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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在南开大学八里台这块土地上，百树村（柏树村）曾盛极一时，这里曾是南开大学最早的教职工住宅。如今，大中路南侧的树林中，一道围墙隔开了九座看来丝毫不起眼的、被称为南开大学东村的平房，它们正是百树村的最后遗存。然而，历史上的百树村，其范围可要远远比这大得多。据《百年南开建筑图集》记载，1922年，南开大学在八里台购地兴建新校区，先后兴建了东、西百树村教职员住宅和女生宿舍。建筑均为坡顶平房，内部设施合理，适宜居住。其中，西百树村兴建的比较早，约于1923年与秀山堂等建筑同时建成。在1925年至1930年的《南开大学周刊》中，已经频频出现了“百树村”这个地名。百树村，最早指的是西百树村，其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专家楼、谊园所在地，当时又简称“西村”。它坐落于思源堂以西，环境幽静，是南开大学建校初期唯一的教师住宅区，许多著名教授都曾在此居住。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陈[受鸟](音shou)在《我做南开大学学生时》一文中回忆，西柏树村内建筑都是一幢幢小巧玲珑别墅式的宅院，前排8所，后排6所，两头各2所，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群落。《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则记载，百树村似一方卦形，由九所分列的平房构成，中间围着球场两片，屋的周围由丛树所绕。东百树村的建成则要稍晚一些，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1930年刊印的《南开大学响导》所绘制的校园示意图上，后来东百树村所在的位置——南莲池东侧，仍然还是苇塘和花园。不过，至少在1937年天津沦陷之前，东百树村已经建成了。据陈其津（陈序经之子，陈序经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回忆，陈序经自1946年8月返回天津南开大学，担负起繁重的行政事务，“当时家住在八里台南开校内的柏树东村，已不是战前那个柏树村了”。东百树村的范围要远比今天的东村大，如今的东村1、2号高层公寓、停车场、包括墙外的小河和湖心岛附近（现水道已由于修建地铁被填没），都曾是东百树村的房屋院落所在之处。![]()
1930年南开大学校园示意图
昔日秀丽的南开园，30年代初已经成为天津有名的风景旅游区。诗人柳亚子在南开大学赋诗称道：“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怀。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可惜的是，在抗战伊始，南开园就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破坏和洗劫。1937年7月，日军轰炸南开园的危急时刻，部分师生正是从西百树村旁乘船撤离学校。邢公畹（曾任南开大学原中文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在《抗战时期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文中回忆：“七月二十四日，南开大学开始紧急疏散人员和图书、仪器等物资，经师生员工几昼夜的奋战，百分之五、六十的东西已转移出校，尚有大批物资待运。但日军开始武装占领天津，七月二十九日午夜一点钟，日军开炮，首先轰炸河北省政府与南开大学。凌晨，飞机腾空，炮声急作，弹如雨下，秀山堂中弹火起，南开园硝烟弥漫。留守人员秘书长黄钰生和杨石先教授、斋务指导员郭屏灌及部分学生，从西柏树村旁乘小船，驶向青龙潭，经过日本飞机场旁，被日军发现，敌人炮火追袭射击，并有日机一架尾随飞行。船行至王顶堤，只得避入稻田中。”日军轰炸过后，包括百树村在内的大部分建筑物均被毁坏。据白金騄回忆，“硝烟过后，南开大学办公楼秀山堂和机电系、化工系的实验室等建筑物，都被日本侵略军的炮弹、炸弹夷为平地，留下的只剩一片瓦砾。……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踩踏下的南开大学，被他们改造为日本天津中学和日本的野战医院，经常驻军千人左右。……抗战前教师居住的柏树村，现今只剩七所，成为日本侵略军的营房。……遥望荒林土阜，电网密布，既往的美景皆成荆棘，满目荒凉，惨不忍睹”。根据1943年9月的《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百树村教员住宅共损失22座，战前价值约180000元。抗战胜利后，在南开大学和当时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百树村得到修缮和重建。1946年，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出资修缮了东百树村共计18所房屋，当时委托著名建筑师阎子亨进行全面整修。1947年3月，张伯苓校长返津后下榻东百树村42号；同年8月，在国民党的大搜捕中，周基堃、吴大任（著名数学家）、邢公畹等教授在东百树村家中保护了不少进步学生。重建后的百树村，在解放初期仍然得到了保留。在1949年绘制的《南开大学南、北院平面略图》和1951年绘制的《南开大学南、北院建筑平面配置图》中，西百树村、东百树村仍然存在。1951年、1957年，周恩来总理两次视察南开都到过东百树村。后来，随着校园建设的逐步推进，西百树村早已荡然无存，仅留下了在70年代兴建的西村幼儿园的地名。东百树村也已支离破碎，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曾再次进行修葺，现存的建筑也早非当初原貌。在很多回忆文章和历史资料中，百树村也会写作柏树村。但是通过考察可以明确的是，在抗战胜利、返津复校以前的历史资料中，基本均写作百树村。而柏树村这一称呼，则多出现于回忆文章和复校之后的材料中。值得思索的是，旧俗认为，松柏多植于墓地，一般不种在住宅区，为何以柏树村代称教职员宿舍呢？笔者分析，究其原因，应当与南开学校在西南的历史有关。全面抗战前，张伯苓预见北方局势不稳，即在重庆沙坪坝筹建南开中学（最初叫南渝中学）。1939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在该中学内恢复，同时还新建了一个教职员宿舍新村，就叫“柏树新村”。据张锡祚（张伯苓之子）《张伯苓与南开大学》一文记载，抗战期间，张伯苓在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几年的工夫，他把沙坪坝八百亩荒地建设成为一座大花园，在新修的图书馆前，就有一片青翠的柏树林。在1948年11月14日重庆《大公报》登载的《张伯苓先生一席谈》中，也提及“沙坪坝南开津南村……院外是野草绿茵和丛丛苍绿的柏树”。结合以上材料分析，笔者认为，“柏树村”这一名字，既是对过去百树村的纪念，也是对重庆南开中学内现实环境的描述。由于“百树”“柏树”二者同音，故而后来就混用了。1945年抗战胜利北归后成立的“柏树学校”（即南开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也有沿用重庆“柏树村”和纪念天津原“百树村”的意味。百树村的第一个功能自然是教员宿舍，居住在其中的多数是当时或后来名震学界的各学科翘楚。1929年的《南开大学一览》记载，教师寓所统计有24人住在“百树村”（笔者注：即西百树村）教员宿舍中，占教员人数的68.57%。其中，吴其昌、周启源住在教员住宅1号，高文儁、冯敩棠住在2号，姜立夫在3号，饶树人在7号，段茂澜在9号，萧公权在11号，翟恒在12号，萧蘧在14号，侯文英、靳学书在16号，司徒月兰在18号，蒋廷黻在19号，陈裕祺、唐文愷、张希陆在20号，何廉、陈礼、杨邵增在22号。东百树村也曾居住过许多大师。《湮灭边缘的教授村：南开大学东柏树村》一文记载了王振良协助提供的统计情况，其中至少包括：熊性美在31号，柳无忌在32号，袁贤能、呼延夜泊（王学仲）、邢公畹在33号，张洪沅在36号，何廉在37号，方显廷在38号，邱宗岳在39号，杨石先在40号，黄钰生、侯洛荀在41号，张彭春在42号，张克忠在46号，何炳林在47号，顾昌栋在48号。另外，王振良编辑的《天津记忆》第88期中的《百树村记忆》一文，也收录了有关人士回忆邢公畹、查良铮（穆旦）、杨石先、高仰云等学者于新中国成立后在东百树村居住的历史。![]()
百树村教职员住宅
大学校园显然更适宜居住，既环境清幽，又免于通勤奔波之苦。1930年的《南开大学周刊》曾记载，何廉（曾任南开大学代校长、著名经济学家）之前居住在鱼龙混杂的租界地，后来“不愿居住租界地，结婚后不久即迁往百树村”。百树村的环境是十分优美的。申泮文（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在《记南开大学校园被毁于日本侵略军的历史片断》中回忆，（西百树村、东百树村）“均为平房村落，家家门前花木扶疏，整洁安宁，疑是仙境，都也是南大校园内的游赏景点”。百树村更是教师们温馨的港湾。邢公畹、陈珍在回忆黄钰生（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时提及，1947年返回天津时，已至冬月，又赶上大雪，寒气逼人，他们怀抱着刚满周岁的爱子，携行李前往南开大学。从天津东站乘车路过六里台、七里台，满目荒凉，几乎见不到房舍人烟，孩子不耐酷寒，不时啼哭，夫妻两人也直觉得透心凉。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两个钟头，终于到了梦绕魂牵的八里台南开大学。一到校就得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好消息：学校的总务处已安排了东柏树村33号宿舍。房舍的宽敞，出乎意料。总务处借给的双人床、单人床、写字台、大方桌、椅子、凳子等都已摆在室内，而且装上了大火炉，还备好了煤。夫妻两人点着了炉火，顿觉室内温暖如春。总务处为来津的教师生活安排得周到细致，令人深受感动。此时担任南开大学总务长的就是黄钰生先生。百树村的第二个功能是学生宿舍。陈[受鸟](音shou)回忆，除了教师住宅之外，女生宿舍也在西柏树村前排中间的5号和6号。由于女生宿舍是男生的禁区，所以被戏称为“紫禁城”。1931年芝琴楼建成后，女生宿舍才迁到了那里。百树村的第三个功能是办公场所。当年张伯苓校长的办公室一度就坐落于东村内。邢沅（邢公畹之子）回忆，1931年12月，“二次变乱”后（笔者注：即“天津事变”，为1931年11月日本在天津操纵支持的“便衣队暴乱”，共有两次，第二次在11月26日至30日），伯苓校长每日白天去广东小学办公，晚上则回东柏树村23号。各课主任返校后分住东柏树村3号至23号。从此，东柏树村冠盖云集，俨然成了南开的政治中心。初创时期的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也位于百树村。张克忠（曾任南开大学化工系主任、著名化工学家）回忆，初创时期的应用化学研究所设立在东柏树村教职员宿舍锅炉房附近，只有几间低矮陈旧的小平房，三间专题研究室、一间普通研究室、一间分析实验室、两间化工实验室、一间图书资料室、一间天平室。伴随着科研的深入与委托业务的增加，研究所人员不断增多，设备不断扩充，旧址不敷应用，经学校批准，研究所迁入南开大学思源堂，将三楼一间大教室辟为试验室，作为研究所的“所部”。研究所的原址，即东柏树村的小平房，一部分改成了工厂——南开化学工厂，另一部分充当了工厂的试验室和管理机构办公室。还增建了一些简陋的厂房，请鲍觉成等人加强化验工作，并吸收化学系学生开展半工半读。研究所上自所长张克忠，下至研究员、助理研究员都肩负教学与科研任务。1937年7月28日，南开园遭到侵华日军的猛烈炮击，南开大学毁于侵略者的炮火之下，应用化学研究所与化工系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邢公畹、陈珍也在回忆文章提及，“幸存的房舍也面目全非，昔日的定量分析实验室被日军改成了禁闭室；应用化学研究所办公室被隔成两段，一段做了厨房，一段当了厕所。战前校园里的万株树木，砍伐殆尽”。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建时也位于百树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旧中国高等学校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培养研究生的寥寥可数的机构之一。鲍觉民（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在《解放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文中回忆，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27年9月10日，地址在八里台西柏树村，当时称为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主任是商学院教授何廉。成立最初即着手天津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进而做编制物价指数工作，对华北乡村工业、农业经济等开展调查研究。经济研究所在抗战以前就颇有名气，申泮文回忆，1932年至1937年间，经常有所谓“日本来宾”访问南开大学，其中有一些是冒充政客和学者的日本浪人与特务，他们来了就要参观课堂、学生宿舍、图书馆等，特别是要去经济研究所，探询他们非常关心的所藏经济资料。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适当娱乐休闲也是非常重要的。《柏树村：过去的印象》一文记载，张伯苓极力营造南开大家庭的气氛，把柏树村十号的一间房子辟为教员俱乐部。教员游艺室和教员俱乐部是教师业余时间最喜欢的去处。每天晚上，教师就到游艺室或俱乐部喝咖啡、下棋、看报、聊天，放松一下紧张了一天的神经。“集体象棋”是大家最喜爱的一种游艺，两人对局，其余人分别站在当局者身后作义务参谋，本着“观棋不语非君子”的原则，做到集思广益，保持“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风度。大约玩一个多小时之后，人们尽兴而散，各自回家，埋头备课，或从事研究工作。萧公权（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也曾在《问学谏往录》中回忆，大家住在一起“相处甚得，融洽无间”，晚饭之后，常到百树村十号的教职员俱乐部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借以驱除一天的疲劳。在百树村，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亲密交往，温馨融洽的社交场景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张伯苓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南开吸引着众多著名学者、青年才俊来到这里。张伯苓十分重视师资与人才，每有新教师到来，总会举办欢迎宴会，等安顿妥帖后，又会亲临宿舍嘘寒问暖。每当此时，总能听见张伯苓爽朗的笑声从百树村的房子里传出。每当考完试，暑假来临之时，与老师们感情融洽的学子们总不舍得立刻回家，更愿意享受一下西柏树村的清净日子。陈[受鸟](音shou)回忆：她经常与阮冠世（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之妻）一起留在空空的宿舍楼里，看书、游玩，十分自在。时常会有老师约上一批放假不回家的学生，在思源堂西边大钟旁的码头上，租船划向青龙潭（今水上公园）游玩。黄钰生教授的夫人梅美德，把女学生们当成她的小妹妹，常请同学们到百树村家中吃饭，要不就去女生宿舍看望，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司徒月兰教授（著名英美文学家）非常殷勤好客，对同事同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节假日常邀学生到她家做客，并常用西式点心款待。复校以后，司徒教授住在东村。据很多老南开回忆，那个时候，如果听到东村响起悦耳的钢琴声，就知道司徒教授的学生们又来造访了，那是司徒教授在为学生们弹钢琴。校长张伯苓经常来西柏树村看望教授们，有时也到司徒月兰教授家中串门，常常被女主人留下来喝咖啡吃西餐，晤谈甚欢。抗战以后，著名诗人卞之琳来南开任教，也居住在西百树村，与同为“汉园三诗人”的李广田为邻。李在西百树村26号居住，两位老朋友住地一箭之遥，天天见面。课余饭后，三五同事、学生一起，谈天说地，切磋诗艺，其乐融融。杨石先（曾任南开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从昆明西南联大回来后便入住东村43号，这位化学泰斗闲暇时喜欢栽花植树。他家门前那个院落，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小花园。小花园中以栽种月季为主，除各色各样的月季花外，还有紫竹、石榴、丁香、海棠、凌霄花、一品冠和四季桂等。吴大任同杨石先是亦师亦友，两个人曾经共事几十年，看见杨家花园的美景后，吴大任和夫人也自己动手，在家中院子亲自设计搭造了一座穹形花棚。春天到了，最先开放的是郁金香，接着便是鸢尾、海棠、苹果花、蔷薇、月季一片灿烂，吴大任的花园同杨石先的月季园相映成趣，在东村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百树村，还曾发生过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1925年，吴大猷（著名物理学家）考入南开大学，师从名师饶毓泰，由于其本身聪明好学，很快便成为饶毓泰的得意门生。1928年，阮冠世也考入南开大学，吴大猷一直默默关注着这位学妹。不久后，吴大猷由于才思敏捷、成绩优异，被学校聘为大一物理系的助教老师，机缘巧合下吴大猷竟成了阮冠世的老师，这让对阮冠世一见钟情的吴大猷暗暗开心了许久。毕业后他最终选择了留校，别人都在为他惋惜、抱不平的时候，吴大猷自己反倒开心又坦然，因为一想到留校后能一直陪着阮冠世，他心里就泛着说不出的甜蜜。当了教师以后，吴大猷迁入西百树村教师宿舍。搬进西百树村后，吴大猷同阮冠世虽然近在咫尺，但是相互之间仍然不被允许到对方宿舍去。不过住在教师宿舍里总归自由得多，也方便得多了。这时阮冠世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当时又称为“痨病”，以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无法根治，有终生不孕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吴大猷却对她更是倍加关怀。暑假回家时，吴大猷母亲经常给他做一道菜——把切成块的瘦牛肉放进坛子里，隔水温火炖牛肉汤。母亲说，牛肉汤营养丰富，最滋补身体。他记在心里，并细心观察母亲的操作过程，准备回学校后为阮冠世炖汤补养。搬进西百树村，吴大猷常到菜市场买瘦牛肉，回宿舍把肉切好，放进盛五加皮的酒坛里，隔水温火炖汤，炖好后托熟悉的工友送到女生宿舍。阮冠世接到香喷喷的牛肉汤感到非常幸福和温暖，总要让同屋好友品尝。吴大猷、阮冠世的恋情日臻成熟，到了30年代风气逐渐开放，他俩的爱情故事已在全校流传开来。人们觉得阮冠世样样都好，配得上吴大猷，唯独身体欠佳是件事。阮冠世在煎熬的折磨下一度向吴大猷提出分手，但吴大猷坚决不同意。1931年，两人同赴美国留学，而后终成眷属。由于阮冠世的身体情况无法彻底改善，二人婚后数年间，一直没能生下孩子，成为长期的缺憾。后来，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吴大猷过继了香港堂弟的小儿子，晚年又认养了一位义女，一家四口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2019年时的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东村
百树村，曾是众多南开先贤和学子的家，更是多年后他们仍然回忆、向往的故乡，它承载着师生们的生活，积淀着南开人积极进取、友爱互助的精神。百树村的一间间小楼，多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村中曾经的一缕缕书卷芬芳、一丝丝咖啡浓香、一阵阵欢声笑语、一曲曲钢琴悠扬，仍那么令人神往、引人遐想。百树村，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教工宿舍，那是我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一角，它的身后，是那些各具风采的大师，是那座曾经无比崇高的殿堂。（作者单位：民盟天津市委员会）
文章转自：《天津史志》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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