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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武利芳 摄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系统推进，一条条铁纪整肃了队伍、赢得了民心。汲取延安时期纪律强党的历史智慧，可以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宝贵的经验。
有纪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以制度规范保障纪律建设，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来制定完善党纪法规。
1936年8月，红军在陕北落脚还不足1年，为进一步巩固部队、做好迎接新斗争的准备，制定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令》，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部《内务条令》。该条令对值日、勤务、风纪、卫兵、礼节、请假、着装、驻军和行军等方面的事项作了详细规定，对于提升红军部队的管理水准与管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随着边区政权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确保政府的廉洁性和高效运行。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据统计，延安时期仅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先后制定了64个类别1000多项法律法规。
1937年，敌特间谍活动日渐猖獗，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保守党内秘密条例》；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以及王明试图闹独立等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四个服从”；针对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其思想认识参差不齐等问题，中共中央相继颁布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党内法规。
七大党章首次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总纲，规定了党员均有遵守组织纪律的义务。延安时期，我们党建构起了以党章为纲领、以各项党内法规文本为支撑的基础性体系。
这一时期，党纪法规也在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变得更具生命力。以巡视制度为例，1931年5月《中央巡视条例》就已经颁布，但在延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政策，由于执行中的认知偏差而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1942年1月颁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各根据地内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工作加以严格的检查，派员下乡分途巡视各地实行的程度”，由此明确了延安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把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3次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修订，在实践探索基础上把党章党规中的纪律要求具体化，使纪律真正成为管党治党的“戒尺”。
立起来的纪律规矩，只有执行到位，才能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并依法依纪惩处了一批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有功之臣，保证了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
枪决黄克功就充分体现了党坚决清除自身队伍中腐败变质分子、维护党纪的坚定决心。
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时，已经是红军的旅长，属于党的高级干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革命，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挥员，目前抗日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冲锋陷阵，可以免除死刑，用别的处罚代替。但毛泽东却“挥泪斩马谡”，决定“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这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犯罪与庶民同罪的判决，充分昭示了让边区人民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不徇私情的决心和勇气，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
在黄克功案发生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因生活原因，射杀了妻子。蒋介石先是把张灵甫判了10年投进监狱，但没到2年就特赦并加官晋爵。没有铁的纪律，国民党毒瘤暗生，最终溃败。
肖玉璧贪污受贿、倒卖边区物资，被判处死刑；刘力功拒绝执行组织决定，在组织多次与其谈话后仍不服从安排，被开除党籍；刘振球生活极端腐化，经常拿公款购买私人奢侈品，私吞公款，被开除党籍……
对一起起违纪违法案件的严肃惩处，释放了纪律的强大威慑力，保障着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这与延安时期所坚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苏荣等高级干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要想让纪律规矩入脑入心，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教育。延安时期开展的形式多样的纪律教育，成为纠正党员行为偏差、提高党员思想觉悟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明确提出加强党内纪律教育的问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以案释纪是这一时期进行党纪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黄克功案、刘力功案、刘春景案、肖玉璧案等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件都曾被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阅读报纸，在感受纪法之严的同时可以了解纪法内容。
七大党章通过后，党中央发文通知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章大学习。《解放日报》关于党章学习的报道就有40多篇。党中央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共产党人》等报刊对党内法规制度进行宣传和推广，使广大党员干部及时了解和学习党内法规制度的内容，方便对照检查、躬身自省。
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党内教育管理机构，如干部教育部、高级学习小组和学习委员会等，积极创办了干部学校、高级研究班、在职干部培训班，并在课程中增加了诸如“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中央党校的课程中还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等专题。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穿的衣服，领子、袖口和裤腿上都打着补丁；朱德在致函四川的亲属时指出，“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林伯渠坚决不住在按规定为他砌的3孔窑洞里，而是将其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延安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给边区的干部和广大军民以极大的鼓舞，是纪律教育的最好教材。
2024年4月以来，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一次集中性的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深入开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来源：党风与廉政
作者：武利芳
编辑：刘嘉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