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墓碑，被福建人承包好多年了

距离中国泉州港2368公里的日本东京港口岸，集装箱里静静躺着上百块墓碑。它们从福建惠安出发，目的地是日本的陵园。

四年前，由于福建惠安多数石雕厂停工，东京墓碑短缺，日本人需要排队购买[1]。

为什么日本要从中国进口墓碑？一生挑剔的日本人，为什么愿意选择惠安墓碑？

自古以来, 日本就有“冠婚葬祭”四大人生礼仪。去世之后能够体面地安葬，是日本人刻在骨子里的一大追求。

1873年起，日本施行了墓地开发管控制度，除了一些町村的共葬墓地外，新设墓地根本不被认可[2]；墓地少，墓里躺着的只能是日本贵族。大户人家的家族墓里，好几代人的骨灰济济一堂，世代传承[3]。

官方许可限制解除后，石材店可以与宗教法人和公益法人合作开发墓地。配合墓地贷款和保险业务，平民百姓也能早点买上墓地和墓碑[2]。

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民众的思想观念也相应转变，修墓在此后的四十年里成为了热潮[2]。

大量人口涌入都市，不再打算继承家乡的祖坟，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渐被强烈的个人意识取代，祭祀祖先的墓碑被石材店宣传为“纪念个人”的个性化物品，这种营销策略促使日本人在生前就为自己准备好墓地和墓碑[2]。

在这一背景下，墓碑逐渐成为日本石材产业的一大支柱[4]。但好景不长，自给自足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经济急速发展，环境污染成为全国性问题[5]。政府为保护自然环境，限制和停止了许多矿山的开采[6]。国内的石料产地规模不断缩减，不能短时间内交付大量品质统一的石材，也无法满足墓碑需求，日本开始从国外进口花岗岩，在本国加工[7]。

这一时期，邻居韩国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石材供应商。据日本海关统计，1987年财政年度，日本共计进口约30万吨花岗岩产品，其中将近一半来自韩国[8]。

但日本与韩国的石材交易没能维持太长时间。

据1990年《中国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报道记载，由于韩国的石材逐步停止出口、价格上扬，日本的墓碑石商社开始将目光转向原材料、劳动力和运输成本都比本国便宜一半以上的中国，甚至有几家公司直接提出希望进口福建、山东的石材，并准备来华考察[9]。

1993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花岗岩产品总额达161亿日元，比1989年增长了6倍，相比之下，日本从韩国的进口额则在同一时期减少了近四成[10]。

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土地价格下降，人口减少速度加快，建墓需求有增无减，日本不得不开始直接大量进口墓碑[2]。

乘着日本人“修墓热”的东风，福建开始进入日本墓碑市场。改革开放后，福建接的第一张外国石材订单就来自日本[11]。

根据材质、工艺、定制难度等方面的差异，福建惠安制作的墓碑价格基本在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而日本本土建造墓碑的平均价格，却高达五万到十五万元人民币[12]。拥有千年石雕技艺的惠安，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后来居上成为了日本人进口墓碑的首要选择。

到1992年年底，惠安全县就已兴办了307家墓碑生产企业，年产值近八成为出口所得[13]。2000年12月，日本石材新闻社对22家有代表性的惠安县崇武镇石材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以日本为主要出口国的有17家企业，百分之百依赖日本出口的则有8家之多[14]。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出口经验，惠安墓碑在日本丧葬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

据日本石材产业协会的统计，2018年在日本国内流通的墓碑中，8~9成来自隔海相望的中国，其中很多都由福建的工厂加工[15]。

单从墓碑的原材料——花岗岩来看，福建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地处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三大板块交汇作用的福建，是全球构造岩浆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6]。频繁的地壳活动使花岗岩地貌成为福建三大主要岩石地貌[17][18]，光是惠安，就拥有近亿立方米储存量的花岗岩[19]。

丰富的储藏量助力福建成为中国重要的花岗岩生产基地[20]，1998年，福建省花岗岩出口创汇达4.23亿美元，占全国花岗岩出口额的四分之三[21]。

不仅产量大，福建花岗岩还花色齐全，质地优良，列入国家统一编号的就有近80种，其中至少有6种是日本墓碑常用的花岗岩品种[22][23]。

基于如此丰富的石料储备，晋唐时期的惠安人就已经开始在陵墓中进行雕刻；明朝时官僚墓葬制度松懈，流行起厚葬，在朝为官的惠安人较多，推动了各种牌坊、墓葬石雕品的盛行[24]；清代更是进一步开拓了台湾和东南亚市场，让大型佛像、建筑走出国门[25]。

20世纪60年代，家族相携、师徒相传的小作坊逐渐向石雕工厂转型，五峰石雕厂、溪底石雕厂相继在惠安崇武镇建立。改革开放为惠安石雕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一批镇办、村办、联营、个体的石雕企业不断涌现，惠安石雕的产业发展逐渐完善[25]。

90年代打入日本市场后[13]，随着大量订单的涌入，惠安石雕产业链趋于成熟，进入流水线生产的新阶段，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技术最先进、加工能力最强的石雕工艺生产基地，不仅承接碑石与祭祀雕刻，还开展园林景观雕刻、宗教艺术雕刻、石建筑与构件、工艺美术石雕等多个领域的业务[25][26]。

大规模的石雕石材工业园区集聚于惠安，原材料加工、石制品雕刻等前端产业与包装、销售等后端产业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条智能化、规模化的石雕出海产业链[27]，超过95%的石雕产品在这里生产加工并远销海外[25]。

在产业链末端的销售环节，惠安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天然良港，也为石雕的外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19]。

水路运输运量大，能够节省石雕等大宗货物跨江或跨海运输的能耗成本[28]。福建省的310条沿海集装箱航线近半数为外贸线[29]，其中，泉州石湖港每周就有一班发往日本的直航航线，航程仅需4天[30]。一笔墓碑订单从日本到达惠安，只需3到4周客户就能确认收货[23][31][32]。

四年前的墓碑短缺，也让日本人意识到，离开了惠安的墓碑，他们甚至很难按传统习俗体面地准时下葬。

泉州石材商会首席副会长曾表示：“日本订单复杂、难做，验货标准又极其严格，交货期又短。”[11]

人生的最后阶段，日本人格外谨慎。“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观念的加持下，对一块精美墓碑的追求更加执着。

在日本，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共存[33]，信徒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人口，一个人同时信仰多种宗教的情况很常见[34]。全国宗教信众中，有半数为神道教信徒，佛教信徒占比超40%[35]。

这两种宗教的观念植根于“万物有灵论”[37]，信众认同现世和来世的概念[38]，相信人死之后是有灵魂的，灵魂不灭且可以再生为人[39]。

墓碑正是逝者灵魂的居所，重要性不亚于生者的房子。没有人希望自己死后成为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信徒们对墓碑也就格外重视。

“自然崇拜”的宗教观念推崇石头具有超自然的力量[40]，信徒相信“石神”的存在，许多宗教场所将石头奉为神物[41]，雕出石佛或用于存放佛陀骨灰的石塔[42]，石头因此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意义。

墓碑是轮回转化过程中的纪念碑，为了延续纪念意义，在选择墓碑材料时日本人倾向于持久耐用的天然石材，以实现灵魂的永恒。

天然石材和化学建材不一样，多少会有点缺陷，但日本人却把天然石材当作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去对待[11]。质量上要坚硬密实，外观上要形状规整、色调均匀、花纹一致，不能有色差、色斑、裂隙等缺陷[6]；加工后的墓碑成品要求光滑平整，光泽度要达到95度以上[44]。

中日墓碑交易中，没有明确的验货标准和行业标准[11]，实物的外观和想象中的有区别，运输、安装过程中产生缺角、划痕，因长久风化导致的颜色变化都在索赔案例中出现过[45]。

日本北海道的一家商社曾向中国工厂订购一套西式墓石，订单上写的是“本磨”，工厂生产出一批打磨抛光的产品发往日本，客户却声称“本磨”是“亚光”，工厂又紧急改做亚光款，但到货后日方竟然提出近20万日元的无理索赔，理由之一竟是用户择日安装需预定酒店和请客[45]。

尽管如此，长期的贸易往来让双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提高了相互的信任度，惠安作为首个“世界石雕之都”[26]，凭借精湛且历史悠久的雕刻技艺让日本人折服。

惠安石雕多以小錾为工具，在细节处理上更加精致细腻[46]，非常契合日本人的审美和处事习惯。独创的影雕工艺，结合了绘画与石雕技法的“针黑白”，用不同大小的钢钎，凿出大小粗细、深浅疏密不同的网点，从而形成不同的黑白层次[27]。

影雕工艺让个性化的照片定制成为可能，一些石雕公司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为海外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例如，被不少日本石材界人士称为“三佳”之二的联群石材和豪翔石材，就采用了日式的加工技术和工厂管理模式，只有日本最优秀的石材工厂，才能与之相匹敌[47]。

不过近年来，因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减少，日本已经大力提倡新型墓葬方式，墓碑需求量在逐渐下降，从中国进口的量也变少了[48]。

但惠安石雕不只有这一个“近邻”客户，其出口总额占全国石雕产品出口总额的40%左右，产品远销东南亚、韩国及欧美等30多个国家[27]；美国华盛顿特区潮汐湖畔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石像、矗立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河旁的郑和像，均出自惠安雕刻艺术家之手[49]。

太平洋上运输墓碑的集装箱不再像往日那般热闹，在日本，几十年来产自惠安的墓碑依然无言地伫立。更多的惠安石雕漂洋过海，立于更遥远的土地。

撰文 | 阿娃 栗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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