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启示录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中宗孝宣皇帝中神爵元年（庚申，公元前六一年）
京兆尹张敞亦上疏谏曰：“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上由是悉罢尚方待诏，初，赵广汉死后，为京兆尹者皆不称职，唯敞能继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广汉，然颇以经术儒雅文之。
京兆尹张敞也上书规劝汉宣帝说：“希望明主经常忘掉乘车骑马的嗜好，疏远方士的虚言妄语，留心于帝王之术，太平盛世可望出现。”于是汉宣帝将担任待诏的方士全部罢斥。最初，自赵广汉死后，担任京兆尹一职的人都不称职，只有张敞能继续赵广汉的政绩，他的谋略、聪明虽不如赵广汉，但能以儒家经术加以辅助。
上颇修饰，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谏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圣质，总万方，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闻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故宜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吉意以为：“世俗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无益于民，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雕彖，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为迂阔，不甚宠异也。吉遂谢病归。
汉宣帝颇注重修饰，其宫室、车马、服饰都超过汉昭帝之时。外戚许、史、王氏家族尊贵受宠。谏大夫王吉上书汉宣帝说：“陛下以圣明的资质总揽万方事务，专心思虑天下大事，将实现太平盛世。每次颁下诏书，百姓们就如同生命重新开始一样欢欣鼓舞。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陛下对百姓的最大恩德，却不能说是为政的根本。想使国家大治的圣主并不经常出现，而如今的公卿大臣有幸遇到圣主出现，言听计从，但未能制定出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规划，未能辅助圣明君主创立可与夏、商、周三代媲美的太平盛世。当今的政务主要着眼于朝会、财政报告、审判、处理讼案而已，这并非建立太平盛世的基础。我听说，老百姓虽然软弱，却无法战胜他们；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他们。圣主独处深宫，所作的决定，恰当则受到天下人的称颂，失当则被天下人纷纷议论，所以应小心地挑选身边的助手，审慎地择用执行命令的官员。使身边的助手能够帮助君王端正自身，执行命令的官员能够宣示圣德，这才是君王的根本要务。孔子说：‘使君王平安、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推行礼更好的了。’这不是一句空话。作为君王，在尚未制定出新的礼仪之前，应引用古代圣明君王制定的、与当今情况相适应的礼付诸实施。我希望陛下能上承天心，发展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一起研究古代的礼仪制度，推行圣王的制度，使全体百姓都能达到仁义、福寿的境地。果真如此，风俗怎会不如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寿命怎能不像殷高宗武丁！谨将我看到的当前人们所追求的不合于正道的现象分别列出，奏明陛下，请陛下裁决。”王吉认为：“当今世俗，娶妻、嫁女的费用没有节制，使贫苦的人无力承担，以至于不敢生孩子。再有，列侯娶天子的女儿，称为‘尚公主’，国人娶诸侯王之女，称为‘承翁主’，让男子事奉妇女，丈夫屈从妻子，颠倒了阴阳之位，所以才多次发生女人为乱的情况。古人在衣服、车马方面，严格规定了尊卑贵贱的区别；如今却上下不分，混乱一团，人人各随自己的喜好制作，所以贪图财物，追求利禄，甚至连死都不怕。周朝之所以能不用刑罚而使天下大治，是因为他们都将邪恶禁绝在发生之前。”又说：“舜、汤不用三公、九卿的后代而遴选皋陶、伊尹，不仁之人自然远去。如今却使庸俗官吏的子弟因其父兄的关系得以担任官职，这些人大多骄横傲慢，不通古今，无益百姓。应公开征选贤能人才，废除保荐子弟为官的‘任子令’；陛下的外家和故旧，可以赏赐丰厚的财物，却不宜让他们身居重要官位。除去‘角抵’游戏，减少乐府艺人，节省尚方用度，在天下人面前明确表示提倡节俭。古代的工匠不雕刻细致的装饰，商贾不贩卖奢侈物品，并非古代的工匠和商贾唯独贤明，而是政令教化使他们如此的。”汉宣帝认为王吉的话迂腐可笑，并不重视，于是王吉以有病为借口，辞职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