEAN Digital Economy Framework Agreement）、《东盟第四次工业革命综合战略》（Consolidated Strategy o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 ASEAN）和《东盟智慧城市投资工具包开发》（Development of ASEAN Smart City Investment Toolkit），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数字产业合作协议，如《东盟—澳大利亚数字贸易标准倡议》（ASEAN-Australia Digital Trade Standards Initiative），欧盟与东盟最大的6个成员国（印尼、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签订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东盟十国均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中日韩等国形成良性合作。此外，东盟内部出台多个数字便利化措施合作框架。私营部门的跨国投资和中小企业创新是推动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充分发挥了其激发数字新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加速数字产业竞争，扩大消费阶层和数字用户市场的作用。近年来，跨国创新风险投资大量涌入，本土初创企业规模扩大，数字“头雁企业”数量倍增，发挥了上下游带动效应。数字产业是跨国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最关切领域。2022年，东盟十国（除东帝汶以外）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240亿美元，同比增长5.5%，投资流入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推动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行业是与数字产业相关的制造业，获得总投资620亿美元。在绿地投资模式中，2022年东南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业获得投资达到370亿美元，占比超过70%；以金融科技为主的金融保险业获得外国直接投资630亿美元；以电子商务为主的批发和零售业获得新增投资33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东南亚投资的最重要领域为半导体、电子元件以及金融科技，总投资额达到200亿美元，占美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54%，主要由英伟达、英特尔、超威半导体等跨国私营公司牵头投资。2022年，日本对东南亚外国直接投资额达到260亿美元，集中在运输和仓储。日本私营部门在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产业与中美相比不具优势，但更擅长错位投资和竞争，提供配套服务，日本对东南亚运输和仓储行业的投资提高了该领域的数字化水平，推动东南亚数字物流转型升级成为新产业市场。中国是东南亚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22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160亿美元，主要布局电动汽车、数字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支持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的另一股力量是本土数字初创企业以及由初创企业成长起来的本土独角兽公司。东南亚数字初创企业更倾向本土化策略，它们在金融科技（FinTech）、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健康科技（HealthTech）等领域引入了数字产品和服务，以更加普惠的方式满足东南亚多元文化数字市场，推动东南亚数字创新。数字初创企业的扩张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包括技术和非技术岗位，提高了年轻人的数字产品消费能力，优化消费阶层，活跃了东南亚内部的数字产业市场。此外，数字初创企业通过提供廉价的数字产品满足了传统市场未能充分服务的需求，特别是东南亚偏远的农村地区。从初创企业成长起来的独角兽企业通过投资、孵化和指导新的初创企业，帮助培养了充满活力的东南亚数字产业创业生态系统。2021年，获得融资额500万美元以上的东南亚初创企业为192家，较2020年增长86家，增幅达到81%。其中22家是完成1亿美元以上融资的初创企业，15家初创企业获得独角兽地位。其中，金融科技、电子商务平台及应用程序、数字化物流、健康科技、教育科技、网络媒体和游戏娱乐等初创公司受到投资青睐（如图8）。2021年获得融资额超过500万美元的数字初创企业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分别为99家、59家、15家、9家、6家和4家。其中来自企业端的风险投资超过一半以上，最活跃的风投资本包括印尼移动企业创投（MDI Ventures）、腾讯控股（Tencent）、季节资本（Saison Capital）、曼迪里资本（Mandiri Capital）等。![]()
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内部机制的一大特色是良好的公私合作（PPP）互动，政府与私营部门在共建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大型数字平台、推进中小企业数字转型、培育复合人才方面形成紧密合作。第一发展阶段由政府开放对私营部门市场准入，大型数字跨国公司主导产业项目；第二阶段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投资，进入全速开发阶段。东南亚政府机构等公共部门负责加强公私关系合作，例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和泰国均制定了公私伙伴关系计划并设置了监管机构，负责目标设定、采购流程等政策制定和国家财政预算制定，私营部门主要由技术提供商、制造商、初创企业等组成。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方面，除新加坡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难以提供覆盖全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因此，政府通过开放市场，使私营部门和风险投资进入，共同建设固定和移动宽带等电信基础设施、光纤光缆，布局云计算和数据中心等。固定网络和移动宽带是数字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东南亚各国政府部门将公私合作的重点投向打造大型数字独角兽的“头雁效应”和中小企业数字转型。东南亚各国政府格外重视培育本土独角兽企业，希望通过独角兽企业积聚更多的数字企业，发挥头雁带动作用。2021年，东南亚独角兽企业共15家，其中7家位于新加坡；2023年，东南亚地区独角兽企业增至28家。印尼是除新加坡以外的独角兽公司集聚地之一，孵化出诸多知名企业。2019年4月，印尼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成立了“未来印度尼西亚独角兽”（NextICorn）基金会，以孵化独角兽企业。马来西亚目前有28个由政府或私营部门支持的孵化器以培育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负责运营孵化器的政府部门是科学、技术和创新部（MOSTI）、通信和数字部（MCD）以及创业发展和合作部（MEDAC），由财政部（MOF）负责提供资助。泰国目前约有2100家初创企业，其中700家处于种子期前阶段，1400家处于准备阶段，泰国政府于2024年1月宣布，计划推出“独角兽工厂”（Unicorn Factory）计划，为初创企业扩大规模并发展成为独角兽企业提供了实用框架， 泰国国家创新局还获得10亿泰铢预算和1.5亿泰铢的研究补助金，用于培育中小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在独角兽企业之外，东南亚政府同样重视与其他中小企业形成数字合作生态，并培养拥有数字技能的劳动力。中小企业占东盟成员国商业实体总数的88.8%至99.9%，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51.7%至97.2%，对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30%至53%。近年来东南亚多国推出支持数字初创企业的政策和计划，如税收优惠、赠款、贷款、孵化器、加速器和导师制等。新加坡出台“创业新加坡计划”（Startup SG）、“针对中小企业的行业数字化计划”和“中小企业走向数字化”，帮助中小企业采用先进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走向数字化，运用数字技术增强能力，抓住数字经济的增长机遇；印尼政府提供“1000家数字初创企业运动”计划；泰国对数字技能培养、技术升级和创新活动的企业实行了所得税豁免，以知识为核心、侧重于研发和设计，增强国家的竞争力的A1类企业，可享受最低8年的企业所得税免除，其他技术相关且对产业链具有发展意义的企业，可享受5—8年不等所得税免除。印尼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对外资持股100%开放，但需要销售特定清单商品，并与当地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东南亚各国政府和私营公司对劳动力和公众掌握相关的数字技能可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达成了共识，政府与私营部门共同致力于培养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以适应未来的发展。举措包括提供数字扫盲和教育计划、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创建在线学习平台和课程以及促进再培训和提高技能的机会。例如，马来西亚政府提出“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MyDigital），越南发布“国家数字转型计划”，菲律宾开启了“菲律宾数字工作计划”。私营公司也为发展数字技能作出了贡献，如提供奖学金、实习机会、认证和指导。例如，微软（Microsoft）、领英（LinkedIn）和全球网络代码共享平台（GitHub）发起“全球技能倡议”（Global Skills Initiative），帮助全球2500万人获得数字技能。2019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承诺与谷歌、华为和够捷快（Gojek）等私营公司共同培养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软件工程等领域的人才。东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枢纽地区，也是我国国际大循环重点布局之地。东南亚的数字产业发展是外部机遇与内在制度共同塑造的结果。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策略下，东南亚数字产业化快速发展，云计算、数据中心产业快速崛起，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增长显著，数字支付普及促进金融科技繁荣，游戏、电商、社交媒体本土化特色强。与此同时，产业数字化也成为东南亚国家工业4.0政策中重点推进的领域。在数字产业领域，中国应持续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共同探索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在制度层面，中国与东南亚主要国家具备共同探索数字标准和规则的国家利益基础，能够共建安全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和隐私保护方案；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企业可加大对东南亚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数据中心、高速互联网等，以迎接东南亚数字产业新一轮爆发周期；在数字技术方面，中国科技企业可通过与东南亚初创企业在共建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进行交流和合作，通过技术转移、共同研发项目等方式，推动双方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在跨境电商方面，中国企业可通过深度分享电商平台技术、物流解决方案和支付系统，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跨境电商的效率和范围，拓宽国际市场；在数字人才培养方面，我国政府及企业都可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通过建立培训中心、在线课程等形式共同开展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帮助提升当地人才的数字技能水平。来源：《南洋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作者：牛东芳，蒋贵，黄梅波凡本公众平台注明来源或转自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仅供大家学习参考之用，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利，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