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色芳华》里的刘畅，大概是全剧最让人恨得牙痒痒的角色。
表面上，他是个饱读诗书的官宦子弟，满嘴仁义道德，似乎对家族、对爱人都有几分情义，可剥开那层虚伪的皮囊，骨子里就是个虚荣到极致、功利心渗进骨髓的伪君子。
他像极了生活中那些口口声声“身不由己”，实则永远在权衡利弊的精致利己者：
既要清高体面，又放不下权势富贵；既想当深情才子，又不敢为爱反抗；甚至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面子，不惜将身边人推进火坑。
他的善意，不过是偶尔良心发现时的零星火花，而他的虚荣与功利，才是贯穿一生的熊熊烈火。
刘畅对何惟芳的态度，完美诠释了他这种扭曲的人格。
何惟芳嫁入刘家时，刘畅自诩书香门第，对商贾出身的妻子百般轻视，新婚之夜连洞房都不愿进，只冷冰冰地检查嫁妆单子，仿佛娶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箱箱金银。
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本质上是他对自身“高贵”身份的虚荣——他需要通过贬低何惟芳来证明自己“屈尊低娶”的“牺牲”，甚至把妻子当作向家族表忠心的工具。
可当何惟芳展现出坚韧与智慧时，他又突然“良心发现”，开始怜悯甚至敬佩她。
比如刘父为讨好权贵弄坏了何母留下的牡丹，何惟芳连夜救花，刘畅这才意识到她的骨气；刘家逼死何惟芳的丫鬟玉露时，他又假惺惺地同情她的悲痛。
但这种所谓的“善意”，不过是他在道德优越感驱使下的施舍式怜悯。他从未真正尊重过何惟芳的人格，更没勇气反抗家族对她的迫害。
当何惟芳坠崖“假死”后，刘畅一边痛斥县主害人，一边却对父母派人追杀何惟芳的事实装聋作哑，甚至为了仕途顺遂，转头就接受与县主的婚事，把脏水全泼到别人身上。
说到底，他的“愧疚”更像是一种自我感动：既想维持深情人设，又不愿承担反抗家族的代价，最终只能任由何惟芳成为他虚荣心的牺牲品。
而在对待县主李幼贞时，刘畅的功利心更是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他嘴上说着怀念青梅竹马的纯真感情，实际看中的是县主背后的宁王势力。明明对县主的跋扈深恶痛绝，却依然靠着她的关系平步青云，连科考都不用参加就空降户部员外郎，甚至心安理得地霸占上司的办公间。
这种“软饭硬吃”的做派，恰恰暴露了他骨子里的虚伪——他既要享受权势带来的便利，又要摆出一副“被迫妥协”的委屈模样。
最讽刺的是，当他发现县主早已不是记忆中温柔可人的初恋，反而成了心狠手辣的权贵之女时，竟反过来指责对方“变了”，全然忘记自己才是这场利益交换的最大受益者。
为了摆脱县主的控制，他一边在外豢养小妾，一边暗中投靠太子，甚至带人当众揭穿县主养小白脸的丑事，逼得宁王不得不签和离书。
整个过程看似是“反抗压迫”，实则是精心算计的背叛——他既要踩着县主攀上更高枝，又要把自己包装成被权贵欺凌的受害者，可谓把功利主义玩成了行为艺术。
更可悲的是，刘畅的虚荣与功利不仅害苦了身边人，还让他自己活成了笑话。
他总以为靠小聪明就能两全其美：既想通过县主的关系在官场开挂，又妄想同僚会认可他的“真才实学”；既想维持清高读书人的形象，又放不下宁王女婿的富贵光环。
结果呢？在户部，同僚们当面恭维他是“宁王贵婿”，背地里骂他鸠占鹊巢；在县主的贵族圈子里，他献宝似的送上吴道子山水画，却被贾二郎用一屋子真迹羞辱得无地自容；就连他熬夜写出的治水策论，也被宁王当成废纸，反被教训“多陪县主散心”才是本分。
这些情节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把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抽得粉碎。
而他对此的回应，不是反思自身问题，而是变本加厉地甩锅——骂县主控制欲强，怨同僚嫉妒排挤，甚至把何惟芳的悲剧归咎于“县主的欲望”，却绝口不提刘家为吞嫁妆差点害死何惟芳的事实。
这种永远在别人身上找借口的嘴脸，活脱脱一个“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投机分子典型。
说到底，刘畅的悲剧根本不是命运捉弄，而是他自己一手酿成的苦酒。
他总把“身不由己”挂在嘴边，可每一次选择都精准地倒向利益最大化的选项：为家族娶何惟芳时，他嫌她出身低微；为权势娶县主时，他又嫌她不再单纯；甚至最后对何惟芳的“忏悔”，也不过是种自我安慰式的表演——在何惟芳最需要保护时，他连一句真话都不敢对父母说，等到人家独立强大了，他才摆出种牡丹、誓不娶的深情姿态。
这哪是赎罪？分明是给自己找块遮羞布！
正如剧中牡丹一针见血的评价：“他对你的纠缠，不过是在你身上找存在感”。
这种人，永远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用虚荣编织谎言，用功利衡量感情，最终害人害己，只剩一地鸡毛。
《国色芳华》的原著小说，比剧集更深刻揭示了刘畅这类人物的复杂性。书中对他矛盾心理的细腻刻画，对封建门第观念的辛辣讽刺，都值得一读。
如果你也想看透刘畅之流“体面人”皮囊下的算计与卑怯，不妨翻开小说，感受文字间流淌的血泪与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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