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对华热战失败？且看特朗普科技顾问讨论“重建民主兵工厂”

桑蒂·鲁伊斯：2024年9月份，我有幸在旧金山主持了题为“重建民主兵工厂”（Rebuild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的主题讨论会，邀请到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和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担任与谈嘉宾。两位嘉宾在此议题上已投入大量时间，并开展有关工作，因此我会避免提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包括：

· 美国制造业发展是否正在放缓？

相反，我将尝试深入一步，和两位嘉宾探讨一些更加本质和重要的问题，听听这些来自国防制造行业前沿的业内人士如何看待重建美国制造能力的问题。特雷·斯蒂芬斯是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合伙人，同时也是专注于先进自主系统的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工业公司”（Anduril Industries）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内担任美国首席技术官（Chief Technology Officer，CTO），还曾担任国防部代理副部长，负责国防部研究和工程工作。目前，科雷特西奥斯是人工智能企业Scale AI的常务董事。我们将围绕下列问题开展研讨：

· 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存在哪些问题？ 

桑蒂·鲁伊斯：特雷，我们先从您开始。美国国防部的创新支出可谓一场灾难。那么具体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特雷·斯蒂芬斯：我认为美国政府的初衷是好的，热切希望投资建设新型军事能力，也意识到已无法通过传统的国防工业基础获得所需的新型技术。然而，问题在于，美国政府非常不愿意明确选择“赢家”。因此，有限资金被分散到成千上万个小项目中，而这些小项目几乎没有一个有希望进入量产。最终，整个项目更像是一个研究生院的科研项目，而非面向规模化生产的产业流程。

桑蒂·鲁伊斯：当您说美国政府不想选择赢家时，我觉得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会想：“什么意思？看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美国政府这不就是在选择赢家吗？”

特雷·斯蒂芬斯：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商界挑选赢家，大部分采购资金通常流向“五大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雷神公司（Raytheon）、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波音公司（Boeing）。

从实际结果看，“五大公司”其实应被视为美国政府的附属机构。它们基本上就是私营领域的政府机构：他们的企业增长直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挂钩，每年增速通常维持在较低的个位数范围内，且维持大致相同的利润率，在“成本加成合同”下维持在7%～12%之间。美国政府按工作量支付其报酬，并提供足够的利润以覆盖运营成本。同时，政府还小心翼翼的分发采购合同，确保“五大公司”能以大致相同的速度继续增长。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计划经济并非最有效的工作方式。然而，在过去30年里，任何一方都没有意愿去打破这一体系。

桑蒂·鲁伊斯：迈克尔，很多人对于国防工业基础的想法都有问题。您曾在国防部和白宫工作，你从内部角度看，通常有哪些关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常见的误解？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非常不幸，很多过去两三年中参与这波国防科技浪潮的人，都以为会有很多“赢家”脱颖而出。但从美国国防部的现实情况来看，其实已有许多存续多年的长期项目了，这些项目的初衷是支持美国小企业，项目资金流向了美国各地的许多公司。这些公司被重新命名并重组，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被赋予重要使命，其创始人通常也会努力尝试做出一些伟大的事情。

但是，正如特雷提到的那样，这些项目最终转化为实际的、具有实质性的物质生产合同的比率依然极低。现在，我不是风险投资家，所以特雷，我很想知道你如何看待过去三年里资助国防科技企业的这股新热潮——我总是有些好奇，这些投资者设想的投资回报究竟从何而来？

桑蒂·鲁伊斯：特雷，在这些投资者的想法中，投资回报究竟从哪里来？

特雷·斯蒂芬斯：好吧，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我认为当前美国正在发生一场好的“文化转型”。现在，越来越多的顶尖人才愿意投身国防事业，解决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2017年，我、帕尔默·拉奇（Palmer Luckey）、马特·格里姆（Matt Grimm）和布莱恩·辛普 (Brian Schimpf)创办Anduril时，这种情况绝没有出现。

我认为，国防部开始在发放过桥资金（bridge transition funding）和赋予国防创新单位更多预算和权力等方面都已取得重大进展，还成立了陆军未来司令部（Army Futures Command，AFC），无论最终意味着什么，这都是件好事。从积极角度看，事情就是这样。

然而，消极的一面是，科技行业运作方式遵循的是幂律曲线，而不是常规的高斯分布回报。Founders Fund已成立20年，我们投资数千家企业，但其中只有12家为投资者带来了超过95%的回报。想一想基金投资，Founders Fund是Facebook的A轮领投方，也是SpaceX、Palantir、Airbnb和Stripe的最大机构投资者。在这些行业中，这几家企业无疑都是“大赢家”。

关于幂律曲线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你是太空科技投资人，却没有投资SpaceX，你就会赔钱；如果你是社交媒体投资人，却没有投资Facebook，你也会赔钱；如果你是加密货币投资者，却没有投资Coinbase，你还是会赔钱。其实，每个行业都存在这种幂律分布的现象。

说回来，很多人看到国防科技产业时会想，“好吧，Anduril做到了，看来现在我们也可以进入这个市场空间，这太好了。”正如我所说，我很高兴这些公司能够做到。然而，如果只能有Anduril一家公司呢？如果有且只有这一个“赢家”呢？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赔钱。

我们最终可能会再次陷入这个循环：回报平平，投资者纷纷撤退，然后需要20年时间来重启市场，重新激发人们对这个市场的兴趣。所以说，这些炒作和繁荣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

桑蒂·鲁伊斯：我不想把整个采访都花在国防采购问题上，但还想请特雷再多谈一点。如果美国政府有意识改变现有采购模式，挑选“赢家”，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特雷·斯蒂芬斯：2024年4月，美国国防部颁布了名为CCA（协同作战飞机，实际上是一种自主战斗机）的合同。CCA合同的五个最终入围供应商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原子能公司、安杜里尔公司。在传统体系下，结果显而易见：美国政府会将合同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次美国空军真的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所以他们决定把合同订单给通用原子能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而不是洛克希德公司、诺斯罗普公司、波音公司。仔细想想，这真的很疯狂。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趋势，能够推动人们去承担他们以前可能不愿承担的风险——其实美国需要看到更多类似的举措。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原型机或试点项目（也就是某种研发计划）与重大武器开发计划之间存在显著区别。后者通常被称为国防部5000系列合同，且基本上都会被授予几家固定的大型公司，而这就是既定的运作方式。如果这种新模式运作得当，那么未来10年，也许我们会看到一半5000系列项目将由科技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大型公司来承担。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创设Anduril的核心信条：提高竞争力，争取那些真正的大合同，而不是担心是否能做出一个原型机或一段视频以勾起人们的兴趣。

▍美国如何利用进出口银行等政策工具战胜中国？

桑蒂·鲁伊斯：迈克尔，您不仅在国防基础工业方面经验丰富，同时也很了解美国政策应当如何支持关乎国家利益的新兴技术。可否谈谈你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我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正在努力保持自身领先地位，并继续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这种思考方式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助益，对美国至关重要，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重要性远远超越国防部的具体政策工具和国防装备。然而，我们有时过于关注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国防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吓阻中国行动。我认为，涉及多个部门的系统性政策协调也同样重要。如果每个人都从“避免美中爆发实际战争”出发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的竞争与威胁呢？

这就回到了美国目前奉行的对华遏制政策，诸如芯片出口管制等——这些更多是确实需要美国做好的“保护性行动”，但“提升性行动”也同样重要。我们如何将技术输出到世界各地，同时确保能够制定对未来至关重要的技术标准？我为美国政府工作时，曾深度参与规模庞大的“华为战争”。当时，我们曾陷入不幸境地，因为我们一些最强大的盟友把华为纳入他们的基础设施之中，而我们几乎是乞求他们剥离和排除华为产品。

对于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机遇巨大，并应该极力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致力于确保美国能在全球范围内主导人工智能标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可能与建设我们的国防基础同样重要。

桑蒂·鲁伊斯：您从参加“华为战争”的经历中学到哪些战术经验？正如您所说，我们不得不乞求盟友的支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哪些做法行之有效，哪些做法是白费功夫？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我们当时面临的挑战是“美国没有准备对华替代方案”，这导致我们与盟友的对话总是陷入尴尬境地。我们会列出一份详细的情报报告，解释“为什么华为非常恶劣”。这时他们会问，“好吧，那你们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这时往往回复，“去买一些诺基亚或爱立信，也许我们可以帮忙。”所以，你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带着一箱钱去这些国家，而美国却带去一场说教”——这几乎成了美国执行很多外交政策时的一个笑话。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在当前的科技浪潮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美国是最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发源地，也是最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发源地。我们掌握有关人工智能的成套先进技术，可以向那些感兴趣的国家出口解决方案。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我们有责任利用既有发展资源，无论这些资源来自发展融资公司（DFC）、进出口银行（Ex-Im Bank），还是国际开发署（USAID）。这些机构专门为美国出口和海外拓展提供资金支持。我们真的需要更加关注这些机构。

桑蒂·鲁伊斯：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太熟悉进出口银行的运作方式，可否再花两分钟加以解释，美国政府可以如何利用这些大额资金？

特雷·斯蒂芬斯：你是指“波音国际银行”吗？美国80%涉及进出口银行的资金都流向了波音公司。感谢美国纳税人。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机构面临的挑战是，它们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出口实物硬件。波音公司是最著名的例子：当海外国家航空公司可能需要购买新飞机时，美国政府会以某种形式提供补贴，帮助它们购买波音或其他美制飞机，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波音生产的飞机。

然而，我认为，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这些机构能否助力出口其他产品，特别是飞机、风力涡轮机、石油管道以外的产品？例如，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是软件，而这恰恰也是我认为这些机构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桑蒂·鲁伊斯：特雷，国防部除了整顿好内部事务和优化联邦采购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更好帮助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

特雷·斯蒂芬斯：我认为，制造业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至关重要。我们从乌克兰战争中学到的最关键一课就是，如果美国与另一大国爆发持久冲突，弹药将在八天内耗尽——注意，不是八年，也不是八个月，而是八天。

如果你看看美国在冲突初期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毒刺”防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其实都是冷战时期研发，并付诸制造的技术，但生产线现在已完全关闭。当我们想要重启供应时，雷神公司甚至不得不让一些已退休的工程师重新上岗。过去30年，美国国防工业已被严重削弱，将制造业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了中国。这本应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但许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显然是，很多工作岗位都被外包到了海外。实际上，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工作岗位，更是熟练劳动力。

三年前，我创立了一家消费硬件公司作为副业。我很快发现，问题不仅是中国劳动力更便宜，或是相关零部件因为有政府补贴而更易从中国获得，而是除了从中国进口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选择。想在美国生产这些零部件，甚至不是钱的问题——事实上，无论你愿意支付多少钱，美国本土都没有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人力。

现在，美国的国防制造领域也处于类似境地。我们被要求以高精度、大规模推进相关工作，但同时波音飞机舱门却在飞行中脱落，而美国宇航员也因为关键系统操作失误被困在太空长达九个月之久。放在2024年，就像是制造业版本的“蠢蛋进化论” (Idiocracy)，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桑蒂·鲁伊斯：美国该如何从零开始培养某些类型的熟练劳动力？对于那些已40年未曾制造的产品，我们该如何从头起步？

特雷·斯蒂芬斯：这涉及很多方面，但我认为，这是科技界发挥作用的绝佳机会。目前，有几家非常有趣的公司正在从事先进制造领域工作。例如，一家名为Hadrian的公司正将自动化技术引入制造业。再如，我们Founders Fund投资的一家名为Layup Parts的公司，正在制作碳纤维原型，这对航空航天产业非常重要。此外，一家叫Dirac的公司，能够生成自动化装配指令：只要上传一个CAD文件，就能生成装配指令。这些来自科技界的创新都有望助力美国重启制造业。

在Anduril，我们的应对策略除了整合，并与这些公司合作（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以外，还包括建造一个超级工厂（Gigafactory）。如果你回顾就会发现，在特斯拉建立超级工厂之前，通用汽车谈论其电动车制造时，曾预测他们产量之低令人发指。

然后，埃隆·马斯克来了，他说：“我们要造50万辆车”，我记得这就是他最早提出的数字。所有人都说：“你疯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供应链根本不存在。”随后，马斯克说：“我们要建造一家电池工厂，再在旁边新建一家汽车制造厂。我们要优化供应链，从零开始引入大量自动化工序。我们将从头开始构建一个灵活、模块化，并以软件驱动，而非传统系统驱动的体系。我们不再需要处理任何传统系统的遗留问题”。结果，他做到了，不仅实现目标，甚至还超额完成任务。

我认为美国在国防领域也要采取相似的策略。2024年10 月，我们在Anduril推出了名为“军工厂”（Arsenal）的项目，目前还处于选址阶段，计划在美国某地投建一个占地500万平方英尺的制造园区。

我们计划的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毒刺”导弹，我们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如果我们需要下一代“走鹃”（Roadrunner）截击机，我们就可以迅速调整生产线开始转产。如果需要制造战斗机，我们也能够迅速调整产线，切换到战斗机生产。这必将是非常昂贵且长期的项目，但必须有人去做，否则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麻烦。

▍对中国技术“脱钩断链”是否会反噬美国企业？

桑蒂·鲁伊斯：迈克尔，我想问你一个相关问题。在你提到的“保护与促进”框架中，你一直主张采取一种轻触式的，且支持产业发展的监管方法。但你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很多同僚都非常担心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的中国“渗透”美国供应链问题，包括无人机、起重机、芯片等。你如何确保排除这些中国零部件的同时，却不对美国企业增加巨大的负担？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嗯，是的，这确实很困难。首先，你需要识别出哪些是最关键的技术，并确保它们不存在漏洞和弱点。我在五角大楼任职期间，我们曾启动了一个美国国产无人机计划，试图找到一种方式将大疆从国防部供应链中剔除，并引入组件经过审查和批准的“蓝色认证”无人机。

拜登政府时期，你也看到了一些关于起重机的行动。在美国最大的港口中，大多数船岸起重机由中国企业振华港机（ZPMC）生产。如果认为这种技术不会带来任何风险，那简直太天真可笑了。这也是目前正在被关注的问题之一。

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思考这个问题——理解哪些技术对于美国的正常运作最为关键或最为脆弱敏感，这直接关系到如何划定政策红线。

桑蒂·鲁伊斯：在划分优先级的时候，你遇到过挑战吗？最近对美国产业政策最常见的批评意见就是，“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列为优先项，那就等于没有优先项。”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是的，这个确实很难。我认为如何划定界限仍然是一个挑战。一些显而易见的优先项从特朗普政府延续到了拜登政府，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尖端的先进半导体。

如果你坚信中国开发人工智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获取高端芯片，那么对华施加芯片出口限制就非常合理。然而，对一个技术不断迭代更新的领域采取及时有效的限制其实非常困难。美国商务部下辖工业与安全局（BIS）负责制定这些出口管制政策——让他们保持警觉，并跟上最新技术进展其实难度不小。

出口管制的过程往往漏洞百出。你可以对一些芯片实施出口管制，但真正执行这些管制，并确保芯片不会通过其他方式流入中国却非常困难。毕竟，还存在其他“后门渠道”。

我不久前看到《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一家叫“科大讯飞”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专注于语音识别技术。科大讯飞尽管无法直接购买A100芯片，但能够通过这些集群训练其模型。这就好像“打地鼠”的游戏，需要美国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持续应对。

▍美国下一届政府是否会看到更多的技术人才？

桑蒂·鲁伊斯：特雷，您对制造业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

特雷·斯蒂芬斯：我认为人才是关键。俄罗斯和中国有扶持人才的国家计划，而在美国，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我们的精英阶层已基本上不愿解决任何重要问题了。他们只想着制作猴子的表情包（编者按：此处可能指基于非同质化代币的“无聊猿”表情包），这真的很令人恼火。而像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这样的人则离开科技行业，选择从事公共服务，接受大幅薪资削减，每天上班面对一群“难搞”的人，但却真正为美国带来了亟需的改变。

有些人说“你必须专注于有限的事项”，这更像是在找借口。我认为正确的答案是：“不，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有效运行的国家，我们应该让有才华的人在政府工作，以确保政府正常运转”——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大众的错，因为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没有选择去政府工作，也许他们应该去试试。

桑蒂·鲁伊斯：我想抛给二位一个新问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你们认为，相较上次，会有更多的科技人才前往华盛顿特区为政府工作吗？

特雷·斯蒂芬斯：我认为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特朗普政府是否邀请他们前来助阵；二是他们是否有意愿加入政府。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我认为后者问题更大，可能很多人不太愿意去。问题在于，这两方面能否匹配：拜登政府向我们展示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政府没有邀请他们——拜登内阁只有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拥有私营企业的工作经验，仅此一人。

我认为下一届政府需要愿意说：“嘿，如果我们希望埃隆·马斯克来主持一个委员会，我们就会想办法让他能施以拳脚。”这将释放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我也希望有些人参与进来，他们虽然不一定是政治敏锐的人，但却可以真正发挥作用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是的。我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持乐观态度，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帮忙。过去几年美国发生的变化已让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政府并没有解决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政府将更加渴求科技人才。

此外，与第一任期相比，对很多有志从事公共服务的科技界人士而言，进入重要政府角色的路径已变得更加清晰。特朗普选好内阁成员很关键，选好副部长和司局长也很重要。但归根结底，大多数科技政策工作都发生在这些层级之下。尤其是在科技和工程被广泛视为“次级问题”的环境中，如何将非常有才华的人安排到能够推动政策落地的职位其实非常重要。至于如何将科技和工程问题的优先级提升到第一顺位，则需要具备很高的政治敏感性。

▍美国科技政策的分类

桑蒂·鲁伊斯：迈克尔，每届政府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白宫组织架构，这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府管理结构。那么，在您任职期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架构方式有哪些经验教训？美国政府通过什么机制在联邦层面推动实施全谱系的科学和技术方略？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我认为，技术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用我的话说就是“国家技术政策”和“联邦技术政策”。

对于联邦技术政策，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利用技术更好履职尽责，从而更好为公民服务。这类工作通常由白宫下辖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联邦首席信息官（CIO）进行协调和领导。是否迁移到云端，应该采购什么软件等问题，都是各个OMB下辖机构需要作出的决策。通常，这类工作是不分党派属性的，只需要卓越的技术专家出手帮助政府提高运行效率。这一点至关重要。

然而，国家技术政策就很不一样。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我们当时的指导方针是确保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例如，如果已决定“确保美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那么需要制定哪些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在各个机构之间协调研发工作，使其资金支出结构与总统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在监管方面又该如何调整应对？

今天，围绕“是否要对大语言模型实施出口管制”我们已进行了充分讨论。是否应该对单个芯片实施出口管制？各个机构对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需要制定哪些规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属于国家技术政策范畴。根本意义上看，白宫的作用是召集和协调。

技术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涉及众多机构的利益。以商业无人机运营为例，很多人希望通过无人机向家庭地址运送包裹。你可能会想：“我们只需要让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批准就行。”但实际上，这还牵扯到更多利益相关方。例如，能源部不希望无人机飞临其设施上空。再如，国土安全部关切无人机的使用安全，特别担心在美国境内发生的特定事件或引发安全隐患。此外，国防部显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就需要把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召集在一起，让他们达成一致，这通常就是白宫扮演的角色。

桑蒂·鲁伊斯：特雷，我想回到您一开始提到的观点——政府中人通常都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国防授权法案》（NDAA）每年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这其实是一个每年都可以改变国防技术采购方式的机会。为什么没有人更加积极利用这一机会，以推动您认为“理所应当”的变化呢？

特雷·斯蒂芬斯：每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总会吸纳一些政策新变化，这些变化要么对技术行业有利，要么至少意图使技术行业受益。美国国会各个委员会在制定法案内容时，也确实考虑了这方面内容。自Anduril创立以来的七年中，《国防授权法案》带来了很多值得庆祝的新变化，我可以举很多例子。

其实问题并非“抓不住机会”。我不确定政策就是产生这些变化的核心驱动力，文化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大。你可以找到一些中等聪明的人——我不是说超级聪明的天才，而是中等聪明的人——他们本意善良，热爱自己的国家，是爱国者，但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无法做出复杂的决定。这并不是批评他们。总的来说，我尊重政府雇员，他们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但今天的世界远比18世纪复杂得多。你可以说，美国开国元勋们几乎阅完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文献，这在当时确实可以做到令人信服。

但到2024年，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所系的两位教授，他们可能都没读过彼此的研究著作。世界已趋于无限复杂。要求没有技术背景的人，判断未来10年有望改变世界面貌的核心技术，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既是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没有能遏制住公务员的文化堕落和志趣平庸，同时也是技术行业的责任，因为产业界也没有挺身而出去填补这些空白。

▍美国武器制造的成本难题

桑蒂·鲁伊斯：以我对乌克兰战争军事经验的朴素理解，我们需要大量廉价无人机，更多廉价无人机。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种观点吗？

特雷·斯蒂芬斯：在乌克兰战争初期，很多媒体认为乌克兰不愿使用美国的装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美国对乌提供的防务装备昂贵而精密——这些装备一旦被GPS干扰等电子战手段所压制而失效，就会造成数百万美元的设备损失。显然，乌克兰人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大规模消耗这些昂贵的装备。

这同样适用于一些在大国冲突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高端武器系统，包括“爱国者”导弹。美国发射“爱国者”导弹，每枚成本约为225万美元，而对于美国盟友，成本约为400万美元，而且他们通常会同时发射两枚，以提高攻击精确度。

伊朗沙赫德航空公司（Shahed）研发的无人机，成本仅为18万美元。从成本角度看，用两枚价值8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对抗一架价值18万美元的无人机，无论是否成功摧毁目标，我们实际上都在承受损失。

伊朗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向以色列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实，他们并不指望所有无人机都能突破防御，且对以色列公民造成实质性伤害。相反，伊朗的战略是“用价值2000万美元的‘垃圾堆’发起攻击，而迫使以色列动用价值10亿美元的资源进行应对。”

这种经济消耗战难以为继，最终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我们在Anduril的战略是，尽快在战场上部署低成本、可消耗的武器系统，同时确保这些系统具有大规模量产和快速扩产的可能性。这就是未来战争的方向，也是我们对手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向这一领域大规模投资，而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桑蒂·鲁伊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愚蠢。虽然美国经历了20年的“治安战”，但我们并不是刚从一场大国冲突中走出来，然后正在为新的大国冲突建造战舰。我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才从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中意识到美国国防体系经不起损耗的问题？这真的很令人惊讶。为什么我们没有在15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特雷·斯蒂芬斯：正如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所述，这个问题实际上事关威慑：如果真的卷入冲突，美国希望能够快速取胜，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希望获得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让冲突变得“不可想象”，因为对手开战前就知道，他们注定惨败。

这种策略在冷战期间之所以长期行之有效，就是因为其可信度——当时核战争是一种现实威胁。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个了。我不知道伊朗是否有人会想：“如果我们向美国再次发射导弹，美国就会用核弹轰击德黑兰。”显然，我们并不会轰炸德黑兰，因为这太疯狂了。

所以，美国必须开发新的威慑手段才能应对下一代战争。技术变化正把我们带入战争新范式，但我们在许多方面却仍停留在旧范式中：我们建造一艘航母要花150亿美元，制造一架战斗机花1.8亿美元。这种模式已经过时，变得无足轻重，但我们的大部分资金依然流向这些领域。

桑蒂·鲁伊斯：最后问两位各一个问题。迈克尔，您推动美国面向欧洲国家的科技深度合作，并在某些领域获得成功，而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共同价值观。但欧洲人讨厌创新，所以您究竟如何与他们达成合作？

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美国应该继续以身作则，持续在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对盟友抱有最美好的希望。但现实情况是，欧洲国家毕竟是美国的盟友和朋友，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并祈祷他们能跟得上趟。

特雷·斯蒂芬斯：欧洲人往往设立多重目标，似乎不明白自己可能在做蠢事。

桑蒂·鲁伊斯：特雷，最后一个问题。这完全是出于我的个人兴趣：为什么国防领域的人总喜欢把美国士兵称为“美国战争斗士”（American warfighter），而不直接说“战士”（warrior）？明明现在已有“战士”一词。

特雷·斯蒂芬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个人都是“战士”：每个人都是步兵，拿着枪上战场。当时没有空军，只有陆军航空兵团（Army Air Corps），也没有中央情报局（CIA），那时它是国防机构的一部分。因此，那时每个人都被称为“战士”，因为他们都可能参加战斗。然而，现代战争完全不是这样，需要大量情报人员、维修人员、后勤人员等等，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一线作战。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技术革命的冲击与重构”之十五，编译自“治国方略”（statecraft）网站，原题为《如何重建民主兵工厂（How to Rebuild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