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的收藏品中有一件四野军邮实寄封，这件军邮封不仅见证了解放战争时期四野部队风卷残云解放广西的大进军，更难得的是还见证了发生在桂北地区的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为了发现这件军邮封背后的故事，于是有了一次穿越时空的追寻。
军邮封已有虫蛀残损，封面发黄，但封面章戳完整、字迹清晰，彰显着岁月的沧桑。军邮封正面盖着十分清晰的紫色军邮日戳，戳径34mm，为木刻三格式手填戳，上格为“第四野战军/四九”，下格为“147/军邮”，中格为留有手填空位的“年 月 日”，这是常见的四野部队番号戳戳式，军邮戳上的数字番号显示这是四野49军147师军邮用戳。日戳上方还有四野军邮封上常见的紫色楷体“★军邮免费”竖式长框戳。从军邮戳看，是四野野战部队寄发的军邮封。
军邮封为本埠寄递，由“桂林市军分区独立团”寄“桂林将军桥广西大学蔡志强先生启”。封反面有沿用的中华邮政汉英点线三格式“将军桥/一九五○/三月三日”投递戳。所书收件人名址是蓝色钢笔字迹，而发件单位名称则是黑色的毛笔书写。从发件单位名称看，这是军分区地方部队寄发的军邮封。
在军邮封的左下方，还有用红色印泥加盖的椭圆形公章，公章文字是“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政治处”，而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地方党领导的一支游击武装，以公章为据，这又是由游击队发出的军邮封。
在一枚军邮封上集中了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的多种信息，这在军邮封中是极为罕见的。出现这种现象需要研究和发掘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让我们沿着军邮封戳隐含的历史信息，走进那烽火硝烟的岁月……。
四野49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1948年11月，东野12纵改称四野49军。该军先后参加辽沈、平津、衡宝等重大战役。1949年11月，该军由湖南进军广西，担负接收城市和维护交通安全任务。1950年初，四野49军兼广西军区，该军所辖145、146、147三个师依次兼平乐、柳州、桂林军分区，部队就地参加剿匪作战。
在147师兼桂林军分区期间，该师所辖各团仍按野战军编制参加剿匪战斗。野战部队没有独立团编制，军邮封是由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发出的，这独立团又是怎样一支部队？加盖在军邮封上的桂北游击队公章为我们提供了追根溯源的线索。
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新形势下，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桂系集团统治中心、桂林市周边的灵川、全州、灌阳、龙胜等县相继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了桂北人民游击武装；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湘桂线铁路两侧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两年多浴血奋战，粉碎国民党军队反复围剿，桂北人民游击武装在战斗中发展壮大。1949年7月，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下属2个支队，12个大队，至1949年11月，部队发展到4700多人，开辟了桂北10个县近100万人口的游击区，形成了包围桂林的战略态势。在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桂北游击队指战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先后进行战斗300余次，歼敌7000余人，在战斗中，许多游击队员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衡宝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沿湘桂线南撤，桂北游击队于10月10日发布《总攻击令》，所辖各部连续发动攻势，伏击军车，中断湘桂铁路、公路。1949年11月6日，广西战役开始，桂北游击队积极配合第四野战军南下，为解放桂北、解放广西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广西解放，游击队由农村进入城市，1950年2月下旬，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奉命整编，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吴腾芳出任桂林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总队长全昭毅出任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团长，由总队下属第1、10、11等三个大队组成的主力支队改编为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其它9个大队则分别改编为各县大队和公安部队。至此，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踏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由桂北游击队寄发的四野军邮封是难得的军邮史研究素材，军邮封内件则是一份直接见证桂北游击战争的珍贵史料。封函信息相辅相成，通过对军邮封内件的研究，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军邮封产生的历史背景。
军邮封内件是一件保存完好的《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烈士证明书》，在证明书落款日期上加盖有一方大印章，篆体印文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关防”。文字内容如下：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烈士证明书
兹证明赵建谟同志系本队路东支队政工队副队长，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在全县石塘乡大塘屋突为国民党四十六军某团包围，赵同志於突围时牺牲，特此证明。
总队长兼政委吴腾芳（印）
公元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这份证明书的书写时间是在桂林解放后的第三个月，从证明书的题款看，此时游击队尚未整编，游击队领导人吴腾芳同志亲笔书写了这份烈士证明书。烈士的证明材料交由游击队政工部门处理，这就是军邮封封面上加盖总队政治处公章的原因。
此封正待寄发之际，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军分区部队，作为有正式编制的地方部队，公文函件应交军邮统一承办，既然军分区由147师兼，那么军分区独立团发出的邮件就可以走147师军邮局。于是，政工部门在信封上毛笔添加“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发件单位名称，名正言顺地交四野军邮收寄，加盖147师军邮戳记后再转地方邮局投递。
军邮封收件人地址是广西大学，难道烈士证明书与西大有关？查阅《广西大学校志》，在《革命烈士传略》章节见到了赵建谟烈士的简介：赵建谟（1926—1949），广西上思县永福乡人，1946年考入西大，1949年3月离校参加桂北游击队，1949年11月8日，所在部队在全县石塘乡大塘屋遭敌军围攻，壮烈牺牲。
大塘屋战场旧址
赵建谟烈士是上思人，而烈士证明书为什么还在桂林，这关系到烈士父母家人的命运，亲情如山，应该设法找到赵建谟烈士的家人。
2007年8月，笔者发函与上思党史办联系，党史办主任回电介绍了赵建谟烈士家属的情况：“赵建谟出生在上思县平福乡汪城屯一个富有家庭，其父亲赵炳荣曾任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任国民党上思县县长；1949年解放军南下，赵炳荣离开上思，再无音讯。”关于赵炳荣的下落，多年后终于有了结果。近日读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刊登的一篇论文，论文作者曾调查境外瑶族的迁徙历史，文中提到：“共和国成立之初，广西土匪横行，原国民党上思县县长、土匪头子赵炳荣盘踞十万大山，为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他到处征兵拉夫，如有不从以“通共”论处，有不少瑶族青年被迫参加土匪。1950年人民解放军平息十万大山土匪暴乱后，赵炳荣一伙败退越南，其中也有一部分瑶民跟随。”原来赵建谟的父亲潜逃后成了十万大山十恶不赦的匪首，《英雄虎胆》的反派原型之一。父子俩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人生的反差不可思议。
感到欣慰的是，通过上思党史办了解到，解放后，民政部门向赵建谟烈士的母亲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享受烈属待遇。
上思党史办的回复解答了最初的疑惑：赵建谟的烈士证明书不是寄发给家属的，极有可能是为西大即将召开的烈士追悼会提供书面证明。西大校志记载，1950年4月7日，广西大学隆重举行追悼烈士廖茂金、赵建谟大会，这两位烈士都是西大学生，参加桂北游击队作战牺牲。追悼大会上摆满花圈和挽联，挽联写道：
建国正需才，何竟惨遭敌毒手；
太平方肇始，挥毫洒泪吊英豪。
热血未空流，今朝锦绣河山毕竟是人民天下；
精神长不死，留取英雄楷模好教育我辈书生。
赵建谟烈士遗像
通过一件军邮封函的收藏与一位烈士结下了跨越时空的缘分。在与上思党史办函电往来中得知“全州县人民政府在大塘屋村建立烈士纪念碑，刻上了赵建谟的英名。”2008年春节假期，怀着对烈士的追思，来到大塘屋战场旧地祭拜。大塘屋村亦称“大塘富”，地处全州石塘、两河、枧塘三乡交界处。因地理位置偏远，群众基础好，桂北游击队在全州活动期间，一直将大塘屋村作为游击据点。当年的游击队驻地老屋还住着人家，山脚下寒风中耸立着一座简朴的烈士纪念碑，碑体上方有“大塘富烈士纪念塔”大字，字迹斑驳，已显沧桑。塔基镶嵌着四块青石碑文，正面碑文简述大塘富战斗经过，两侧碑文分别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的题字，背面一方石碑上镌刻着“大塘富之战烈士芳名”。将烈士芳名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感到十分诧异——竟然没有赵建谟的英名？
大塘富烈士纪念塔（左：修复前、右：修复后）
带着大塘屋之行留下的疑问，继续追寻大塘屋战斗的历史，寻觅赵建谟的英名。工作之余，查找资料，寻访桂北游击队前辈，透过硝烟谜雾，回望那战火纷飞的岁月、追忆一位普通的游击战士短暂而光荣的人生：
赵建谟幼年在南宁粤华小学读书，并在南宁继续初中学业。1940年日军入侵桂南，南宁沦陷，他随校迁到融县三江，初中毕业后加入广西学生军战地工作团，十三岁的少年，人比枪高，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昆仑关之战，经历了抗日战火的洗礼。昆仑关之战后国军收复南宁，赵建谟于1941年考入南宁高中，创办《绿洲》文艺月刊，宣传进步思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44年高中毕业后，往龙茗县中学任教。1946年考入广西大学政治系。
1949年5月初，赵建谟离开西大赴桂北游击区参加游击队，在人民武装斗争中英勇战斗，在一次遭遇战中，赵建谟与4位同志奉命坚守一座山，百多敌人疯狂进攻，同志们撤退了，他仍在坚持战斗，敌人始终无法占领山头。赵建谟在政工队任职期间勤奋工作，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赵建谟任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政工队副队长，率领一支30人的宣传和医疗队伍。
1949年11月6日，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11月8日，桂北游击队路东支队部和第一大队由灌江以东转移到全州石塘乡，准备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全州，部队连夜行军，凌晨3点到达大塘屋村驻地。
清晨，赵建谟带领政工队员在大塘屋村口的空地上召集村民表演文艺节目，开展宣传工作，向村民高声喊话：老乡们，马上就要解放了，解放后，就要实行土改，均分田地。老百姓就要翻身当家作主了！
桂北游击队部分指战员在全州解放后合影
就在政工队开展工作的同时，危险逼近，从全州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不甘失败，疯狂反扑，偷袭大塘屋。来袭的是白崇禧的正规部队第46军188师562团，800多敌军在熟悉地形的石塘乡保安队反动头目刘兴带领下，抢占了村外好几处山头，重机枪就架在离村口不远的山头上，游击队300余人被敌军三面包围。
一场黎明前最激烈的战斗打响。敌军几发炮弹在村口爆炸，当即有游击队员和村民伤亡。疯狂的敌军开始向游击队发动进攻。其先头部队突入大塘屋村，游击队奋起反击，展开巷战，与敌人殊死搏斗并向村后的后龙山突围。虽然游击队陷入重围，敌众我寡，处于劣势，但游击队英勇冲杀，敢打敢拼，越战越勇，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利用山石岩洞，树丛荆棘为依托射杀敌军。很快扭转了局势。战斗中，游击队员们士气高昂，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游击队在大塘屋村巷战并向后龙山突围战场旧址
赵建谟带领的政工队因做宣传工作，突围较迟，为了掩护6名徒手的女队员，赵建谟顽强战斗，持枪在山腰与敌对射周旋，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机枪击中，壮烈牺牲。赵建谟烈士在四野部队发起广西战役的第3天倒下，在黎明前的曙光中，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3岁。
大塘屋突围战持续到第二天下午才结束战斗。这一仗游击队毙敌30多人，其中包括敌营长连长各一。围攻游击队的敌军败退，但最终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1949年12月上旬，国民党46军188师在粤桂边被我解放大军全部歼灭。
大塘屋战斗有赵建模等14名游击队员牺牲，10人被俘，其中4人被俘后遭敌杀害。解放后，当地群众把分散安葬的18名烈士遗骸收集起来，按照民间的厚礼，合葬在大塘屋村村头并于1957年建立了烈士纪念塔。每到清明时节都有学生、群众和老游击队员前来扫墓，悼念牺牲的烈士。烈士纪念塔铭刻着12位烈士的英名：丁杨、原野、罗华、蒋小二、唐淑贞、邓鸾英、蒋老满、肖友成、肖老富、肖化文、蒋益、邓火生。有记者发文称漏刻的烈士英名还有：赵建模、刘美荆、蒋德龙、蒋玉生、蒋尚来、唐祚振、赵志生。
大塘富之战烈士芳名
纪念塔碑文铭刻的英烈姓名没有赵建谟，这里一定有什么原因。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全州县志》有关于大塘屋战斗的记载：“解放总队丁阳（赵建模）等指战员18人牺牲”。《上思县志》有赵建谟“参加‘爱群’游击队任政治服务员，化名丁洋”的记载。这说明赵建谟当年是以化名参加桂北游击队的，纪念碑上铭刻的烈士英名右起第一位是“丁杨”。同音的“丁阳”、“丁洋”、“丁杨”应该就是一个人——赵建谟的化名！
在调查中还发现，除赵建谟外，纪念塔碑文铭刻的烈士英名中至少还有两位是化名，其中“罗华”是刘美荆的化名。刘美荆，女，广西桂林市人，桂中学生，1949年10月化名“罗华”参加桂北游击队，与赵建谟同在政工队，任宣传员，在大塘屋战斗中刘美荆为抢救伤员壮烈牺牲，年仅17岁。
纪念塔上有赵建谟的化名，人民没有忘记赵建谟，没有忘记为人民解放牺牲的桂北游击队先烈，七十年过去，还有人还在追寻你们战斗的足迹。
随着时光的流逝，见证桂北游击战争的四野军邮封及烈士证明书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见证着革命前辈为了新中国奋勇前进的历史和光荣。
全州石塘镇大塘屋村战斗纪念雕塑（灵川灵田广场）
编 审｜文小静
审 核｜蒋龙飞
发 布｜全州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