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中人物的身世故事伴随着现当代中华民族的跌宕命运而展开，个体的悲喜沉浮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形成内在的同构关系。作品以跨越民族的“和合共生”展现了丰盈、多元的文化融合，折射出政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家园》，达真著，天地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
达真的长篇小说《家园》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厚重的作品。《家园》首发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2期，单行本由天地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2023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家园》的发表和出版，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是故乡，也是家园
《家园》具有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闳博富赡，其内涵有多种显性和潜在的意义，为读者的理解敞开了多个面向。依照我个人的解读，《家园》的主题如同作品的题目所揭示的那样，即家园的建构。家园的意义是两个层面的，既指作品中的人物生长的家乡——康巴的桑戈草原和上海，也寓指中华民族大家园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小说塑造的头人的儿子曲扎、曲扎家差巴的女儿斯郎措、牧民的女儿达瓦志玛、上海资本家的儿子王本昌、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儿子琪加达瓦等人物形象，以各自的命运遭际、悲欢离合演绎和呈现了作品的复杂意涵。
小说首先以曲扎和斯郎措的爱情故事切入。上世纪50年代，桑戈草原桑布头人17岁的儿子曲扎对差巴志玛刚满15岁的女儿斯郎措一见钟情，而桑布头人因卷入了藏区大规模武装叛乱而率家人逃亡国外，匆匆上路的曲扎又踅回对斯郎措表白：“银狐神山做证，我说完这话，你就是我的女人了。等我回来……”然而，两人都不曾料到，这一别就是40年，当年的少男少女垂暮之年才获悉彼此状况。斯郎措“被等待抽干了一切”，但心中仍有“一个遥远却从未消失的梦”，而曲扎却已和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结婚生子，内心徒存愧疚与不安。这一出令人唏嘘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的痴情女子负心郎模式，其中固然有坚忍与脆弱、守诺与背弃等人性的根由，但更是时代决定了两人的命运。两人的爱情还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民族历史和社会意义。诚然，斯郎措是真心爱着曲扎的，但使她在漫漫40年的煎熬中等待的还有这样的认知：“在这片马儿三天三夜都跑不出边界的草原上，头人家的话就是围栏，再刚烈的野马也逃不出；就是石板上刻的字，任水冲火烧都无法更改。既然少爷说了，自己这辈子就是‘少爷的女人’了。”因此，斯郎措的爱情悲剧，其中还有藏族社会传统的森严等级作祟。作品通过曲扎和斯郎措的爱情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地区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有个人命运，也有家国情怀
小说中的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爱情和婚姻，则包含着民族交融和共建家园的意义。就中国的民族关系而言，汉族和藏族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民族关系。小说里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组成家庭生下二子二女，他们一家又和斯郎措结成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人物设置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上海和藏东；汉、藏一家；“文革”期间，王本昌在桑戈草原得到的庇护，他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研究；达瓦志玛爱上落难的王本昌，“文革”结束后跟随王本昌回上海，从最初的不适应到5年后成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这些重要的细节描写，从故事表象看是人物个体的、偶然的人生起伏，但从故事的意义考察，则是民族情感共同体的萌生和结成的隐喻，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家园》中的人物的身世故事伴随着现当代中华民族的跌宕命运而展开，这些人物的悲喜沉浮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形成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正如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小儿子琪加达瓦所说：“我的出生地藏东是多个民族的交汇地，多元文化融合别具特色。是中华民族大家园的缩影”。诚然，小说的生动性来自关于个体、个性和细节的书写，但这些个体、个性和细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主题的展开和演绎的有机构成。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和行动都有相当的典型性和象征意义。建构中华民族大家园的前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民族共同体是由多个方面的共同体建构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但政治共同体还不能包含民族共同体的全部意义。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实现和完成，还需要命运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参与其中。而相对于政治共同体，后两者的建构更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家园》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家族的遭遇，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情感精神，可以说是十分形象和生动地折射了这一历史进程。
有小我，更有大爱
达真的《家园》还“别有所图”。小说花了许多笔墨叙写“二战”时期王本昌一家和犹太人尤素福一家互敬互助的友谊。曲扎的父亲桑布头人1959年出逃后带领族人辗转于欧美各国，感叹“世界是个大家庭多好，各种肤色的人没有护照不同之分，没有种族不同之分，在同一星球上你来我往。不像现在，我虽然衣食无忧，但仍然是一个缺少家园感的流浪汉。”曲扎更是深刻地体会家园的丧失感，在域外回望故乡，“他深信马道上最具温情的还是马帮们的笑声、哭声、歌声、鼾声、谈话声、哈欠声、喷嚏声、响屁声，以及被暗红色苔藓覆盖的石头上的那些经文。他不止一次地梦里抠开石头表面的苔藓，窥看那些有温度的经石。”漂泊辗转他乡，曲扎和桑布目睹了藏文化在异国他乡的奇特魅力，但最令人遗憾的也是，这些数千岁的画布、经文和各种佛雕，百年前被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的人拿走了，“被他们聪明地消费了”。他们在家园的丧失感中念想家园。小说的这些描写表现了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憧憬和想望。
沉郁与抒情是《家园》的叙事格调，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在沉重中涂抹丝丝暖色。曲扎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中遇到了金发碧眼的知音，但内心始终都有斯郎措，会习惯性地忆起与斯郎措的恋情，这束爱情之光照着他心里那片幽暗的青草地，单相思一直跟随他从印度辗转到英国、瑞士而从未熄灭。“受害”更甚的斯郎措虽陷入爱情的苦苦等待之中，但作为桑戈草原上的赤脚医生，她并不孤独，而是从治病救人，也从与王本昌、达瓦志玛一家的情谊中，从对养子琪加达瓦的爱与付出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得到了人生的愉悦和安慰。“江河哪里去？江河大海去；青草哪里去？青草天边去；爱情哪里去？爱情心里去……”这首桑戈草原流传的恋歌如同交响乐中的主题曲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小说人物的爱情令人泪目而又极其凄美。
在写作手法上，《家园》在叙事上逆时序和顺时序交替运用、穿插自然，得心应手、娴熟老到，显示了一种游刃有余、雍容大气的风格，在形式上也标示着作者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作者系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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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1月8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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