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盛期史家笔下，居民成分驳杂、文化水平低下、政治立场可疑的西西里构成了希腊世界边缘的一处蛮荒边疆。狄奥多鲁斯的史著则为我们保留了希腊文明西部边疆西西里作为希腊世界的军事屏障、文化艺术的活跃舞台和道德卓越的世外桃源的正面形象。西西里边疆的正面形象并非仅仅来自于提迈乌斯等希腊化时代西西里本地史家的杜撰。盖伦、希耶罗等西西里僭主与品达、埃斯库罗斯等古典早期希腊本土作家均积极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构建活动。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在古典盛期的急剧衰落反映了古典时期雅典知识精英政治立场与蛮族观念的深刻变迁。
《古代文明》2019年3期
公元前481年，面对薛西斯（Xerxes）麾下波斯大军压境的希腊同盟派遣使者前往叙拉古（Syracuse），恳请实力雄厚的僭主盖伦（Gelon）出兵相助。态度傲慢的盖伦生分地称呼这些使者为“希腊人”（Ἄνδρες Ἕλληνες），并数落了希腊本土居民之前对西西里岛求援请求的不理不睬。之后， 他表示可以不计前嫌，派出由2百条三列桨战舰、2万名重装步兵与骑兵、弓箭手、轻装步兵各2千人的庞大兵力驰援希腊本土，条件是同盟必须推举自己为全体希腊人的军事领袖。在遭到断然拒绝后，盖伦冷冰冰地诅咒失去自己支援的希腊有如缺失了春天的年头。但他随后又秘密派遣使节斯库特斯（Scythes）携带贵重礼品前往德尔斐（Delphi）静观战事进展，准备在波斯人获胜后向后者进献财物与象征领土主权的土和水。而当看到希腊联军扭转了战局之后，盖伦又向德尔斐神庙进献了财物，作为自己没有出兵援助希腊本土居民的补偿。 公元前413年秋，冷酷的叙拉古战胜者将不少于7千名雅典战俘投入一个狭窄的洞穴，任由他们忍受秋日的炙烤、秋夜的寒风、疾疫的肆虐与饥渴的煎熬。在经历了约70天非人煎熬后，战俘中的幸存者被心狠手辣的西西里希腊“同胞”贩卖为奴。雅典史学家修昔底德痛心疾首地哀叹道，这次惨败带给失败者雅典人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τοῖς διαφθαρεῖσι δυστυχέστατον）。 公元前388年，第98届奥林匹亚赛会召开，叙拉古僭主老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Elder）派兄弟特亚瑞德斯（Thearides）带领打扮得珠光宝气的赛马参加竞技，并重金聘请当时最优秀的朗诵者当众吟诵自己令人不堪卒读的诗篇。听众起初对叙拉古赛马的俊美和朗诵者的动人嗓音赞叹不已，但赞美声迅速转变为对老狄奥尼修斯拙劣诗作的哄笑。德高望重的演说家吕西亚斯（Lysias）甚至建议属于全体希腊人的神圣奥林匹亚赛会的组织者驱逐那位亵渎神明的僭主派来的队伍。尽管老狄奥尼修斯堪称当时希腊世界最强大富有的统治者，他却因对希腊人共同事业的背叛和对臣民的高压统治而终日忧虑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不得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代替有可能谋害自己性命的理发师。 上述三个历史记忆片断分别来自古典盛期两大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史著和后世作家狄奥多鲁斯（Diodorus）、西塞罗（Cicero）对前人记载的引述。它们代表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至前4世纪希腊本土知识精英对西西里岛及其历史的基本印象。尽管三个片断记载的人物与年代各不相同，却不约而同地塑造了高度一致的西西里形象。在古典盛期希腊史料（以雅典人的著述为主）的语境中，西西里岛（在古希腊人的空间观念中通常包括亚平宁半岛南端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居民及其统治者同希腊本土的“纯正”希腊人在政治立场上若即若离；当地希腊殖民城邦居民成分驳杂，文化水平低下，同敌视希腊世界的蛮族关系暧昧，对分道扬镳已久的希腊同胞心狠手辣，实行反人性的黑暗僭主专制。广义的西西里岛构成了希腊文明区域西端同野蛮世界的过渡地带，可视为分隔光明与黑暗、理性与蒙昧、人道与凶残、自由与奴役的“蛮荒边疆”。 在现存古希腊文献与古希腊史研究著作中，西西里的希腊文明边疆身分几乎从未受到质疑。西西里是地中海世界范围内的最大岛屿和一块“迷你大陆”。与希腊文明东部地区同波斯帝国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的态势不同的是，古典时代的西西里与大希腊一方面被公认为希腊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同周边的腓尼基、伊达拉里亚文明长期处于分隔与敌对状态。族群杂居构成了西西里岛人口格局的常态。即便持泛希腊主义观点的西西里本土史家狄奥多鲁斯等人也不得不承认，西西里 的希腊文明同希腊本土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考古证据表明，公元前8、7世纪期间，希腊人与腓尼基人几乎同时开始在西西里岛上建立一系列定居点，并且二者间的关系往往极其复杂。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的共存、合作与竞争，以及两种文明同当地土著文化元素的长期融合在岛内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族群与文明关系网络。大希腊殖民城邦叙巴里斯（Sybaris）为吸引人口而向所有族裔 一视同仁地开放公民权；迟至老狄奥尼修斯统治时期，同迦太基长期鏖战的叙拉古势力范围内部仍居住着大批迦太基人；岛内的异族通婚现象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在老狄奥尼修斯统治时期结束之前，尽管不时遇到迦太基、伊达拉里亚（Etruria）等强大邻邦的严峻挑战，希腊文明在广义西西里地区的优势地位却始终未被推翻。西西里一直牢牢保持着在希腊世界的合法地位。不过，对保存古典时期西西里史信息做出巨大贡献的罗马时代史家狄奥多鲁斯却通过其著作《历史集成》（Bibliotheke）告诉我们，古代作家关于西西里岛“文明边疆”具体地位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约公元前90年左右生于西西里本地城邦埃吉里乌姆（Agyrium）的史家狄奥多鲁斯在记载家乡历史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巨著《历史集成》具名引用了叙拉古的安提柯（Antiochus of Syracuse）、 菲利斯图斯（Philistus）、提迈乌斯（Timaeus）等西西里本土史家现已佚失的作品，并可能参考过希普斯（Hippys of Rhegium）等其他重要早期西西里史撰述者的著作。因此，尽管《历史集成》的整体质量参差不齐，这部作品所提供的西西里史料仍然值得现代学者予以高度重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 尽管狄奥多鲁斯也在很多具体论述中直接使用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的作品，《历史集成》中呈现的西西里“文明边疆”整体形象却与古典盛期希腊本土知识精英的历史记忆截然有别。
二、《历史集成》所呈现的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
在狄奥多鲁斯的语境下，西西里与大希腊的天职是为希腊世界守卫其西部疆界，击退虎视眈眈的迦太基、伊达拉里亚等势力的进犯，为希腊本土提供和平的外部环境，保证纯正的希腊文明得以生存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西西里这一文明边疆的军事成败乃是希腊文明的生命线，在希腊史中占据着不可磨灭的突出地位。西西里文明边疆的军事价值集中反映于僭主盖伦在位期间领导的希迈拉（Himera）战役。按照狄奥多鲁斯的叙述线索，波斯国王薛西斯曾在入侵希腊本土之前同迦太基进行过沟通，双方约定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对希腊世界进行夹击。迦太基人如约任命哈米尔卡（Hamilcar）为将，率领不少于30万陆军和2百条战舰入侵西西里城邦希迈拉。僭主盖伦则带领不少于5万步兵和5千骑兵火速增援，凭借高超的指挥技巧以少胜多，扭转了希迈拉乃至整个希腊文明的命运。狄奥多鲁斯热情洋溢地宣称，盖伦指挥希迈拉战役的功勋足以同打赢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的斯巴达将领波桑尼阿斯（Pausanias）与取得撒拉米斯（Salamis）海战胜利的铁米斯托克里 （Themistocles）相提并论。西西里人相信，盖伦是由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军事压力才未能抽身支援希腊本土抗击波斯的战事的；但他取得的希迈拉战役的胜利对挽救希腊文明的命脉同样功不可没。这场战役同温泉关（Thermopolae）战役或撒拉米斯海战发生于同日，足见是诸神意志为拯救希腊人而做出的安排。希迈拉战役的胜利是作为希腊世界文明边疆的西西里在粉碎波斯—迦太基同盟入侵计划过程中取得的最高成就，足以让个别希腊本土居民指责西西里人在希波战争中袖手旁观的流言蜚 语不攻自破。而盖伦的继任者叙拉古僭主希耶罗（Hiero）也在援助希腊同族库迈人（Cumaeans）免遭第勒尼安人（Tyrrhenians, 即伊达拉里亚人）压迫的军事行动中为保卫希腊世界的安宁做出了杰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狄奥多鲁斯使用的言辞往往冠冕堂皇，但他所信奉的希腊世界对外关系原则却带有赤裸裸的极端仇外和强权政治色彩。首先，他似乎相信，毗邻西西里这一希腊文明边疆的所有“邻居”均对希腊人恨之入骨，毫无恻隐怜悯之心。据其记载，公元前421年入侵库迈的坎佩尼亚人（Campanians）在破城之后大肆劫掠，将全体俘虏贩卖为奴，并将自己的族人迁到库迈城址上永久定居下来。希迈拉战役败军之将哈米尔卡的孙子、迦太基将领汉尼拔（Hannibal）则是希腊世界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仇希腊者”（μισέλλην）。西西里城邦塞利努斯（Selinus）曾顽强抵抗汉尼拔，城破后的遭遇惨绝人寰，青壮老幼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戮，妇女惨遭凌辱，神庙被洗劫一空，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摧毁塞利努斯后，迦太基人又将征服整座西西里岛作为军事目标；距离其势力范围最近的富庶城邦阿克拉伽斯（Acragas），被迫全员长途迁徙，忍受种种悲伤与苦难；但留下的少数居民惨遭迦太基将领哈米尔孔（Hamilcon）杀害，无一幸免。哈米尔孔还洗劫了格拉 （Gela）城外的阿波罗神庙，将美塞尼（Messenê）夷为平地。狄奥多鲁斯认为，在仇敌灭绝人性的杀戮面前，希腊人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以牙还牙。西西里岛上希腊人对其他族裔的殖民征服与打击报复均被他视为“正义”事业而加以宣扬。叙拉古城邦动用武力征服了杜克提乌斯（Ducetius）领导的西西里土著居民西克尼人（Siceni），在攻克其中最后一座负隅顽抗的城市特里纳奇埃（Trinaciê）后血腥屠城，将当地居民悉数杀戮。此后，叙拉古为维持其军费开支向被征服的西克尼人征课重税。在面对宿敌迦太基人时，西西里希腊人更是绝不手下留情，连在《历史集成》中被奉为道德楷模的僭主盖伦也在赢得希迈拉战役后下令对迦太基俘虏不留活口。老狄奥尼修斯在攻克迦太基人据点莫图埃 （Motyê）后纵容部下洗劫该城，并将达伊麦尼斯（Daïmenes）等投靠迦太基的“希奸”钉上十字架示众。当记载到迦太基人因战事不利撤离西西里时，狄奥多鲁斯突然现身说法，借用命运女神的名义对“入侵”希腊文明边疆西西里的迦太基人进行了恶毒诅咒。
狄奥多鲁斯在《历史集成》中宣传的帝国主义扩张观念与强取政治思想无疑对后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然而，按照他的逻辑，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抗击“蛮族”的战争具有至 高无上的神圣意义：因为这些血流成河、旷日持久的鏖战捍卫了希腊本土的自由安宁，保障了希腊文化的繁荣昌盛。他在《历史集成》第12卷的导言中指出，人世间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纯粹的善与恶 （οὔτε γὰρ τῶν νομιζομένων ἀγαθῶν οὐδὲν ὁλόκληρον εὑρίσκεται δεδομένον τοῖς ἀνθρώποις οὔτε τῶν κακῶν αὐτοτελὲς ἄνευ τινὸς εὐχρηστίας）。薛西斯对希腊世界的入侵诚然是一场灾难， 但希腊世界也可以通过同仇敌忾抗击强敌而赢得光荣与自由，增强本族群的内部凝聚力。而菲迪亚斯（Pheidias）等希腊艺术家和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希腊哲学家的光辉成就恰恰是在希波战争胜利后开启的和平繁荣局面下所取得的。同理而言，西西里岛在公元前5—前4世纪间享受的70年和平与繁荣局面也是希迈拉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在《历史集成》13—14卷的叙述结构中，作为希腊世界西部文明边疆的西西里同其劲敌迦太基构成一对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迦太基文明被刻意塑造成与希腊文明对立的“他者”。西西里希腊人通过与迦太基的斗争而赢得自身的独立，体现自我的价值；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迦太基“蛮族”的抵抗与征服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分，展示自己的文化优越地位。在《历史集成》所呈现的文明边疆正面形象中，西西里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较希腊本土毫不逊色、甚至青出于蓝的文化成就与道德水准。
在重构雅典人第二次远征西西里前夕公民大会辩论场景时，狄奥多鲁斯借雅典将领尼西亚斯（Nicias）之口赞美西西里岛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上的最大岛屿”（ἡ μεγίστη τῶν κατὰ τὴν οἰκουμένην νήσων）和“最为强盛的岛屿”（ἡ κρατίστη τῶν νήσων）。在狄奥多鲁斯心目中，文明边疆西西里的强盛不仅体现在军事强大、人口众多与财富惊人等方面，还表现为不亚于希腊本土的文化昌盛与道德卓越。尽管《历史集成》并不将文化史视为重要主题，对其他岛屿乃至希腊本土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成就往往不着一墨；但在有机会介绍西西里与大希腊文化成就及代表性知识精英时狄奥多鲁斯却不惜笔墨。例如，在《历史集成》第10卷3.1—11.2中，他利用大段篇幅和礼赞式的语调记载了主要活跃于大希腊地区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生平及其学派传承情况，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己家乡文化成就与贡献的强烈自豪感。在《历史集成》的语境下，大希腊、西西里岛的各城邦往往高度重视通过立法手段提升公民文化水平，并对本邦公民的渊博学识和优雅谈吐引以为傲。如，大希腊地区新兴城邦图里（Thuri）曾立法强制推行读写教育；演说家尼科拉奥斯（Nicolaus） 声称叙拉古公民均在本城邦接受了良好的演说术与文化教育（ὅσοι μὲν γὰρ λόγου καὶ παιδείας ἐν τῇ πόλει μετεσχήκατε）。在记载列奥提尼（Leontini）同雅典的交往时，狄奥多鲁斯着重强调了该城 使团首领高尔吉亚（Gorgias）给“天生喜爱并擅长演讲”的雅典听众留下的深刻印象，指出他是日后在雅典发扬光大的许多演说技巧的鼻祖。要之，在《历史集成》中狄奥多鲁斯试图证明：作为希腊文明西部边疆的西西里和大希腊绝非文化意义上的荒原或边缘地带；那里的居民创造了不亚于本土母邦的光辉思想文化成就，并为希腊本土哲学、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化元素。
作为一部道德论色彩浓厚的历史作品，《历史集成》在刻画西西里本土英雄人物时将道德美化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很可能出自狄奥多鲁斯本人虚构的叙拉古人尼科拉奥斯的演说中，演讲者反复强调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居民向来重视美德与品行的天性特征，以此作为厚德载物的叙拉古人应当温和处置雅典俘虏的理由，并一度获得听众们的积极响应。在《历史集成》的主体叙事线索中，格拉僭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虔诚敬奉诸神，为保护敌手叙拉古境内的宙斯神庙免遭双方破坏而煞费苦心。阿克拉伽斯僭主泰伦（Theron）同样德行卓著，在去世后被其臣民尊奉为英雄。赞克勒（Zanklê）僭主阿纳克西拉斯（Anaxilas）为两个幼小儿子选择的监护人米库苏斯（Micythus）对小主人忠心耿耿，在摄政期间将该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又在两兄弟成年之际婉拒其真诚挽留，毅然放弃手中的一切权力，在民众的热烈赞美声中前往阿卡狄亚（Arcadia）境内的特格亚（Tegea），以普通人身分平静度过余生。但在《历史集成》中同罗马英雄恺撒（Caesar）并列为最高道德楷模的人物则是僭主盖伦。盖伦待人公正、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赢得了全体西西里希腊裔居民的高度尊重。为了扭转叙拉古的奢靡陋习，盖伦明令自己去世后的丧葬仪式一切从简，但仍在驾崩之际受到全体叙拉古人 的自发纪念与英雄般的礼遇。
狄奥多鲁斯还进一步指出，西西里与大希腊道德水准超拔与各城邦优良法律的教化作用密不可分。他详尽介绍了哈隆达斯（Charondas）在图里的立法与法律修订活动、扎琉库斯（Zaleucus）在意大利洛克里人（Locri）人中的立法活动，以及狄奥克勒斯（Diocles）在叙拉古推行的法律改革；并认为， 这一系列贤明且严密的立法或法律改革活动规范了广义西西里地区居民的日常行为，发挥了积极的教化作用，从而使作为希腊文明边疆的西西里成为道德水准高于希腊本部的一块净土。
要之，狄奥多鲁斯在《历史集成》中展示出一种正面的、充满活力的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西西里与大希腊是希腊文明的西部边疆，但却并不因此而在军事、经济、思想文化与道德水准等方面处于次要地位。他笔下的西西里是希腊文明的生命线与保护伞，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与阿提卡演说术的发源地，也是贤士辈出、法度精妙谨严的一块道德净土。诚然，作为一名思想高度有限的二流希腊化史家，狄奥多鲁斯并未建立堪与现代美国边疆史学奠基人特纳（F. J. Turner）的学说相媲美的理论体系；其观点往往湮没在旁逸斜出、甚至有时自相矛盾的庞杂材料堆砌之中，并且包含着盲目尚武、夸大其词等糟粕元素。尽管如此，狄奥多鲁斯保留下来的、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西塞罗等人印象反差巨大的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仍值得高度重视。鉴于《历史集成》本身的史料汇编性质，它对西西里作为希腊文明边疆地位的论述无疑来自于对前代作家历史记忆的整理与总结。那么，这种十分正面、甚至不无溢美倾向的边疆形象究竟是西西里本地居民自己构建出来的，还是来自于全体希腊知识精英 的集体记忆呢？这套论述体系究竟是古已有之，还是产生于希腊化时代的西西里本地史家们对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笔下西西里蛮荒形象的针对性回应呢？
众所周知，生活于约公元前350—前260年期间、出身西西里城邦陶罗麦尼乌姆（Tauromenium） 的史家提迈乌斯撰写的西西里历史是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的重要史料来源。希腊化时代的两位博学作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曾先后对提迈乌斯的史著提出过严厉批评，其中一条重要指控便是他“篡改”了古典盛期希腊作家们对西西里历史的权威记载。波利比乌斯在《历史》中用一整卷（第12卷，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字业已佚失）篇幅批判提迈乌斯的西西里史，认为其作品里充斥着梦呓（ἐνύπνια）、异象（τέρατα）与猎奇故事（μῦθοι ἀπίθανοι），并篡改了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特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埃弗鲁斯（Ephorus）与德摩 查瑞斯（Demochares）等前辈学者的权威记述。普鲁塔克同样指责提迈乌斯在其作品中明目张胆地偏袒西西里人，对前人已有定论的基本史实进行了严重歪曲。 在上述评论的基础上，许多当代古希腊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集成》所建构的西西里正面形象来源于狄奥多鲁斯所据核心史料——提迈乌斯的西西里史对古典作家相关记载的篡改。系统考辨过希腊世界西部史学传统源流的皮尔逊（L. Pearson）认为，提迈乌斯建立的西西里史叙述体系在他身后的史学传统中始终居于统治地位，被奉为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地区希腊人历史的正统权威。一方面， 提迈乌斯之前的西西里史作品均难以视为成熟史作；《苏达》（Suda）辞书等后世文献提及的早期西西里史撰述者如雷吉乌姆的希普斯等对西西里史学的真正贡献恐怕乏善可陈，无法同以希腊本土为本位叙述普世史的埃弗鲁斯梳理西西里史时建立的体系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尽管明知提迈乌斯的西西里史难以令人满意，波利比乌斯和普鲁塔克编撰各自著作时却无法找到理想替代者。可见，埃弗鲁斯与提迈乌斯生活时代之前的西西里史叙述传统并不存在。换言之，通过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流传下来的西西里史传统在源头上不会早于亚里士多德与埃弗鲁斯，主要来自于后世西西里本地史家提迈乌斯的主观虚构和对前代史料的肆意篡改，其史料价值自然是极其有限的。 古代西西里史学的当代研究者大多认可皮尔逊的这一思路。穆雷（Murray）认为提迈乌斯在西西里史领域扮演了希罗多德式的拓荒者角色。拉特曼（M.Rathmann）将提迈乌斯归入尊奉“地方本位主义（Localpatriotismus）”的史学家行列。对狄奥多鲁斯进行过专题研究的豪（L. I. Hau）认为狄奥 多鲁斯作品13—14、19—21卷中的道德脸谱化元素大多源于对提迈乌斯文本的沿袭。部分学者还对提迈乌斯撰写西西里史的感情动机进行了揣测，认为长期旅居雅典、思乡心切的提迈乌斯是在故作惊人之语，刻意颠覆以雅典为中心的传统希腊史模式，借助撰史来抒发自己的乡土情怀，从而过度美化了西西里与大希腊的历史形象。 然而，正如巴伦（C. Baron）对提迈乌斯最新的研究专著所指出的那样，过分拘泥于文献考据、视野相对偏狭的皮尔逊对提迈乌斯著作及其史学地位的评判其实标志着学术史上的一次退步。笔者认为，就提迈乌斯—狄奥多鲁斯作品史源的分析而言，皮尔逊等学者的严重失误在于局限在被现代学科体系所固化的“史学”体裁中不能自拔，从而忽略了古典时代早期诗歌、文物、建筑与戏剧等领域相当明显的、在塑造希腊人历史记忆方面的重要程度不在希罗多德等人史著之下的丰富证据。尽 管提迈乌斯、狄奥多鲁斯等希腊化时代西西里本地史家确实是史学撰述领域西西里史叙述体系的重要完善者，并在其史著中插入了不少被波利比乌斯诟病的“戏剧化元素”；但文明边疆西西里的正面 形象及其核心要素早在古典时代前期即已定型，提迈乌斯的西西里史与狄奥多鲁斯的《历史集成》仅仅是忠实继承了流传于西西里地区的古老历史记忆而已。 在文学、史学与宗教信仰并非泾渭分明的古希腊社会中，诗歌、建筑、还愿祭品与戏剧表演在时人历史记忆确立与演变的过程中发挥着与史著同等重要、并且往往影响更为广泛的作用。例如， 迟至旅行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生活的2世纪，荷马史诗仍被相当一部分希腊知识精英奉为最可信的权威史料。在散文体裁尚未完全定型的古典时代，即便从体裁与书写模式的角度看，赞美诗 （ἐγκώμιον）与传记（βίος）、颂歌与编年史之间仍存在着许多叙事结构、修辞手法的交叉与重合。笔者认为，就西西里岛文明边疆的正面形象而言，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彼奥提亚（Boeotia）抒情诗人品达（Pindar）已在15首与西西里岛竞技胜利者相关的颂诗中保留下重要线索。这些文本表明， 提迈乌斯—狄奥多鲁斯历史著作中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两大核心元素（捍卫希腊文明安宁的生命 线和道德境界超凡脱俗的净土）在当时已见端倪，而且其影响力并不仅限于西西里岛一隅。 《皮特亚颂歌1》（Pythian I）突出反映了将西西里视为希腊文明边疆与生命线的观念。在赞美了僭主希耶罗为希腊世界开疆拓土、在一片丰饶土地（εὐκάρπος γαῖα）上建立新城埃特纳（Aetna） 的功业之后，品达热情洋溢地赞颂道： 愿时光永远保佑他的幸福与财富，让他忘却从前忍受的苦难。时光将提醒他，自己曾在怎样的战斗中意志坚定；他们在诸神的保佑下赢得希腊人中的至高荣誉，摘得宝贵的桂冠。如今他像菲洛克忒忒斯那样投入战斗；高傲的人也不得不俯就以寻求与他为友。相传神样的英雄们曾前往勒姆诺斯岛， 寻找身负重伤而气息奄奄的弓箭手波阿斯之子。他将摧毁普里阿摩斯的城市，终结达那奥斯人的苦难。他的肉体走路时步履蹒跚，但却注定要成为天选之子。愿宙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保佑希耶罗，赐予他所渴求的机遇。 笔者认为，此处品达运用诗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巧妙引入特洛伊战争传说中希腊英雄菲洛克忒忒斯这一类比形象，生动阐释了文明边疆西西里在帮助希腊世界战胜周边“蛮族”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特洛伊战争的相关传说中，神射手菲洛克忒忒斯虽是因身负重伤而遭到希腊战友遗弃、困守在勒姆诺斯岛上、迟迟未能投入战斗的一个“边缘人”，但天意注定他将在希腊人战胜蛮族的斗争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与此类似，在西西里岛开疆拓土的盖伦、希耶罗兄弟虽然有时会被希腊本土同胞遗忘，但他们在保护希迈拉与库迈免遭蛮族毁灭的斗争中所获光辉胜利却拯救了希腊人， 也为其赢得了空前绝后的至高荣誉。品达的这段文本回击了希罗多德所记部分希腊本土居民关于盖伦在希波战争期间首鼠两端表现的指责。随后，他又明确指出了盖伦指挥的希迈拉战役与希耶罗对库迈人的驰援同雅典人赢得的撒拉米斯海战、斯巴达人获胜的普拉提亚战役之间的对应关系： 克罗诺斯之子啊，恳请你让腓尼基人和第勒尼安人的喊杀声在自己境内归于沉寂——他们看到自己的舰队已在库迈城下折戟沉沙，因被叙拉古人首领制服而忍受苦难。此人将他们的青年从迅捷的舰船上抛入大海，拯救希腊免遭悲惨的奴役。我将在撒拉米斯赢得雅典人的感激作为回报；我将在 斯巴达述说西塞隆山脚下的战斗——手持弯弓的米底人在那些战役中惨败而归。但我还要在潮湿的 希迈拉海岬用颂歌赞美戴诺麦尼斯的后裔，因为他们凭借武德打败了骁勇的敌人。 在这段文本中，品达直接提及了迦太基人（诗中的腓尼基人）和伊达拉里亚人（诗中的第勒尼安人）对希腊文明边疆西西里的巨大压力与现实威胁，并明确将希耶罗解库迈之围的功绩和盖伦打赢的希迈拉战役同希波战争中的两场关键战役——撒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西塞隆山脚下的战斗）对应起来，将四者并列为拯救希腊族群命运的伟大事件。该诗的另一段文字则将希耶罗建造的埃特纳城视为多利亚文化在希腊文明边疆地区的延伸，带有鲜明的泛希腊主义色彩。这种处理方式同希罗多德笔下西西里人的辩白和狄奥多鲁斯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 品达其他与西西里有关的颂诗同样触及了《历史集成》中支撑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的两大核心要素。《涅米亚颂歌9》（Nemean IX）强调了希腊人在西西里这一文明边疆对抗蛮族的“防御性” 战争的重要意义。《奥林匹亚颂歌1》（Olympian I）将希耶罗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命名英雄佩罗普斯（Pelops）相提并论的处理方式带有强烈的泛希腊主义色彩，并将前者作为公正君主的典范予以褒 扬。事实上，品达直接献给希耶罗的4篇颂歌全都带有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将他作为一名思想开明、追求道德完美境界的君王而进行歌颂与劝诫。诚然，诗人品达是在接受希耶罗等西西里赞助者资助的前提下创作其一系列与西西里有关的颂诗。但来自彼奥提亚的品达毕竟不是当地居民，他对该岛淳朴民风、君王美德和历史贡献的赞美（或至少是他为溢美而选择的切入点）必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希腊本土知识精英对于西西里这一文明边疆的直观印象。而与古典早期西西里历史密切相关的两件历史文物则可以进一步证明，盖伦、希耶罗兄弟统治期间西西里作为希腊文明边疆的正面形象是由西西里僭主的挥金如土和希腊本土知识精英的积极配合共同建立起来的。 1929—1930年，考古学家对盖伦于公元前480年取得希迈拉战役胜利后在战场附近修建的神庙进行了发掘。发掘结果表明，尽管该神庙的规模与叙拉古的阿波罗神庙相当，但在结构上进行了重大变革——放弃了此前在西西里岛一直沿用的独特神庙建筑风格，而刻意模仿了希腊本土的神庙构造，特别是将神庙外侧的立柱替换为多利亚柱式。笔者认为，这一建筑样式的调整包含着宣扬泛希腊主义观念的明确意图，意在将上述战役宣扬为多利亚人乃至全体希腊人对异族取得的决定性胜 利。此外，在希迈拉战役后盖伦还向德尔斐进献了一座用塔兰同（talents）黄金铸成的三足鼎。这件祭品似乎与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大捷后希腊联军向德尔斐进献的三足鼎制式极其相似。可能反映了西西里人、希腊本土居民、德尔斐祭司和负责铸造两座三足鼎的工匠与艺术家对两场战役对等地位的明确认识。要之，上述两件重要文物提供的有限信息似乎表明，希迈拉战役的泛希腊意义及其同希波战争中几次关键战役（温泉关、撒拉米斯与普拉提亚）的对等关系是由僭主盖伦和希腊本土政治家、艺术家与祭司共同构建的，或至少是得到希腊本土居民容忍和认可的意识形态宣传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开篇列举的几处消极看待西西里边疆形象的史料均同雅典文化背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修昔底德是雅典的被流放者，希罗多德可能选择在雅典公开朗诵其历史作品，《历史集成》的主要史料来源提迈乌斯长期旅居雅典，西塞罗曾在雅典求学。这一事实并非偶然巧合，而是同雅典从古典盛期起在希腊文化发展史上长期占据的中心地位密切相关。那么，古典前期的雅典知识精英对于同时代人树立希腊文明边疆西西里正面形象的做法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根据多种古代史料的记载，古典早期的叙拉古僭主希耶罗热心于文化事业和舆论宣传，曾先后将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弗吕尼库斯（Phrynichus）、埃皮查姆斯（Epicharmus）、色诺法尼斯 （Xenophanes）、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品达和巴库利德斯（Bacchylides）延请至自己的宫廷。这份名单中的两位悲剧作家都是雅典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曾创作过泛希腊主义色彩浓厚的悲剧作品——《米利都的陷落》——的雅典悲剧诗人弗吕尼库斯安葬于西西里岛。埃斯库罗斯同样在晚年定居于西西里城邦格拉，并于公元前456/5年在当地逝世。现已佚失的《埃特纳妇女》（Aetnaeae）无疑是埃斯库罗斯应希耶罗之邀专门为宣传西西里的这座新城而创作的悲剧。可能问世于古典晚期的 《埃斯库罗斯传》（Vita Aeschyli）声称传主的传世名作《波斯人》（Persae）曾应希耶罗之邀在西西里重新上演。多数现代研究者认可这一说法，认为《波斯人》于公元前472年在雅典上演，随后于公元前 470年左右在西西里重新上演。19世纪以降的若干学者甚至认为，该剧是埃斯库罗斯专为西西里岛观众创作的，这一假说有助于解释该悲剧处理现实题材、用“希腊人”替代“雅典人”称呼、添加大流士鬼魂角色与赞美“贤明君王”等有别于其他阿提卡悲剧的“非典型”特征。无论如何，该剧在西 西里的上演无疑带有宣传泛希腊主义和勉励西西里军民抗击迦太基“蛮族”入侵的政治动员目的。而希耶罗邀请弗吕尼库斯与品达前来西西里的意图很可能与之类似。尽管希腊化时代学者注疏、传记提供的信息带有一定风险性，但得到众多史源验证的一项基本事实应当是十分可靠的：在热心于奖掖文学艺术的希耶罗统治时期，埃斯库罗斯、弗吕尼库斯等雅典悲剧作家为其宫廷提供的丰厚报酬吸引，前往西西里岛组织泛希腊主义色彩浓厚的悲剧演出并在当地长期定居，为塑造与发展文明边疆西西里的正面形象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五、古典时期希腊本土知识精英西西里文化记忆的演变历程 根据上述文献与实物，笔者认为，希腊文明边疆西西里与大希腊正面形象的塑造从远早于提迈乌斯的盖伦、希耶罗时代即已开始，并在诗歌、悲剧、建筑与宗教祭品等多元史料中留下了丰富证据。将西西里视为希腊文明军事生命线、艺术文化乐园与道德净土的意识形态观念是由公元前5世纪的西西里僭主们与包括雅典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弗吕尼库斯在内的希腊本土知识精英共同构建的。这套观念无疑在当地得到了巩固与流传，并对提迈乌斯、狄奥多鲁斯等本土史家的著述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在希腊本土，对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正面历史记忆却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起逐渐遭到淡忘或有意识的排斥，致使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种将西西里视为野蛮落后的、同希腊人离心离德的“蛮荒边疆”的观念成为希腊本土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的主流。这一转折并非出自偶然，而是同西西里地区各殖民城邦同希腊本土的经济、文化与军事联系的变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迟至公元前6世纪末，东部希腊世界对西西里地区的认识确实是十分模糊的。荷马（Homer）对地中海西部的希腊聚落所知甚少，只将西西里及周边地区视为鬼怪居所和奴隶的来源地。公元前5世纪之前的希腊文材料极少提及西西里与大希腊。这一情况是同当时西西里地区与希腊本土间联系薄弱的历史现实相一致的。公元前6世纪末以前，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尚处于分裂割据、勉强糊口的状态，同母邦、希腊本土及东地中海各城邦之间的交往极其有限。由于匮乏金属蕴藏，西西里岛对寻找贵金属的希腊商人和殖民者的吸引力长期不及爱琴海区域的众多岛屿。然而，从公元前530年左右起，随着当地阿波罗神庙与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落成、铸币的广泛发行，该地区的经济步入了持续近百年之久的繁荣期。作为小麦作物的适宜种植区，当地希腊人较早确立了对谷物女神德米特尔（Demeter）和少女神（Kore）的崇拜，并在其铸币上将小麦图案作为边疆西西里的标志象征。公元前5世纪初，西西里开始向希腊本土大规模供应小麦，尤其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控制埃及后该岛作为耕地匮乏的希腊本土谷仓的作用日益凸显。至希耶罗成为叙拉古僭主时，该岛已拥有了一批在希腊世界内部堪称繁荣的城市。在此背景下，作为希腊世界西部边疆的西西里开始进入了希腊本土作家的视野，僭主盖伦也拥有了频繁向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奉献贵重祭品、提升该岛格拉与叙拉古等城邦知名度的资本。将西西里文明边疆的重要性同斯巴达、雅典等希腊世界中心城邦相提并论的意识形态宣传应运而生。西西里运动员在泛希腊赛会上的优异表现，品达于公元前476年—前466年为该岛竞技胜利者创作的一系列颂歌，该岛本地悲剧与喜剧表演的繁荣兴盛，埃皮查姆斯、斯特希赫鲁斯（Stesichorus）、伊比库斯（Ibycus）等西地中海诗人的崭露头角，希耶罗宫廷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不断塑造并巩固着西西里文明边疆在全体希腊知识精英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对西西里边疆的正面价值、尤其是其军事拱卫作用的强调，一方面来自希耶罗等当地政治家的大力推动，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品达、巴库利德斯与埃斯库罗斯等希腊东部作家的积极支持。希波战争后希腊人的历史意识迅速觉醒、对战争期间各城邦功过的讨论方兴未艾之际，盖伦、希耶罗等西西里僭主挫败“蛮族”入侵野心的军事功业被品达等部分希腊本土知识精英提升到堪与温泉关战役、撒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相提并论的高度。当然，这种平行地位很可能带有夸张与美化的成分——很难想象品达、埃斯库罗斯等本土作家会真心实意地相信，盖伦和希耶罗在遥远战场上取得胜利确实能够与波澜壮阔、生死攸关的希波战争等量齐观。但这样的政治宣传在当时的情境下似乎有百益而无一害：对西西里文明边疆军事、文化、道德成就的宣扬可以提升希腊人作为一个族群的自信心与凝聚力，符合抗击波斯战争获胜后泛希腊主义热情持续高涨的历史趋势。尽管本文开篇引述的、希罗多德关于更早时代盖伦对本土希腊人见死不救的转述（很可能包含着夸大的成分）似乎表明，严厉批评西西里希腊人的舆论早在希波战争结束之际业已存在；但从现存同时代史料的数量对比看，强调西西里同希腊本土一衣带水、盖伦与希耶罗等边疆僭主及希腊人同仇敌忾的言论显然在当时的希腊诗人、剧作家笔下占据绝对优势。在希耶罗宫廷挥金如土的奖掖政策激励下，这套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宣传进入了品达、巴库利德斯、埃斯库罗斯等一流希腊作家的传世文本，并在提迈乌斯、 狄奥多鲁斯等在希腊化时代成长起来的西西里本土历史学家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希耶罗兄弟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的僭主暴政被叙拉古民众推翻后，西西里境内的各希腊城邦普遍建立了民主制度。根据这一时期相对匮乏的有限史料来看，民主时代前期的西西里岛似乎一度与同样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建立了密切联系。叙拉古城邦曾引入了雅典的陶片放逐法，颁布了自己的厄莱亚叶放逐法（πετᾶλισμος）。公元前440年左右，应雅典政治领袖伯利克里（Pericles）之邀，叙拉古公民克法洛斯（Cephalus）携其子、未来的杰出雅典演说家吕西亚斯移居雅典。公元前 427年，政治家高尔吉亚也随列奥提尼使团前往雅典，将一套全新的演说术技巧传播到雅典城。这些案例证实了当时西西里岛与雅典之间一度存在着的紧密联系。 然而，正是在高尔吉亚前往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掌握希腊世界文化话语权的雅典同西西里地区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当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讨论第二次西西里远征事宜之际，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西西里岛的大小、岛上的希腊人和异邦人数目一无所知。笔者认为，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雅典城邦民主制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多利亚人敌意的增加和希腊知识精英蛮族观的演变均存在着深刻关联。 作为希腊世界民主制的代表城邦，雅典主流意识形态对盖伦、希耶罗和后来的老狄奥尼修斯等西西里僭主成就的评价自然会有所保留。即便从提迈乌斯与狄奥多鲁斯的现存残篇与文本中，也不难看出民主意识形态对两者思想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后世学者认为，长期客居雅典的提迈乌斯有着一种“仇恨僭主情怀”（Tyrannenhaß），对其笔下的僭主阿伽索克勒斯（Agathocles）充满敌意。狄奥多鲁斯尽管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约定俗成的头衔“僭主（τύραννος）”来称呼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盖伦，而交替使用“行善者（εὐεργέτης）”、“救星（σωτήρ）”和“君王（βασιλεύς）”等褒义或中性称谓加以指代，但他及其读者无疑均对盖伦作为典型僭主的身份心知肚明。这些直接与间接的文化舆论压力自然会在无形中影响统治希腊文明边疆西西里的历任僭主的正面形象的传播。 然而，信奉反民主传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物在阿提卡作家中并不罕见；反僭主传统无法涵盖西西里正面形象历史记忆在雅典几乎中断的全部原因。显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紧张局势构成了前者主导的希腊知识精英文化舆论对多利亚人敌意凸显的另一重要背景。西西里岛希腊诸城的建立和早期发展主要是由多利亚殖民者完成的。古典时代该岛最强盛的城邦叙拉古便是由科林斯人（Corinthians）建立的殖民地（尽管日后经历过大规模的城市扩建与移民吸纳）。古典时代该城僭主希耶罗为自己建造新城埃特纳（Aetna）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便利 用了多利亚人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与拉科尼亚（Laconia）的典故。比久远历史与英雄传说更容易引发敌意的当然是现实中雅典与西西里的军事对抗关系。由于叙拉古等该岛主要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原则上支持斯巴达同盟（但起初并未积极投入战斗），雅典人一直试图切断该岛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物资交通线，并先后策划了两次远征西西里的行动；第二次远征更使雅典人蒙受了惨重损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悲伤记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掌握希腊世界霸权的斯巴达继续同叙拉古结盟，并支持老狄奥尼修斯在该城建立的僭政。这些旧仇新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雅典知识精英讳言盖伦、希耶罗等叙拉古僭主的历史功绩，从而逐渐淡化后世雅典人对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的历史记忆。 然而，笔者认为，导致雅典人和其他希腊本土知识精英对文明边疆西西里的态度发生根本转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起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强化。可能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空气、水与场所》（Airs, Waters, Places）中提出，居民的体质、性格、尚武与性格顺从程度与地理环境及气候存在着密切关联，自然条件差异是造成欧洲与亚洲文 明本质区别的决定性要素。据此逻辑，作为希腊文明边疆、位于希腊与腓尼基、伊达拉里亚文明三者交界处的西西里地区必然具备介于“纯正”希腊文明与周边“蛮族”聚居区之间的过渡特征，其文明开化程度、捍卫自由的信念和对希腊族群根本利益的忠诚与希腊本土居民相比都是要大打折扣的。而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书信》（可能为柏拉图本人所写，也可能是某位深谙其思想的学园派弟子创作的），对西西里与大希腊奢靡风尚的轻蔑与厌恶、对周边“蛮族”对西西里势力渗透的恐惧与对西西里希腊人能否维护自由地位的疑虑跃然纸上。色诺芬（Xenophon）在探讨君主美德的哲学对话《希耶罗》（Hiero）中认为，同莱库古（Lycurgus）可以通过贤明立法教育斯巴达人的情况不同，暴力与欺诈手段对于僭主希耶罗治理西西里居民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声称叙拉古的民众“就像马 匹一样：他们所得越多，就越可能变得桀骜不驯；约束民众的有效方式正是将对武装卫队的恐惧根植到他们心里”。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希腊知识精英们在希波战争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蛮族观一方面试图确立希腊人相对于“蛮族”的天然高贵地位，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中将西西里等文明边疆地区原本毫无争议的希腊文化身份模糊化并予以质疑。希腊文明的胸怀在对外扩张中变得偏颇狭隘；希腊人的精神也在孤高自许中走向保守排外。这一看似矛盾的转变历程恰恰是思想史复杂性的真实反映。 上述因素的综合效果在对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前期叙拉古僭主老狄奥尼修斯的负面历史记忆中得到了鲜明反映。按照《历史集成》对盖伦等西西里僭主正面形象的评判标准来看，老狄奥尼修斯完全符合被塑造成又一位领导西西里边疆军事、文化事业的有德君主的基本条件。他酷爱诗歌，曾延请雅典哲学家柏拉图前往叙拉古讲学；他曾试图在其统治后期改变僭主政治的高压统治方式，宴请士兵与叙拉古公民，努力缓和社会矛盾；而他最大的成就则是率军抗击迦太基入侵，赢得 了几乎全体西西里希腊裔居民、乃至同样遭受迦太基人压迫的当地土著西卡尼人的热烈拥护，基本肃清了岛上的迦太基人势力。然而，狄奥多鲁斯所提供的、很可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本土知识精英历史记忆的相关记载对老狄奥尼修斯形象的描述完全是消极的。《历史集成》首先突出强调了老狄奥尼修斯权力来源的僭夺性质（这与狄奥多鲁斯自觉回避用“僭主”头衔称呼盖伦的做 法截然相反）；并指出他遭到自己臣民的仇恨，不得不随时在外衣下暗藏铁甲以防仇人暗算。他对迦太基发动的、捍卫西西里岛希腊人自由与主权的一系列战事被贬低为用于维系叙拉古臣民恐惧心理的政治手腕；其诗歌创作热情则遭到同时代评论者的刻薄嘲笑，并被附会成一种病态的疯狂和导致其暴卒的根源。要之，《历史集成》的相关史料来源——老狄奥尼修斯生平的公元前4世纪记述者动用种种修辞手法，将这位在军事史上建树颇丰的枭雄丑化为邪恶、愚蠢、野蛮的典型暴君形象，其治下原本在军事、经济等方面依旧强盛的西西里也退回到了“蛮荒边疆”的从属地位。《历史集成》对老狄奥尼修斯统治时期西西里史的消极描述同贯穿全书11—13卷的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建构手法形成了强烈反差，反映了古典盛期以降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对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的深刻影响。 暗弱君主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Younger）即位后，叙拉古的霸权迅速走向衰落，陷入群龙无首的内乱和卷土重来的迦太基人的侵扰而无法自拔。岛内的各希腊城邦再也无法产生像盖伦、希耶罗或老狄奥尼修斯那样叱咤风云的知名人物；希腊世界西部边疆西西里曾经辉煌的历史记忆也随之慢慢被希腊本土的知识精英群体彻底遗忘。当成长于希腊化时代的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等渊博本土学者读到提迈乌斯著作保留下来的、源远流长的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时，他们理直气壮地将之视为提迈乌斯本人的虚妄杜撰与无稽之谈而加以严厉批驳。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裔作家埃利安（Aelian）由于无法理解“蛮荒之地”叙拉古君主希耶罗奖掖学术文化的一系列铁证，居然采用了希耶罗原本与盖伦和同时代的西西里岛居民一样目不识丁、谈吐粗俗，却由于得了一场大病而被诸神赐予卓越诗歌鉴赏品味的超自然解释方式。古典盛期形成的、针对西西里的文化偏见甚至一直影响到当代。迟至1968年，古典学家库克（J. M. Cook）仍在评价卢瓦克-贝尔热（M.-P. Loicq-Berger）研究古典时代叙拉古辉煌文化成就的杰作《叙拉古：一座希腊城邦的文化史》（Syracuse: Histoire culturelle d’une cité grecque）时不以为然地写道：“这部失败作品留给我们的教训似乎在于：自身文化史足以支撑起一部专著的希腊城邦屈指可数，而叙拉古显然不在这样的城邦之列。”然而，对古典时代西西里文明边疆相关史料的详细梳理显示，西西里这一希腊世界西部的文明边疆及其中心城市叙拉古的历史形象曾在古典时代的百余年内经历过大起大落；尽管相关记载肯定不无溢美与夸张之处，但她们在希波战争前后确曾拥有过军事、经济与文化上的辉煌时代，其历史地位得到了同时代西西里人与包括雅典悲剧诗人们在内的希腊本土知识精英的共同认可。拨开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遗忘与偏见编织的重重迷雾，客观还原西西里及一切文明中心论视野下“边缘”地区的真实历史地位，是当代史学研究者需要承担的一项固然艰苦、但值得为此付出努力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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