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进一步聚焦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中美关系演变（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

一、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重要事件回溯

特朗普于2016年11月取得大选胜利，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职，2020年11月8日败选给拜登，其任期大致从2017年1月算起，直至2020年11月。期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波诡云谲，发生了诸多目前看来仍能载入史册的事件，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制造的打压、香港骚乱、中概股冲击、国务卿蓬佩奥言论等等。总结来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主要体现在贸易战、地缘战及金融战等三个方面。

（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由特朗普任期延续至拜登任期）

中美贸易战（China–United States trade war）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最为引人关注的事件。特朗普第一任期始于2017年1月，同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会晤，期间市场最为关注的是特朗普的“百日新政”，对中美贸易战的开打及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并未做好心理准备。

1、从时间轴上看，中美贸易战开打于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以国家安全为由、宣称“中国剽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根据美国国内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要求对自中国高达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2、随后中美贸易战因美国不断加征关税、中国相应反制而不断发酵，虽然期间曾因中美两国元首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6月的G20峰会上会变而有短暂的缓和，中美贸易战的整体进程并未停止。2020年1月5日（美国时间），中美两国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同年9月15日世贸组织裁决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属非法，同年12月4日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宣布会继续保持对华关税、并称将与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可以看出，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不断发酵，在拜登上任后的最初几年也仍在延续，中美贸易战的热潮虽然有所退却，但问题并没有光彩年华。2024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在原对华301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钢铝、港口起重机等商品加征巨额关税（被延期），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目前仍未结束，且有可能会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如果当选的话）再度发酵。

（二）技术领域打压及中概股危机，同样延续至拜登任期

中美贸易战持续进程的过程中，美国还通过限制技术出口、打压中国制造、打击中概股等方式冲击中美关系。例如，2020年5月期间，特朗普先后禁止美国购买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的海外电力设备、禁止美国公司使用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制造的电信设备、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将共计 33 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及取消“与中国军队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数千名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等等。

再比如，在2020年4月2日浑水长达89页的做空报告后，瑞幸咖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其于2019年2-4季度期间凭空虚增22亿人民币交易额，由此引发中概股危机，美国为此加强了对中概股的监管要求（接受美国审计、规定任何一家连续三年未能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要求公司将禁止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是否为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等）。

2020年5月与12月，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简称HFCAA），明确规定“自2021年年报起，如果一家公司不能证明其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者PCAOB无法连续3年对其进行审计（审计底稿需由SEC认定的审计机构出具），则该公司将被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直指中概股。2021年3月，美国SEC公布《<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披露和提交实施细则（最终暂行规则）》，同年12月美国国会将HFCAA交易禁令从连续三年加速到连续两年，PCAOB发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认定报告》则认定60余家在美注册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完成检查或调查”。与此同时，SEC和PCAOB主席亦联合发表声明称PCAOB始终无法在中国检查审计工作文件，并警告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包括中国）投资时应考虑财务报告的质量和其他信息披露风险。

（三）地缘冲突呈愈演愈烈之势

中美贸易战开打于2018年，直至目前仍在持续，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地缘冲突自2019年起也开始不断发酵。特别是，2020年7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后，两国之间的紧张情绪达到了一个极点。

1、美国支持并干预2019年发生的香港骚乱事件

首当其冲的便是2019年发生的香港骚乱事件。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七国集团自2019年8月起开始干预香港事务，同年10月1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同年12月3日还通过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更为搞笑的是，2019年11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裁定《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部分条款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致使有关条款无效，引发决策层不满、2020年5月28日，《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获人大通过，标志着决策层在香港骚乱事件的法理上占据了制高点，香港骚乱事件才逐步得以平息。

2020年5月29日，特朗普表示要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豁免程序、取消香港作为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的单独关税与旅行区的优惠待遇（包括引渡条约、技术出口控制等），同时明确不再视香港为自治个体，将对直接或间接卷入侵蚀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进行制裁。

2、全球范围内刷军事存在感引发恐慌

2020年5月15日，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在内部会议中讨论了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随后特朗普于5月21日宣布有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1992年签署、2002年生效）。上述两个事件导致很多经济体纷纷选择站队，而引人关注的是2020年5月后中印两国在边境问题上也发生了多次短时间对峙冲突，使得中国周边紧张局势有所加剧。

此外，美国还在台海与南海等问题上不断故伎重演，如特朗普在5月20日于蔡英文就职时称其为“总统”、5-6月期间美国军舰多次穿越台湾海峡、7月美国双航母在南海进行多次平演等等。目前看，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存在感延续到了拜登时期。

（四）中美金融领域也已角逐多次

传统认知上，可以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分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美贸易战、第二阶段为地缘政治博弈、第三阶段为中美金融领域角逐，当然这三个阶段并非完全按照时间进行排序，相互之间有一定交叉。不过，彼时的中美金融领域还只是处于角逐阶段，中国并没有特别好的应对之策，因为美国制裁中国的金融手段有很多，

1、美国可以通过其长臂管辖逻辑（如《反海外腐败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赫尔姆斯-伯顿法》）和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等）来约束在美国设有分行或运营的外国银行，并制裁卷入美国禁令对象的中资金融机构。

2、美国可以通过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来控制跨境美元业务，即一旦美国切断某家金融机构与CHIPS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则该机构便无法开展跨境美元业务。

3、美国可以通过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支付报文系统（为提供跨境跨境信息服务）来影响全球金融体系，即一旦某家金融机构与SWIFT的联系被切断，则该机构的跨境业务同样会陷入停滞状态。

实际上，早在2012年7月，美国财政部便基于2010年的《伊朗全面制裁、问责和撤资法》（CISADA）将中国的昆仑银行列入制裁清单。此外，美国还分别于2012年和2018年对伊朗实施过两次金融制裁，分别于2014年、2017年与2022年对俄罗斯实施过三次制裁。

二、中美关系恶化期间的其它重要事件梳理：“退群”与打击“反犹群体”

除中美关系外，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还有其它一些重要事件值得关注。

（一）严格奉行美国优先主义，先后退出或威胁退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万国邮政联盟、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贸组织等。当然，其中有些协定或组织最终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根据美国利益进行了调整。

（二）特朗普是坚定的犹太主义支持者，其对反犹群体深恶痛决，在其任期内，先后促成以色列与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苏丹等五个阿拉伯国家达成和平协议。

三、美国贸易逆差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明显收窄，对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等扩大

在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之下，全球供应链结构不断重塑，美国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与墨西哥、加拿大、韩国、德国及东盟国家的贸易紧密度有所提升，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则有所下降，这是需要关注的。例如，2019年与2023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为8457.59亿美元和10621.11亿美元，逆差扩大了2164亿美元。期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收窄了635亿美元，对墨西哥、越南、加拿大分别扩大了531亿美元、490亿美元、385亿美元，对韩国、德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爱尔兰、意大利的贸易逆差分别扩大了301亿美元、255亿美元、248亿美元、206亿美元、197亿美元、135亿美元和105亿美元。

四、特朗普2.0时代（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下的中美关系展望

前面的重温告诉我们，无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还是拜登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均不会好，且会继续趋于恶化，区别仅在于美国是否会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以及美国与其同盟之间是否能够步调一致，这是接下来四年需要做好准备的。也即，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敌意已是共识，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没有实质性影响。

（一）中美关系的恶化具有长期性：要放弃幻想、做好底线思维

从过去两届美国总统任期来看，中美关系不会因一人一党而发生变化，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博弈是一场持久战。区别仅在于，博弈节奏与力度的差异。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美国对中国的仇视只会增强而不会被削弱，这导致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站队的倾向性愈发明显，中国被美国及其同盟孤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此时既需要保持拜登执政时期的定力，也要对特朗普可能再次上台后的极限施压策略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一直存在，期间因苏联的存在而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出现了一定分歧，部分人尝试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如早在2001年入世前夕，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便直言“中国崛起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竞争，要准备军事手段”。

再比如，2006-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国防部所属应用物理实验室（即APL）便启动了中美金融战实验，并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视为中美金融战的预演。

（二）中美博弈的领域具有全面性：八年试水后存在极限脱钩的可能性

经过过去两任总统的八年试水，中美博弈已从最初的贸易领域逐步扩展至地缘、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从特朗普时期的极限施压、单独对抗过渡至拜登时期的小院高墙、阵营对抗。如果特朗普当选后，相信其第二任期绝不会简单重复第一任期的操作，而是会在保留拜登任期内的施政逻辑，进一步向中国进行施压，这意味着中美博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会更为激烈，很可能会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会继续趋于恶化。

也就是说，虽然过去八年中美博弈很激烈，但仍可能只是初步试水阶段，它使美国对中国的底牌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为下一任美国总统遏制中国奠定了基础。回顾过去来看，，美国过去比较注重从人权、不公平贸易环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政治民主、地缘、涉疆涉港涉藏、中国债务陷阱等领域向中国施压，而特朗普则一直在寻求另搞一套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体系，这意味着特朗普新任期内中美之间存在极限脱钩的可能性。

附件1：美国对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2019年与2023年，亿美元）

附件2：美国从主要经济体的进口金额（2019年与2023年，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