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联合国工作的33年时光,“我爱非洲” 是永不落幕的主旋律

职场   2025-01-18 14:30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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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嘉  云南大理人,1948年生于南京,1949年随父母赴台湾;1974年进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其后的33年多,参与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南斯拉夫、克什米尔和塞拉利昂的维和行动,并担任联合国设在泰国曼谷的亚太经社会、卢旺达国际法庭及红色高棉法庭的行政主管工作;2008年退休后,居住在台北。


1996年夏天,我再度回到东部非洲的肯尼亚工作,担任设在内罗毕(Nairobi)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人类住区规划署(HABITAT)新近合并成立的联合国非洲办公室的行政司人事处处长。

在接受面试的时候,有一位女考官用比较刁难的口气问我,为什么我自认是最恰当的人选。当时我就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因为我爱非洲。”在场的考官们都有些吃惊,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日后,我和这位女考官成了好朋友,她总是拿这句话来取笑我。其实,考官们都被我的坦诚感动,加上我在纽约总部人事处的长年工作经验,就一致同意对我的任命。

许多当地的非洲同事也听说了这件事,他们对我显得特别友好,因为他们总算盼到了一位热爱非洲的人士来主管人事工作。我在纽约总部的肯尼亚籍好友查尔斯还特地为我此行作了一首诗,送上他无限美好的祝愿。带着这份祝愿,我欣然赴内罗毕上任。

肯尼亚地图(图源:《我在联合国的33年》)

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我就察觉到行政部门的改组出现了十分复杂的问题:原来是属于两个署下面的独立部门,一向都是各自为政,如今新的改组硬是把两个署的行政部门合并成一个,在重新洗牌时,必有输家和赢家。那些当不上头儿的同事,对上面的决策就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使得改组工作无法落实。

我听说有一位负责财务的同事,因为当不上新的财务处处长,就赖在他原来的办公室里,死活不肯让位给新处长。新的行政主管、原苏联籍的沙夏,为了人事的安排问题伤透了脑筋。我也发现,就连人事处内部的工作人员都不齐心,只管照顾原先所属部门的“老顾客”,彼此之间矛盾重重。

走进黑洞

我第一天到办公室,管征聘的德国同事约克就上门问我,要喝咖啡还是茶。他还不容分说就自行坐在我的桌前,告诉我这是他和我的前任之间的例行公事。每天早上,他们会一起喝咖啡,说三道四,让所有同事都知道他与处长关系不一般。
当我召开工作会议时,也是由他及另外一位丹麦籍女同事把持,另外包括肯尼亚籍同事在内的其他人根本插不了嘴、说不上话。

后来我的秘书珍悄悄地告诉我,这几个人围着我的前任,专门搞小圈圈。我借着了解工作,广泛地与处里处外的同事接触,更清楚地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1976年第一次见到乞力马扎罗山,这一次的感动演变成对非洲天长日久的执着。
(图源:《我在联合国的33年》)

如何建立一个能提供有效率、有专业水平的人事服务团队,成为我最大的挑战。为了集思广益,我决定每周召开人事处的工作会议,而且除了小组的负责人外,资深的当地助理人员也必须参加。

我的做法让约克等人很不以为然,但是沙夏非常支持我,原先那些工作经验丰富却从没机会参与决策的肯尼亚同事更是拥护,而且也开始积极起来。

正巧,我原先在纽约总部协调和推出的联合国人事制度电脑化此刻正在内罗毕推行中,大家对新的系统都没有认识、缺乏信心。我就义不容辞地利用这个机会,每星期一次给同事们上课,让大家在讨论和研究各项人事规章条例中,逐步地把对条文的诠释统一起来了。后来,在欢送我的惜别会上,肯尼亚的同事们对我的离去十分惋惜,他们表示最怀念我的将是我每周给他们上的课。

工作之余,我也经常走访和熟识其他部门的同事,和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求别的部门的同事放弃己见、顾全大局,那么我们人事处首先应该以身作则。我也公开地表示,我绝对不允许人事处的同事搞特权,我们自身必须遵守法规、认真办事,才能建立威信。

为了让人们不再说到人事处就像进了黑洞,我把各小组的办公室门上都贴上十分醒目的标识,说明具体的服务项目。

半年过去了,我们人事处的各项业务都有所改进,别的部门的主管遇到人事上的难题也会来找我咨询。在年终庆祝会上,我们人事处的歌声嘹亮动听,据说整栋办公大楼的人都能听到,而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这份和谐得来不易。

我在空中翱翔

肯尼亚社会治安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开始恶化,我在内罗毕生活的范围受到很大的局限,大家晚上都尽量不出门,连周末也很少开车到市中心去。

大部分国际人员和外国侨民都住在联合国机构附近叫作Runda的郊区,而生活必需品都能在郊区内的Village Market市场里解决。

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警卫人员,而且窗户外面一定要加上铁栏杆,像监狱一样。按照联合国的安全规定,我们的住宅内还必须有一间装有铁门的房间,作为“安全室”(Safe Heaven),连我这个长年住在战乱地区的人都感到处处受限制。再加上我平日工作总是需要去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经常有人来我办公室诉苦,要我替他们做主,感觉上自己就像是一块海绵,都要被挤干了。所以一到周末,我就尽量地到野外去充电。

享有“世界游猎之乡”盛名的肯尼亚有54个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再适合游猎(Safari)不过的了,无论是设备还是管理都有相当的水平。每年慕名而来游猎的观光客数以万计,成为政府的主要外汇收入。当然,最为罕见的是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之间一年一度的动物大迁徙(AnimalMigration)。

7月份,我们就守在马拉(Mara)河边,和在河里的鳄鱼一起,等待一路吃着水草北上、坦桑尼亚成千上万的角马和斑马的到来。

我记得每一次乘车离开草原、准备离开内罗毕时,我的心情都是低落的,总是要盘算着下一次游猎的时间和地点,来安慰自己。

光是在陆地上游猎还不够,我还约了几位有驾驶小飞机执照的同事,租了架4人座的小飞机,远走高飞。我的驾驶员同事特别看重我,居然让我坐在他的旁边,当上“副驾驶”。

我们往东北非,越过东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后就看到有“玉海”之称、与埃塞俄比亚连接的图尔卡纳湖(Lake Tukarna)。

这个非洲的第四大湖是个含盐最高的湖,除了是迁徙水鸟的停留地,还是尼罗河鳄鱼、河马及各种毒蛇的栖息地。我的飞机轻轻地飘过蓝得发绿的湖水后,就降落在几乎是被沙尘淹没的跑道上。

我们住的绿洲旅店是一位德国人开的。据说,他的德国太太早就受不了这荒凉,已经回国去了。他现在与一个当地妇女生了孩子,安家落户了。有几个爱钓鱼的同事乘船向湖滨出发,我们其他人就开车去附近的一个阿摩族(Omo)村落参观。阿摩族的男人是以爱美出名的,喜欢把脸上涂上色彩,像戴了面具一样。

回到绿洲后,我们立即跳进它独有的天然温泉游泳池,痛快地洗净一身的尘埃。晚饭就是吃刚从湖里钓来的鱼,鲜美无比。饭后,又回到温泉中继续泡。

第二天,我们飞回内罗毕时天气特别好,成千上万的火烈鸟(Flamingo)把一个接着一个的湖面染成粉红色,就像在《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这部电影中丹尼斯(Denys)开着小飞机带着爱沙克(Isak)去翱翔所看到的,是那种令人落泪的美景仙境。

又有一次,我们飞去东岸的拉穆(Lamu)岛。拉穆岛是一个保存最完好的斯瓦希里(Swahili)民族在东非的定居点之一。岛上都没有汽车。交通运输全靠两条腿或小毛驴。居民多半信仰伊斯兰教,家家户户的大木门都是精心雕刻的,也能说明为何拉穆岛的木制家具和手工艺品都特别出色。

我们住在一个西班牙贵族拥有的大别墅里,院子里所有的台阶都镶嵌着西班牙式的彩绘瓷瓦片。每天上午都有出海回来的渔民拿着刚刚捕捞的海鲜来敲门,我们选好后,就由老管家替我们烹调,我们只管享用。

两天后,等到我们准备要飞回内罗毕时,才发现飞机无法起动,因为电池坏了。能在岛上多住一天,我其实是很乐意的。

第二天,在好不容易弄到一个新电池后才能起飞。我们在经过茶窝(Tsavo)国家公园时,还能清楚地看到一些野生动物。但是不久就遭遇到倾盆大雨,把我们的小飞机七上八下地折腾。我们完全被云雾包围,什么也看不到。后来在降落时,我们的飞机还险些滑出跑道。

我的守护神

我经常走南闯北,最担心我安危的就是照顾我的女工柔斯(Rose)了。她是个单亲妈妈,先生病故后,就靠替人做家事来过活。她生育了一对儿女,儿子和她的母亲住在乡下,女儿苏菲(Sofie)就与她一起住。

柔斯为人特别忠厚,工作也很勤奋,家里的事她总是细心料理,从来不用我费心。每年,我都让她回乡下几次看望妈妈和儿子。她不在的时候,就会特别吩咐苏菲替我拖地和洗衣。

最贴心的柔斯(图源:《我在联合国的33年》)

有一次我开车去乡下,就顺便带她回家。她的母亲见到我特别高兴,让柔斯带了一只母鸡送给我。后来,这只母鸡又孵出了好多小鸡。每当老鹰出现在天空时,我的院子里就上演“老鹰抓小鸡”的真实情景。有时候,我养的三只狗还会忍不住去招惹我的小鸡们,弄得家里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柔斯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在乡下买块地、盖个房子,将来做不动了就回家养老。我就贷款给她,然后从每个月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三年后,当我离开肯尼亚时,她已经完全还清贷款。

虽然她不识字,但是非常聪明,而且做事用心。我教她做蛋糕,几次下来,看不懂食谱的她就能完全记住了。有一次,我从纽约出差回来,她就烤了我最爱吃的胡萝卜核桃蛋糕等着我。

除了她,我的另外一个守护神就是我的一只大狗。它的名字叫马斯卡拉(Mascara),就是西班牙文的“黑面具”的意思。因为它全身的毛是黄的,只有鼻子周围的一圈是黑色。

我的守护神(图源:《我在联合国的33年》)

它原来是属于一个墨西哥的同事。我听说这个同事要回国了,但是不愿付钱把马斯卡拉一起带走。它已经是只两岁多的大狗,又不好送人,就准备把它处死,我立刻答应收留它。

刚来我这里时,马斯卡拉显得有些哀伤,因为它知道自己被主人遗弃,我很心痛,就对它说了好些安慰的话。不久,在柔斯和我的呵护下,它就接受了我们和这个新家,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成员。
马斯卡拉虽然不是纯种的狼狗,但是它的神采和忠心是无可挑剔的。我经常牵着它在附近散步,看到它的马赛族警卫总是问我,能不能把它卖给他们。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休想。”

马斯卡拉最难得的是它谦让的性格,从不争宠,因此还经常被我养的另外两条小狗欺负,但它总是不计较地让着它们。

有一次,柔斯放假回家,我就让马斯卡拉晚上到屋子里来陪伴我。我半夜醒来,听到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走到我的房间内,它伸着头张望,看看我是不是安然无恙。记得我只有对它发过一次脾气,那是因为它带头咬死了我养的几只鸡。其实我真的不应该怪它,谁叫它有猎狗的血统呢。

2000年初,我准备去西非的塞拉利昂参加维和工作,必须丢下马斯卡拉。为给它找一个新的主人,我绞尽了脑汁。最后在内罗毕的好友小韩答应替我好好地照顾它,我才放心。临走时,柔斯和马斯卡拉都把眼睛哭得通红。

后来听小韩说,每当听到类似我的车子在他家附近开过,马斯卡拉都会立刻冲到大门口张望,看看是不是我回来了。

2003年,我离开曼谷回到东非的坦桑尼亚的国际法庭工作。自己安顿下来后,就想把留在肯尼亚的马斯卡拉接回来。小韩知道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其实我能想象他的小女儿会有多么舍不得,因为她从小就和马斯卡拉一起玩耍。

开车去接马斯卡拉时,我想分别了三年多,不知道它还会不会记得我。当我的车驶进小韩家的院子,它看到我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立刻就认出了我,好像我从未离开过它一样,开始不停地舔着我的脸,然后就像以前那样,四脚朝天地躺下,让我摸摸它的肚子。

我带着它过边境回坦桑尼亚,过海关时,为了计算收税额,必须填写马斯卡拉的价值。我不但拒绝而且还十分激动地反问海关人员:“你告诉我,一个忠实的老朋友,应该值多少钱!”

在往后的日子里,马斯卡拉还是继续当我的守护神,每天傍晚都陪我散步看日落。当它感觉我累得走不动了,就会拖着我。我总是感动地跟它说:“就让我们相互扶持着一起老去,好吗?”

2005年,我再度离开东非,去柬埔寨工作。为了让马斯卡拉能安享晚年,我特意安排它住在我的园丁马日吉家里。我为它盖了个小屋,又为它留了生活和医药费。没有想到,我离开阿鲁沙没有多久,它就病逝了,它终究没能承受住我们第二次的分离。

虽然我日后回去,只能看到埋葬它的一堆黄土,但是在心里我相信它会原谅我,而且仍然愿意当我的守护神,继续保佑着我。

站在赤道线上(图源:《我在联合国的33年》)

2008年我回内罗毕去旅游,也顺便去看望柔斯。当年我帮忙督导做功课的苏菲如今已经结婚生子,柔斯已经做了外婆。看到我,她高兴得又叫又笑又跳的,把在身旁的小孙子都吓哭了。她还是那么善良朴实,一脸温馨的笑容掩盖了岁月的沧桑。我答应一定会帮助她,让她能早日回家养老,这毕竟是她一生最大的安慰啊!她只是紧紧地抱着我,宽心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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