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传统文化丨千姿百态的曲艺文化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早在 古代，中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

到了 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

到了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明清两代及至 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即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赋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布过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

曲艺种类

1

牌子曲类：

以曲牌为基本音乐材料，或单支曲牌反复演唱、或多个曲牌联缀而成，用以说唱故事的曲种。

2

弹词类：

主要流传于中国南方。演唱者兼奏小三弦或琵琶等乐器，自弹自唱。是明清以来发展颇盛的曲种。

3

鼓曲类：

又称鼓词或大鼓书。主要流传于中国北方，一些南方省市也有流传。

4

琴书类：

以扬（洋）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

5

道琴类：

因源于道歌（即道士说唱道情故事）而得名。

6

时调小曲类：

天津时调、上海说唱、扬州清曲、江西清音、赣州南北词、湖北小曲、襄阳小曲、长阳小曲、湖南丝弦、祁阳小调、四川清音、盘子等。

7

走唱类：

十不闲莲花落、二人转、宁波走书、凤阳花鼓、车灯等。

8

杂曲类：

无锡评曲、昭兴莲花落、锦歌、褒歌、芗曲、江西莲花落、潮州歌、粤曲、龙船歌、零零落、台湾仔歌、粤东渔歌等。

曲艺的地位

曲艺作为中国最具民族民间色彩的表演艺术，在中国整个的文艺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曲艺是中国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的特殊传承载体。中国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的史诗以及许多民歌与叙事诗，借曲艺艺术的“说唱”得以传播、宏扬和保存。

其次，曲艺是中国古典章回体长篇小说和许多戏曲剧种形成的桥梁与母体。换言之，曲艺在其历史发展中催生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孕育了诸多戏曲剧种。

听了小园的介绍，你有没有对曲艺产生新的认识呢？曲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之一，拥有丰富的内涵，而其更深的奥秘还在等着大家进一步去探索呢！

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门类。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民族与人群，大都有着各自的曲艺表演形式。如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演述方式，就是古希腊的曲艺表演；这两部史诗的主要搜集整理与吟诵传唱者荷马，就是古希腊的曲艺艺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些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如埃及的“黑拉里亚史诗吟唱”、印度的“罗摩里拉—罗摩衍那传统表演”、巴勒斯坦的“伊卡耶”、蒙古国的“蒙古图利”、菲律宾的“达兰根”史诗唱叙、韩国的“盘索里”、土耳其的“麦达赫说书艺术”，以及日本的落语、漫才、浪曲、新内、漫谈、讲谈等等，都是依然存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曲艺形式。

我国不但是文化传统绵延5000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范围的曲艺大国。曲艺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传统深厚，有据可查的历史，是从隋唐时期开始。这使中国曲艺的成熟发展至少绵延了1500年。

已知最早的曲艺品种，为隋唐时期的“说话”。之后历代均有其代表性样式，如唐代有“转变”，宋代有“诸宫调”“鼓子词”，元代有“散曲”“平话”，明代有“词话”“道情”，清代有“弹词”“子弟书”“莲花落”等。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29卷）的初步统计，中华各民族古今拥有的曲艺品种为1000个左右，至今依然存活的在500个以上。这些品类繁多、异彩纷呈的曲艺形式，依照艺术审美的功能特点，可以分为“说书”“唱曲”和“谐趣”三大类型。每个大类又由相应的小类构成。具体类属及代表性曲种可参见下表： 

中国曲艺品类虽然庞杂，特征却很鲜明。那就是，不管何种曲艺样式，都是采用形成地区的方言土语（或民族语言），运用或说、或唱、或连说带唱、或似说似唱的方式进行以语言性叙述为主的口头表演。这使“口述”表演和“听觉”接受成为曲艺审美的主要方式。其他如表情、动作、身姿、意态，乃至乐器伴奏、口技模拟等等，均为口述表演的辅助手段。这也使曲艺演员的表演姿态不似戏曲和影视剧，即由演员化装成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假托性的角色化代言模仿，而是以本色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进行第三人称统领的口语性说唱式叙述。即便要表现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也仅是通过口吻、语音、动作、神态等的模拟和演示。与之相应，曲艺的“唱”亦即“曲唱”，也与唱歌的“歌唱”和唱戏的“扮唱”不同，属于“说唱”，即“说着唱”或“唱着说”，腔词关系是唱腔为唱词服务，即音乐为语言服务，是用音乐去包装和美化语言，而非遮蔽乃至扭曲语言。一个人、一张嘴，或两三个人、三五件乐器，就会演出一个曲种，表演一个节目。简便而不简单，“一人一台大‘戏’”，构成了曲艺有别于其他艺术的重要特征。

    但形式的简便，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简陋。曲艺也是综合性很强的艺术样式，语言（材质）、文学（脚本）、音乐（唱腔、伴奏）、杂技（口技）、美术（化妆、服饰、道具、灯光、背景、音响）、舞蹈等等，都是不同曲种的基本构成要素。并且，不同的曲种类型，在审美功能上有着不同的特点与侧重。“说书”类的曲种擅长叙事，节目形态也以长篇连回为主；“唱曲”类的曲种长于抒情，节目的篇幅较为短小；而“谐趣”类的曲种偏重说理，节目的篇幅通常较短。

    曲艺的文化功能和历史作用，较之其他的艺术样式，可以说尤为独特。这是由于，曲艺在历史上不只是供人娱乐和精神审美的表演门类即单一的“艺术之属”，同时还是“文化之舟”“文学之父”和“戏曲之母”。许多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在过去主要是依托曲艺化的口述表演来完成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样式，也是直接“克隆”曲艺说书的产物；大部分戏曲剧种的形成，更是各式曲艺孕育脱胎的结果。这使曲艺在其“本体价值”之外，还有着十分特殊的“载体价值”和“母体价值”。

    凡此也都表明，曲艺的既往历史曾经非常辉煌，曲艺的文化价值十分厚重多样。“说书”“唱曲”“谐趣”的缤纷演绎曾是中华儿女主要的精神食粮。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曲艺的当代发展遇到空前挑战，曲艺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包括语言“植被”遭受极大破坏。曲艺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亟待保护和传承。而像人数较少的赫哲族，保护其濒危曲艺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伊玛堪，也是对该民族已经基本退出日常生活的特有语言的保护与传承。因此，对于曲艺类非遗的保护，作用超出了本身，意义尤其重大。我们对于曲艺的态度，因而不只是要高看一眼，而且还更应当厚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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