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柳芳，脱不下的体操服

一场奥运冠军和世界杯冠军之间的互呛，火了。

从国家队退役的前体操队运动员吴柳芳，在视频平台端起了“颜值主播”的饭碗，靠跳舞受打赏营生。但最近，她遭到了另一名国家队退役体操运动员、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木冠军管晨辰的批评。11月22日，管晨辰在她的评论区留言开怼，“前辈姐姐，你要擦就擦你的呗，就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了。”

管晨辰提到的“擦边”，是指吴柳芳在视频作品中，常穿着清凉，跳一些展示身材的性感舞蹈。对此，吴柳芳反唇相讥：“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与奥运摘金的管晨辰不同，吴柳芳在体操界昙花一现便匆匆谢幕。她曾在2010-2011年的体操世界杯获得过三个平衡木冠军、一个自由体操冠军，但在2012年因比赛失误受伤，从而错过伦敦奥运会，在2013年抱憾退役。

二人这场网络斗嘴，很快引发极大的关注。两天时间里，吴柳芳的账号粉丝量由不到10万，狂涨到240余万，她在23日晚的直播也吸引了76万人次观看，130万点赞。

目前，吴柳芳的账号因“违反社区规定”禁止被关注，其个人作品也从58条删除到7条，删掉的作品主要是性感热舞视频，留下来的作品中都穿着严实。

在被删掉的一则视频中，吴柳芳身穿2024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队运动服进行自我介绍，并与职业生涯所获奖牌合影。其平台的个人认证也写着“中国体操运动员，运动健将（已退役）”。

这似乎构成一个隐喻，吴柳芳脱下了体操服，却仍包裹在“退役体操运动员”的身份标签里。她想借此吸引关注，也因此引来风波。

管晨辰在11月25日回应媒体的采访时称，她留言“怼”吴柳芳，是因为自己接受不了用体操“擦边”。“一来我有体操情怀，见不得有人给体操带来负面影响，体操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二来，她的行为价值导向有问题。”

她举到了一些例子，例如，吴柳芳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置顶视频里，穿着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服装，直播时，扯上体操冠军的头衔。

或许管晨辰介意的是，吴柳芳在做“擦边”主播时，仍然穿着一件隐形的衣服——前女子体操国家队运动员的身份。这两个身份，在社会价值体系里被赋予悬殊的地位，甚至截然相反的感情色彩，而这种反差，也构成吴柳芳角色转折的张力。

运动员是一份职业生命极其短暂的工作，他们在度过意气风发的巅峰期，也就是不过二三十岁之后，仍面临着更为漫长的退役人生。有持续辉煌者，或担任公职、或创建商业品牌，如李宁、姚明、邓亚萍、郭晶晶，也有平淡者，如不为我们所知的更多人。

也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做起网红，与粉丝分享日常生活，偶尔直播带货、打造个人品牌，保持一定的曝光度。但这样的网红，仍不跳出以上两种“辉煌”或“平淡”的故事模板。

吴柳芳的特殊之处在于，“擦边”主播作为一种面向公众的职业，在被“观看”中重构了此前作为运动员时与观众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定位。

有一种替吴柳芳辩解的调侃是，她在直播间所穿的衣服，并不比作为运动员时要少。这个观点听起来粗糙，但可以引发思考：直观而言，作为运动员和作为“擦边”网红的区别，并不取决于表面上服装的多少，而取决于场合与观众的解读。

当运动员出现在竞技赛场时，所有的肢体动作都指向一种崇高的目的——“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这是一曲人类突破自身体能极限、追求力与美的赞歌。

在这种语境下，就社会规范而言，人们对运动员的注视里必不可能带着玩味和狎昵，相反，如果有人这么做，会被指认为“猥琐”。当运动员站在领奖台，收受到的目光更加充满崇拜与尊敬。

而“擦边”主播，则将上述的权力关系彻底倒转。简直没有更生动的案例，能够比短视频时代的“擦边”更适用于劳拉·穆尔维的“凝视”理论。

轻歌曼舞里，主播的肢体动作、镜头和音乐叙事，无不聚焦和凸显身体，制造视觉快感。男性通常是主动的观看者，而女性则是被观看者，体现出鲜明的性别权力结构。电影时代，这样的凝视尚属含蓄，需要学者抽丝剥茧，“擦边”短视频里，则体现得“直给”。

也因此，“擦边”主播会被赋予消极的道德判断和“有色眼镜”，视作“处在色情产业边缘的灰色地带”。

那么，对吴柳芳的道德指控就此成立了吗？

很难回答，因为“擦边”自身，也是一个暧昧的语义地带。它最早来源于体育赛事中的擦边球——虽然是一种界内状态，但会给人界外的观感。在媒介审查的语境下，“擦边”指代通过种种暗示性手段实现审核标准之外的效果，但其行为本身却在界内，本质上是“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主角和观众的默契”。

问题就在这里产生了。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边界”，倘若需要界定“擦边”、指认某种行为是软色情，恐怕需要公众对于“色情”和“低俗”形成一致的共识，再来厘定边界。

对每个个体而言，这条线再明晰不过。但对社会整体，这一线间却有可能是东非大裂谷，既深且长，能装进太多迥异的判断。

“史前身份”如何继承

在11月23日晚的直播里，吴柳芳为自己“和师妹拌嘴”占用公共资源而鞠躬致歉，还表示，自己过去性格内向，“虽然我嘴笨，但是我肢体协调，我就想可以利用我的肢体让大家开心。”

而管晨辰则在前述采访中指出，吴柳芳的行为在价值导向上存在不小的问题。“送孩子去练体操的家长会怎么想？练来练去也没什么出路，拿到冠军最后还是要‘擦边’？正在练体操的孩子会怎么想？退役以后也要和她一样？”

这反映了吴柳芳和管晨辰的根本分歧，在讨论吴柳芳的网红事业时，是否需要把她作为体操运动员集体中的一分子？来自集体的责任落在一位退役运动员身上，其延伸的边界应如何划定？

流量时代，网红入场的姿态可以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的凭借特殊的身份背景、学识技能和职业经历，也有的素人通过新闻事件偶然成名。八仙过海，往往渡往“321，上链接”的对岸。

从吴柳芳的视频作品来看，主动穿上巴黎奥运会运动服、跟过往的金牌合影，说明“体操冠军”是让她骄傲的人生上半场，也的确构成她面向镜头转型的“原始资本”。

只是，一旦站上流量的舞台，伦理便只有一套：过往的所有经历和身份都变成了被消费的对象，变成为了流量变现而不断包装和再创造的素材。

既然身份和成绩是实打实的，吴柳芳在开拓网红事业时，自然有充分的“消费”既往身份的权利和自由。但这种消费也意味着严肃性的消解。因为网红即使标榜了其过往的学历和职业身份，来到一块小小的竖屏前高频率互动时，就将观看与审判的权力交给了观众。

于是人们发现，无论以何种人设出场，“崩塌”是恒常的，“守正”却凤毛麟角，网红的职业伦理漫漶不清、欲说还休，近乎不存在。因为吸引眼球和遵守道德规范之间，有着根本的张力。

就如近期最为瞩目的“翻车”网红，依靠北大学历树立人设的羊毛月。

有人指出，吴柳芳的“擦边”身份有可能导致对女子体操运动员集体的污名化和性化。例如，有网友发现，一些在役女子体操队员的社交媒体账号，已经出现了“啥时学学吴师姐”的评论。

吴柳芳自然无法对这样不怀好意的评论负起直接责任，这是个有些“见仁见智”的问题：倘若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对集体的连带影响（哪怕是前集体），应如何自处？可以确定的是，个体难以为过于庞大的集体影响而负责，前者难以对后者实现有效控制。两者间的不对称，也将吴柳芳置于一种道德困境里。

猎取流量，是网红的生存本能，而遵守公序良俗的职业伦理，始终未在网红职业中清晰成型过。这种内在的悖论，不仅是吴柳芳一个人的故事。

11月25日，针对吴柳芳的“擦边”风波，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已经关注到了此事，由于吴柳芳是退役运动员，领导也还在研究如何处理和解决。对于退役运动员的管理问题，其称，“这个不好回复，对在役运动员都会有统一管理，但退役运动员一般有各自的单位，主要是由单位管。”

制造“擦边”的系统

为了理解吴柳芳的选择，人们开始关注她在退役后的境遇。在社交媒体上，她自2013年退役后的轨迹被零碎地拼凑起来：2014年进入北京体育大学深造，2019年进入杭州中享体育公司，作为一家民营机构的体操教练。在公益机构的报道中，吴柳芳还曾作为志愿者，参与关爱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

“中享体育”公众号曾为吴柳芳事件发文，提到，“很多退役运动员的未来职业发展也不是被安排好的，传统大众的认知是退役后就可以进入大学或体校从事教育行业，但是随着疫情、双减等各种大环境因素，编制岗位收缩，就业环境变差。并未获得过奥运冠军的吴柳芳，在各行各业都疯‘卷’的因素下，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求职者。”

这让人联想到电视剧《潜伏》里的台词：“这里有两根金条，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经济逻辑与道德逻辑，互相对立，且无法说服彼此。

如果吴柳芳的确因为“吃不起饭”而做“擦边”主播，似乎能够增加一些对其理解和包容的空间。但这仍是一种对其境况的假定，只有在山穷水尽时，做“擦边”主播才具有合理性吗？事实上，个体更为具体的遭遇和动机，是我们难以考察的。

巴黎奥运会期间，有报道指出，包括英国跳水运动员杰克·拉夫尔、塞浦路斯跳高运动员艾琳娜·库利琴科在内的多名奥运选手，在国外的成人网站上开通账号，做起了“擦边”网红，以纾解经济窘境。

当运动员呈现出集体性的流向时，值得追问的是，谁提供了通过“擦边”来挣钱的场域。

流量经济中，对身体的生产与消费已经发展为一套成熟的商业生态。尽管有内容创作者愤愤不平，认为“擦边”大行其道，是一种相当糟糕的奖励机制和商业行为，但这个市场仍然存在，对指责者报以无声的嗤笑。

市场存在，就会吸引源源不断的入局者。当市场为个体提供选项，要求个体谨守道德规范，势必形成一种约束，违背了个体的经济理性。

比起个体选择，对这个市场的规范，是更加重要的事。2023年，“清朗”整治短视频不良内容信息的专项活动明确提出，要治理刻意展示带有性暗示或性挑逗的“色情擦边”行为。

流量时代的神奇在于，一切关于价值的争论都会被作为注意力的燃料。被注意，是这个时代商业价值的来源。

上一次，吴柳芳作为运动员被注意，还是在2012年，一则名为《体操队三大奥运冠军无缘伦敦》的体育报道。标题里并没有她的位置，她出现在正文的倒数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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