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涛：探源陶寺寻找最初中国

民生 2024-11-19 14:09 山西

11月12日，位于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该馆是依托陶寺文化建设的一座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展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完整全面展示了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解读陶寺文化“光被四表协和万邦”的精神品质，及其之于“中华文明探源”、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具有的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高江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他带领我们探源陶寺，寻找“最初的中国”。

▲陶寺遗址所在地山川地理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迄今已40余年，发掘的面积不足遗址的千分之五，但是这千分之五不仅为我们呈现了4000年前让人叹为观止的神奇观象台、结构复杂的最早的宫城宫殿，还让我们得以窥探4000年前古人使用的各种生活用品，而其中很多文物已成为“国家宝藏”。

▲观象台观测

目前，陶寺遗址已经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铜器、木器等各类文物5200多件。在这些文物中，彩绘龙盘、朱书扁壶、鼍鼓、玉兽面、豶豕之牙等文物值得给予特别的书写。

华夏主脉最初中国

我们今天自称“中国人”。这种认为自己所在地方是“中心”“中国”的观念，自从人类有了群居就会自然地这么想。然而，这个“中国”被不同的人群或族群广泛认可，是从陶寺文化时期开始的。

目前，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最早提到“中国”二字，其铭文中写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思是周武王意欲建都“中国”，以方便统治四方的人民。在周人意识中，“中国”处于四方之中。因此，周代初期的“中国”，可以肯定的有两点：第一，“中国”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即大体指以“洛邑”或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所以就有了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先生所说的处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为“最早的中国”。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两个字，一个“中”，一个“国”，“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本义。

这样一来“中”或“地中”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然而“中”字在比西周更早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中”一般被解释与“旗帜”有关，但也有很多学者发现甲骨文中还常见“立中”，认为“立中”就是立中测影，即我们常说的立杆测影或立表测影，通过杆（表）影子的长短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近些年，由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时期竹简被整理了出来，其中有一篇《保训》引起学界的热议。因为这个《保训》中提及舜的“求中”“得中”和上甲微（商君）的“假中”“归中”四个“中”，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中”竟然可以求得，甚至可借可还，所以它显然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令人称奇的是，陶寺“王级”大墓M22出土了一件带有不同色带的漆杆，这正是立表测影的“表”。2009年6月21日夏至，考古队与天文学家依据复原的漆杆进行了实验考古，正午12时40分，漆杆最短的影子逐渐地到达杆上一个特殊的色带，这时影子长度约40厘米，折合1.6尺。而文献《周髀算经》恰恰记载“夏至之日晷尺六寸”，规定夏至圭尺影长一尺六的地方是“地中”。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先生说圭表测影确立“地中”，“圭尺”代表着“地中”，而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中“地中”的所在。

但是文献《周礼》中又见有“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的记载，说一尺五寸的地方是“地中”，而元代著名的观星台所在的河南登封一带也是夏至晷尺影长约1.5尺。这样看似矛盾地出现了两个“地中”，却正好解释了问题。原来最早的人们普遍认同“地中”在陶寺所在的晋南一带，之后逐渐转移，尤其到了西周时期，把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一带确定为“地中”。

我们前面说陶寺已经进入了“国家”时期，这样既有“中”，又有“国”，比许宏先生认为的“最早中国”二里头遗址早300多年，所以在我看来，陶寺所在的地方才是“最初的中国”。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讲到，尧将首领位置禅让给舜，但舜不得不避开尧的儿子丹朱去其他地方，然而最终舜是“之中国践天子位”。所提到的“之中国”就是回到了中国，可见这一记载也从侧面反映了尧都陶寺的所在是当时人们心里认可的“中国”。

如果高度概括一下陶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话，那就是八个字——“华夏主脉，最初中国”。

彩绘龙盘国之重宝

彩绘龙盘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最为典型的一件文物。我们今天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陶寺遗址竟然出土了4件带有龙形彩绘图案的陶器，我们叫它“龙盘”。

▲彩绘龙盘

1980年春季，在陶寺大墓M3016平面的清理中，刮出一个圆盘形的陶器，模模糊糊看到有一些图案。因墓葬面积较大，进一步发掘比较耗时间，据考古队高炜先生回忆，当时又把这个陶盘留在原处，撤了工地，留待下半年发掘。在下半年的发掘中，考古队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龙盘，这是陶寺遗址发现的第一个龙盘。它好像故意在我们暂时撤离现场前出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几个月后才让我们见到它的真容。之后在大型墓M3072、M3073和M2001中又出土3件龙盘。

陶寺4件龙盘大小基本相同，盘口直径35厘米至40厘米，盘底直径12厘米至15厘米，高在7厘米至12厘米。仔细观察盘上的龙，会发现以下特点：第一，均是蟠龙，盘曲如蛇；第二，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似鳄；第三，头部两侧方形似耳，蛇无耳，三角形头，又非蛇；第四，长颌，锯齿状牙齿；第五，口衔枝状物，十分罕见。其实，这些龙形象最大的特点，是由现实中不存的多种灵兽组合而成，这正是陶寺龙的最大特点。陶寺龙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的雏形，是与夏、商、周及后世的龙，最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龙形象。

龙形图案多发现在水器上，与水、云、雨相关，后世常常认为龙是主管雨水的神祇。龙与风调雨顺关联，意味着“丰产丰收”，有学者认为，陶寺龙口中所衔枝状物或许就是禾穗之类的东西，带来丰收之意，所表现的是“泽被四方，心系万众”之情，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美德。

朱书扁壶文字雏形

朱书扁壶就是用朱砂写有文字的扁壶，是陶寺最常见的汲水器，因陶器之上朱书有两个文字而闻名于世。

▲朱书扁壶

朱书扁壶的发现，是偶然也是必然。1984年春，陶寺遗址发掘负责人高天麟先生除了发掘自己分配的探方以外，还会经常去其他探方查看与讨论发掘。一天早晨上班不久，他看到李健民先生的探方中一座编号H3403的灰坑口部，堆了不少大块陶片，就过去蹲在坑边“对陶片”（将破碎的陶片按照陶器原本的形态粘对在一起以便复原，高天麟先生“对陶片”的技术是考古队最厉害的），发现有几块陶片上表面有鲜红的“道道”，高先生喜出望外，赶紧把陶片收集起来回到灶房，找来刷子和水盆，洗刷掉红色笔迹周边的泥巴，惊奇地发现扁壶鼓的一面像是“文”字，平的一面则上有一个近似圆圈，下有一横，横下为一近似“人”的形象。当时，请大家辨认，大家一致认为这些为软笔朱书无疑，其中的一字可释读为“文”字，而另一字不易释读。如果真是这样，这些文字将会比甲骨文早近800年，考古队同仁们异常惊喜。李健民先生形容当时气氛说“血液凝固了”“空气凝固了”。但是扁壶是残缺的，于是又对这个灰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土全部过筛，却无所获。反过来再细察看扁壶残器，见边沿的断茬涂朱砂一周，恍然大悟，原本涂朱砂时就是残断的器物。实际上当时为了谨慎，还是暂时称为两个“符号”，请教的一些专家也多未破解。

1985年秋，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到访北京时，大胆提出“会不会是文字”的说法，为我们指出了研究思路。1985年冬，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见到该扁壶的照片和临摹图后，指出这两个“符号”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汉字属于同一个系统。之后，学者们纷纷考释这两个字，其中的一个字被多数学者认可为“文”字，争议不大。另一个字颇有争议，目前集中于三种看法：一是“命”字，与大禹有关；二是“昜”字，与太阳崇拜有关；三是“尧”字，自然与“尧王”有关。我本人认为此字上部表示太阳，中间一横表示地平线，下面为“人形”，组合起来表示人长期观测从地平线升起的太阳，发现了太阳运转的规律，进一步创造性地发明了观象台。而字本身最有可能是“昜”，昜也就是“唐”。总之，与观日授时、唐尧密切相关。

一件残破的朱书文字扁壶，却投射出伟大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

（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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