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会战宫立奎
宫老的大庆奇缘非常有趣，用他的话说，他是被村里“摊派”来的。
当年，黑龙江全省各市、县，甚至村屯都积极动员，支援石油大会战。可是村里的许多壮劳力，受传统思想影响，大多情愿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守家在地，也不愿意到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去工作，所以，下派的报名硬指标一直完不成。上级追得紧，村干部情急之下，改自愿报名为各村派人，宫老就是这么被“摊派”进绥化的招工队伍的。
宫老说：“招工要去的地方，没听说过。去那儿干啥，也不了解。我是家中的独生子，本该留在父母身边，可是村里土地少，父母能干得过来。我呢，也想从村里走出去见见世面，在城里当工人，赚工资，还有休息日，总比在家当农民强，还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所以，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在火车上，才听带队的领导讲，我们这批招工，是去油田的炼油厂当徒工，大家都对这份未知的工作充满了期待。可是，当我们到达当时非常简陋的龙凤小站时，没有被直接送到刚刚建设的炼油厂，而是开到青龙山的一处叫做安达制砖厂的地方停了下来。带队领导告诉我们，炼油厂的施工急需大量红砖，我们来到油田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烧砖，供应炼油厂的建设需要。”
“党叫干啥就干啥，作为积极要求进步的年轻人，没有什么理由挑挑拣拣。”
“砖厂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行李放哪儿？晚上住哪儿？带队领导讲，现成能住的地方没有，需要我们自己建，眼下只能暂住在刚刚清理出来的马棚。”
“当时，正值4月，整个龙凤区仍是冰冻三尺、积雪未融。干草随处都有，每个人打上厚厚的一捆，把被褥在上面摊开，就这么以地为床。”
“马棚不比住房，四处透风透亮，睡在里面，阴风乱窜，棉衣、棉裤、狗皮帽子加棉被，不这么全副武装，半夜都能冻醒好几回。”
“我们是工作时间脱坯烧砖，休息时间动手建房，哪个也不耽误。说建房，我们虽然是砖厂，但自产的砖不能多用，因为建厂的用量大，我们只能建当年油田非常普遍的半地下的地窨子。这种地窨子的土方量大，百十号人齐心协力，把新宿舍建了起来。地窨子说是半地下，实际上是多半在地下，地面上只有个或拱形或起脊的屋顶，有窗，主要用于通风和采光。进门要下几阶台阶，进到屋内，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长方形屋子两侧是木板搭成的大通铺，中间是过道。靠门边，是一个烧油取暖的炉子。虽然条件也不咋地，但这毕竟比透风的马棚不知好上多少倍，我们住进去，还觉得挺满足。”
“住的问题解决了，吃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到了1960年下半年，整个战区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开始，我们的粮食定量是45斤，基本见不到馒头，餐餐都是高粱米饭。后来，情况不断恶化，五两保三餐成了常态。可我们烧砖的劳动量丝毫未减，饥饿成了困扰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最大难题。”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没经历过挨饿的人，体会不了那种难忍的滋味。有个记不清名字的电视剧，讲解放前河南那场大饥荒，有个饿急眼的人，看到路边有圆砖头，扑过去捡起来啃上一口，才遗憾地扔掉。许多人把这当笑话，说不可能，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懂得这种无助的饥饿的感觉。”
“前面说过，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家里负担又不重，几个月工作下来，存了点‘老本’，这回因为饿也用上了。跑到附近农民那买点苞米面，用饭盒在炉子上做点粥，也算是求个心里安慰吧。”
“饥饿打击了一部分人的意志，徒工中开始有人连行李、户口关系都不要了，偷偷跑回了老家。”
宫老说，他没有偷往家跑的原因，还是当初的想法，全国都粮食短缺，即便回家，还是吃不饱，而且还要占去父母亲的粮食定量指标，那简直就成了父亲的累赘。他想，大多数人都没跑，都能坚持，自己差个啥，坚持就是胜利，跑了就是懦夫。
炼油厂建厂之初，需要大量的红砖。
1963年的夏天，宫老终于从砖厂回到了“主业”，在炼油厂供水车间当上了一名污水泵操作工。
他虽然进了厂，但他的这个岗位不在厂里，而是在离厂很远的赵家屯大北泡。
宫老说：“那时，炼油厂的装置都纷纷上马，污水排放的量大得惊人，3台大泵24小时不停地排放，才能满足要求。”
“这个岗位是两班倒，一人12个小时。当时泵没有消音设备，也没处去买防噪声的耳塞，整天在轰轰的噪声里，震得头昏眼花。”
“相互说话，大声喊都听不见，那一段时间，见人说话，对方都吓一跳，不知道我说话为啥这么大声。”
“那时候，都没有噪声污染这个词，上班的时间，耳边轰轰地响，下班回家，耳边仍然响，甚至睡觉都觉得泵的轰轰声就在床前一样。”
“都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人皮实，啥都能战胜。在这种噪声的环境里干了好些年，竟然适应得挺好。都认为噪声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会患职业病，可是现在八十多岁了，我的耳朵比那些机关的老同志都灵，什么听力障碍也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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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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