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千年沃土 笔端万般深情
1924年，留学北京、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台湾青年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呼吁活在老早就应该改造的社会的台湾青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倒还干净，从而对从不见过真正有文学价值，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的台湾的诗文等旧 文学展开抨击。 接著，张我军又再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批判当时遍布全台各地的 旧诗社及旧诗人不但没有产出差强人意的作品，反而制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使得台湾的文学有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于要溺死于臭泥里！ 张我军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随即引起旧诗人反击，揭开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的台湾新文学论战的序幕。
第二年，也就是1925年，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时开宗明义宣称：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那一大座的破旧殿堂——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疑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可是我们最以为憾的是，这阵暴风雨却打不到海外孤悬的小岛。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
接着著，张我军详细介绍了胡适的「八不主义」，最后以陈独秀的三大主张作为结论：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通过张我军从海峡对岸传播过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革思潮，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此在实践上开启了历史的新的一页。
1931年，台湾社会运动各条战线上的反日组织遭到日本殖民当局全面禁止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就通过文学的结社与创作等活动，继续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到日据末期终而被全面禁止而喑哑了。
1945年，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取得了惨烈的胜利，殖民地台湾也脱离了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
日据时期，赖和、杨逵、朱点人、吕赫若……等作家在文学实践上的成就，充分说明：在台湾人民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和成长，在形式、风格和思想上回应台湾人民的需要的作品，才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台湾光复后，清除殖民统治残余的皇民意识，于是就成为这些进步作家认真承担的历史任务。
亲力亲为筹办“宝岛情”两岸名家书画展
然而，台湾人民虽然迎接了盼望已久的复归祖国，祖国却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乱中。法理上的祖国复归，并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国民复归，更不曾导致经济解放；一切日据时代的官民营、日籍独占产业，悉数被接收政府全数点收，归国家独占经营，而不是交给本地的爱国工商业去发展。由于当时来台接收的各级官僚大部分是无知愚蠢，恣意贪污的腐化官僚，终于造成了台湾政治、经济的混乱与恶化。于是，台湾人民光复解放的狂喜却因为接收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幻灭，迅速转成不满和怨愤。终于，在依附美国的国民政府在祖国大陆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之后的1947年2月27日晚上，对接收政权已经彻底失望的台湾人民，在台北市延平路缉烟警察的一声枪响之后，点燃了反贪腐、要求民主自治的起义烽火。
「二二八」事变的爆发和镇压，付出了整整一代台湾人对中国和民族事务的挫伤、抑忿、幻灭、噤默与离心，以及无以数计民众的死伤，和死伤者家属内心长期的怨悱…这些昂贵的代价并且长期伤害了光复后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也大多对「白色祖国」绝望而一度限于思想无出路的苦闷当中。
与民众文化工作室主任林灵共同整理台湾爱国先贤诗词锦句
就在台湾青年苦苦地思索著台湾往何处去的徬徨时期，从大陆来台的进步的文学工作者与以杨逵为代表的本省籍的进步文学工作者，以省外知识分子主编的省府所属的《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为阵地，针对如何跨越二二八所造成的省籍鸿沟，加强省内、省外作家和文化人的团结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三年、一系列关于台湾新文学建设的重要议题的讨论；他们诚恳而深刻地讨论了台湾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联系，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和性质，以及人民文学等重要问题，至少达成如下共识：
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课题是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课题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今后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而台湾文学工作者和大陆的文学工作者都是中国新文学建设的一个战斗队伍，他们的使命和目标一致，都是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特别是在内战全面爆发已经一年多的今天，文学家要在全国人民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化运动的浪潮中走向人民群众，创造反映时代动向，人民所需要的具有战斗的内容、民族风格与形式的新文学，作为人民战斗的力量，为和平、团结和民主而奋斗。这就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就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因此，在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不分省内省外，合作共勉，深入台湾的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从而继承和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
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在大陆内战中全面溃败而转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秘密而广泛地逮捕了包括杨逵等台湾进步作家在内的、正在全岛各地蓬勃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各条战线上的爱国人士。
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美国基于本身反共战略利益的考虑，派遣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历史因而随著世界两极对立结构的形成而改变了它的轨道。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之中。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变局，6月29日，台南盐分地带的进步作家吴新荣在日记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这样的明志文字：
深恐台湾将来的命运，对祖国有严重的影响，我们永久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中国人的台湾了，为此主张我愿意牺牲我一生。
蓝博洲先生位于台湾省苗栗县的创作田园
在这段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下所制造的台湾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间，朱点人、简国贤与吕赫若……等台湾的进步作家也相继在马场町刑场或荒寂的山林中仆倒。日据以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传统至此彻底断裂，日据以来反帝、反资、追求国家统一的价值观，也随着历史的被刻意湮灭而在对历史集体失忆的病态社会被刻意遗忘了。
在严厉反共的社会气氛下，台湾文学经历了脱离现实的反共乡愁文学、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等歧路，直至1970年代才随著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国际及两岸形势起了绝对变化的动荡时期，通过现代诗批判与乡土文学的创作及论战，重新走回民众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光明大道。
进入1980年代以后，随著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政策，两岸统一问题日形突出；两岸经贸关系首先以间接贸易的形式跨越海峡逐步展开。以「去中国」为目的，体现反共亲美意识形态的台独派的「本土文学」论，也抢搭台湾岛内空前高涨的反独裁、争民主斗争的顺风车，在长期反共而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文化洗脑的台湾文学界成为一时的主流。
1984年3月，以《夏潮论坛》革新版为阵地，继承日据以来台湾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统左派，也不得不对这样的文学逆流持续展开总体批判。
1987年，封断了近四十年的两岸人民终于重新得以单向往来。长期隔绝的两岸文学，也随之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进行作品、理论与人员的往来与交锋。
今天，随著两岸的互动交流，经济融合，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历史地形成的两岸分断体制，到了必须彻底扬弃的历史时刻；随著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共荣关系。
文学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阶段，台湾文学的发展与大陆的文学发展势必形成不可分离的更紧密关系。如何在这样的关键历史时期重新打开台湾文学在创作与理论上的两岸视野，重建日据以来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流价值，于是也就成为两岸文学工作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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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中国台湾）董事长、知名作家蓝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