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校园欺凌20年后，她的人生还停在原地

几年前的一天，白杨的目光在电视新闻上定格，画面中是一位身陷家暴的妻子，她面容憔悴，眼神中透露着无助与绝望。

不好的感觉又来了，白杨感觉自己正一步步滑落悬崖，突然间，她失去了控制，猛然坠入深渊，她感到崩溃、无力，就像十几年前被霸凌时一样。她的心脏也无缘由地疼了起来。

近二十年里，同样的应激反应，有时一个月会在她身上发生好几次，有时是敏感的词语、画面刺激到她，有时她也搞不清楚应激发生的原因。她回想起那些伤害过她的人，他们辱骂她，在她身上叠罗汉，孤立她。她一边在心里用最恶毒的话语去诅咒他们，一边又恨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拼死反抗。

白杨已经32岁了，她出生于中部省份一个贫困村。在离家不到一公里的村小，她遭受几年的校园霸凌。读完小学，她从村里逃到镇里，从镇里逃到县里，从县城逃到市里，顺利考入大学。

被霸凌的阴影如影随形，过去十几年里，每次受到刺激，她像被绑上一台急上急下的过山车，糟糕的状态要持续要几天，她才能慢慢平静下来。

有时，白杨跟朋友倾诉自己的痛苦，朋友劝解她“要往前看”。其实，她更希望朋友能帮她叱骂霸凌者，痛斥对方加诸她身上的伤痛。“法律、家庭从未告诉我，这件事我没有错。”白杨说。

2014年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指出：经常受到欺凌的孩子在步入中年以后，会面临更大的抑郁、焦虑、自杀风险。几乎每个病人都要接受一种双重的现实：一个相对安全和可预测的现在，以及与之共存的废墟般的、一直存在的过往。

因为被霸凌，白杨长时间受失眠困扰，在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她感觉身体里的能量瞬间消散，她陷入一股巨大的无力感中，无法自拔。为了平复情绪，她尝试冥想，呼气，吸气，一点点吸收能量。

有一次，她几天睡不着，求助于心理咨询师。对方为她催眠，她睡了快一小时。睡醒后，她感觉阳光从头顶开始，慢慢往下，最后洒满全身。她感觉温暖又舒适，很快，她心里又泛起一丝莫名的愤怒，为什么要对我好？

她发现，自己缺少追求幸福的能力，很早之前她就有这种感觉。小学时，一天下午她走在路上，路两边是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阳光洒下来，到处都被照得金灿灿的。突然间，她心脏骤然疼痛，有点喘不过气。眼前的景象对她而言很漂亮，但不真实。

“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告诉我，你不配，你不配得到快乐，不配得到幸福。”白杨说。

邵斌也是霸凌受害者，她今年26岁。从11岁开始，她被班里所有的同学孤立，她的书桌上时常出现写满辱骂的字条，她总是要提防男生们随时伸出的绊脚……这样的霸凌持续了三年。

高考后，邵斌离开了老家——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她在市里读完大学，毕业后陆续在北京、天津工作。经历了漫长的自我修复，她逐渐接受了难以释怀的过往，她明白被霸凌不是自己的错。

只是，噩梦从11岁困扰至今。在邵斌现在的梦里，小时候霸凌过她的人，又出现在她如今的生活环境里，他们比过去更可怕，自己再次陷入困境。在梦里她觉得丢脸，小时候打不过对方，难道长大了也要看对方的脸色？

不断袭来的噩梦，让邵斌受尽折磨，她经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上次做梦后，这个念头又出来了。痛苦中，她想起史铁生说的一句话，“想自杀的人，只是想杀死痛苦，不是想结束生命。”她意识到，自己太绝望了，她担心余生都要活在曾经被霸凌的阴影下。

在白杨、邵斌的人生轨迹里，霸凌者摧毁掉的东西有很多。精神创伤只是崩塌的一角，层出不穷的隐性伤害，无声无息地渗透进她们的生活、职场，以及亲密关系当中。

白杨原本就不善言谈，不善交友，遭遇霸凌之后，她对交友更为谨慎，只有通过她严格考察的人，才能被她纳入朋友圈里。

白杨在大学里读艺术实验专业，她在校园里总是独来独往，对学生之间的社交圈子避而远之，课余时间要么埋头创作，要么去看各种展览。

集体生活里，与旁人太过不同也会招惹麻烦，有人嘲讽她清高，自以为很厉害，其实什么都不是；有人贬损她胸部小，叫她“飞机场”；有人笑话她穿着土气。白杨对一个场景记忆犹新，班级里组织去公园游玩，白杨穿着一件T恤，活动时T恤滑向肩边，露出了内衣标签，上面写着“都市丽人”，旁边看到这几个字的同学笑得喘不过气，大声称呼她“都市丽人”，接着，整个班级的男生跟着笑了起来。

白杨说不清楚这些恶意的源头，她只能把原因归结于自己封闭的个性。为保护自己，她再次选择了躲避。

毕业之后，白杨的职业道路也不顺遂。

一个艺术专业毕业生，要成为一个相对成功的艺术家，不仅要靠作品，还要靠人脉，需要策展人、评论家和艺术理论家的支持。这些人物相互提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权力网。对于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来说，师长的提携尤为重要。学校里，一位对白杨的学业前途起一定作用的老师，就是位“强势且控制欲较强的女性”，这位老师明显偏爱那些自信、大胆、愿意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白杨看起来沉默，还有点唯唯诺诺，老师很难注意到她，更别提青睐和扶携。

白杨的人脉网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她做过画廊的经纪人，尝试过情趣用品设计，还去电厂做过设计师。偶然一次机会，她接触到一个艺术改造项目，这个项目才真正燃起她的兴趣。2019年，参与项目还不到几个月，她意外遭遇了男性的严重伤害，关于这段遭遇，她不愿再多提一个字。

经历这件事后，白杨内心长久关闭的暗室再次被打开，她患上了抑郁症，陷入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中。她常常躲在家里的储物间。有时候，她站在窗边往下看，思考自己要不要跳。

这种状态，她维持了近两年。她脑袋里不停地播放，自己从小到大被霸凌、被暴力对待的经历，她难以释怀。“一直过着苦难生活的人，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白杨想。

与白杨不同，离开老家的环境，邵斌的大学生活过得意气风发，在同学之间她还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只是步入职场之后，从前的阴影又一次笼上她的头顶。邵斌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过两年，公司里不少同事是北京本地人，学历光鲜，家世优渥，举手投足间充满了优越感，站在他们中间，她有时会感到沮丧。

不过，真正让邵斌难以忍受的，是办公室里的一些规则，比如“惩罚性”的制度——员工出现一些常规性小失误或未能满足甲方要求时，需在部门群内发红包并撰写检讨。她有过一些小失误，被“惩罚”过，这在同事当中很常见，没有人敢对这一规则提出异议。但在心里，邵斌接受不了，被“惩罚”后她觉得丢人，也更加讨厌公司的办公室文化。

那两年，邵斌在大学积攒的开朗和自信被一点点耗干，她又变成了胆小、懦弱的邵斌，“被霸凌的往事”在梦里出现得更频繁了，她决意要辞职，她不想再成为从前那个邵斌。

本文的第三位主人公，25岁的于遐，同样也是被霸凌者。

于遐现在在英国读硕士，她就读的高校排在全球前十位。她考入这所高校，"90%的原因，是可以拥有海外名校生的标签"。

前一段时间，于遐去了欧洲好几个国家游玩。朋友圈里的旅行照片里，她眼睛又大又亮，小麦色皮肤，妆容精致，身形纤瘦，看上去就是个生活优渥、无忧无虑的留学生。

她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光彩夺目的生活，“给外人营造一种主流认可的人设”，她解释道，“当我做自己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没有安全感。”

于遐一度认为，那段被霸凌的经历，已经被自己抛了出去。只是最近，过往经历如同休眠火山再度苏醒，喷发出炽热的熔岩。四个月前，一个特别亲近的朋友与她绝交，男朋友与她的关系也岌岌可危。两重亲密关系的破裂，让她不得不再次回看自己的经历，今天的危机里隐隐藏着一只操控之手，她发现，十几年前被霸凌的遭遇，从未真正从她生活中离开。

在亲密关系里，于遐不敢表露自己的诉求，也很难拒绝别人。朋友要去看展，她有课不想去，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她身上的衣服被朋友吐槽“难看”，她心里不舒服，觉得这话有点刺耳，纠结良久，她最终忍住了反击。如果说出来，会不会很尴尬？会不会被人讨厌？别人会不会在背后骂自己？她一下回到少年时期，女生们充满敌意的看着她，在身后对她评头论足，那种被隐形排斥的感觉，让她至今心有余悸。“我讨厌没有朋友的感觉。”

无论是与朋友还是男友相处，于遐习惯隐忍，委屈逐渐积攒，隐忍到忍无可忍，她无力处理矛盾，只能选择冷暴力。这是她与朋友、伴侣的关系陷入危机的原因之一。

于遐向心理咨询师寻求答案，对方告诉她，她与人相处时有讨好行为，背后的本质是自卑。

自卑的源头在哪里呢，她想到读小学时，她皮肤黑，同学嘲笑她丑。“黑”、“丑”的烙印一直伴随她到高中。她一度认为，就因为自己长得黑，才会被他们霸凌。

现在，小麦色成为审美主流，身边的人常赞美于遐的肤色和外貌。她没法安然接受这份赞美，她仍有严重的容貌焦虑，如果没有化妆，她是不会出门的。

“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其他人，没法以一个正常的姿态去维系一段关系”，于遐说。

在于遐的回忆里，小学是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与人聊天时，她很少提起这段生活。

她在江西一个小县城读完小学，期间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校园霸凌。霸凌从她读一年级时就开始了，她至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霸凌。

她记得被同学孤立之前，她的成绩下降了，这之后，原本一块吃饭的小伙伴不再约她，她试图融入其他同学的圈子，均被拒绝。慢慢地，孤立她的同学越来越多，渐渐变成了一个整体。

七八岁的于遐，没有想过求助父母，她父母很早就分开了，她跟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很严厉，有一次她没完成作业，母亲驾车带她出去，把她扔在了加油站，她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哭个不停。她惧怕母亲，不敢告诉她自己被霸凌了。

绝望时，自杀的念头曾在她脑海中闪过，但没有实施。好在，那会儿QQ聊天很流行，她也注册了QQ号，在网上认识了很多朋友，“有人愿意和我说话，他们关心我，在乎我的存在”。她靠着这点仅存的温暖，捱过了艰难的童年。

升入初中后，于遐离开了原来的环境，也摆脱了霸凌者。她的成绩变好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她，她有了自己的好朋友。但她内心深处，被孤立的恐惧始终存在，她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于遐读高中时，加入了一个四人小团体，成为了学校里“受欢迎的女孩们”之一。她的朋友在学校里很抢眼，无论跳舞还是社交，都游刃有余。朋友的自信感染了她，但她舞跳得不好，其他团队成员吐槽“跳得都是什么”，她感觉很难堪，但为了不被排挤，她没有反驳。

刚来英国时，于遐很不适应，与国内大学不同，英国高校没有固定班级，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没有稳固的圈子，于遐很焦虑，她担心自己再次成为被孤立的目标，她有些抑郁，赶紧寻找圈子融入，直到交到新的朋友，她心里才安定下来。后来，在和心理医生的交谈中，于遐意识到，这是缺乏自我认知的表现——无法脱离环境评价自己，所以需要不断地交新朋友，并从朋友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肯定。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科教授、心理创伤治疗专家巴塞尔·范德考克在《身体从未忘记》中写道，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PTSD）的征象之一，是为了应对创伤，以免自己长期处于恐惧中，这些患者学会了将大脑的一部分关闭，以缓解那些随着恐怖而来的内脏感受和情感。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大脑部位也负责产生我们自我意识的情绪和感受。

接受心理治疗后，于遐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被霸凌的这段经历，其中有留言者分享了与她相似的经历，也谈到没有朋友的孤独感。于遐回复对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就先享受与自己的独处吧。”

和于遐相比，白杨的处境更为艰难，她遭受的校园霸凌的时间更长，伤害更严重，原生环境的支持也更脆弱。

在白杨的记忆里，霸凌自她记事起就存在。小学一年级，她被同学欺负、孤立。别人欺负她的理由很荒谬，她喜欢农村烧秸秆时，烧落的灰从空中飞下来的样子，像黑色的蝴蝶。她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同学，却被听者当成了攻击她的工具，同学们笑作一团，骂他神经病。

有一次玩游戏时，她不小心滑倒了。同学们开始在她身上叠罗汉，一个接一个，足足有六七人，她感到内脏被压得疼痛难忍，哭喊起来，但没有人停下来。这场压迫持续了很久，直到老师走进教室。在她心里，这一次的霸凌占据着重要位置。

而像以往一样，老师的呵斥，仅仅是为了制止其他孩子的行为，而不是保护白杨。她曾经跟老师讲过自己的处境，但老师没有放在心上，老师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哪个孩子不守纪律或者调皮，就惩罚他。至于被欺负的孩子如何，老师并不关心。

学校不安全，原本应该提供慰藉的家庭也不可靠。白杨的母亲一个人外出工作，父亲不止酗酒，而且性情暴戾，家庭氛围紧张又压抑。

白杨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女孩们不得不早早学会自立，家里的饭是她和姐姐们做的，父亲吃着饭菜、喝着酒，训斥着几个女儿。晚饭时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她们看的最认真，因为父亲会在预报结束，随机提问播报里的气温，如果谁说错了，就要挨骂。

姐妹之间的相处也更接近丛林法则，大姐对妹妹异常严格，犯了错，大姐会用力扯白杨的耳朵，她不得不跟随她的手移动，以减轻痛楚。二姐跟白杨经常发生冲突，她省吃俭用买到的芭比娃娃，被二姐埋在菜园里。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芭比，“被二姐杀死的娃娃”，白杨对我说。

被同学欺凌得忍无可忍，白杨才告诉家里人。“为什么大家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爸爸、姐姐都这么反问她。

她想过告诉母亲，母亲远在异乡，家里没有电话，平时一家人都是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女孩们排队等话筒，递到白杨手中，她还说不上几句，就被另外一个孩子抢走。

今天我们再次聊起这段经历，白杨不认为母亲能帮助她，母亲有讨好型人格，“总是习惯自责，认为别人不会错，明明不是自己的问题，她也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读初一时，邵斌遭遇校园霸凌。这场霸凌的源头，是同学向她借钱但不肯还，邵斌逼对方还钱后，这位同学开始散播她的谣言，邵斌因此成为同学攻击的对象。有人在放学路上把她堵住，她毫不示弱，拿起提前准备的砖头，和对方较量。

肢体较量没有占到上风，霸凌者又转向更为隐蔽的心理伤害。邵斌发现，自己放在教室的东西总被人丢弃，桌子上经常出现羞辱性的字条。她不得不随时提防同学的恶作剧，落座时要留意凳子还在不在，经过走廊时要注意突然伸出来的脚绊子。

恶意源源不断。一次分座位，老师反复地问，有没有人愿意和邵斌一桌，所有的男生都拍着桌子说没有。“那一刻，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她穿上一件漂亮的裙子，却换来一句“穿得比谁都好看，长得比谁都磕碜”。她从同学身边走过，耳边总有人喊出“SB来了”，她质问对方，他们说“谁让SB是你名字的缩写呢？”她气得说不出话，只得回家求父母改名。

邵斌变得谨慎和自卑。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在路上碰到同龄人，她立马躲起来，怕对方会语言霸凌自己。她逃了很多集体活动，像是看电影，因为按照以往的情况，以她为中心，周围一圈都是空的，就好像她有传染病，她觉得很丢脸。

邵斌也曾努力缓和与别人的关系，同学不清楚老师当天留的作业，她主动把自己的笔记本递给对方，但立马便被砸了回来,“假惺惺什么”。

这段晦暗的校园生活也有一点点亮光。每天放学后，发小会等邵斌一起回家，她们不同班，也不算同路，发小自己有顺路的小伙伴，但她还是选择等邵斌。两人一起走完校门口的几百米再分开，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回家。邵斌一直感激发小， “朋友给你最大的帮助，不是她做了什么，她可以什么都不做。比如她之前跟你玩，你发生这件事儿后，她还是愿意跟你玩，这就是很大的鼓励了。”邵斌说。俩人的友情从小学维系到现在，而且变得更加亲密。

隐忍许久后，邵斌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父母，那段时间父母正在闹离婚，天天大吵大闹，谁都没注意到女儿的异常。

妈妈先站了出来，她注册了一个贴吧账号，挨个回怼霸凌邵斌的帖子，为了保护女儿，她也会经常来学校接她放学。

爸爸起初因女儿被霸凌觉得丢人，但他还是去找对方的父母，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对方父母当着邵斌的面，把自家儿子打了一顿，儿子被打得到处跑，邵斌看不下去，制止了阿姨。

邵斌以为，事情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但回到学校，霸凌依旧继续。她又求助老师，老师之前就见过她和其他同学的争执，却没有出面处理，这一次她质问邵斌，为什么你和谁都能打起来。听到这句话后，邵斌感到更绝望了。“老师们只想要太平，而不是公平。”邵斌说。

无路可走，邵斌起了自杀的念头，那天，她晚上回到家，父母还没回来，她回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一股委屈涌上心头，她不想活下去了。但在黑暗中，她念头又转了过来：为什么死的是自己，而不是恶人。在愤怒与无力中，她在脑中不断幻想着报复对方的画面。

第二天一早，她像往常一样去路边摊吃早餐，那顿饭在她记忆里异常好吃，初升不久的太阳，把马路、小树、行人、饭桌，热气腾腾的锅笼，都蒙上了一层浅金色，也透进她的心里。真的走上了绝路，可能再也不能享受这么好的早晨了，她觉得心里亮堂了。

她开始读很多书，读《哈利·波特》，她发现真诚、勇敢、无畏、无私的赫敏，也会被人讨厌，读名人传记，她发现很多伟大的人，都经历过磨难。

值得玩味的是，邵斌以上的努力，都没有让她真正摆脱困境。让她摆脱被霸凌、被孤立处境的，是她加入的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也会霸凌其他同学。

同班女生M为了学习，从后排搬到邵斌旁边。有人主动和自己做同桌，邵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M人缘很好，如果和她成了好朋友，自己可能不会再被欺负，邵斌想。

邵斌的有意示好得到了回应，M带着邵斌加入自己的小团体。为了讨好小团体的其他女生，青春期的邵斌不敢多做打扮，她每日穿着校服，刻意“扮丑”，满足其他女孩的优越感，“讨好她们到这种地步。”邵斌说。

这个小团体也会欺负其他同学，遇上这种情况，邵斌不会动手，她同情被欺负的同学，但不敢替受害者说话，她害怕被“抛弃”。

团体里的霸凌者看中了邵斌的头脑，有时施暴者会让她帮忙出主意，如何“欺负别人不会扩大事端”。邵斌安慰自己，她的“主意”，至少能让被欺负的同学，避免更大的欺凌。

在邵斌小心翼翼的努力下，她和M越来越亲密，有一天M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邵斌是我最好的朋友。邵斌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她知道，长达两年的霸凌终于画上了句号。

邵斌也守护过被霸凌者。读高中时，同班同学Y被孤立，只是高中生的霸凌更隐蔽，他们只是孤立Y，不跟她讲话。邵斌知道被孤立的痛苦，她便主动找Y聊天，后来两人成为朋友。

大学毕业后，邵斌到北京工作，Y也在北京，两人的关系比读书时更紧密。邵斌的前男友H，就是通过Y牵线认识的。

邵斌逐渐摆脱被霸凌的阴影后，她想过很多次，假如有一天，自己走在路上，看到一帮人在欺负一个女孩子，“我应该会上前，制止他们。”邵斌说。

初三摆脱霸凌后，邵斌的生活总算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她考上高中的重点班，学习填满了她的生活。

在高中，她收获了真正的友谊。读高二时，班里调座位，她和男生W成了同桌，一开始邵斌心里抗拒，初中那会儿男生没少欺负她。她抱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跟W相处，慢慢地她发现W很友善，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有一天早上跑操时，邵斌跟W的哥们儿产生了冲突。早操队伍里，那个男生排在邵斌前面，几圈下来，男生在体力上落了下风，有点跟不上队伍。考虑到他是W的朋友，邵斌随口开了句玩笑“你是在跑凌波微步吗”，男生瞬间生气了，对邵斌破口大骂，朝邵斌丢纸巾，邵斌也急了，和对方打了起来。

冲突过后，W选择远离那个男生，他认为错在对方。邵斌很感动，她发现除了那些捉弄、排挤她的坏男生，也有讲道理、有原则，懂得尊重的好男生。这件事过后，她对W彻底放下了戒备。

读大学后，邵斌的一些特长，让她在同学当中很受欢迎。她参加了学院的排球队，跟其他学院打比赛，同学们围在球场四周喊，“邵斌加油，你真棒，你太厉害了，我们好崇拜。”她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被人群簇拥。其实，她一直擅长排球，只是以前被同学孤立，很少有机会参加比赛。

她有绘画基础，大学时参加比赛得了奖。站上赛场上，或者领奖台上，同龄人在台下注视，羡慕，这样的感觉真好，她越来越自信，开始展现一切自己想展现的东西。

不过，还有许多东西，邵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跨过去。比如与人建立信任，大学里，她的很多朋友都只是泛泛之交，她看起来开朗、阳光、积极向上，别人会跟她倾诉自己的人生问题，聊起自己的家人、朋友，她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且只做倾听者，她很少跟别人透露自己的过往，她很难相信一个人。

今天我们再次聊起这些，邵斌还是认为人性本恶，如果把自己完整地展现在别人面前，一定会受到来自对方的“攻击”。现在，她不再惧怕“被伤害”，但还是习惯于情感回避。

外貌问题，也是邵斌的心结。一直以来，她忘不掉那句挖苦，“穿的比谁都好看，长得比谁都磕碜”，她还是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今天我们聊起这句充满恶意的攻击，邵斌还是有点难以释怀，“你在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了吗？我觉得我长得不磕碜，甚至觉得自己长得还挺好看的。”她说。

高中毕业时，妈妈拉着她去了照相馆，要给她拍一套写真。妈妈有这个习惯，邵斌每个年龄节点都拍有写真。她穿上了美美的衣服，化好了妆，十八九岁的女孩，像朵刚绽开的花一样。照片出来后，邵斌盯着看，她觉得自己挺漂亮。

不久后，一家人去外地玩儿。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邵斌胆子大了起来，反正也没人认识我嘛，她穿上了最好看的衣服，细细地装扮一番，对着镜子一照，整个人一下子自信了。

到了大学，她开始了报复性打扮，染发、化妆、穿着性感，她不会选美瞳型号，眼里美瞳过大了，看上去像恐怖片里的女鬼。很快她发现性感风跟自己不搭，单眼皮看上去又有点土气，她花2000块割了个双眼皮。

不无调侃地聊起这段变美经历，邵斌承认，当时她用力打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扬眉吐气，“之前别人都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丑小鸭，其实姐就是女王。”邵斌说。

邵斌不想成为弱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职场。刚工作，她工资不算多，但会买几件很体面的衣服，一看就价值不菲。“别人会觉得我很厉害，很不好惹，不会欺负我。”邵斌说。

聊天时，邵斌谈起过往的经历，总带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语气，仿佛事不关己。她告诉我，她用这种方式化解痛苦，也显示自己的强大，因为能驾驭痛苦。“一个人如果他曾经就是因为自己的弱小被欺负过，他会非常想要变强。”她说。

不过，聊起前男友H，邵斌又显得格外柔软。

大学毕业后，邵斌遇到了H。他很包容体贴，一起出去旅游，邵斌出了差错，他从来不指责，而是一起想办法处理问题。恋爱前H不做饭，恋爱后他查食谱，每年给她做饭、切水果。邵斌加班，H去她公司楼下等。H下班早的话，就去地铁口等邵斌，看她走出来，他一路跑向她。

邵斌想，原来自己是这么值得被爱的一个人吗？原来除了父母，还有人会愿意为我做这些。初中被霸凌的经历，让她一直对男性充满戒心，现在，她的想法发生了很大改观，也有一些男生会尊重女性、善待伴侣。

邵斌很少跟别人提起被霸凌的遭遇，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她担心别人会因此看不起自己。她鼓起勇气，跟H讲述了自己被霸凌的经历，这之后，邵斌发现，H会装作不经意地赞美她，鼓励她。她和H每天有个小游戏，睡觉前说出对方三个优点，以前H对每天相同的问题，表现得很敷衍，随口夸她漂亮、性格好，这之后他会认真体察她身上的闪光点，比如潇洒、浪漫……

我们交流两周后，邵斌主动给我发来信息，“跟你聊过后，我觉得我的专业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我打算找找公益组织，帮一些有创伤的人做心理咨询。”

与邵斌、于遐相比，白杨遭遇霸凌的周期更长，受到的伤害更严重。而且，第一次遭遇霸凌后，白杨能获得的帮助和支持微乎其微，在封闭，充满暴力的成长环境里，她自救的能力也更弱。

接受自己被无缘无故霸凌是一件艰难的事，意味着接受自己的无能、软弱，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折磨。成年后遭遇合作方侵犯时，她如同木偶般愣住，没有做出反抗，每每想到自己当时的怯懦，白杨痛苦不已，童年时默默忍受霸凌的无助与绝望，又浮现在她脑子里。

为了安慰自己，白杨会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以此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但这不能消解痛苦，反而如同饮鸩止渴，否定自己后她变得更加痛苦。

白杨带着困扰她多年的问题找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苦难都发生在我身上”。但咨询师也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只能陪她探究每件事发生的过程。

为什么自己总是不敢反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白杨决心要找到答案，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自我剖析，白杨终于找到了根源，是自己的父亲。小学二年级，由于父亲疏忽，她遭遇熟人肢体骚扰，事后她向父亲抱怨，父亲漫不经心，反过来指责了她一顿。

从白杨记事起，家就不是一个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更令她失望的是，家庭成员也在对她施加伤害，小时候，她习惯于躲避家人——父亲醉醺醺的朋友来到家里，要跟她搭话，她害怕赶紧溜走了，父亲知道后骂她不礼貌，有一次她跟姐姐打架，姐姐面露凶光，看起来想杀了她，她吓傻了，赶紧向姐姐求饶。

她没法像邵斌、于遐那样，为自己化美美的妆。“上大学前，我一直被要求头发不超过5厘米。如果不这样做，会被我爸揍”，白杨说。她也是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小时候二姐偶尔会给她化妆，她乐在其中。但她记得被爸爸看到后，他恶狠狠的眼神。

“被动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有人保护自己，你心里会怕。”白杨说。

在一个父权至上、亲情关系接近丛林法则的家庭里，作为家中年龄最小的孩子、食物链的底端，白杨在无数次的忽视与伤害中，似乎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找到了原因，白杨心里涌上一股愤怒。她必须摆脱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和事，和家人断绝联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2020年，白杨与相识两年的丈夫结婚。在这之前，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但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狠不下心，又寄希望于家人向她道歉，以缓和关系。那天，白杨在电话上特别提醒母亲，小时候被熟人肢体骚扰，对自己伤害很大，父亲必须为此道歉。

那段时间，白杨刚经历过男性的侵害，她正在为维权奔波，心力交瘁。跟母亲通话几天后，她再次追问结果，母亲在电话里推脱，“你长大了，过得也挺好的，何必再去揭伤疤，伤害自己的爸爸”。听到这些，白杨心灰意冷，把家人全拉黑了。“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关心过我的感受。”

《身体从未忘记》中写到，虽然那些很难完全忘记那些伤痛的记忆，但通过一些新的、积极的体验，我们会从无助、愤怒和崩溃的状态中走出来，重新控制自己的生活。

梦中，白杨反复遇见那个孤立无援、渴望支持的自己。她决定采取一种疗愈方式：把自己视作自己的女儿，并想象自己能够穿越回过去，成为自己的母亲。“过去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支持，但现在我可以给自己。”白杨说。她可以和自己内心的“女儿”一起面对那些伤害。

2021年，有段时间白杨心情非常低落，为了转移注意力，她参加了一个技能培训班。在班里，她遇到了一位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朋友Q，Q知道她喜欢猫咪，经常会给白杨发一些猫的图片和视频。疫情期间，白杨一度处于崩溃边缘，那段时间Q常常和她打视频电话，给白杨分享自己身边的风景。

慢慢地，白杨和Q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向Q分享与家人的矛盾，分享自己碰到的烦心事，Q会站在白杨的立场，支持她，指责那些伤害她的人。同时，在一些问题上，Q也会引导白杨换个角度思考，更理性看问题。

Q对白杨的珍视，体现在很多小细节上。她曾经照着给白杨拍的照片，画成了一幅画。这份友谊不是单向的，白杨也会在Q不开心时陪伴她安慰她，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白杨很喜欢。

白杨也学着去了解自己的需求。结婚后，在和丈夫的相处中，白杨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很多正常诉求被压抑了。家人很节俭，姐姐坚持手洗衣服，夏天也很少开空调。她也如此。到上海后，她遇到了丈夫，两人相处难免有摩擦和争吵。一次争执后，白杨问丈夫为什么不能无条件迁就自己，丈夫向她解释，感情双方都有各自的需求，两人要相互理解和尊重。类似的情形多了，白杨也逐渐意识到，过去她总是讨好别人，忽略了自己。她逐渐地坦诚地对待自己，关照自己的感受，按照自己的需求做事，不再犹豫是否开空调，要不要用洗衣机。

制作娃娃，是白杨现在的主要工作，她的作品精致细腻，栩栩如生。最近，她在为一部话剧制作主角娃娃。她向我解释，这是商业创作，抑郁症让她放弃了艺术创作，艺术创作要自我分析、挖掘生命中的黑暗面，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希望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让自己情绪先平复下来，而不是继续无意义地自我折磨。”白杨说。

白杨也在尽力帮助别人。最近，白杨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求助的人，对方也遭遇了男性的侵害，白杨主动联系对方，分享了自己维权的经验，两人聊了几个小时，白杨不断地安慰对方、鼓励对方。“要是遇到校园霸凌的求助者，我也会想办法拉他们一把”，白杨说。

对白杨而言，情绪问题依旧棘手。她一个月里，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无法工作。她计划慢慢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不再恐惧负面情绪，允许自己难过。“自己托举住自己，然后让自己慢慢降落，自己接住自己。”白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