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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1956年，诗人贺敬之重回延安，以饱含深挚眷恋与澎湃豪情的诗句，将党和人民的革命精神凝练为隽永的诗歌意象，永久熔铸在中华民族的文学长卷之中。
今年是我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贺敬之从事文学创作85年。11月1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承办的贺敬之创作85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人士共同回顾了贺敬之辉煌的创作历程，感受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和精神伟力，鼓励当代作家弘扬文学前辈的创新创造精神，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现将部分发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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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
他为中国文学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贺敬之85年的创作历程，是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壮丽征途，是不断探索、砥砺奋进的文艺长征，他为中国文学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他创作的《回延安》《南泥湾》《雷锋之歌》等众多脍炙人口的动人诗篇，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道路，以独特的艺术感召力，鼓舞了几代中国人的革命信念和爱国情怀。早年同丁毅执笔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铸就了中国民族歌剧的不朽丰碑，其影响远播海外。晚年又开辟新诗境，传承中华诗歌美学，创作出一系列文质兼美的新古体诗词。贺敬之的创作见证着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时期，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到圣地延安的革命生涯，从筚路蓝缕的开国伟业到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再到新时代的雄伟征程，贺敬之用诗的语言捕捉中国人民在这伟大历史进程中的生活点滴和精神风貌，始终坚守革命初心，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记录时代变迁，颂扬党和人民的伟业。贺敬之心系延安、初心不改，是革命精神忠贞不渝的践行者。他坚守信念、情系人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用心用情用力领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矢志不渝地做《讲话》精神的忠诚实践者，为英勇无畏的劳苦人民而歌，为家喻户晓的时代英雄而歌，为勤劳朴实的新中国建设者而歌，是人民与时代优美嘹亮的歌唱者。他笔耕不辍、以诗铸史，坚持从民间歌谣中汲取有益养分，将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融会贯通，锻造彰显时代风采的新诗意象，融古今于一体，勇攀诗歌高峰。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悉心扶持文学新人，不断为中国文学事业注入新鲜血液，推动文学事业薪火相传。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文学精神，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国文学新高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白毛女》喜儿扮演者、“人民艺术家”田华
他的诗句充满对祖国的大爱，对人民的深情
贺敬之老师是中国艺术界德高望重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伴随激励着几代人进取成长，我不需要用多么华丽的语言来赞美他，因为他的成就早已载入历史史册。在我心里，他不仅是我尊敬的前辈，更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亲密的兄长。他曾喊我“八路小妹妹”，我也称他为“抗日大哥哥”，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他执笔创作的经典之作——歌剧《白毛女》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题材。新中国成立后，歌剧《白毛女》被改编成电影，我有幸饰演了喜儿这一角色，从此让我走上了电影表演艺术这条道路，观众才认识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因此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歌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佳作。每当我朗诵《回延安》中“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时，总会含着热泪想起人民养育之恩。他精湛的诗句紧跟时代潮流，并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充满对祖国的大爱，对人民的深情，对后人的激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他的诗歌体现了他一生跟党走，永不变色的决心和信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润为
我们应当继承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贺敬之在诗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由他的政治抒情诗奠定的。 贺敬之出身贫苦，少年时期即投身革命队伍，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革命斗争的洗礼，又使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获得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是说，贺敬之是一位既在理性层面又在感性层面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诗人，从而在歌颂社会主义时显得从心所欲、游刃有余。 熟悉贺敬之创作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几乎没有较有分量的新作问世。1956年1月号的《文艺报》曾以漫画配打油诗的形式，对诗人进行了讽刺：“你的《白毛女》，头发白了又黑，黑了又白，你的新作为啥还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一时期诗人深入群众斗争生活的时间很少，人民群众在新时代产生的新感觉、新愿望、新激情还没有转化为其自己的情感。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这一“搁笔”现象恰好表现了诗人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双重自觉，政治抒情诗在他那里才获得了一种健康的合乎艺术本性的存在形态。既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又是富有独特风格的歌唱；既是党和人民激情的火花迸发，又是个人才情淋漓尽致的挥洒；既是促进人们走向真善美的助力，又是自我实现的特殊方式。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承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放声歌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著名作家、国务院原参事忽培元“我年龄大了，时常会在梦中回到延安。延安永远是我的家呀！”说这话那年贺老八十二岁。“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毛主席《讲话》精神，永远都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指路明灯。”说这话那年贺老八十八岁。作为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的一代文艺大家，贺敬之不止一次讲过类似的话。
在我看来，贺敬之先生首先是革命者是战士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他和他们那一代从延安走出的大批文艺前辈一样，解决了对人民的立场、感情问题，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才开始放声歌唱。可见，这正是他这棵社会主义文艺参天大树根深叶茂的根本所在。这也是他无愧于“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的分量所在，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学敬仰和坚持学习研究贺敬之先生的原因所在。 贺敬之先生更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楷模和立场坚定的卓越旗手。他用自己八十五年的文艺创作光辉实践、用开山歌剧《白毛女》、用《南泥湾》《翻身道情》等久唱不衰的歌曲、用《回延安》《雷锋之歌》等脍炙人口的经典诗歌，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贺敬之热爱人民，人民热爱贺敬之。
八十五年来，贺敬之先生全部创作雄辩地证明，他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最忠实的学习者、践行者和宣传者、捍卫者，是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时代洪流同波共振的功勋诗人。这也是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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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主编李少君贺敬之是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人物，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和探索者。在延安时期，他就创作出《十月》《雪花》《红灯笼》等一批优秀诗歌作品，尤其是歌剧《白毛女》，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取得的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民族自信心的强劲觉醒也深刻影响着贺敬之，使其诗歌创作呈现井喷状态。他为新中国抒情，为人民放歌，创作出《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三门峡》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且广为传诵，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因此，他被誉为“时代歌手”。
贺敬之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政治抒情诗以中国古典歌赋传统和陕北民谣民歌为根基，融合苏俄革命理想主义抒情传统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呈现出浓墨重彩的艺术特色。强烈的抒情性，来源于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及新中国的深厚情感。因为深情的热爱，才有放声歌唱。
在诗歌创作上，贺敬之学习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大段排比句适合吟咏朗诵的特点；学习民歌民谣朗朗上口的韵律和口语方言的应用，如《回延安》等诗歌就采用了“信天游”的民间叙事方式。这是一种向人民学习，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诗歌追求，对新时代的文艺家创作诗歌有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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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镇南
贺敬之的创作具备鲜明的当代性。他反映现实生活、摹写时代风云时所持的视角、所着力的重心，常常不在于客观而具体地描绘大历史变动进程中的变局，而在于聚焦超越历史进程之上的革命理想和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并使这种对向往和追求的抒发达到诗意的升华，达到感情燃烧的炽烈程度。贺敬之曾写过《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学术论文(1955年5月)。在文章里，他曾引用席勒的预言：“这一时代对于我的理想还不成熟，我生活着是作为未来世纪的一个公民。”然后诗人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将会把正义事业的胜利表现在今日的现实中，而不是只可能表现在浪漫主义的理想中。席勒的理想将由我们来实现。” 贺敬之晚年的新古体诗中，我们就听到了不少与之钟鼓相应的诗声。我想，贺敬之也可以像席勒说的那样：“我生活着是作为未来世纪的一个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贺敬之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或者当今世界东方的席勒。他积极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是永远属于先进的、不忘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也是永远属于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属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擎理想之旗的人们的。![]()
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向阳
从延安出发的情与诗
贺敬之是从延安走出去的代表性文艺家，我虽然与他只见过一面，但我理解他的情与诗都是从延安出发的。
1956年3月，贺敬之随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告别11年后重返故地，贺敬之仿佛征战万里的游子一样，所有的欣喜与委屈在“母亲延安”这里得到释放。他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用信天游的旋律吟唱出著名的抒情长诗《回延安》。这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创作的诗歌，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艺术特色鲜明、思想深邃、激情澎湃的优秀诗篇。诗句中的“母亲延安”成为革命者对延安的深情礼赞，“回延安”成为革命者永远的延安情结。
贺敬之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多次动情地说：“我不到16岁就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7岁在延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直至21岁时离开延安。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延安度过的，从自然生命来讲，是延安的小米饭、鲁艺的小米饭养育了我，‘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命来讲，我是在延安入的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鲁艺决定了我的一生。所以我是延安人，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延安人。”可以说，是贺敬之对延安的情与思铸就其创作讴歌伟大时代的灿烂诗篇。
作为延安文艺界的同仁，我们要沿着贺敬之等老一辈延安文艺工作者的足迹，以文艺的方式“放声歌唱”，与时代和未来对话，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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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一直以来，对贺敬之创作成就的评价有很多，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评价应该是“巍峨的高峰”和“人民的艺术家”。 从血雨腥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艰难困苦的社会主义缔造时期，再到大胆探索的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战斗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贺敬之心中的信仰不曾动摇，手中的笔杆不曾停息，用诗歌、戏剧、歌曲、评论及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鼓舞人心、流传广泛的优秀文艺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 贺敬之是《人民日报》的重要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不少重要诗作发表于《人民日报》。比如，1977年8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八一之歌》，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建军节，贺敬之为歌颂人民军队50年的不平凡历程和丰功伟绩而写下的长达600余行的深情长诗。1980年7月26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方针，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指南，当年就是由贺敬之主持讨论修改，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发表。 贺敬之也是我特别尊敬的“老前辈”。1964年4月，贺敬之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1966年“文革”爆发后，贺敬之受到冲击，下放到石景山钢铁厂劳动。这期间他的编制都在《人民日报》。直到1976年7月“文革”结束，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接管《人民日报》时，发现贺敬之还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即向有关领导大力举荐，不久，贺敬之又被调到文化部工作。 尽管贺敬之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真正工作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他一直很重视这块儿阵地。他曾说，“我大半辈子有一个感觉，搞文艺工作，阵地问题很重要。不管大的小的阵地，字写上去了，用斧子砍也砍不掉，很顽强。我们要爱护文艺阵地。”他还用鲁迅的书名写了一副“文心民心二心集，园地阵地两地书”的对联，提出“光有园地没有阵地不好，光有阵地没有园地也不好”。在《人民日报》文艺部这块儿阵地上，他培养和支持的写作者均受益匪浅。![]()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鲁太光
顶天写真诗
1987年秋，贺敬之借短暂休息的机会，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山东，一路上或探亲访友，或寻幽览胜，有感而发，写下新古体诗《故乡行》15首。其中第8首是《登岱顶赞泰山》，全诗共四句：“几番沉海底，万古立不移。岱顶自挥毫，顶天写真诗。” 这首诗是对泰山的礼赞，更是诗人政治与美学理想的诗性表达。借泰山无论如何陆沉都万古不移的坚定形象，表达自己无论境况如何都要坚守一名党员作家、艺术家的理想和信仰——“顶天写真诗”。 贺敬之的理想和信仰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概括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到达延安前，这是他的艺术探索期；第二个时期自到达延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是他艺术上的成熟期；第三个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他政治抒情诗的高峰期；第四个时期自改革开放到现在，是他的新古体诗时期。 每个时期的创作都闪耀着贺敬之的政治理想。第一个时期，他努力放逐黑夜，追求光明；第二个时期，他在延安成长为“太阳的孩子”，成长为革命的歌手，用自己的笔抨击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迎接把鬼变成人的新社会；第三个时期，他用政治抒情诗为社会主义中国创造现代礼乐，为时代呼唤新型人格；第四个时期，他既用新古体诗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挥毫泼墨，又深思如何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筑牢理想根基。读贺敬之的诗歌，会发现他一生都在把自己“鲜红的生命”写在“鲜红旗帜的皱褶里”。 如今，对贺敬之的诗歌研究已有众多成果，但仍有极大空间，特别是美学方面。今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将继续研究、总结、推广其创作的思想与美学价值，更好地助力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使更多的社会主义“真诗”写在中国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