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ra来自山东，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山东孩子的出路就是“考教师、考公务员”，但是她的父母却从来没想过让她走这条路。她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公务员家庭，父母工作稳定，思想开明，从来都没有想过“鸡娃”。
“我父母一直希望我少些学业压力，有时候还会找理由帮我请假，他们觉得快乐比成功更重要。”
因为家里有亲戚生活在新西兰，父母便决定把她送过来留学。
虽然家人也有讨论过送她出国的事情，但是具体的日期一直没有确定，她就按部就班的参加中考，考入了本地一所不错的高中，读了几周后，父母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和她说了具体的出国时间。然后她就开始集中提高英文，几周之后，15岁的她落地奥克兰，成了一名小留学生。“刚落地时有些失望，我想象中的新西兰，是和纽约一样有高楼大厦，来了之后懵了。”Clara直言对纽村的初印象相比惊艳，更多是惊讶。除了落差感，Clara还感受到了孤独，“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我在新西兰没有家的归属感“，纵使Clara的亲戚对她体贴入微，但是对于一个15岁的少女来讲，还是很难不想家。慢慢地Clara在学校交到了朋友，特别是有几个和她一样的华裔，让她一点点适应这里的生活。不同于中国高中的题海战术，新西兰高中更重视学生的独立性和个性，下午三点就放学，她会在放学后和朋友一起运动、散步，毫无压力地完成了高中学业。高中毕业后，数学成绩不错又热爱环保的Clara，申请了统计跟环境科学专业。
顺利毕业后，工作问题摆在了她的面前。她的身份也有些尴尬，如果想要找环境科学相关的工作，很多需要由本地身份，而如果走数据统计路线，最好是读了硕士才好找工作。只有一年工签的她为此感到焦灼不安，恰好当时有亲戚在幼儿园工作，便推荐她去试试，没想到这份工作，为她开启了新的职业大门。性格开朗的Clara发现自己在幼教工作里“如鱼得水”，做得很顺利也很开心。恰逢当时幼教专业开始因为“好移民”热度变高，她便去申请了幼教专业，重新读了一个新学位。
毕业后她很快找到了幼教的工作，也因此顺利拿到了新西兰身份。幼教的工作不容易但是很有成就感，但Clara心一直没定，总想试试其他的工作。疫情时有段时间她很焦虑，便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咨询，觉得很有帮助。便心动想去读心理学相关的专业，当时她也有个朋友在做社工，听了朋友的介绍，她觉得很符合自己的职业幻想，就去申请了社工专业的硕士。“与前两次读书时的心情不同，这次我更放松，更享受。也是因为积攒了一些社会经验，更容易理解很多内容。”现在Clara在心理健康中心（Mental Health Inpatient Unit）实习 ，主要工作就是在病人精神稳定的状态下与他们进行深度沟通，建立关系与信任然后了解病人的需求，家庭成长背景，文化， 目前的生活状况加经济状况各种方面来了解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定的原因， 并给予各种支持以及出院后的治疗跟生活计划。Clara所在的科室，负责接待一些情况紧急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很多是救护车或者警车送来的，来到后医生会给病人注射药物，等病人情绪稍微稳定了，Clara便负责与他们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将病情报告给其他同事。与重点关注给病人注射多少药物合适的医生不同，Clara的工作更多时候是了解病人的社会信息：和谁住在一起，有没有觉得不安全，身边有没有别的人会因为他的病情受到影响等。
实习的这段时间里，Clara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因为吸毒而精神失常的单身母亲、每个星期都寄钱回家压力山大的新移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的老人......”有个老人，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是个非常温暖的人，但是因为精神疾病，与周围的人关系闹得很僵，也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他，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心疼。”病人过来后会有专职医生负责病情，也有社会工作者负责社会化诉求的支持，很多时候还会帮病人找房子，以帮助他们有个固定居所，也可以摆脱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是“没有完美的系统”，她直言自己有时候也会有所怀疑，会想是不是因为福利系统的完善，才让很多人产生依赖性，将个人的生活交付给公共系统。Clara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去上班都很期待”，但是她也坦诚表示，自己当前没有做好全职做这份工作的准备。”我想给自己一两年时间去沉淀“，现在以实习生的身份工作，新鲜感强，压力也不大，但是真正全职去做的话，并非易事。这份工作也暗藏着危险，有次她和同事去回访一位病人，病人的门上挂着一块玻璃，并写着“如果你让这块玻璃碎掉，我就杀掉你”，他们看到后只能扭头走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条法则都适用。“很多病人枕头下都放着武器，如果遇到他们情绪过激，第一是走开，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后等他们情绪稳定下来再过来沟通。”15岁来新西兰的Clara，现在已经在新西兰生活了15年。
如今的她在这里组建了家庭，未来她还想在心理健康领域继续深造，继续在人生的这片旷野里自由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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