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奠定革命坚实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敢为人先的铜鼓人民开始觉醒，并迅速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中……。1919年5月，铜鼓县学生联合会成立，是宜春境内建立的第一个社会团体。铜鼓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于6月7日组织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县掀起。
1925年12月，在南昌、九江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铜鼓一批进步知识青年陈葆元、樊任民等人，于同年夏天相继毕业后，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原籍铜鼓从事革命活动，在县城柳林街“公有号”裱画店秘密成立中共铜鼓支部。这个党组织最初只有五名党员，是宜春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之后，随着党员队伍的日益扩大和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共铜鼓支部于1926年12月扩建为中共铜鼓党团中心支部，然后于1927年6月由中共铜鼓党团中心支部升格为中共铜鼓县委。
1926年2月，铜鼓县城纸工会成立，是宜春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随即，石桥、金锡、胆坑等地先后秘密建立包括纸工、竹木、航业、理发、店员、雇工、缝纫、五金等行业的工会组织。当时纸业最为兴盛的上庄于同年3月成立了吴楚纸工会，并于5月举行了大罢工，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成为铜鼓历史上第一次罢工运动，史称“上庄放槽”。6月，铜鼓第七区农民协会在高桥胆坑成立，是宜春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接着，第六区的幽居、柏树一带及其他地方的农会组织也次第诞生。
中共铜鼓地方党组织和工农会等群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不但为铜鼓的大革命运动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而且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信念坚定、斗争经验丰富、勇于献身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强骨干，为后来土地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支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有关工作后，便在浏阳工农义勇队党代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同志的陪同下奔赴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当途经浏阳张家坊的七溪坳时，遇国民党团防队员扣留，在押往张家坊团防局的途中，毛泽东在潘心源、毛泽民、易子义的掩护下和在排埠月形湾当地农民协会会员陈久兴的帮助下机智脱险，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8月20日，浏阳工农义勇队挺进铜鼓，于城郊帅家坝遭国民党铜鼓县人民自卫队抵抗，在中共铜鼓县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义勇队占领县城。浏阳工农义勇队进驻铜鼓县城后，中共铜鼓县委在柳林街设立招募站，派出十二路招募员协助部队招募新兵，全县有160多名革命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为使浏阳工农义勇队能在铜鼓安全休整，中共铜鼓县委立即从工农骨干中抽调一批人员，赴各交通要道站岗放哨、侦察敌情。
9月11日，驻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举行起义。当日，进军浏阳白沙时，沿途群众自发为部队送茶送水，铜鼓石桥的老百姓还煮好稀饭在路旁慰劳干部战士，有的群众还主动为部队抬担架、做挑夫，踊跃支前。当日中午时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到达铜浏边界的上庄，受到上庄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时，铜鼓高桥英溪工农队赶到上庄与第三团汇合参加秋收起义。英溪工农队虽然装备很差，多是梭镖、大刀，但个个彪悍勇猛，善于肉搏拼杀，为三团起义首战告捷立下汗马功劳。9月15日，在起义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于当日下午抵达铜鼓排埠，利山老人了解到是秋收起义部队，是来打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的，便主动将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
9月17日晨，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撤离排埠。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离开铜鼓上井冈山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卷土重来，在铜鼓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骨干。在此期间，全县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2007年8月，在铜鼓举办的“秋收起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理论研讨会上，毛泽东嫡孙毛新宇说：“爷爷在铜鼓经历了一次遇险，如果没有铜鼓人民帮助他脱险，也就没有伟大的秋收起义了。”毛新宇在讲话中还说：“这里的人民为我爷爷当年发动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三、合力创建湘鄂赣苏区
1928年9月中旬，红五军主力第一次上井冈山的行动计划失败，被迫北返铜鼓退驻棋坪幽居。铜鼓当地中共党组织召集人民群众和地方工农武装近千人到樟坑列队迎接。幽居地方中共党组织还积极组织群众为部队烧茶做饭、安排住宿，并调集赤卫队员为部队站岗放哨、警戒巡逻，把一切接待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当时，鉴于部队剩下不到千余人，为了保存和壮大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力量，中共铜鼓党组织做了很大的努力给予支援，组织了大批的兵员补充红五军。11月中旬，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黄公略率领余下的5个大队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根据地斗争，频繁转战于铜鼓境内，得到铜鼓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的紧密配合。1929年8月，正当湘鄂赣苏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从井冈山返回湘鄂赣边区，并选择铜鼓为中心开展建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其间，铜鼓人民对红五军的支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慷慨。当时，由于红五军不停地战斗，部队减员很大，急需在地方上获得补充。于是，铜鼓人民除了像以前一样为红五军筹集军粮和其他物资、护理伤病员、派出地方武装协助作战外，还急红五军之所急，在兵员上给予了无私的支援，使红五军队伍得到壮大。
1932年6月，红十六军在铜鼓发起了丰田、排埠战役。在战斗中，铜鼓苏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积极支前，组织了担架队、慰问队、洗衣队等，并在上庄和竹山等地设立救护所。同时，还派出游击队、赤卫队直接参加战斗。
1934年1月下旬，中共湘鄂赣省委率领省级机关迁驻棋坪的大梅。当时，中共铜鼓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接到省委机关即将迁驻大梅的通知后，动员干部全力以赴到沿途去做群众工作，增设瞭望哨，开设茶水店、接待站，打扫宿舍、准备床铺及生活必需品。2月，正值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苏区实施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中期，周围苏区给省委的粮食支援日益减少，使得原本边远贫困的铜鼓山区，更是雪上加霜。为了保障省级机关的粮食供给，铜鼓人民虽然作了积极努力，但仍是供应不足、食而不饱，只得以野菜竹笋充饥。3月5日，红十七师与红十六师在幽居会师。根据地军民虽然生活极端艰难困苦，但还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将自己仅有的红薯丝、笋干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送给两师。部队人多，缺少住房，当地群众就主动让出自己的房屋给部队住，结果还是住不下，又想尽办法帮助搭起许多草棚，终于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
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十年中，作为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铜鼓，为合力创建湘鄂赣苏区，由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织直接加入红军和县级武装直接编入红军的人数达1万多人，一大批优秀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中，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报复，发生了庙下大屠杀和大米坑、张家躁、乱石躁三大惨案，牺牲了大批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曾任红十七师师长的萧克回忆在铜鼓幽居会师这段难忘的往事时感慨万千地说：“湘鄂赣的群众太好了，老百姓真是好啊！……没有这样好的群众，要保留那个力量是不行的！湘鄂赣的群众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方强，在1990年冬敬赠铜鼓县的题词中写道：“江西铜鼓县的党和人民历史上在革命战争中贡献很大很大，……”。
一审：黄伸
二审：黄萌
三审：李建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