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如何纪念在我国成立考古学的傅斯年
孟宪民
全国正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其中《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论述，各地各业尤需关注。“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对“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一些我国历史知识”的“多次强调”提至空前高度，指出：“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
在我国成立现代考古学的傅斯年先生（下文前贤省去敬称），是山东人，他的文论曾以此自诩。山东省很有必要率先实践创新对傅斯年的纪念，聊城市全国唯有的傅斯年陈列馆修改陈列则是重要机遇。由于研究傅斯年的学者对考古不甚了解，而考古专家或更重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改陈会遇到些困难。感谢有关领导人邀请参与，促进我学习，并提出陈列及纪念需补充的内容。
聊城傅斯年陈列馆（图片来自网络）
一、生态文明“最高点”东昌城
名人著名在外，为故里增辉，而故里的纪念，重要的是揭示名人生长环境，这是别处无法替代的。所以名人对故里的描述文字最重要。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流经的聊城，乃水陆通枢、文化重镇，傅斯年生与斯，根在斯，家乡情思必刻镂至灵魂！《阴历九月十五日登东昌城》诗云：“我被这景儿召唤，登上城墙，一望弥漫。城里灯火四散……外面雪亮亮的白地一片，灰沉沉的霜堤远远相环。”这是傅留学后在1920年北京大学《新潮》月刊发表的，著作却应在国内。诗《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刊登较早，写的北京：“这城墙外面，紧贴着一湾碧青的流水……城下枕着水沟，里外通流。”若不是熟知和重视东昌城，很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对城市生态景观的感悟。傅斯年认为考古学“独异”是“因其与自然界有关”，实奠基聊城。
描述东昌城，康熙《聊城县志》较乾隆、嘉庆、宣统府县志，周详且富志趣，违反同一地方志修撰时期越晚越详细的一般规律，惜未引得城市研究者关注。该志说城池：“旧有土城，县附焉，盖淳化间徙博州於此而筑者……有水门，有钓桥，有潜洞，有闇门。”经观察可推想，聊城有类如赣州的能排涝且防洪的“福寿沟”，也创建于宋。该志说八景，专设“景致”节，更详。其“绿云春曙”言：“绿云，楼名，在府治西北，城角楼是也。”即说高级官员可直达城防，颇显雄略，也应属实。八景文化，中国特色，因苏轼题诗虔州（赣州前称）“八境台”名扬海内而产生，所以原始指的城市。聊城八景，城池内外七景，一景“巢陵遗牧”登城也可目及，最合“标准”。如同赣州，聊城也堪称我国古代城市生态文明典范。这部由傅斯年祖上傅以渐大学士作序的地方志，还说明后来者未必就是创新的，尤如现在人有些言行不及傅斯年。
傅斯年1928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说：“大乱上一回，生出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点。”这比他的至交、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名言——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早发表了十好几年。他们说的“文化”，不仅文学艺术，也不止中观的政治、经济、文化之文化，当为宏观的。对文化的解释，一直很复杂，冯国荣《论文化释义系统》文刊于《文史哲》，列出十类主要：如总和说，即文化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如习惯、规范、准则、舆论、价值观说；如文化事业、产业说；如十，与自然相对说、人化说。他认为与“最广义、最有涵盖性、最具普通说服力”标准最接近的是第十类，但与自然相对的应是人与社会。“文化”既然如此多解，而考古学“与自然界有关”，本文首句就不择所谓“文化思想”说法，以免误导了。傅斯年认知的文化，定包含他感念至深的东昌城。
人类文化与自然，相伴相生，发展为文明。城市是文明标志，与自然界联系密切，可称生态文明。“霜堤远远相环”的宋博州城，即后东昌府城，曾经也是生态文明“最高点”。其沿用至今的正方向正方形、边长1千米、十字街等分的形态，就是明证。对陈寅恪名言，学界推崇备至，却没人提到傅斯年，也少有提及城市的。今当弥补这一缺憾。
提出“生态文明遗产”及其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依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文化和自然遗产应被视为同种性质的整体，它不仅由具有巨大内在价值的作品组成，而且还包括随着时间流逝而具有文化或自然价值的较为一般的物品。”“由于保护、保存和展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因此，各成员国应尽可能以不再把文化和自然遗产视为国家发展的障碍，而应视为决定因素这样一种方法来指导该领域工作。”该建议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1972年同日通过，各国更须重视。生态文明遗产即整体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以聊城之类“城摞城”最典型，是我国改革“千城一面”的重要遗产资源，更属于建设“五位一体”现代文明的决定因素。
聊城光岳楼（图片来自网络）
山东、聊城给我的教益颇丰。由省文物局的台立业带领，我1991年初到聊城，在光岳楼，他告诉修缮前曾做考古解剖；后至曲阜，在孔庙我问古树为何多有支撑？他回答，烂根子，因附近水坑填掉建了楼房，排水不畅。我关注古建筑考古发掘、古城水系，如聊城龙王庙街的弯曲系因下面有古河道，进而思索生态文明遗产，这是开始。近来我多次到聊城，都为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事，感触有加：全国千百城市的“城摞城”，无论铲平毁废、大拆大建的如何，都很难消逝殆尽，都必须尽最大努力挽回不该的损失，遵循上述公约所说“采取为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这类遗产所需的适当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长远规划并逐步“恢复”曾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遗产。
聊城傅斯年陈列馆（图片来自网络）
二、现代考古学的“独异”宣言
傅斯年最显著的历史贡献，是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设考古组，并领导之，兢兢业业，终其一生。其实他很早就重视现代考古学，1919年在北京大学《新潮》发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说：“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几年后，北大《国学季刊》首期介绍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由主编胡适特约发表。该文道：“这次的发现除对于文化史有贡献外，对于农业田亩沟壕之变迁，天气之转徙，森林之胜衰，潜水之升降，河沙之增减，均有考据。”这对今人认知“与自然界有关”的现代考古学，以及国学，仍很有补益。
傅斯年的经典之作，影响最深远者，莫如《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尤其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中国考古学会首任理事长、曾是傅斯年下属的夏鼐为《敦煌考古漫记》序：“我这一册《漫记》，便是叙述这些动手动脚寻找材料的亲身经历。”当年夏鼐到敦煌考古，就是傅斯年派去的。继任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有文《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道：“这两句话很像是考古学的‘独立宣言’。”
这篇经典，其实也有专就考古发掘而言的：“又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物事，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的踪迹，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所以古史学在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这一见识，对新时代考古工作，仍是启发。
傅斯年自己宣言的，是考古学成立的“独异”。其讲演稿《考古学的新方法》刊于1930年《史学》：“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因其与自然界有关；与地质学是不能分开的，如离开了地质学，考古学就失其效用，考古学就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考古学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这讲演，正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殷墟发掘1929年在河南遇阻，转年傅斯年到山东会商省教育厅何思源，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任委员长。山东的现代考古学发掘，从此在龙山镇城子崖走上历史舞台。
章丘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摄影：杨昌鸣）
傅斯年的另篇经典是《〈城子崖〉序》，现少人提，需重视。其第一段有“第一”说：“这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的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我以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他自诩山东人在该文：“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乡导’。”纪念傅斯年，必得突出他认为“值得纪念”的事，并激励当今山东人奋发。
“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这样评说。城子崖遗址发掘及其报告当时就影响很大，1936年发掘良渚遗址的施昕更在考古报告《良渚》称：“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如《城子崖》《貔子窝》等等，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该处颇多水患，且沙洲纷纭，尚系沿江初成的砂地，因为环境良善，才有民族移居，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仿效之外，重要的是他曾从事地质研究，具备“地质气象常识”，理解傅斯年的旨趣，所以表达生态。良渚文化兴衰与生态演变的关系，现仍有待深入研究。而今，当年考古发现最多的良渚镇附近荀山片区，已生态大变，其一处遗址也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在遗憾，更是有必要逐步“恢复”的生态文明遗产。
陈在前书还道：“地质学传统，用当代考古学的眼光看，尤其难得。可惜这一传统除了在旧石器时代得以继承之外，在后来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史前考古学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其实历史考古学何尝不该引戒。聊城好几座历史时期城址，新时代尤需开展研究生态演变的考古工作。
傅斯年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一生的服务范围虽是多元的，但十之七八是学术及学术行政”，“在中国建设出地质学……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这不特说的就是自己。傅斯年也正是这样的前驱，是功在国家的考古学术行政第一人。
聊城傅斯年陈列馆（图片来自网络）
三、与今天文化遗产保管的联系
傅斯年的贡献很多，哪些是与祖国今天文化遗产保管工作联系着的，尚须加细检索、挖掘价值。纪念这一方面，对海峡两岸统一也很重要。
新中国伊始政务院的《为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令，大气磅礴，首段即：“查我国所有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今后对文化遗产的保管工作，为经常的文化建设工作之一。兹为保护上述古迹、文物、图书，除现有保护办法照旧适用，并制定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颁发外，特规定下列办法。”所说“照旧适用”的，应包括民国时期的古物保存法。傅斯年时为首任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据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文，也当是“促成了古物保管法的颁布和实施”的“领导”者。“保管”一词属习用，当为保存、保护、管理合称，出发点是保存，落实在管理。今中央提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新要求，管理就更须讲究了。
郑振铎（图片来自网络）
纪念傅斯年的这方面，要特别重视他的同辈学人郑振铎和王献唐。《郑振铎日记全编》有1947年3月27日“至中研院，访孟真，谈甚畅”；28日“又与孟真细谈一次”。虽未提谈什么，却可见他们早就认得。由郑振铎此后不久便发表《保存古物刍议》看，二位当年细谈甚畅的，很可能有祖国文化遗产保管的未来。郑振铎1949年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后副部长），转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至1958年牺牲，虽时仅九年，更为中国考古学术行政第一人。
他们神交当久。与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约同时，郑振铎完成《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著述。这部介绍埃及、希腊等地史前文明考古的书，使他成为第一位著作科学考古史的中国人。他1929年在提前发表的序文《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概括了考古发掘重要性：一将失去的古代重现；二直接与史迹面对面，不必依靠失真记载；三证明古代著作实不无真实成分，有时可知其构成原因。如傅斯年，郑振铎也在解答当时“疑古”问题。该文呼吁：为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有意义、有方法的发掘工作。这与傅斯年的旨趣，至为投契。
王献唐塑像（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当年细谈的，应有同样坚忍不拔抢救古籍的模范王献唐。王是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兼金石保存所所长，为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组织城子崖的发掘，后致力田野考古，取得重要成果，傅斯年赞他“乃考古及史学之一长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山东省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与郑振铎工作关系密切。郑1956年5月4日记：“五时半起，发致王献堂及舒两信。”这是为去山东准备。16日已在山东，“5时，即起身。准备发言提纲”。近有齐鲁晚报数字报刊《郑振铎两度山东行》文说：“下午，他对山东省文化干部作《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报告。”报告内容虽未见记载，但仅就题目而言，这一补充也至关重要。
我国实行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始自国务院1956年4月2日国二文习字第六号《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通知要求，首先就已知重要者“两个月内”提出保护单位名单并公布；还指出，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爱护乡土文物的积极性，“才能适应今天的新情况，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同年郑振铎发表讲话，指出“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并解答真正目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公布名单，发动群众，既是手段更是目的，依据是需求，本不该受研究深度、管理难度的干扰。这一点，至今有许多人不明白，新时代尤须注意。
山东省对国务院通知，理解最正确、执行最坚决，即按时公布1629处保护单位，数居全国第一，远超其他省市。转年《文物参考资料》编者文《各地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普查工作在开展中》称，已有“18个省一级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共三千五百余处”，“尤其是山东省召开的文物工作会议，在总结研究工作上，在发挥组织与推动作用上，都收到一定的效果；因此这期在前面登载了会议上的三个主要文件，以供参考”。这是郑振铎在推广山东经验。他1956年2月两次全国性会议讲话，都提到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方针，说这是要“把干部的力量使用在最必须的地方”，仍如一贯主张，毫无少列保护名单的意思。
王献唐.山东的历史和文物——在山东省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J].文物参考资料,1957,(02):9-14.
作为“主要文件”，王献唐的《山东的历史和文物》实也是对山东公布保护单位较多的释疑：“文物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文化的遗存，有保存在地面上的埋藏在地下的两类”，“历史不允许割断，重古轻今或轻今重古，统是偏差。因为一轻一重，就把轻视的文物破坏”，“这并不是说把它一齐包下来，而只是要求先不破坏，让那些专家们判断。也不是说我们这一代的专家就能完成判断工作……只是不断的向前进展，不断的发现新文物，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最后道：“为了祖国，为了现在和未来的全人民利益，要向蓄意破坏文物者作坚决斗争，要广为宣传教育，使保护文物成为群众性的工作，不可叫后代子孙批评我们说没有给他们留下祖传的珍贵遗产”。他阐明了对重点保护方针的正确理解，不是只将少数重点公布保护单位，为后代都要“留下”保存；所说不“一齐包下来”的系指当时修缮、发掘、搞公园等诉求，所以“只是要求先不破坏”。对国务院以及郑振铎等诸位领导人，王献唐是鼎力支持。可惜，前贤们的理想未能实现，若是实现，祖国文化遗产将少有破坏，十分丰硕，而两岸统一也许就会容易些。
王献唐的这篇经典，可比“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乃文物普查调查和公布保护单位工作之旨趣也！其名言“只是要求先不破坏”，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重大发展，堪称文化遗产保管的“独异”宣言。傅斯年1930年《致王献唐》信说：“如古迹之系统调查，乡人著作之搜集等，非群力不能为功。”他的旨趣也在发展，不过真正努力去实践创新的，还有另一位不可忘怀的山东人王献唐，在1956年。
今人还有山东省第一批保护单位“大部是根据志书查出的，很多没有经过实地考查”的说法，其实引的上述“主要文件”副省长讲话。那是他为“组织与推动”文物普查说的，不该成为品评山东工作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56年7月12日写着：“这批保护单位主要是依据地方志的记载及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确定的。经过复查后，1977年12月重新公布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146处。”由此看，那段旧事确是值得厘清、辨析的公案。其原因复杂，也应与人们对地方志及古遗址古墓葬的认知有关。方志修撰年代不甚久远，大体可信其记载者遗迹尚在，更有称故城“遗址存”的，显系还经实地查看。以山东的文明底蕴和学人水平，公布1629处保护单位“先不破坏”，绝不为过。
历史经验必须认真总结。近日，山东省政府网站发布《省政府大事记》（原载《山东省志·大事记》第二卷），有1956年《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目录（第一批）》，各类均为数字。其“古城址354处”真的很靠谱，令人兴奋，因拙文已几次提到李济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根据地方志对城址的统计。他说：“在东亚各民族中，最早的我群中国人是最积极的筑城者。著名的万里长城是他们这一活动的登峰造极之作。”“中国筑城的所有日期都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录在案。”“经考察，记载中的城垣有4478座。但这并非就是中国人修建过的全部城垣……所有这些只能靠考古发掘才能重见天日。”我觉得，他表达的是中国国情、特色和考古需求。事实上我国古城址究竟多少，至今也只该文数字精确，而山东省能最快做到公布名录为保护单位，确实十分难得。该著作很多年后才出有中文版，所以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时，想必与王献唐有至深交谈，王于是成就致力保存城址的“考古及史学之一长才”。我还认为，从众多城址出发，既然李济能做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那么今人由此探索中国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新问题，定非难不可及。
回到山东省政府网站。这种对我国首次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视，他省均无，说明山东仍领全国风气之先。现行《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规定，凡已知文物点都要登记公布“参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尚存昔日优秀传统，但贯彻起来实在也会很不容易。
傅斯年主张“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曾断言“推论是危险的事”，系指学术研究，非学术行政，与确定文物保护名单，更是两回事，不可混淆。他一生都在攻坚克难，不避危险，这和许多前贤是心灵相通的。陈毅副总理1960年审批国保时感到仅180处是羞耻，勃然认为定错也比破坏了强的多（在场者回忆），也与傅斯年是同样旨趣。
纪念傅斯年仍可启发当今。习近平总书记论考古，指示要“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将考古工作独异，并强调挖掘、整理、阐释考古成果需“会同”包括“生态”的多领域。之前，他还发出时代最强音：“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傅斯年若天堂有知，定会无比感奋。
实践创新必守正。所以，我们要建设好傅斯年陈列馆，发展为纪念馆、博物馆，来纪念傅斯年。
主要参考文献：
陈福康：《一代才华——郑振铎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
王献唐：《山东的历史和文物》，余修：《在山东省第一次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编者：《各地公布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普查工作在开展中》，《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张学书、李勇慧：《王献唐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孟宪民：《中国现代考古百年之始与开拓名胜先导的生态文明考古学》，《广州文博》，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