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永新】回忆永新中学（下）（文/龙灿珠）

回忆永新中学  （下）

文&图：龙灿珠

 1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永新中学一直是永新县的最高学府。

1956年过了春节后，永新农村处处是“听毛主席的话，走合作化的路”的标语口号。农村各地在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初级农业社”的基础上，散居的自然村分片组合为“农业高级生产合作社”，田地、山林、耕牛、农具，都归公。“高级社”是由多个成片的自然村组合的，有的叫“五星”有的叫“胜利”，源头村组合天龙山、岸上、周家坊、横溪等初级合作社，改称为“合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源头村从此叫“合心村”。

8月，永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由邮递员送到合心社。是小学时的同学兰仔任合心社的会计。三年前，他才十六岁就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这天中午，他把邮件拿到我家。

邮件开封了。

他说：“你录取在永新中学，溪林录取在吉安师范。”

他接着说：“你不错啊，全乡又就是你一个考取高中，溪林，五星的胡龙德，都是录取在师范。读师范的，毕业后，就是当老师，教书；读高中的，才能考大学，将来可以当官，住城市的高楼大厦，可不得了。”

我和溪林读初中，他以源头初级社的名义写信给学校，说我们不服从生产队领导，不参加集体劳动，要学校开除我们；现在又私自拆开我们的信件，心里有点不高兴。我说：“什么不得了？没考上大学还得回家当农民，在你的领导之下呢。”

他的鼻孔“哼”了一声，扭头走了。什么意思？没有去想。

我进入永新中学读高中，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高兴。高中一年级三个班，我编在一班。采用新教材，语文课：分文学和汉语。增设了政治课。教汉语的黄作柱老师任班主任。

学校强调劳动教育，农忙假，寒假，暑假，学生回乡要参加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返校时要有农业社的证明。劳动表现，关系操行品德等级的评定。

这年，秋季农忙假结束，我到农业社办公的祠堂里取证明。

社主任是王苟叔，王苟叔叫会计写，兰仔叫我自己写，他加盖公章。他一脸不高兴地拿起公章不粘印泥，盖了个模糊不清的公章。我回到学校交给黄老师，黄老师没有看，丢在抽屉里。

寒假回家，农业社的劳动是冬耕和积肥。社员下到水稻田里，用脚把收割晚稻后的禾兜踩压到泥底下。冬天，水面结冰，赤脚入水，寒冷剌骨。母亲说，小孩骨头嫩，受不了。父亲说，要让我吃点苦，才知道人在世上生活的艰难。我说红军还爬雪山呢，我去了。

正月初四，农业社开工。积肥——摸塘泥。沉积在池塘下面的泥巴据说非常肥。摸塘泥，就是把池塘的水放干，用脸盆把泥捞上来，倒在池塘边的空地上。清明过后打耙田时，挑到田里去。池塘摸塘泥，社员分两部分。一部分下水用脸盆捞泥，一部分在岸上，把脸盆接过去，倒在空地上。池水，淹到膝盖，冷的打颤。我叫母亲在岸上，我下到池塘里用脸盆挖塘泥。为了不让母亲太辛苦，我把塘泥端上岸再交给母亲……最积极了。晚上，评工分，都说，我可以评十分。因我没底分，只评六分。

这时，王苟叔调乡畜牧场任书记，兰仔入了党，接任合心社书记。学校开学了，我到农业社找兰仔打学生寒假参加集体劳动的证明。他说会计不在。我知道这是有意刁难，回到家里。再找到新会计运彪叔。运彪叔说，公章还锁在兰仔的抽屉里。我回去再找兰仔，他说，等做了移交再说。他听说，没有劳动证明，学校不接受。这分明是故意不给我开证明。

他还说我思想不好，没有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他怎么写？

我说，去年冬天踩稿脑我就参加了劳动，过了年捞塘泥，社员还说要评我十分。不信，可以去问生产队长问社员。

他说,同一个村子，从早到晚人人看得见，还问谁？说他只看到我在家看书，半夜，窗口还有灯光。想读书升官发财，思想就不好。

我说他小学没毕业，对村里的中学生心怀嫉妒，想把读书的卡死在农村。于是吵起来了。恰好生产队长海章叔从祠堂门口经过，听见争吵，进入祠堂里，说：“一个村，读书的人越多越好，说明这个村兴旺。以前，村里的读书人中了秀才，还要庆贺。请喝酒、接餐。源头难得出一个高中生，不要说这孩子劳动还可以，就是不好，也要包庇一下。”

海章叔，是个懂道理，眼光远有度量的人，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声望。

兰仔没办法了，拿一张白纸，又叫我自己写。上次也是我自己写，我就写了。他很不情愿地拿出公章，又是这样，不重新沾印泥，在证明上按一下，把“证明”纸推向我。

 2 

村里人说，兰仔当社长，在村里就像土皇帝。半年后，新会计运彪曾对我说，兰仔想把我卡死在农村里。他在党支部的会议上，传达了一个什么文件后，说我本家中我要叫叔的申麻子在台湾是总司令（实际是金门防务处主任）。这个家族的人，溪文、红麻读了书，去学校当老师，吃快活饭。流仔，现在也读高中了。国民党里，申麻子当角色，共产党能让又是他家的人当角色么？要学校开除我回家生产。于是叫他搜集整理材料。像打老虎呢，他被逼没法写了，村里的党员都要签名盖章。然后，兰仔和他一起到永新中学。校长不管，找到一个姓留的领导……

那时，班主任黄老师找我谈话。

我觉得很委屈，遭受了冤枉。说他们告状，说的不是事实。我和龙溪林考上中学，他小学没毕业，忌妒。我们读初二时，他们就向学校告了状，要求学校开除我们。他们巴不得我们回到村里，由他们象管制别人一样管制我们……

黄老师听的不耐烦，说：“以社为家嘛！社，就是家，家，就是社嘛。什么他们我们我们他们？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

黄老师这样说，我觉得这种逻辑关系很有趣，又想起他讲鲁迅的《滕野先生》，解释“烂漫”这个词语时，说烂漫就是漫烂，漫烂就是烂漫，我笑了起来。

他生气了，要我写检讨。我的检讨写好，交给了黄老师。黄老师看都没看，对我也没说什么，丢在抽屉里。我懵懂，觉得平安无事了。

 3 

1956年10月，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事件震惊了世界。虽然，很快就被苏联镇压下去了，关心时事的有点文化的人，在思想上产生了震憾。

有一天，晚自习后就寝前，生活委员突然通知：明天（星期天）搬寝室。

1955年，王济龙任校长时，在校门两边建了一排新寝室，安排初三、高三的同学住，我们永新的同学，都是住这里。现在我们的寝室，是内操场南边的一间过去的教室，让新初三的同学住，应该。我们也很高兴。四十多个同学住一起，说话聊天，很自由，很热闹，觉得非常惬意。现在再搬的新寝室是内操场西边的一间老教室，虽然条件一样，觉得没道理。十六七岁，是容易产生逆反情绪的年龄，我们一听，就像油锅中倒入一勺水，炸开了。喊喊叫叫，都说，才搬来，又搬走。都是老教室，这样搬来搬去，这是学校拿我们当猴耍。不搬！坚决不搬!

第二天早餐后，同学们都聚在寝室前，还是嚷着，不搬，坚决不搬！

有一个同学说：“等会老师来了，说要搬，我们还不是老老实实地搬。”

另一个同学说：“这有何难？反正是星期天，我们离开学校去逛街，老师找不到人，挨过今天，明天星期一，要上课。还搬什么寝室？”

又一个同学说：“我们都去街上，还以为来了一群要饭的难民呢？”

我说：“忠义潭是我县的名胜古迹，我们去遊忠义潭。”

说走就走，我走在前面，后面跟了二十几个人。走出校门时，还有十几个。

忠义潭离学校五华里左右。我读过明末清初永新著名的文人贺贻孙写的《忠义潭记》及“义井”“八砖千古”等文，还听过许多民间传说。忠义潭 我已去过几次，我于是一路走一路讲永新的八姓豪杰英勇抗元，三千义士投潭殉国……

忠义潭，在皀旗山下，一潭凝滞的碧水，显露一种幽深的恐怖和玄奥。

我说，我们源头姓龙的是从河对岸的陂下村迁去的。我听陂下的人说，三千义士投江的地方，是潭下面 村前面那段水不很深的地方，那里以前曾经有浮桥。元军攻破县城，城里人从西门跑出来过浮桥，元兵在后面追杀，人挤人，都是从桥上跳入或跌入水中。每年的七月十六日，陂下人会杀猪设斋饭在忠义祠前的江边祭祀。明清两朝，陂下村叫“忠义里”……

我们乘渡船到河对岸，在一座小庙一样的“忠义祠”中，中间是彭震龙的木雕像，只两三尺高，两侧是吴、刘、龙、张、段、谭、颜、左等八位义士的神主牌位。我们诚敬地作揖跪拜。

接着在河边沙滩和草地上胡乱走。看到歪斜在岸边的一根高有一米多直径二十多公分的铁柱，上有“南无阿弥陀佛”等字，有说，是“镇邪魔”的，有说是用来系渡船的，争论不休。我说，我读过一个叫尹襄的古代文人写的“影㠶阁记”，说这里帆船桅杆林立，很壮观美丽，文人、学子喜欢在这里饮酒赋诗……现在，除了这忠义祠，就是一个荒洲，没什么了。

于是，都坐船回到河岸这边。

有人说，回去吃中饭，我说，当年抗元的义士，兵败城破，三千义士，宁愿跳潭赴死，誓不降元。我们像西周初期伯夷叔齐一样，去山上采野果子吃，不回去吃中饭。

超脱现实，自由浪漫，我们这些学生娃娃，觉得这是很有趣味的。

有些同学回去吃中饭，最后只剩下我和四五个同学，没有方向，在山里乱转。忽然看见一块被削平的像墙壁有屋栋高的大石头上，刻着三个大字“忠义潭”，右下角是被磨损得模糊不清的几行小字。我记得贺家宾老师讲过，“忠义潭”石碑是曾任过国民党的中将萧淑宇立的。萧淑宇，汪精卫、陈公博很看得起。抗日时，陈公博要他任江西省“汉奸”政府的主席，被击毙在吉安大陆饭店的门口。我们想在小字中找萧的落款，字迹模糊没找到。

“汉奸”题写忠义潭，没有意思也太有意思了。

吃晚饭前，我们回到学校。其他同学都把被子搬进了新寝室，我们也搬了。

 4 

星期四下午周会课，突然通知都到食堂去开会。同学们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是开批判我的“辩论”会。这时的食堂，还是那座有几百平方米用木板围起来的棚子。在这里开，是准备高一其他班两个班的同学也参加。不知什么原因，其他班的同学没有来。班主任黄老师和政治课老师留副主任已坐在一张饭桌边。我们随便选坐在他们对面的饭桌边。

黄老师首先讲话，说星期天我班的同学集体抗拒学校决定搬迁寝室，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点名批评我破坏学校的组织纪律，挑动同学的反抗情绪，领着一伙同学去遊忠义潭，与学校对抗。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要我首先作出深刻检讨。

我这才意识到“辩论”目标是指向我。

留主任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我满不在乎。

我老实检讨，说我没服从学校决定，没遵守学校纪律，拒绝搬寝室，与学校对抗，还带部分同学去遊忠义潭，这是不对的，我承认错了。

留主任讲话了。他说，这不是简单说声“错了”就可以过关的。我的检讨，根本没有触及灵魂，没有从无产阶级的政治高度去认识错误。这种无组织无纪律，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反映。对搬寝室不满，是对学校不满……

班上的陈士禄同学首先站起来发言。

陈士禄年龄比较大，个子也比较高，教室里坐在最后一棑。他是学校的篮球运动员，班上的体育委员，喜欢出风头。因多门主科不及格，有同学背地说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声音宏亮地大声宣读：学校要我们搬寝室，是党和学校对我们学生的关怀，龙灿珠满脑袋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家乡，不服从农业社领导，不参加集体生产；在学校，不服从学校领导，反对搬寝室，是对现实不满的自由主义行为……

突然，“砰！”的一声，有人用力击了一拳在桌子上，我都吓了一跳。一看，是班上的原班长陈栋材。他面对陈士䘵声音宏亮地骂了一声，“狗屁！”紧接着说，“你陈士禄放下稿子还能说上三句话，算你有本事！寝室，是共产党么？”

黄作柱老师忙伸出手，朝下压了压，制止陈栋材不要说了。

陈栋材，莲花人，个子和我差不多，身子壮实，年龄比我要大。参加农场劳动，带头向前，积极能干。第一次参加农场劳动，发现草丛中一条蛇，同学们四散而逃。他冲过来，因为他穿的是皮鞋，一脚踏住蛇头，另一只脚把蛇皮都踏烂了。他为人正直，敢说敢干，好抱不平。上学期，开学后选班长，同学一致选举他。这个学期，黄老师指定另一个同学任班长，同学们大喊，强烈要求陈栋材继续任班长。听人说，是留主任对黄老师提出，像陈栋材这种人当班长很危险。陈栋材背后对同学说，品德败坏被开除党籍的人讲政治理论当教导主任更危险。

陈栋材在班上很有号召力，大多数同学敬畏他。已布置好的准备了发言稿的同学，瞄陈栋材一眼，都不作声了。

留主任说：同学们对龙灿珠的错误和陈栋才刚才的发言继续发言。

一个同学发言说，龙灿珠和几个同学去遊忠义潭，抵制搬寝室，是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这是不对的，错误的。但是，寝室就是寝室，无非想睡得舒坦点，和党有什么关系？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什么关系？当时全班同学都不理解，对搬寝室都有抵触情绪，都喊喊叫叫，说了牢骚话，反对搬寝室，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了？

陈士禄学习成绩差，篮球场上那种得意忘形，同学们多看不顺眼。同学们见陈栋材带了头，一个接一个发言了，几乎都是先轻描淡写地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接着一句“但是”，或说陈士禄把反对搬寝室说是对现实不满，把我们住的黑暗潮湿不通风的寝室，比喻为现实。有的甚至说，语文、数、理、化都不及格，既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学校，还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亲，还有什么脸面批评人？

“四五门主科不及格”是陈士禄的软肋，同学们故意点击，使他羞的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看人了。留主任坐立不安了，发现批判我的辩论会，风向全变了，变成批判陈士禄的辩论会了，急忙宣布停止发言，“辩论”会今天暂时休会，明天发动全校同学对我进行“辩论”。

留主任说完，起身向外走，同学们热烈鼓掌。黄老师宣布散会。

留主任说要发动全校同学再开批判会，我还真有些害怕。陈栋材说，怕什么？全校同学参加，更好。他还能控制我们，不让我们发言吗？

留主任说明天发动全校同学对我进行“辩论”，只是自己给自己下的台阶。一个星期过去了，依然无声无息，他在上政治课时，也没说起过这回事，似乎已不了了之。

有同学在背后说留主任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口若悬河，讲的滔滔不绝，却斗不过陈栋材，真跌股烂腔。也有人说，陈栋材了不起。

在心里，我对陈栋材同学非常敬佩。我曾对同学说：如果是在民主革命时代，他肯定会是位卓越的革命学生领袖。

 5 

期末考试结束，要放暑假了。我一看成绩单，政治、体育两科不及格。后面，操行丙等，留级。体育不及格，有可能；政治考试，为什么会不及格呢？两科不及格是要留级的。

我莫名其妙。有同学对我说，现在有新规定，操行丙等，政治考试得5分也不能及格。今年实行劳卫制，不像以前体育老师会含糊给全班同学及格的分数。

我想，就是不及格，下学期开学前还要补考的。如果补考还不及格，才留级。

暑假回到家里。

收割完早稻，交了公粮，村里的民兵连长哑朵叔看到我还在家里，低着头，慢慢地在塘界上边走边想什么，笑着说：“想开点，种田也要吃饭。村里还有比你还小的，也天天出工呢。过两年就是正式劳动力了。”似乎是善意，是关心。

学校还没开学呢，我莫名其妙，但也不好回答。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亲。

母亲说，她耳边风也闻到，学校把我开除了。

我说我没犯法，哪里会开除？只是政治、体育要“补考”。

父亲说：“好好读书，别理。正气足，则邪气散。”

 6 

8月29日回学校开学。

原来同班的同学，有的依然热情，有几个似乎陌生了。莲花的同学都看到了，但不见陈栋材。我向莲花的同学打听，他们说不知道。我感到奇怪，觉得莫名其妙。

正式报名前，应该布置不及格科目补考的时间和地点，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不要补考。其实，要补考的都补考了，体育也补考了，为什么没叫我参加补考呢？

我自己的这些事，懒得去想，因无法去想。

也怪，我在修改此稿时，竟意外地发现了我读高中时，用作业本写的日记。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为使文字顺畅点，稍作了些修正，选抄下来。

（1957年）8月31日    星期六    农历初七   晴

今天，回到学校。其他要补考的同学都补考了，没有叫我补考，满以为会升级读高二。下午，我找到跟班上的班主任黄作柱老师，他支支吾吾，我也听不明白。似乎是，去找教导处。我迟疑着，他又说，找吴福善老师看看，他是新高一（一）班的班主任。

是啊，政治科，因“搬寝室”被辩论，致使品德丙等，政治不及格。怎么补考？体育，田径运动，有4分；单双杆，拼命也是2分。以前学期总评，体育老师含含糊糊给3分，“拍士”过去；现在劳卫制，严肃认真，给2分。就是补考也是2分。

留级，白费了父母亲一年的血汗钱，心里很难过。我愧对父母亲。

9月1日   星期日  晴

有一千多同学的永新中学，浸没在夜色中的梦里。

是的，人们都睡了，谁也不会意识到有一个留级的同学，被苦恼，被羞惭折磨得不能入眠。

听说，凡品德丙等的，政治考试得5分，“政治”总评也只能给2分。留主任教政治，可以不要看试卷，凭着感觉打分。政治挂帅，只要是他教政治，我的政治就别想及格了。

我在学校里，认真读书，没有违法乱纪，没有打架斗殴，考试没有舞弊，就是对搬寝室不满，我的操行就降为丙等了。只能怪我自己？兰仔哥，我得罪过他么？留主任我得罪过他么？

留级就留级，我才十七岁呢，座位在后面的同学，有的二十三四岁。永新中学图书馆的藏书，外国文学名著，苏联的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才读《欧也尼葛郎台》。雷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肖诺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没有时间去读。能在图书馆多蹲一年，也好。

9月2日   星期一     晴

刘家美是原二班的留级生。他像姑娘一样的文静，平常寡言少语，回家参加农业社劳动不积极，有可能。政治肯定也不及格。

他说，周世玉老师，和他同一个村子人，家里是地主。去年江西师范学院毕业，很有学问，分配在永中。留主任不同意接受，衷校长同意接受，勉强安排了课程。留主任像是马列主义的祖师爷，又像是希特勒的军队。周世玉受不了，他已离开永新准备去新疆。

刘家美听周世玉说，留主任提出要开除陈栋材和我，陈栋才开除了，是黄老师保了我，改为留校察看。我真应该感恩黄作柱老师。

我以为我是因为政治、体育不及格留级，原来我是要被开除。为什么学校不出公告呢？

9月3日   星期二     晴

新生基本上到齐了。

新的高一年级，两个班。还有莲花、宁岗的。能考上高中的，都很自豪。我自卑。

全班同学按个子高矮排队编座位，刘家美个子比较矮，拉我站在他后面，于是他19号，我20号，两张单人桌紧挨在一起，形似双人桌的同桌。我们关系密切，互相能说心里话。

他神秘地告诉我，有人说我们“有思想”。“有思想”是“有思想问题”的简化。“思想问题”，进而可理解为政治思想“落后”。

我对刘家美说，谁没思想？没思想的是木偶，是唯命是从的奴才。

9月6日     星期五

我这留级一年，我认为可以在图书馆多读一年书，想开了。无所谓。

教学大楼前面是一个花坛，后面一个花坛。前檐下是一棑叶片丰茂的芭蕉，后檐下是一棑枝叶茂盛的夹竹桃。

我欣赏着芭蕉那一片片阔大嫩绿的叶子，很是生气勃勃，茂盛向上，有了诗兴，对着芭蕉想诗句：

芭蕉啊，芭蕉

心是生命的绿色

花是火苗

阳光下，永远会灼灼燃烧

黄了？枯了？不！生命是顽强的

泥土的根里，叶片的怀里，

看！又窜出了一棵生气勃勃的向上的充满希望的绿色的心苗

……

我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回头一看，是吴肇先老师。吴老师，初中时教我们植物。我觉得他很温和，很亲切也很幽默。他很关心似的问我，在想什么呢？

吴老师是教植物的，或许是以为我对植物很感兴趣，在研究植物的生长。

我对他一笑。天真的傻笑？他也笑笑，却高深莫测。

他知道我是留校察看的？

9月7日    星期六    晴

明天是中秋，今天回到家里。

面对辛苦劳动教我读书的父母亲，我不敢说我差点真的被学校开除了。兰仔得到消息了，在大队说了，所以哑朵叔心怀好意劝说我。留校察看也不能说，父母亲听了会很伤心。

我有点不好意思和内疚地对亲爱的父母亲说，我留级了。

父亲说，留级就留级，反正还在学校里读书。留级一年，留级两年也行。你在花溪还读了四个六年级呢。在学校里多读一年书，多识一些字。

母亲说，一个乡就一个读高中的，是有人眼红。父亲说，忍他、让他，看他。对我说，越有人眼红，越要争气啊！好好读书，不要贪玩，一只虫子自有一片木叶承。

9月8日    星期日    阴

早上起来，要回学校。母亲说，今天中秋，过了节再回学校吧。我说明天星期一，学校要上课。父亲说，回学校去吧，不要想家。

我说，我能当好汉，舍得妻子，只是舍不得爹娘。我在家过中秋。

可是满天是灰色的云。月亮呢？

月亮在云的背后。

漫天的灰色的云不会燃烧么？今天的云能遮住永远的月亮么？

没有月亮，李白也会对着云彩喝酒跳舞。

9月9日    星期一    阴

走出家门，发现书包沉沉的。伸手一掏，是一封月饼。我掏出，母亲又塞回。

月饼，甜。母亲知道我爱吃甜的东西。娘，你不知道我也喜欢吃苦瓜么？苦有苦的滋味，人生中不可或缺。

我旷课，同学不觉得奇怪，班主任吴福善老师也没有批评我。我倒是奇怪了。

 7 

新的高一（一班），都是新面孔。我是留级生，心里有点自卑，但同学们没有另眼看我。或许他们知道我是受了“留校察看”处分，只是不表露出来。基本上没有另眼相看的意识。

我们几个年龄较小的，都显得幼稚和天真，常常聚成一堆，说话无拘无束，并喜欢互相开玩笑。

因为学生来自县内外其他初中的同学，学校要求教师上第一节课，首先必须作自我介绍。于是，老师们的自我介绍各具特色，如俄语老师说，他姓邱，名邱涛；体育老师说，首先我来谈一谈我是什么东西……于是都成了我们的笑话。当然，我们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只是那种烂漫的天真，觉得有趣。

有同学提议，我们自己也来个自我介绍，互相认识一下。

于是，一个接一个说了。

唐懋卿同学说：“叫我的名字要注意了，我不是叫‘长毛青’，是唐懋卿。唐是唐太宗的唐，卿是卿卿我我的卿。那懋，怎么说呢？我也说不清楚，写出来，就是木矛木心。这字不好写，好记，记住摸毛摸必就行了。那必，没被捅那么一下。”他说完，大家连肚皮都笑翻了。

这一届的高一的寝室，是在新建的教学大楼内，寝室就在教室对面。每间五张床。双人床，上下铺。我们这间只四张床，睡七个人。因为有个同学可能觉得性格与我们合不来，其他寝室也有空床位，睡了三天，搬走了。吃饭编桌，三年同桌，少一人，往往插一个女同学。

就寝后，熄灯前，我们少不得拉闲话。九月份，天气还很热。有一次，说到睡觉盖被子。有一个同学说，他从读高中以来，从没盖过被子。

才几天？“读高中以来”好像有几年了，我们都知道他在有意识地玩弄幽默。另一个同学故意逗他：“再过三个月，你还能不盖被子么？”他说，只要盖住肚脐就可以。

唐懋卿接着说：“那好，你把棉被给我吧，到了冬天，我拿一只墨水瓶盖给你盖肚脐。”

满寝室的人都笑了，唐懋卿就这样幽默。我们觉得他很可爱。

 8 

星期六，没回家，晚饭后到河里洗澡。不要晚自修，都在房里拉闲话。

有同学说，听说桂芳清被打倒了。

桂芳清，外地人，前两年任永新中学校长。他调到县人民法院任院长，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法院贴出的宣判死刑罪犯的布告，后面是永新县人民法院院长桂芳清签名的印章才知道。

通过互相揭发检举，平常有不当言论的，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历史污点的……都提心吊胆。从此食堂里的饭要剩几桶，红烧肉也没人吃了，厨房工人倒回去喂猪。

一个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家。黄昏，在村口看到一个人挑着柴向村外走，似乎是小学时教语文的萧老师。我正要叫他，擦肩而过时，他把头扭过去而且勾得很低，于是我不好乱叫了。

在村中的学校门口，正好看到小学的同学胡某。他小学毕业，如今是有四个教师的合心村小的校长。我问他，刚才那个挑柴的是不是萧老师？

“不是他会是谁？”

“到山里砍柴？”

“他不砍柴干什么？”胡校长说。

我说：“他可是一位好老师啊。教学认真，性格正直，说话爽直。”

“在你看来，你还会认为他是英雄了？现在报纸上批判的葛珮琦也是英雄了？”

我对这位读书时就喜欢打架斗殴的胡校长说的很反感，于是脱口而出：“当然是英雄。”

学校与大队隔壁，大概他对合心大队的书记兰仔说了，两人联名写信到永新中学，举报我称赞葛珮琦是英雄。

特殊时期已结束，想不到留主任在永新中学老师“反右”总结大会的讲话中，竟然点名说我称赞葛珮琦是英雄。当时，听报告的认识我的同学脸朝向我，我糊涂了，好在我懵懂，不知道生气。并且，出了礼堂门，什么都忘记了。 

 9 

进入1958年，我们是高一下，全国进入特殊时期。房子的墙壁上处处是石灰水涂写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总路线万岁”的标语口号。

学校分配我们班到龙湾桥那里去写标语。

标语写屋墙上。农村的房子没有规划，前后左右参差不整齐，标语比较长的，要好几排房子才能写完。我们说，这是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

去年冬，永新农村开展了积肥运动。这时，我们在龙湾桥看到田中有用田泥糊出的像坟堆一样的小土堆。忽然在一丘田中看到一个有人头高的大土堆，上面写：肥料大王500吨。有一个南乡的同学说，那是在一张方台（八仙桌）周围挂上稻草，外面再敷上泥巴。再往前，发现山脚下一排柏树间，有一个三米多高的大土堆，上写肥料卫星1万吨。那是把一座小庙用泥巴敷成的……

龙树德书记曾对我说：特殊期间时，是他在内部刊物上首先发表过一篇文稿,“鲁（lu第二声）箕沤成好肥料”，于是全省推广用鲁箕沤肥，后来发展为“挖草皮”。

几个月后，开始“赶英超美”的“大炼钢铁”。

暑假，学校通知学生8月3日返校，开赴小江山烧木炭。我没接到通知，不知道。邻居文仔，在怀中中学读初中，他也不知道。文仔的父亲是生产队长，从农业社里拿回来一张“永新报”，说全县投入“大炼钢铁运动”，首先成立了“燃料生产总指挥部”，所有的教师进入小江山烧木炭。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我们源头村的长玖叔。长玖是县委宣传部部长龙玲的小名。

8月中旬，在村里教小学的红麻叔从小江山提前回来了。我家从后门出去三十来米左右是长玖叔家，从大门出去沿池塘岸界走五十米左右是红麻叔家。

红麻叔，小时患病，成瘸子。不要拄拐杖，只是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时身子一摇一晃。解放前家有中等生活，让他到莲洲书院读了几年书，成村里的教书先生。

我说就是瞎子抓壮丁，也不会摸到你，你怎么能进山烧木炭？他说，我讲个故事你听。

他说：进入南乡的小江山烧木炭，一律不准请假。他虽是瘸子，也要进小江山。有一天，他从指挥部门口经过，长玖一个人正踞坐在上首喝酒，一见他便喊：“红麻呀!来，来，陪我喝酒。”部长呼唤，那敢不理？他进去，在侧席坐下。长久说：“我们源头，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我呢，屁股上吊短枪；你呢，屁股上吊勾刀。”这分明是嘲讽，哪敢计较？毕竟是同村邻居，小时同学，聊了几句后，他说他是残废，爬山过坳，行走都困难，能否请假？长玖应了声好吧。

晚上，正好开负责人会议。长玖对分队长杨桥小学的校长段志诚说，刚才汇报，都说有许多老师觉得太辛苦了，纷纷请假，不批准就逃跑吗？今天龙源麟（红麻的学名）找到我也提出请假。这正好是个典型，开个“辩论会”，煞煞这股歪风。段校长回去和花溪小学校长胡榜文商量。胡校长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笑着说，龙部长和红麻是同乡，还是同学。红麻是个老实人，又是瘸子，批斗他，造什么孽。开个会，传达部长指示，开除红麻回去。龙部长如果批评你，你就说，是我提出来的。

红麻叔提前回来了。

特殊时期，有人到处抓长玖叔，他躲在源头。我只要一回家，就会来我家，还要和我喝酒。我对他说起红麻叔的事，他说，红麻的工资少了一分没有？你去叫肖福文宣布开除了我的工职，我请他喝酒。我的工资在银行里一分都不会少，我很放心。肖福文宣布开除了我的公职，造反军还会到处抓我么？我这烧炭的总司令，可以开除他烧炭的资格，能开除他公职么？不要用脑壳想，用屁股想都明白。还是胡榜文聪明。

8月底，我按开学时间的惯例回到学校，这才知道有二十多个同学到小江山烧木炭，还有同学也没有去小江山，班主任吴福善老师也没说什么。

 10 

开学了，没有上课。

爱好音乐喜欢唱歌的刘秋明同学，把抄写在整张有光纸上的“为钢铁而战”这首歌贴在黑板旁边，教全班同学唱：

伟大的祖国，一声号令下哎

为钢铁而战，为钢铁而战

追赶英美哎，用不了多少年哎

义勇的人民，干劲冲天……

老师说，美国和英国称王称霸，无非就是多有几顿钢铁。

这时，在墙上写的标语有：十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用铁水淹没莲花,用铁板盖住安福……

是的，这时的报纸，几乎天天有红色大字的好消息。全国的成就辉煌。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波阳县早稻亩产8万斤，还有小孩坐在稻田里茂密的禾穗上的照片。

人民日报上刊登漫画：一个长胡子老头，坐在稻谷堆上，烟斗凑在太阳上点火吸烟。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成了报刊上最流行的一首“民歌”。

全民还在烧木炭期间，小屋岭和高桥在公路边的丘陵地上已开始建造土高炉。那些土高炉，为用黄泥冲压成的中空的圆锥体。矮的5米左右，高的十米左右。一般是下底直径3-5米，上底直径2米-4米左右。

动工前，在小屋岭还召开了“誓师大会”。

听县城的同学说：“誓师大会”上某虎将（公社书记）作动员报告，慷慨激昂地号召：“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党全民大动员，大前进！我们要以十倍的信心，百倍的决心，千倍的干劲，苦战十画（畫）夜——秘书在旁边提醒：不是画(畫)夜，是昼（晝）夜。——九夜也好，八夜也好，反正十个一夜到天光……”

我们不觉得是笑话，只觉得是劳动人民的干劲冲天，是革命的豪言壮语。

全校师生，以班为单位，与全县人民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的大炼钢铁运动。

我们的劳动工地，是禾水对面现在红卫桥左侧包括现在“二中”的对江一带的山丘上。班长和劳动委员安排和指挥我们就地取材，砍松树，挖黄泥，筑建炼钢铁的土高炉。

高炉建好后，一层木炭，一层铁矿石，把高炉填满。脚下，由木匠装制铁匠铺那种样式和原理的风箱——外形是直径一米左右，长约三米左右的圆形鼓风箱，要两个人同时合力推拉。点火之后，到出铁水之前，鼓风一秒钟都不能停歇。壮实有力的同学，四人一组轮流上，累了就替换。若是停火，铁矿石不能化为铁水流出，就会凝结成一团炸药也炸不开的铁矿渣——“牛牯”。如果“打牛牯”，连炼钢炉全部报废。

夜晚，我们就睡在工地的木板上。因为劳动时赤着脚，我用吃饭的碗装水，用手掌沾水抹去粘在脚板上的黄泥……夏天，不用盖被子。好像没有数星星，闭着眼就睡着了。

夜晚，我看见学校的总务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启文——实际上的校长，穿着白短裤衩，赤膊着，肩上披着一条又宽又长的白布长巾，完全的农村农民的模样，到工地检查鼓励，叫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我们班上，劳动最积极很认真很辛苦的是班长左长海、团支书常春生等年龄比较大点身体也比较结实的同学，建土高炉、填矿石、后来拉风箱，似乎都是他们。我们是搬运泥土、挑铁矿石，是“小工”……

听说，高三有个班出了五六百斤铁水，高炉却“打牛牯”了。所有的高炉，都打牛牯了。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广西有个地方把祠堂的屋瓦掀掉，然后一层木炭一层铁矿石，一炉炼出钢铁二万吨……

国庆节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特大号套红字体刊登：我国的钢铁年产量达到1170万吨，已超过英国。我们都欢欣鼓舞，欢呼毛主席万岁！ 

 11 

接着，我们高二的两个班，派到天河去炼焦炭。

炼焦炉很简单。在靠近河边的稻田铲平了，用黄泥筑出长约十余米、宽约2米、高约80公分、厚约20公分的矩形墙体，墙根每隔2—3米留一直径10公分的小洞。

烧焦炭比较简单，卡车把灰煤送到公路边，把煤挑到河岸边冲洗一下，装填入炼焦炉。填满后，在上面严密地平铺一层小砖头。然后在下面的小洞里塞入木炭点火。煤炭不冒黑烟了，立即用水浇灭。最艰苦的是在焦炭出窑前用铁夹子夹除上面铺的砖头，虽然火被浇灭了，那蒸气的温度依然有七八十度，人上去夹了四五块砖头，就要跳下来，换人上去。

我感到，工人阶级的确伟大，不要说炼钢工人，就是这里的天河煤矿工人从矿洞出来，全身墨黑，只见牙齿和眼白是白的……

烧成银白色的焦炭，要挑到百余米外的公路边，在那里要过磅。有力气的同学逞强，挑160斤有四五位。有一位同学“放卫星”，一担挑了216斤，打破了全年级纪录。常春生同学说，奖励休息半天。我佩服这些同学，为他们自豪。

我是农民口头上说的爬爬虫，有一次派我与二班一个姓杨的同学回县城，从东门浮桥，坐船押运担箕到天河。从下午两点，到第二天9点。赏两岸如画的山水，历十八滩的惊险，看渔夫捕鱼的情趣，沿途听船夫讲所经历的地方的民间故事，船夫的妻子和女儿摇桨，杨同学有时和他们开玩笑……徐霞客游永新，都没有这情怀、趣味和收获啊！

 12 

11月1日，学校恢复上课。

农村陆续成立了“人民公社”。

11月31日吃晚饭时，我听见同学说，开会时衷校长宣布，从明天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学生、老师全部实行供给制，我们不要交学费、杂费，还不要交伙食费了……

晚饭后，我们走出烈士公园，看见一队二十余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排成长龙，后面的人两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五音不全地高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呀哈嘿哪个呀哈嘿……”

农村，原来的乡，改为人民公社；村农业生产高级社，改为生产大队；自然村中每20户左右为生产队（平常称小队）。

生产队办食堂，不分男女老少都在食堂用膳。所有的劳动工具包括耕牛，在成立高级社时全部归了公；这时，所有的家禽、家畜、菜园里的蔬菜全部归公。

我家饲养了一头六十来斤的生猪。大炼钢铁时，父亲是老苏干在红军钢铁厂，不小心从近十米高的土高炉上跌下来，断了三根肋骨。抢救，住院治疗后，回家养伤，旷章太还给了七棵南田七。母亲请求能否把猪肚留下来给父亲补补身子，队长说：“你还当过乡妇女主任，怎么连这点共产主义觉悟都没有！”

母亲抱住父亲哭了。

只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家禽家畜就吃光了，南瓜、冬瓜也吃光了，菜园里的其他蔬菜也不多了，于是公共食堂自然解散了。社员家的餐桌上鱼类、肉类基本上没有了。

没过旧历年，中国农村便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农民喝粥，吃草根草叶，许多人浮肿，并有不少人饿死……

听说，家乡源头村在成立公社前，交完公粮后，是卖余粮。粮管所先是在杨桥，接着在花溪盖了粮管所，合心大队（源头村）去花溪也有十里，全劳力挑一担谷去花溪也很累，没人挑。完成上交公余粮任务上面又催得很紧，生产队长采取加工分的办法，挑一担稻谷去花溪，以前是10分，现在15分。社员觉得很合算，挑粮很踊跃。生产队长看到仓库的稻谷不多了，来个紧急刹车。

有人与队长便吵起来，说：刚才还有人挑了一担去花溪，我来就刹车，狗眼看人！还有人说：前几天还开会说，这是爱国粮，支援世界革命的，现在就不要爱国了，不要支援世界革命了？我们到公社里去，看看辩论谁？海章叔生气了，怒喝：只想多挣工分，不想你们还要不要吃饭？争挑“爱国粮”的才不吵闹了。

食堂解散，花溪、长溪等村生产队仓库里的口粮还有些，合心大队各生产队仓库口粮只剩下一些地脚谷了。

就莲塘公社而言，为什么合心大队的粮食比其他大队格外紧张，还有故事。

“查田定产”时，是王苟叔当书记。他见其他村，有意隐瞒田亩，他也把源头村几个山冲中的田亩隐瞒了。有个支部委员，向乡政府举报，乡政府于是撤了王苟叔的职，调到乡畜牧场，挑小鸭子去村里叫卖。从粮食困难时期到现在，常有小孩冲那举报人的房子叫喊：“某某吃人的，天要报应呀！”不怪也怪，六十年过去，他家的确只剩下一个“报应”。

稻谷炒熟碾成粉，参合野菜做成粿子，这是农村中普遍的食物了，合心大队缺粮尤其严重。

古人云，穷做贼，饿偷食。源头村是山区，满山是木材。成立公社后，全部归了公，县里成立了林业局，源头成立了天龙山林站。合心大队的社员，便去山里揹木头。山里的木头本就是自家的，揹木头认为不是偷，是“揹”。像孔乙己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一样。但林站的护林员抓住，还是作为贼，绑在树上，剥去衣服用杉枝抽。

打死也比饿死强。于是，村里年轻力壮的男人和女人，中饭后上山，像是砍柴的人，根据自己的体力挑选好杉树，趁护林员下班回站里吃晚饭，迅速砍倒杉树，削去枝桠削去皮刺，揹到山坡下小路边。天黑了，护林员不会出来了，揹上木头回家。吃晚饭，洗澡，睡三四点钟，天亮前出村，揹到里田的坪坞、荷塘一带村落里出卖。一根木头一元钱左右，外加早餐。菜不论，南瓜、豆腐乳即可，米饭必需吃饱。

我们在永新中学，由农村户口改为城镇户口。为支援世界革命，由每月的30斤大米供应，减为28斤，其后又减为26斤。食油也由一斤减为半斤、四两。

 13 

1959年夏初，江西省委刘俊秀政委回到永新，首先回到柘溪公社的老家灌塘看望年老的母亲，看到群众没饭吃，吃磨碎的谷糠与青菜做成的粿子……他包了几个“粿子”找到县委书记王树彬，他吃一个，要王树彬也吃一个。王树彬书记于是答应，端午节，农村每人回供5斤稻谷，城镇居民每人供应四两面粉。城镇饭店做成糖包子，凭票供应。

端阳节的中午，吴近群同学从街上回到寝室，说他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太婆，一手拿两个包子，高高举起，一路走，一路高呼：“刘主席万岁!”

这刘主席，是指江西省委副书记、解放军政委刘俊秀。

学校的粮食供应基本上有保障，但采取分饭的办法，每人每餐两平碗。一个月难得加一次餐。加餐，也是每桌一小钵，每人分得两三小块红烧肉的样子。有一次加餐，饭后回寝室，吴近群同学走一步他叹息一声。

我问他，为什么叹息？

他说 ：真后悔。

“后悔什么？”

他说：“那块红烧肉，一丢进嘴，咕嘟一下就吞到肚子里去了，什么味道都不知道。我真傻，不知道把那块红烧肉含在嘴里，慢慢咀嚼，细细品味，然后再慢慢吞下喉咙。”

化学老师在学生大会上作报告，其中说到人的粪便在锅中长时间烹煮，有香蕉的味道，可以用来当饲料喂猪……

听过报告，我们回到寝室。唐懋卿说：“如果人屎烹煮后有香蕉味道，喂给猪吃，太可惜了。”

龙秋和说：“猪吃可惜，那给什么吃？”

有人说：“人还没这么好的东西吃呢。”

龙秋和：“谁肯吃？”

唐懋卿：“我肯吃！”

吴近群：“有做没做贼莫做，有吃没吃屎莫吃。吃屎，听着就作呕。”

唐懋卿：“猪能吃，还能长肉。人吃能活命，总比饿死好。”

龙秋和：“我明天就去煮一罐子屎，给你吃。你要不吃呢？”

唐懋卿：“那么这样。就关在这寝室里，我和你七天，不，三天，都不准吃饭。由两个同学就在寝室用大锅煮屎。那香蕉香味，会多诱人啊！我保险吃，一定吃。你呢？再饿一天就得饿死。你要死还是要活呢？”

争论激烈起来，寝室内有了两派，一派说，可以吃；一派说，饿死也不吃。争论就像学生中两派的辩论，喊喊叫叫，只差没有打起来。

喊声惊动了班主任吴福善老师。他站在寝室门口，向我们生气地吆喝：“吵什么吵什么？”

唐懋卿回答：“不是炒，是煮。我们是在争屎吃。”

全寝室的人都大笑。

吴老师说声：“喊喊叫叫，防碍其他同学睡眠。”走开去。

 14 

高二(下)，也就是1959年上半年，“五一”前的农忙假，班主任吴福善老师率全班54个同学到龙湾桥参加生产队劳动。我们住在大队的祠堂里，男学生睡在楼板上。板梯间底层两边各有一间房，吴老师和贺家宾老师共一间房，两个女同学一间房。贺老师不愿和吴老师住一起，和我共铺盖睡楼板统铺。

1959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村社员劳动力每月才支十余斤稻谷，我们回校那天中午，生产大队煮了两酒盆稀饭，炒了七钵豆子，酬劳我们。男女篮球、排球运动员和贺老师提前回校了，只剩下47人。生活委员说，把剩余的一桌豆子，分加到其余六桌。吴老师立即站出来，说：“我们应该学习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剩余了一钵豆子，七个人那一桌留下八分之一。

稀饭可以尽量喝。大多数喝了五六碗，我喝了11碗，只要一弯腰，稀饭便从嘴里倒出来了。有一个同学，自称喝了17碗……

班上两个女同学，一个是排球运动员，提前回去了，一个年龄小，个子也小，她要我帮她捆一下被子。

她住的房间外，是板梯，板梯下放了一只小便桶。忽然，门外的小便桶发出“吐、吐、吐”的响声。她年小，天真好奇，嘀咕说：“谁在拉尿啊？牛拉尿也没这大的声响呢。”蹑手蹑脚走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瞧，回头小声对我说：“是吴老师倒水壶中的水。”不一会，“笃、笃、笃”的声音传来，她又从门缝往外瞧，回头，左手做漏斗样子放在腰间，右手做倒豆子样子，嘴里用俄语“P”的发音模仿倒豆子的声音……她那天真样子，令我忍俊不禁。

在回校的路上，我们一路说说笑笑，我又说又表演了吴老师倒豆子的过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一个同学说，他们吃剩的豆子吴老师也收走了。

可能有同学向吴福善老师打了小报告。

从龙湾桥回来后的周会上，吴老师从政治思想、道德纪律、生产劳动等方面总结班级情况。他大谈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我从“倒豆子”想过去，觉得这有些滑稽，因此心不在焉。

他突然向我提问：“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大、公。”永新的地方音，“大”念“太”。他严肃地说：“胡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太公，你怎么不说太婆呢？”由此生发开去，说我看什么《当代英雄》，自高自大，想当英雄。其实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是写青年贵族军官毕巧林，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但冷酷自私……我厌烦，由他说，故意掀起课桌的桌面，在里面翻弄东西。

他稍稍走过来，正好看到我桌子里面有一本契诃夫薄薄的短篇小说集中的《爱情集》。他伸手就把这本书抓在手里，走回到讲桌前，举起这本小说，说：“革命读物不看，读什么《爱情集》。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首先应该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小小年纪，满脑袋流氓意识。想着恋爱，卿卿我我；想着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恨不得自己进入《红楼梦》里，做大观园中的贾宝玉……”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笑得我脸红耳赤。

高三的上学期，兵役局在学校征特种兵（飞行员），汪惠中同学身材高大粗壮，身体结实，进入预选。体检之后，兵役局招待吃饭。饥荒年代，汪同学面对鱼肉佳肴，本就食量大，吃的又过量，才出饭店大门，反胃，竟全呕吐在门口……

第二天，正好有周会课，吴老师在课堂上，对汪同学讽刺挖苦，滔滔不绝，并说，丢了班上同学的脸，丢了学校的脸，丢了青年人的脸……

汪同学对这种羞辱忍受不了，晚饭没有去吃，一个人在寝室中躺在床上。汪同学喜欢看书，对古典文学尤其感兴趣，毛笔字也写得非常好，我们之间，借到好书，会互相交换着看。吃晚饭时，我没有看到他，知道他受不了这种刺激。我一放下碗，就到他的寝室里。

汪同学说，他无地自容，想休学,或去文化馆。我说：“不。千万不要气馁。吃多了，反胃，吐了。常情。在龙湾桥，我吃了十一碗稀饭，险些也吐了。但我以此为能，到处炫耀。谁丢脸？丢了谁的脸？吴老师把同学吃剩下的豆子倒在水壶中带回去，要说，吴老师也不丢脸。我当笑话讲，吴老师认为是我倒他的丑，认真了。如果说，这是丢脸的事，他比你更丢脸。他能继续上课，大讲社会主义道德，你就不能继续在学校里品尝政治老师的道德么？他在课堂上羞辱你，其实是他羞辱自己。要是我，我就把他倒学生吃剩下的豆子的事抖出来……”

真巧。我从寝室里出来时，就看见吴福善老师站在门边听。我不怕他，也不尴尬，昂首挺胸，理直气壮旁若无人地从他面前走过去。

汪同学为我担心，我说，不怕。量他不敢“辩论”我。

吴老师，没有说什么。风平浪静。

后来高考，汪同学的政审表上被留主任在学校意见栏签上：限制录取。

汪同学，文、史比较优秀，其他各科，也不在人下。因此被录取在南昌的“教育学院”。

 15 

不炼钢铁了，农村进入烧火土积肥运动和兴修水库。

烧火土的第一步，是挖草皮。

生产大队多设立在老祠堂内，学习先进经验，用学校的大黑板，标上各生产小组名称，设置红旗、黄旗、黑旗。大队干部（书记、队长、会计）负责督促、检查、评分。劳动不积极的，讲怪话的，当场喝令下跪；落后的生产队，插黑旗，不定期地开“辩论会”，“拔黑旗”。

凡是不服从领导，不听从指挥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惩罚，是扣饭，严重的扣口粮。

我们在学校里没有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有一天，班长传达：华南五省领导视察各地烧火土造肥运动，今天下午会乘车从湖南进入江西永新。我校负责江畔公社石鹿冲路段的烧火土积肥。

吃过中饭，我们便步行进入江畔，登上石鹿冲公路左侧（南侧）的山坡。山坡上，全是松树。劳动委员给每个同学发一把稻草，五个人编为一组，三个组发一盒火柴。任务是折松树枝裹在稻草中，听到军号的号音，便迅速点燃稻草。

有同学说，这是诸葛亮摆八卦迷魂阵；有同学说，是疑兵之计……但是，两三个钟头过去了，还没听见吹军号，大家懈怠了，于是有的说故事开玩笑逗乐，有的蹓蹓荡荡、也有偷偷溜回去的……直到要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军号响了，我手忙脚乱地点燃手里的稻草和松枝。顿时，整个石鹿冲烟雾弥漫。我们只听见汽车发动机和喇叭的声音，看不见汽车的影子……

第三天，班长说，昨天迎接检察团，我班表现非常不好，特别还有开小差的。

第四天，吴老师说要开“辩论会”，留主任说，检察团非常满意，表扬了永新，算了吧。

 16 

学校开始上课后，任我们语文课的是新调来的梁元新老师。

梁老师，广州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只参加挑铁矿石两天，便调去跟县委书记王树彬做秘书，坐小车下乡，写通讯报道。

梁老师的教学方法有些特别，不是呆板的填鸭式灌注，而是开放式的启发我们去思索。

作文课，两节连排。梁老师上作文课，不是他想好一个作文题，写在黑板上，而是说：作文题自拟，题材自选，体裁自定，篇幅不限，也不限于两节课的作文时间，下周一交作业。

有同学不习惯，我则非常高兴。写了篇小说，自拟题目：“小兰，你在哪里？”

故事内容是虚构的：我从学校回家，家门锁起来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小兰都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通过我一路找小兰的过程和看到她写的“报导稿”，描写干劲冲天的大炼钢铁劳动景象，反映中国人民超英赶美的英雄气慨。

小说差不多写了半本作业本。

梁老师在作文后面批：很好，很好！给了5分。

随后，梁老师又给我一本稿纸，要我抄写好，寄到文学杂志的编辑部去。

稿件寄出去，如石沉大海。我写的字，就是娃娃体。

第二个学期，1959年的春天，又一次作文，我写了一首诗：“春来了！”

春来了！ 你早

丽日高照

明丽，和煦

草绿了

春风多情

炊烟袅袅

梨花开了桃花开

小溪淙淙水涨了

祖国山河娇

……

春来了！多好

燕舞春潮

树上鸟闹

雄鸡唱晓

黄牛犁田山歌绕

撒播希望的种子

收获丰收的欢笑

都道人民公社好！

这首诗有五六十句，梁老师又给了5分。学生会里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戴流芳同学，抄写了四张有光纸，贴在教室与食堂之间路边的那幢房子的墙上。

我很感激梁老师的表扬和鼓励。我记得，有一次在教室前的走廊上，面对梁老师，情不自禁地说:你的教学方法，给了我们广阔的思想空间，你对我的鼓励，使我有了想当作家的梦。

他说：好哇。当作家，首先是语言文字的功底，再就是丰富的想象。

全县“国庆十周年成果展览”在中山堂展出。听同学说，我的作文本，摆进了展厅。我在文化教育这个栏目部分，看到翻开到“春来了”这一页的我的作文摆在桌面上，还有教历史的贺家宾老师叫我参与抄写整理的十余本各有一寸多厚的《永新苏区革命史资料》，也叠放在旁边……

墙上贴着本县教师中的书法、美术爱好者创作的美术、书法作品。记得其中有何殿凡老师的手指画，画的是生蛋的母鸡，许多参观者住脚凝视欣赏。

 17 

1959年，读高三。教我们班语文的是刘世南老师。

大概于二零零几年，我写了《难忘恩师刘世南》，壹玖年发表在“掌上永新”，永新中学百年校庆，又选载在校庆的“纪念册”上。我写了刘老师的博学多识，教学的循循善诱，着重写了我与他的师生情谊。是的，我敬重他的学识。

就我在中学的作文来说，梁元新老师是真正赏识抬举我的人，而刘世南老师是赏识我而又被利用“伤害”我。

梁老师、刘老师和我，其间的人际关系，不仅局外人一无所知，我是学生，因我只对梁老师、刘老师对我的作文垂以青睐，而感恩戴德，所以直到现在才理清头绪，直面人生和现实。

去年，我开始构思自传体长篇纪实《懵懂人生》，85岁的我从20岁的我中分裂出来，回头冷静地审视过去。我笑了，不仅我生性懵懂，而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塌糊涂。

在此，我想说的，是刘世南老师讲评我的作文，是欣赏鼓励还是批判打压，我至今或许还想不清楚，虽然是局中人，在梁老师、刘老师还有那个留副主任之间，虽然还是稀里糊涂，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刘老师欣赏我的作文，他与我之间的师生情谊，不亚于班上的其他任何同学，晚饭后他常和我一起去田野散步或者室内聊天，说话也很随便；毕业离校前，刘老师特赠我他的照片并写诗赠我。我觉得这种特殊关系，超越了同班的其他同学。

但我的“高考政审表”中的“不同意录取”这几个字，来自哪里？

我记人，只记人曾经的好处，不计较曾经的不友好。客观的环境和我个人的能力，只能如此。

刘老师任我班的语文课之前，我对他就充满了敬意。

刘老师任教我们语文后，第一篇作文，题为《记暑假一件事》。这年暑假，恰好我的伯母去世。我写伯母在解放前的艰辛解放后的孤独，特别是她凄凉的去世。刘老师在作文后面写的批语，有三段。第一段第一句是“愁云满纸，阴气逼人。”批语的第二段是留主任意见：大意是作者去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反映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反而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批语第三段是作品的阶级立场错了，艺术性越高越反动。他给分也给了三次，前面：89，划一杆，去掉；70，划一杆，去掉；最后给分40。

这篇作文，刘世南老师拿到班上讲评。他评述了整整一节课，最后说的一句话，也是结论：“作品的阶级立场错了，艺术性越高越反动。”

我有些惶恐，但又沾沾自喜。我的“作品”从来没有这样被老师像分析课文一样被逐段逐句评论，赞扬，褒奖。刘老师尤其赞扬平实而充满了感情色彩的文学语言，我飘飘然真不知吃几碗饭了，根本不在意什么“艺术性越高越反动”。能得到满腹学问的刘老师这样评价，沾沾自喜。家庭成分贫农，父亲老苏干，母亲乡妇女主任，我也当过村儿童团长呢。我改正过来就是。

有一天，在操场上看见罗新桂同学。他，源头横溪村人，比我大两岁，他读高一。他说他们的语文老师旷宜华，曾是长江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在他们的作文讲评课上说到我的作文有写作功底，但思想不好。要政治挂帅，讲刘绍棠读高一时的作文选入高二的语文课本。他自己说，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凡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思想不好，骄傲。罗新桂提醒我，要小心那些吃政治饭的人。

我以为他说的吃政治饭的人是指我们班的政治老师班主任吴福善。我说，他对我比较好。

第二次作文，作文题目为《就在这一刻》。我写社会主义祖国太阳初升的早晨，春风和畅，阳光灿烂，花红柳绿，人民自由，幸福，高唱着欢愉的歌儿，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而就在这一刻，在地球的另一面——美国，太阳正好没落下去，已是黑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劳动人民，没有自由，流着汗水打着夜班为资本家创造财富。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唱：“无边的黑暗，永恒的凄凉，黑色的风摧残绿色的树叶，呻吟出痛苦和忧伤……”

讲评课上，刘世南老师，用他很有情感的声音，朗读了一遍，然后要同学们评论。有五六个同学发言，说这篇作文写得好，热爱祖国，揭露美国的黑暗和资本家的罪恶，阶级立场鲜明，政治观点正确，应该给九十分。刘老师在讲评中说，全篇，构思巧妙，想象丰富，但是，作文把美国人民写得太消沉了，见不到一点亮色。黑暗，还要说是无边；凄凉，还要说是永恒；连绿色的树叶都在痛苦呻吟……从时间到空间，从人到植物，都在黑暗的统治中，看不到一线光明和希望。

我想，作文真有些难写了。

 18 

毕业前夕的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我写1958年的那个严寒冬天的星期六，我回到家里。母亲是食堂的炊事员，社员们都去打夜班了，我就睡在食堂里。母亲忙碌着，一会儿淘米，一会儿洗菜，一会儿进来给我掖好被子……我望着母亲的背影，联想到慈爱的母亲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流血牺牲干革命；在和平建设时代，忘我劳动建设社会主义……

高三两个班，一起坐在学校食堂里听刘世南老师讲评。

刘老师说我用现实与过去相交替的叙事方式，实景描绘与历史回忆，虚与实，景与情，详与略相结合、相交叉的写作手法，写出了一个革命的母亲，勤劳的母亲和慈爱的母亲，为母亲树立起正面形象，而作者自己却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我怎么会是反面人物？母亲革命，我是反革命么？刘老师后面的话，几乎没有去听了。

作文本发回来，刘老师的评语写了大半页。空一行，另起：“留主任意见，大家都去打夜班了，而作者却在床上睡懒觉，可见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

翻过一页，刘世南老师语重心长地像写信一样写了两页，最后一句是：“我望着你的背影，不胜惶恐。”

睡懒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联系一起，为什么？我没有去想，我这懵懂人真的懵懂了。我想，现在的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懵懂。

我懵懂！刘老师不懵懂？

这时，就在这时，留主任正在我报名参加高考的“政审”表上，在“学校意见”一栏中签下了“该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严重，不同意录取。”（一说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留主任，很“关心”我，我的作文，他都要看。留主任提出意见，从鸡蛋里找出骨头来。打压我，是留主任的需要。

回忆到刘世南老师，作为中学语文教师，他的渊博知识，文学造诣，教学方法，我认为无人可望其项背。

我自谓“理解”了刘老师。

毕业后离开学校前，刘世南老师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说他每两年要到外面去旅游一次，这张照片是他游北京时，在锡殿照的。接着，他挥笔在照片背面写：“高殿嘉名锡，凭栏小影留。以之特赠汝，相忆更凝眸。”又说，“这是我现在临时想到的几句。本来已想好了赠给你的诗，怕你骄傲。就这样写吧。”

我很感动，刘老师是欣赏我的，我也理解他的处境。

他的床铺没有挂蚊帐，床侧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他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的一首诗。最后几句是：“尔生梦里过黄河……黄河之水兮波复波，尔生梦里歌复歌。”我想问刘老师是什么意思？尔生泛指什么人？一想，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师思想深处的东西，我去追问，这就不礼貌了。

1965年夏初，曾任音乐教师兼任团委书记的龙绍珍老师在柘溪公社搞社教，他对我说：刘世南企图外逃香港，被派出所抓进了公安局，剃去了头发……

我八十岁时，听说在香港退休的梁老师难忘永新，他写了一本二十余万字的在永新三年的回忆录，并且想与永新中学的老老师和同学见见面叙叙旧。听说，要见的人中有我。我既激动又感动，梁老师是永新中学第一个赏识我的作文，并给我的作文100分的人……师恩难忘，我对我女儿一说，我女儿和我一起到香港看望八十五岁的梁元新老师。在深圳工作的也叫我“老师”的文学朋友策划想做以80岁的学生看望85岁的老师为内容，以“老区与特区”的情怀为主题的新闻。但在吉安工作和生活的他的学生另有安排计划，我女儿考虑到老师坐车劳累，于是给梁老师和古少珍老师买好从深圳到吉安的飞机票。

 19 

生性懵懂的我，只能是事后诸葛亮。慢慢咀嚼回忆，直到现在才似乎完全明白过来。

深沉的感觉，来源于特殊的背景。

从吉安阳明中学挑选来的优秀教师党外民主人士衷期星为永新中学副校长，从县委办公室挑选来的中共党员李启文为总务主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政治挂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李启文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领导，衷校长管教学，留副主任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梁老师曾为张扬他的教学成绩，称赞我的作文，还叫学生抄写了，像大字报一样张贴，学校还把我的作文本推荐摆放在“永新县国庆十周年成果展览”。我猜想，曾经提出要开除我的学籍的留主任不舒服。于是以我的作文为攻击材料否定梁老师。

留主任对学生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搬寝室事件”令他恼羞成怒，在教务会议上提出开除了班长和我的学籍，因共产党员教导处正主任黄彥老师的反对我才勉强保留学籍。

捣鬼有术也有效。因李启文主任调离了永新中学，梁老师与古少珍老师被排挤离开永新回广东，后来去了香港。

刘世南老师依然常遭受批判。

刘老师发现我为人坦诚，说话爽直，作文确实写得不错，饭后喜欢和我一起散步，在他房子里给我讲解夏完淳的诗，但又没办法不让留主任再查看我的作文了，所以把“留主任意见”都明白写在作文批语里，最后还又写了个长信给我暗示。我懵懂，也不知道如何化解留主任对我的成见。刘老师面对现实自身难保，我麻木不仁，一个普通学生，又能怎样呢？。毕业，我离开学校时，所以刘老师特赠我他的照片并赠诗留念。这是他对我的赏识，也是师生之间的“特殊情谊”吧。

三十年后，我的一个小孩，小学考中学，可以说考试成绩最优秀，已升迁为校长的留主任拒绝接受。教导主任段相明拍桌子与他吵嘴，谢艳萍老师、贺可才老师两位班主任说，他们接收。孩子初中毕业，又是最优秀的成绩考入高中。很有趣味的是，初中时也是为搬寝室，他用语言伤害我的孩子，孩子要用砖头砸他，班主任贺国堂老师迫使他向学生作公开检讨。改革开放了，我这孩子，高中毕业以最优秀的成绩录取在北京大学，后为文学博士、北大教授……

是的，高中四年，我只是波涛中的一片树叶，懵懂地顺其自然，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在内心，我一直认定何家炜、贺家宾、梁元新、刘世南等老师是我值得怀念的恩师。因为此，在反复回忆梁、刘二位老师对我的作文的关注和“欣赏”及其后果，觉得应在画蛇后需要在这里再添这一脚。

我四个半年在私塾，先生教我读《尺牍》，写“日记”；四个半年在花溪小学，没有读五年级，三个六上，一个六下。都是不连续的。

我在花溪小学，喜欢自然、历史，所以算术比较差的我还能以高分录取在永新中学读初中。

高中连续四年，我最喜爱的是化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我现在还能随口背诵。读中外的小说多了，看到鲁迅、契可夫是学医的，高尔基的“大学”是底层社会，杰克伦敦曾流落街头要饭；佩服的是“十岁的神童……四十岁的老而不死”的刘绍棠……

作家，不只是大专院校培养的。

留副主任在我的“高考政审表”上代表永新中学签上“不同意录取”，他以为对我的打击夠狠了，可我拿着衷期星校长给文教局推荐我任乡村教师的信而沾沾自喜。是的，我小学毕业考永新中学的作文上，是我自己写下：我的理想是当老师。从文竹中学到柘溪高田小学、龙门黄岗小学，一直是“老师”。后进入永新县委为公务员25年，我以在稿纸上写字造句谋生。

虽然，我在鲁迅文学院听过名家讲课，在文学院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是高一时的梁元新老师、高三时的刘世南老师，所以着重写了，发表在“掌上永新”，选载在“百度”“搜狐”，写刘老师那篇，收录在“永新中学百年纪念册”，那是有点意义的。

不管我的人生遭遇如何，我现在能在此饶舌，是“永新中学”造就的。我的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的儿子，北京理工大学工科硕士的儿子，也是在“永新中学”造就的，我的妻子萧清凤也是1965年在永新中学毕业的。在此，“人民日报”、“腾讯视频”曾经报导的“全国书香之家”向不平凡的“永新中学”致敬！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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