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毅元帅逝世后，毛泽东亲临悼念。悼念完毕，毛主席环顾灵堂，突然发现了角落里的一幅挽联，不禁驻足细读：上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含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下联：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毛主席看过后，问这副挽联是谁写的。陈毅夫人张茜回答：张伯驹写的。”
1971年，陈毅元帅因癌症病重，病榻上的他依旧惦记着张伯驹的生活。那时的张伯驹正面临人生的低谷，工作丧失，身处困境，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
陈毅元帅虽身患重病，但依然心系友人，几次试图提供帮助。然而，由于身体状况和种种原因，他的努力未能实现。临终前，他将关切张伯驹的事情托付给周恩来，叮嘱要尽可能照顾张伯驹，哪怕在他离世之后，也希望能为他解决些实际困难。
张伯驹与陈毅元帅的友谊，源于他们共同的文化兴趣和对艺术的热爱。两人初次相识是在一次张伯驹举办的私人藏品展览会上，陈毅因对张伯驹的高风亮节和文化成就心生敬仰，特意前来观赏。
陈毅虽然身为军人，但他自幼受文人家庭熏陶，诗文才华出众，常常与毛主席一同吟咏。张伯驹则醉心于收藏与文学，尤其对古代字画情有独钟。两人的共同话题使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
然而，张伯驹的生活并不一帆风顺。张伯驹，生于1898年，河南项城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家族背景显赫，父亲张镇芳曾任清朝末代直隶总督，并且在政商界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影响力。张镇芳不仅是盐业银行的创办人，还在当时的中国金融界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家境富裕，张伯驹并未安于现状，而是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早早接触到文化艺术与军事知识。成年后，他被安排进入军界，先后在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麾下任职。然而，张伯驹对军事政治毫无兴趣，反感官场的尔虞我诈，最终选择辞去官职，回归家乡。
家中的富足生活并未让张伯驹安逸，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于是安排他在家族的盐业银行担任一个名义上的职位。在这里，张伯驹开始接触到一些珍贵的古董和文物，这些珍品多为清朝政府抵押给银行的物件，成为了他日后走上收藏之路的重要契机。
对于艺术的敏感和对历史的热爱，使得张伯驹逐渐从银行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古董和艺术收藏。
1927年，张伯驹在北京的琉璃厂闲逛时，偶然发现了一幅康熙帝亲笔书写的“丛碧山房”四字。这幅书法因笔法与其他已知的真迹略有不同，始终未能卖出，直到张伯驹识别出其真伪并果断收购。
与此同时，国家动荡不安，许多珍贵文物纷纷流落海外。张伯驹深感痛惜，尤其是恭亲王之孙浦伟将韩干的《照夜白图》卖至英国一事，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
随着时局变化，溥仪逃亡时带走的珍宝也在市场上频繁出现。张伯驹不顾自身财力的不足，多次参与竞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展子虔的《游春图》。
为了购得这幅作品，他不惜卖掉家中的房产，最终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将其收归囊中。张伯驹一生的收藏并非为了谋取利益，而是出于对国家文化遗产的深深热爱与责任感。
虽然张伯驹学识渊博，才情出众，但由于多年来专注于文学创作和艺术收藏，忽略了与社会的互动，且缺乏实用技能，导致他在事业上屡遭挫折。失去了工作后，生活陷入困境，张伯驹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过得颇为艰难。
得知张伯驹的困境后，陈毅深感痛惜，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决定伸出援手。通过联系吉林省委，陈毅为张伯驹争取到了一个职位——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伯驹接到这一消息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写信给陈毅，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深深的感动。
尽管他自己生活贫困，但张伯驹在新的岗位上并未吝啬自己的艺术收藏。他将自己珍藏的字画无偿捐赠给吉林博物馆，充实馆藏，并为博物馆的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并不在意物质的得失，而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国家这么大，总有人有些不如意，自己看字画还会走眼，看人就更难了。”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去世。得知这一消息后，张伯驹深感悲痛。他虽身处困境，却依旧以泪书写了挽联，表达对陈毅元帅深深的敬意与哀悼。挽联的署名，显现出张伯驹对这位元帅的无限敬仰，也让人感受到他在失去好友后的无尽哀伤。
毛主席得知陈毅元帅的去世以及张伯驹的生活困境后，深感关切。毛主席曾询问张伯驹的近况，得知他目前正面临经济上的窘迫，便指示周恩来要尽快着手解决张伯驹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