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企业社会责任
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社会价值
20年前，CSR（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中国新闻周刊率先在国内创办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活动，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传播和推动CSR理念的时政媒体。11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布《致成长：企业社会责任20年发展报告》。《报告》以调研、访谈、案例等形式，回溯责任成长，解码可持续发展，彰显责任之星。以下为《报告》中的系列访谈。
56岁辞官，转身公益的14年里，王振耀的工作更忙了。
有人评价他的选择是“下海”，也有人称其为“上岸”，他更愿意总结为“回归”，即回归社会、回归初心。“后半生我想用工作经验和知识，联结起更多的公益资源，完成让世界更美好的理想，这并非易事。”
他主张，“对于即将走向刑场的罪犯，如果他提出要捐款行善，我们也应接纳”。
这是一位谦逊温良的慈善家，他身板挺拔，松弛的眉眼间总是饱含着笑意，威严又可亲。
2005年，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见证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在任期间，他在汶川地震救灾过程中首创“一省帮一重灾县”对口支援模式；推动建立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参与孤儿津贴、老年人高龄津贴等多项国家基本社会福利制度的设立工作。
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以来，他对公益的研究仍在继续，试图向深挖潜出更多公益与企业共创社会价值的科学路径。
最近刚读完《史记》和《资治通鉴》，他又准备开始写书，计划在未来五到十年搭建起一座支撑中国“善经济”发展的“善知识”体系大厦。
2018年，王振耀曾提出，“世界进入‘善经济’发展阶段，人类文明正进入全面交汇时期”。一年后，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关口，正式开启“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逐步引领经济价值，“善经济”承担起经济社会转型的重任。
当前，商业加速向“善”聚拢，“善经济”发展现状如何？王振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责任成长“飞跃的20年”已超乎想象，未来需要更多专业力量开拓新知。
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图/张熠奇
“企业社会责任已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2005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年。那一年《公司法》第一次把社会责任写入准则，国务院国资委也出台了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如果以2005年为一个起点，您如何看待20年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成长？
王振耀：这20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飞跃的20年。20年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并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中国企业充分向世界展现了智慧、创新和贡献。
其中，慈善行为是很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开端，因为方式直接、效果直观，也是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维度。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落实到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我是时任司长，见证了中国政府第一次成立慈善处，这个处其实只有两个人，但筹备伊始就要办三件事：第一是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第二要颁发中华慈善奖；第三是要颁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也就是5年规划。20年来，《慈善法》正式施行并完成一轮修改，人人公益时代到来，企业参与公益的形式也多样化，这些自上而下的成长是超乎想象的。
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慈善法》正式出台，今年9月5日，新修改的《慈善法》正式施行。依法行善8年，您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了哪些进步？
王振耀：首先是应急慈善专章入法，独创了中国特色范式。新修改的《慈善法》新增“应急慈善”专章，明确了社会力量在国家应急体系中的功能角色，这在国际应急体系建设中是首创。
第二是数字慈善促进了社会在应急救援领域的协同与效率。2016年之前，中国在世界捐助指数（WGI）上的排名几乎垫底，到2022 年已跃升至第 51 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字慈善的发展。
第三是大额捐赠明显增加。过去8年，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累计超过8000亿元。自慈善法实施以来，中国慈善国际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展现了多元化的合作主体、广泛的合作领域和多样化的合作形式。
最后，政府积极鼓励慈善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民心相通，随着中国慈善组织“走出去”的步伐，中国慈善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善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善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中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
王振耀：目前中国“善经济”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表现为生活性服务业开始高度发展，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要求提高，精神需求增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标志。
趋势上也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商业逻辑的转变。过去商业竞争多关注产品数量和规模扩张，如今消费者追求品质更高、更能满足精神需求、具有情绪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对演出的需求热情高涨。
其次是产业结构优化，民生产业兴起，“一老一小”等民生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休闲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 “报春鸟”。
最后，社会组织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是社会创新的基本载体，能够运用捐赠、志愿服务等社会要素在多个领域进行创新。科技创新与 “善经济” 融合，极大地提升了公益活动的效率和透明度。
“社区公益的万亿金山待挖掘”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成长20年来，我们看到公益应用的场景正在向社区下沉，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振耀：国外70%—80%的捐赠是捐于社区，用于社区。美国、欧洲，甚至东亚一些国家都是如此。但中国不太一样，中国80%甚至更多的捐款来自慈善家和企业，公众捐款大概只在20%—30%，且多数用于社区之外。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能在社区和村庄内做到人人捐赠，每人每月捐一百块钱，那么一年就是一千两百块钱，以我们14亿人口的基数来计算可能一年就是一万多亿，何况还要加上物资和服务的捐赠以及社区互助，所以社区慈善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中国的社区慈善是一座金山，还远远没有开挖。从中国慈善的发展方向来看，应该把社区慈善的潜力挖掘出来，让慈善真正能够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这也是现代慈善的一个重大的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加入到责任实践中来，甚至培育了品牌公益项目。接下来，您认为有哪些极具价值的公益项目，值得被企业发现并大力培育？
王振耀：我国正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企业要重点关注“一老一小”这一民生保障的重点。“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朝阳”，牵动亿万家庭，贴近个人生活又关乎国计民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希望企业能紧密围绕国家政策，不断推动创新实践，确保项目落地生根，并努力打造成为全国性的示范标杆。另外，对于罕见病、大病救助，也需要慈善与社会力量的对接，企业和有关社会组织可以搭建平台促成资源向这部分群体倾斜。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中国公益研究院的创始院长，基于公益人才教育14年来的观察，您认为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公益人才？
王振耀：需要专业化、规模化、多样化的公益人才。当前的社会服务把很多问题单纯地视为道德问题而非学问研究，缺乏创新精神。我一直对凯撒写给西塞罗的一句评价深以为然:开拓人类知识的领域比开拓罗马帝国的疆土,更为伟大。
作为学者，在公益事业中承担的是增强政府、企业、学校等各方力量“对话意识”的枢纽作用。我认为理念先行是关键，所以需要专业人才不断开拓知识的边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止，革新不断。
“社会组织对善经济的到来还不太适应”
中国新闻周刊：从民政部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公益慈善类基金会在近十年数量实现翻倍，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已超1.5万家。这个数据背后意味着什么？“善经济”时代，社会组织应如何扮演好重要角色，实现量质双升？
王振耀：看到数据增势之外，也应该意识到一万多家慈善组织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比如英国已有十几万家慈善组织，还有专门国家级层面的慈善委员会。我国慈善组织在地区分布上也很不平衡，目前北京、广东、浙江排在前列，其余地区参差不齐。
这背后有多重原因，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不低于200 万元人民币，公募更高（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400 万元人民币，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更是不低于800 万元人民币），而美国仅需10美金。地区上的不均，部分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更重要的是对法规政策理解的偏差，《慈善法》是促进法，我认为应该先促进再严管，量放不开，质就很难提高。
另外，“质”的方面，社会已经对“善经济”的到来做出了回应，越来越多需求出现，企业开始关注商业向善，但社会组织还存在明显的不适应。这是一场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要加强创新，跟上来才行。
举一个例子，过去一年很火的“贵州村超”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这个活动在偏僻的乡村土地，凝聚起了深厚的乡村文化氛围，打造出现象级文化传播品牌，衍生出产业链发展乡村经济，是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创新之举，创造如此之大的社会价值，很值得社会组织借鉴和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公益性服务的内容、创意与实现工具等都与新质生产力密不可分。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公益事业进步？
王振耀：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该看到公益慈善事业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尤其是公益从业者，要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公益性、服务性的内容、项目、创意、使用工具等，都与新质生产力挂钩。
公益事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之地。尤其是使命型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就业机会、创造社会价值、引领社会创新方面大有可为，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练武场”。在新质生产力面前，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还不够，我们需要调整理念，要充分关注民生，关注身边小事。比如怎么解决耳蜗问题、拐杖问题、老人洗澡等问题，用公益慈善的情怀，激发新质生产力得以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