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既严重掣肘了医疗、医保、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也严重败坏了医疗卫生行业乃至党和政府形象。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净化医药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生态，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专家型医生当“一把手”后
收受回扣高达2亿余元
王茂生，2013年4月至2022年6月，曾任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对他的审查调查，源于茂名市纪委监委在办理其它案件时，一名涉案商人交代，曾向王茂生行贿200多万元。
排查发现，王茂生多年来利用职权为多家供应商在药品、耗材、医疗器械的采购以及工程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从中收受回扣高达2亿余元。
王茂生从医近40年，早年是茂名市人民医院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由于技术精湛被誉为“王一刀”。
2013年，媒体曝光了高州市人民医院医药采购“回扣门”事件，正副院长都被免职追责，王茂生临危受命调任该院担任党委书记、院长。这个任命本来是期望他能以“王一刀”的权威和果断，向不良风气开刀。但遗憾的是，从手术台到管理岗位的他，位置变了，思想也在变，最终自己也深陷“回扣门”。
“角色变了，有人求到你了。以前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供应商，他知道你没权，不会耗在你那里，现在你权力大了，又是学术权威，人家肯定会耗在这里。”王茂生说。
首先找上门来的，是王茂生之前就认识的一个医药供应商许灿。听说王茂生当了院长，许灿立即联系了他，直白地请托他关照。
许灿说，“恭喜他当院长，问他当领导了，能不能安排一点生意做，他也没拒绝，说先等他摸清楚情况。”
除了老相识，也不断有人想方设法想要成为他的新朋友。后来向王茂生行贿金额最大的医药供应商李少刊就是其中之一。李少刊当过医生，以聊医学为名频繁找王茂生聊天，其实双方都清楚他到底想聊什么。
“他肯定明白，我作为一个医药公司老板，找他肯定有需求，只不过我希望王茂生先认可我这个人，再想办法慢慢多做点生意。”李少刊说。
能不能把自己代理的产品送进医院，关系到的利益相当大，因此有些不良供应商不惜拿出业务额的一部分来行贿，这就是所谓的带金销售。
当时，王茂生身兼院党委书记、院长，在医院内部人事任命、资金使用、医药采购等方面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虽说医药采购程序有相关制度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被架空。
高州市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覆盖高州及周边广大城乡地区，每年的采购体量不小。虽然有2013年“回扣门”事件的前车之鉴，但在重金引诱下，王茂生还是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防范被查处，他费尽心思用各种方式来遮掩受贿行为。
王茂生和李少刊曾一起看广州白云山脚下的一套房，最后就是用李少刊给王茂生的回扣款一次性付款的。
王茂生大部分受贿所得都是找人代持，行贿人在广州、湛江、茂名等地为他购买多套房产、商铺，全部登记在别人名下。他还让医药供应商把部分钱存到以他人名义开的证券账户，但却是他在实际控制。
“我当时开了两个股票账号，跟他（王茂生）说你可以操作，随便怎么炒都可以。”许灿说。
收的现金怎么藏，王茂生也动了一番脑筋。他让李少刊出资在当地给他买了套房，装修时，在阳台上专门设计了一个隐蔽的夹层用来藏收受的钱款，外边再用柜子遮挡。
然而，王茂生所有精心隐藏的贪腐行为，最终都像这个夹层一样，被专案组揭开了外表的伪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全部赃款赃物也被追缴归案。
王茂生的案件揭示出，部分医药用品采购中仍然存在滋生腐败的空间，不良医药供应商行贿的花费被转嫁到经营成本中，直接侵害了群众的利益。
“回扣不可能无缘无故送给他，那都是在经营成本里面的。损害的一个是老百姓，一个就是国家，国家医保要支付很多钱。”李少刊说。
茂名市纪委监委针对这些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提出对策建议，同时在卫健系统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市卫健部门开展以案促改促治工作，包括健全药事委员会决策机制，落实医疗卫生系统物资采购、招投标等相关制度和流程，切实推进国家医药集中采购落地见效等根本性举措，有效挤压了采购价格里的水分，也大大压缩了滋生腐败的空间。
截至目前，茂名市医疗机构次均住院费用同比下降7.49%，医药费用同比下降6.69%，群众负担明显减轻。
妻子多年从事金融、财经工作
宣敏洁多年从事金融、财经工作，曾在国企担任高管，2005年下海经商。很快，就有不少商人老板主动找她合作，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宣敏洁说，老板、商人会以投资、合作经营等看上去非常合法的手段接近她。“他就是看中我背后的权力，可以得到唐一军的帮助。我不光是把他们的请托转告唐一军，我还会引荐其中一些人给唐一军认识。”
宣敏洁下海后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唐一军的权力。
当时，唐一军在宁波担任市委副书记，一家企业和宣敏洁的公司合作开发一个房产项目。所谓合作方式是，宣敏洁不需要投一分钱，只需要让唐一军给相关部门打招呼，为该项目取得建设用地指标等事项提供帮助。
事情办成后，宣敏洁的公司以退出项目、股权对价为幌子，获利500余万元。零投资就坐收巨利，这让唐一军夫妻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
“自己长期在外地工作，对家里有亏欠的心态，妻子的企业刚刚起步需要投资，我就默许了。”唐一军说。
操控多家影子公司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推动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制定了明确的禁业要求。但唐一军却在执行上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他明知妻子实际控制多家公司，却不按要求申报、整改，反而用各种手段遮掩，夫妻二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也明知，我也明知，我们对组织就不忠诚不坦白，在申报的时候我的隐形持股或者由他人代持这些，工商登记里都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股权结构穿透到最后自然人也没有我的名字。”宣敏洁说。
唐一军藏身在宣敏洁背后，宣敏洁又藏身在多个代持人背后，操控多家影子公司，给审查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穿透障眼法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在唐一军案件中，专案组就以掌握的举报线索为抓手切入，运用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关联搜索，进而发现了更多可能与宣敏洁有关的影子公司、代持嫌疑人、行贿嫌疑人，一步步揭开伪装背后的真相。
调查发现，唐一军夫妇在接受利益输送的方式上也是煞费苦心，每一笔受贿都用不同形式的经营活动来包裹，将腐败行为和正常市场行为混杂在一起。
利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的形式进行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利益输送，已成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一种趋势，这在唐一军案件中较为明显。
调查发现宣敏洁实际控制的企业中，有一家从事动漫行业的文化产业公司。成立后，很快就有一些老板热情捧场，投入重金。这家企业接受的多笔投资，都存在低值高投的异常现象。
低值高投，是对股权进行高估，高出的部分就是一种利益输送。“本来值一块钱，人家给你投两块钱，我能回报他们什么呢？那就是唐一军权力可能给他们带去的帮助。”宣敏洁说。
宣敏洁成立的公司没有业务、专业团队和资金，就把刚刚成立的公司估值6000多万元，找唐一军帮过忙或有求于唐一军的老板来投资。老板曹某某曾投资1200万元，占股20%。经评估，这20%的股权价值只有410多万元。
通过并购收益4000多万元
为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唐一军夫妇采用的包装方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有些还多年布局、长线操作。
2012年到2017年，一家科技企业将宣敏洁控制的一家小公司陆续并购吸收，并购后，宣敏洁实际持有了该企业的450万股原始股。这家科技企业实力和规模都远高于宣敏洁的企业，所谓并购，目的是下一步借助唐一军的权力资源，帮助公司上市。
唐一军利用职务影响力，向有关领导干部打招呼，为这家科技企业在上市过程中提供帮助。该企业成功上市后，宣敏洁多年前获得的450万股原始股价值飙升，收益达4000多万元，巨额利益输送就这样假借市场路径完成了。
“我没有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用在正途上，把这些都用于掩盖背后的权钱交易，导致整个家庭有今天这样一个结局，血的教训，我现在也是万分悔恨。”宣敏洁说。
感到被调查的风险后，唐一军夫妇一度和相关人员串供并转移隐匿证据，被留置之初用谎言来对抗调查。当专案组将大数据调查获取的众多扎实证据摆在他们面前，唐一军夫妇的心理防线很快崩塌了。
经查，唐一军在多个岗位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职务提拔、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10月，唐一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孙志刚，贵州省委原书记，2023年8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24年2月被开除党籍。经查，孙志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贪腐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几乎从不亲自经手，而是通过多名“白手套”来操作。
审查调查发现，孙志刚利用职权办事敛财，有多名近亲属参与其中。其中他的五弟孙少武，是他最主要的“收款员”。
孙少武多年一直经商办企业，背靠哥哥这棵大树，生意自然格外好做。2015年，孙志刚一到贵州任职，他随即就跟到了贵州，利用哥哥的职务影响随意干涉市场经济活动，成了贵州政商圈中炙手可热的“孙老五”。
“他的权力对我的诱惑是，我到贵州来很有面子，别人知道是贵州省省委书记的弟弟，多少会给点儿面子。”孙少武说。
当时有家企业想到贵州省开展业务，有些项目需要得到孙志刚的支持，孙志刚一面答应该企业的请托，一面趁机提出希望这家企业也支持他弟弟的项目，收购孙少武在武汉的一个土地项目股权。企业老总怀着攀附孙志刚的盘算，一拍即合，相互勾兑，以远高于市场价完成了收购，进行巨额利益输送。
在孙志刚的纵容下，不仅是他的弟弟，孙志刚的妻子和儿子也都仰仗他的权力获取资源、插手项目、攫取财富。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结合，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庭谋取巨额利益，处处设置“防火墙”，自己在台前办事，家人在背后收钱。
对于违纪违法所得，孙志刚家人主要通过找人代持来设置“防火墙”。孙志刚妻子有一个朋友叫胡耀尹，相识20余年，早在2007年，她就有意将胡耀尹发展成为了自己的“代持人”。
当时，胡耀尹正在开办公司，孙志刚的妻子找到她，要求她办卡买房，代持房产。“用我的名字买房子，这样关系就拉得比较近了。”胡耀尹说。
孙家用胡耀尹的名义，在海南购买了一套房产。胡耀尹由此感到，自己成了孙家信任的心腹，也可以借助孙志刚的权力来谋些好处。
她于是开始为一些商人老板充当“掮客”，通过孙志刚妻子找孙志刚打招呼插手工程项目，从中获取巨额“居间服务费”，自己得一部分，向孙家输送一部分。孙家自然很清楚，所谓“居间服务费”，本质就是权力寻租的非法所得。
胡耀尹说，孙志刚的妻子对她做事非常支持，“她也知道我会感谢她，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会把钱打到她的账上，她的卡也是用我的名字办的。”
孙志刚到贵州任职后，胡耀尹也跟到了贵州“发展”，并把和孙家的密切关系，作为交易的“资源”四处招摇。
胡耀尹有个商人朋友想在贵州承揽一个修路工程，但由于工程浩大，对施工单位资质要求高，这名商人并不具备相应资质，就找到胡耀尹，胡耀尹通过孙志刚的妻子打招呼，帮助该商人顺利拿到了项目。领导干部的家人插手工程项目，本质是将特权凌驾于公平公正之上，对营商环境和社会人心的伤害，都是极其严重的。
尽管多年来孙志刚躲在幕后为老板办事，把家人顶在台前收钱，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只要碰触了法律的红线、纪律的底线，都难逃被严惩的结果。
2024年，法庭以受贿罪判处孙志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孙少武、胡耀尹等“白手套”也都受到相应的严厉惩处。
来源：央视新闻
编辑：徐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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