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会战朱恩广
朱老和大多数老会战一样，是从军队复员到油田的。有所不同的是，他先到玉门油矿，又辗转来到了当年松辽石油大会战的战场。
其实，朱老选择石油单位，完全出于偶然。
据朱老讲述，给他们的复员条件相当丰厚，可选择的单位也非常多。比如海南种植橡胶、西藏道路养护、南京无线电厂……对于玉门油矿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以为钻井采油类似于下井挖煤，之所以选它，看中的只是工资比其他单位要高。
在那个工作易找、工种难定的年代。他这个部队里的无线电报务员被跨界分到了玉门油矿运输处的汽车保养厂，当上了一名车工。
原以为自己的人生轨迹将在这里停留，但随着两件事儿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初衷。一件是松辽盆地发现了一个储量可观的油田；另一件是因为物资供应匮乏，粮食吃紧，就连当年的玉门市委书记都因为饥饿出现了下肢浮肿。
恰好，一场大会战要在松辽盆地打响，为了支援新油田，也为了缓解玉门的粮食问题，朱老主动请缨，于1961年2月，长途奔袭，来到了正处在万里冰封中的萨尔图。
随大队人马来，报到后又分散到各基层单位去。那种心里产生的陌生感比起寒冷的天气，更加让人无助。
送人的汽车在一个叫水机电的单位前停了下来，几个互不相识的“新人”被请进了一个烧着火的板房里暂歇……
朱老说：“虽然没有怠慢我们，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那么坐着，再没有人来招呼一声。大家都嘀咕着，不知其中的原因。一位年长的大哥心急，就出门找人问了下情况。原来，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这个单位刚被一分为三，领导正在考虑我们这几个人的去向。”
到个新单位，还都在为又一次改行而忧虑，不想却遇到这样的“下马威”，着实让大家心焦不已。
不久，玉门油矿带队的领导张金生推门走了进来，问了句：“哪位是从玉门来的同志？赶紧跟我走。”就这样，朱老跟着张金生来到了当时位于二号院东侧的运输指挥部大修厂。
行李还没打开，大修厂的人事员就找到朱老，经过领导研究决定，将他调往会战指挥部刚刚成立的警卫大队。
朱老说：“选择我，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年轻，个子比较高，又当过兵的缘故。”
“警卫大队是个准军事化的组织，配发黄上衣、蓝裤子，帽徽是国徽，而且每个人配有三八大盖和半自动步枪。大队下设班，主要负责对要害部门以及重要石油物资的保卫工作。我被分到运输指挥部警卫班，因为当时不具备建设车库的条件，一些新进的解放车、汽车配件都是露天摆放，常有一些住在附近的村民，趁夜偷盗这些紧俏物资。为了震慑不法分子，我们两人一组的值勤用枪，都是实弹在膛的。”
“一天半夜，轮到我和一位姓黄的同事值勤。我们俩沿着简易的围墙相向巡逻。突然，小黄那边向天鸣了一枪。那可是半夜啊，在空旷的草原上，枪声不但很响，而且传得很远。我下意识地拉上了枪栓，向小黄的方向搜索靠近……”
“与此同时，听到枪声的警卫大队高大队长、武装部高部长等人，也手持驳壳枪，从不同方向跑来。一问才知道，小黄发现新进的那排解放车方向有动静，没敢贸然上前，只好向天鸣枪示警了。经过负责人清点和现场察看，东西没有缺少，大家这才散去。”
“事情过了半年之后，组织上征求每个人意见，是想留在警卫大队，还是回到原单位干自己的工种。我当时考虑，还是一技在身的好，就离开了警卫大队，重回运输指挥部大修厂车钳工段继续当车工。”
说到会战年代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般的情谊，朱老就非常感慨。他说，那个年代有这么两句话：“不似亲人胜似亲人，不似兄弟亲如兄弟。”这绝非是句挂在嘴边上的口号，而是一种真真切切发自内心的表现。
朱老说：“1963年9月一天的上午9点，我和同事蔡国元、李振江一起下夜班。回到宿舍的我，突然感到腹部疼痛，而且越来越强烈。他们俩看我按着肚子，额头冒出层层汗珠，就问我怎么了。我说肚子不知道怎么了，疼得厉害。蔡国元就说，别挺着了，先去机关卫生所看一下，别耽误了。”
“当时，我还能在他俩的搀扶下走路。卫生所就一个医生，看病的人排了很长的队，他们俩和前面的人说了半天，也没有人同意我加塞儿，还是医生无意中的一眼，把我扶上病床一检查，马上告诉我的同事，立即送医院，否则有生命危险。”
“回单位叫车，是来不及了。蔡国元背起我，李振江在后边抬着我的双腿，从现在二号院一直跑了一公里，把我送到了职工医院急诊室，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并立即推进了手术室。”
“事后，医生跟我讲，多亏了你的两位同事救了你一命，再来晚一点，你的阑尾就穿孔了。当年，人的思想比较单纯，我根本没有请恩人吃顿饭的想法，只在心里暗下决心，以后多为两个同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报答他们俩对我的恩情。他们俩也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儿，都在一个宿舍住着，大家处得像亲兄弟一样，说感谢的话就外道了。”
“当时，会战工委对患病住院的职工非常关心，特意给病号们送来了水果罐头、红烧肉罐头、奶粉和苹果……在那个商品匮乏的年代，这些别说吃上，就连看到都是一种满足。”
在石油大会战时期，会战工委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细致到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熟悉的“工人身上有多少泥，干部身上也要有多少泥”“三个面向（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五到现场（生产指挥到现场、政治工作到现场、材料供应到现场、科研设计到现场、生产服务到现场）”“要求职工做到的，领导要带头做到”等等。这些切实有效的做法，赢得了广大会战职工的喝彩。1963年国庆节发生的一件事儿，坚定了朱老为油田奋斗一辈子的信心。
朱老说：“那年的国庆节，没有放假。因为远在杨树林的运输指挥部生活基地，迎来了秋收大会战。”
“当年，赫赫有名的松基三井的钻井队长包世忠，是我们大修厂管生活的副厂长。他和我们车钳工段的党支部书记仇绪荣都是当年的‘老八路’出身。别看他们俩资格老、年龄大，可他们从不让照顾，不搞特殊化，跟着大家一起干。”
“秋收按照基地的要求，先收土豆、玉米，最后收萝卜。到了收萝卜的时候，天下起了毛毛雨，还刮起东北风。我们都劝两位领导找个地方避避雨，包世忠笑着说，大家都在雨里浇着，我们怎么能当‘逃兵’呀。就这样，他们俩和我们一样，在雨中直到抢收结束，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送我们来杨树林的解放车，被调去拉粮食。包世忠、仇绪荣就和大家一起穿着湿衣裳从杨树林步行走回二号院，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了顿饭。当时，看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平易近人，不分你我，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景，让我非常感动。我从小学戏，背过不少的戏文，从未听说过历朝历代的哪个当官的人，像他们一样与群众鱼水相融。我觉得有这样的好干部，国家有希望，油田发展更有希望。从那时起，内心摇摆不定的我，坚定了留在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的信心。”
红色传承
老爸曾是个文艺青年
老爸小时候，曾在老家学过戏，如果不是一场阴差阳错，可能现在的戏剧舞台上，会多一位艺术家。与舞台无缘，但京胡没离开过他的手。
老爸对我讲，在会战最艰苦的3年中，他用京胡演奏出的优美旋律，曾让许多会战职工暂时忘记了饥饿，陶醉其中。他还用手中的京胡，为报捷的宣传队伴奏，给当年单调、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欢乐。
其实，这都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是技术精湛的八级钳工，这好似与京胡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他同样做得出色。因为我和老爸在一个单位，让我更加了解和传承着他的工作态度，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就干精一行，甘心做实干兴邦、默默奉献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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