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霍仁龙：《人与环境：近300年来西南山地的开发与土地利用变化》出版

书    名：人与环境：近300年来西南山地的开发与土地利用变化

作    者：霍仁龙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霍仁龙，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史地、中外涉藏问题、数字人文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在《近代史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杨煜达  

霍仁龙博士的著作《人与环境：近300年来西南山地的开发与土地利用变化》即将付梓，嘱我作序。作为仁龙博士多年的共事者，我很乐意在这里说几句。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在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系统正在发生从区域到全球、从具体要素到大气、陆地、海洋、生物等全系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全社会反思我们既有的发展模式，寻求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新途径。

山地是地球表面有一定海拔高度、地表形态起伏不定、存在一定相对高差的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的区域被称为山区。在世界范围内，山区面积约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25%，作为山区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山地，由于其高度、梯度差异、生物多样性等原因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其他地方更早、更为强烈，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地区。为保护山区的生态系统和促进山区居民的福祉，联合国将2002年命名为“国际山岳年”，并从2003年开始，将每年的12月11日定为“国际山岳日”，2023年的国际山岳日主题是“恢复山区生态系统”。

在目前全球变化的研究中，对山地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国际上最重要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在21世纪初联合发起了“全球变化与山区”的山地研究倡议（MRI），以推动对全球山地的研究。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科学计划，对于促进我们理解全球环境变化、山地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及趋势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国土面积中，山地与高原的总面积超过了69%。目前山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0%，林地占全国林地面积的90%，人口则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56%。我国山区目前的这一格局，是历史时期长期山地开发的结果。研究我国山区在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对认识过去千年到百年尺度上山地环境的演变及其与人类活动的耦合作用、生物多样性演变、全球变化的区域效应等诸多科学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应承担的光荣任务。

我对这个问题很早就有兴趣。2010年我从德国回来，开始着手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意识到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很难在山地深入开展的关键是早期的山地开发缺乏较系统的文献资料，因此我试图借鉴人类学的长期田野方法，在小区域的田野工作中获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这一想法得到了先师邹逸麟先生和满志敏教授的鼓励，也得到了时任史地所所长吴松弟教授的支持。我的老师，云南大学陆韧教授在听取了我的汇报后也肯定和支持这种尝试。当时云南大学周琼教授正在倡导西南环境史的研究，对这一想法也很有兴趣，我们决定共同在云南开展山地环境调查和研究，从不同学科层面推进这一研究工作。

霍仁龙博士正在这个时候以优异成绩从云南大学历史系保送到复旦大学史地所，是我指导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之一。在云南长期学习的背景和踏实好学的作风使我认定他是开展山地调查和研究的极佳人选。在和他交流了几次之后，他就毅然选择了这个有挑战性的题目，成为首位赴山地进行历史地理学长期田野调查的青年学子。实际上，他的调查带有很大的探索性，直到他在2011年暑期完成了第一次田野调查，提交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之后，我们才坚信这样的调查确实能提供科学有据的研究资料。之后我和陆韧教授、周琼教授又陆续安排了8位同学在云南不同地区开展了田野调查，而霍仁龙前期获取的经验和方法，对于指导这些同学完成调查非常重要。霍仁龙随后免试进入博士阶段的研究，师从满志敏教授，继续从事山地土地利用与地表覆盖变化的研究。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书的。

这是第一部以历史时期小尺度的山地环境变迁为研究主题的著作。霍仁龙博士在系统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收集了包括档案、方志、文集和地方碑刻资料在内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长期田野调查获取的资料。在硕博士六年的研究期间，他七次从上海奔赴云南禄劝县的田野点进行了长期田野调查，获取了数十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利用这些资料，结合遥感影像等资料，采用地理学的土地利用模型，成功重建了从聚落尺度到流域尺度的过去300年的土地利用与地表覆盖变化。这一工作亮眼之处不少，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着重说两点。

首先，这是历史地理学结合人类学长期田野调查方法的成功运用。历史地理学是强调田野调查的学科，前辈学者已有很多的工作和经验总结。但是，将人类学田野方法结合到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进行小尺度的长期田野调查尚为首次。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强调调查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社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来获取可靠的信息。而历史地理学的长期田野调查，在汲取人类学方法精神的同时，还保留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如调查的内容更侧重于自然环境变迁的观察，重视对历史过程的发掘，某些调查内容如田地、林地、房屋、水渠等需要一定的测量及绘制地图等等。通过这样的调查能获取聚落尺度上历史环境与社会演变的相对客观的信息，从而用于科学的研究工作。霍仁龙对研究区域进行了共计273天的田野调查工作，获取的调查信息为其聚落尺度的高分辨率研究提供了基本支撑，而聚落尺度的研究又为其利用土地利用模型复原流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和地表覆盖变化提供了学理支持。这种历史地理学的长期田野方法，拓展了历史地理学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门径，结合3S等技术手段的使用，不仅为历史地理学的山地研究提供了方法体系，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其它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其次，众所周知小尺度的研究其困难首先在于需要更细致的资料收集以及更精细的过程复原，但小尺度研究价值的体现，更在于其能提供宏观研究所难以揭示或解释的过程和机制。对此，本书的贡献也斐然可观。比如，山地的海拔和坡度是耕地开发的重要限制因子是人们的共识，但是，不同时期具体海拔和坡度的限制阈值则并不清楚。霍仁龙根据从聚落到流域不同尺度的研究，发现在历史时期，开垦的坡度大致在12°以内，并且这一限制因子比较稳定，并不随聚落的发展而有大的变迁。随着聚落不断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地区扩展，耕地的海拔高度也随之增高，但2200-2500m的海拔高度在西南山区仍然是重要的限制阈值。且这些因素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随着耕地的开发，新开垦的耕地开始向相对较高海拔区域扩展，这时海拔因素的限制性作用逐渐减弱，坡度和与居民点距离等因素在逐渐增强。相对海拔高度和坡度因素的限制性作用分别存在一个由强到弱和由弱到强的动态过程。这种从聚落到小区域尺度获取的机理认识，对于我们理解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及地表覆盖变化的规律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名学术新秀，霍仁龙博士的这部著作无疑为他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老师满志敏教授未能亲见本书的出版——本来这部书的序应该是由满老师来执笔的。而我相信，霍仁龙博士在研究中体现出来的不惮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是一位青年学者难能拥有的宝贵特质，他一定能继承先辈的薪火，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开拓前行。

202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