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是，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我们党保持了难得的清醒。1926年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局在向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既充分肯定了党的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清醒指出了我们党员队伍中的缺点。主要是：有些党员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有些党员负责人“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有些党员“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等等。
针对党员队伍中的这些缺点，特别是针对队伍中开始出现的“贪官污吏化”苗头，中央扩大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以下简称《通告》）。这个《通告》，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早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党内文件。《通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在革命高涨之时，“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如果容许这些坏分子留在我们党内，那么我们党必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因此，只有坚决洗清这些不良分子，“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将贪污腐化分子作为清理队伍的重点呢？主要是因为当时正是革命高涨之时，政治和军事都在不断向前发展，即使有些政治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们党的政策，不会影响政治大局；况且加入共产党的，至少在口头上都表示拥护革命，政治表态调门都很高，因此，相比而言，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不是很突出。但是，在个人生活和经济方面，这些投机分子就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当时北伐已经胜利进军，接收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权，一些参加政权工作的人往往发生贪污腐化、吞款揩油等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出现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尽管是个别现象，是支流，但也是坚决不允许的。正如《通告》中所指出的：“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因此，《通告》强调，要将这些贪污腐化分子坚决、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共产党。尽管在当时我们党还没有掌握政权，尽管力量还很弱小，但我们党就旗帜鲜明地同贪污腐败作斗争，这充分彰显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政治本色。
后来，我们党开始局部执政，更是将反对贪污浪费摆在突出位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局部执政。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开始在中央苏区惩腐肃贪，很快就发现了一名贪污腐败分子——谢步升。谢步升当时担任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仿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甚至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案发后审理过程中，又出现有人阻挠审案的情况。时任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并且派人向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谢步升最终被判处死刑。1932年5月9日，瑞金上空一声枪响，这是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声枪响，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惩腐肃贪的决心。为了使惩腐肃贪有法令依据，1933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等签署发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明确规定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具体办法。毛泽东还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大革命时期最早的党内反腐文件、土地革命时期惩腐的第一声枪响，这些一脉相承、前后呼应，都鲜明反映出我们党还在弱小时期就旗帜鲜明惩腐肃贪的坚定政治立场。
来源：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共日喀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日喀则市监察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