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住进精神病院，女孩困在家暴阴影里的22年

今年3月，我又一次住进了精神病院，只不过这次是在法国。

因为情绪反复导致身体不适，我四天没有去学校，给老师发短信解释后，老师还是给消防部门打了电话。火警敲门时我正在吃饭，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医院，想到前段时间几次有自杀的念头，我说我想去。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很快来了，我匆匆拿了钱包、钥匙、病历和在吃的药就上了车。

我在急救中心待了三天，医生每天都会问，“还有自杀的想法吗？都是在什么时候？”我说“每天都有，一般在早上醒来和晚上入睡前”。医生又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我说是。最后他们评估我的自杀风险系数还很高，不适合出院，我被转去了精神病专科医院。

2018年我在国内读大一时，也住院了两周，我以为会和之前一样，医生给我开点猛药，十天半月我就面目一新地出院了，但没想到这次一住就是两个月。

这家精神病院是由修道院改建的，面积很大，环境也不错，有好几处花园，甚至还有一块动物栖息保护湿地。院内多是两三层楼的低矮建筑，他们称之为中心，一层是病房，二三层是医护办公室，一共有5、6栋，收治着不同治疗时长的病人。

这间精神病院由修道院改建而成（李迟供图）

我所在的中心有29个病房，都是住院一两个月的，没有攻击性强的高危病人，但奇怪的病人不少，住进去第一天我就遇到了。

因为转院的疲惫，天一黑我就上床休息了，但我房间的门一直被人推开。为了安全，精神病院的房间门是不能反锁的，以便医护人员随时开门查看情况，但我知道开门的不是医护，因为他没和我打招呼，也没进房间，只是不停地开门、关上、又打开。

我觉得很诡异，又有些害怕，悄悄走出门去，看到是个大叔在我门口来回转悠，就回到房间搬来桌椅把门堵住了，没想到他还是不放弃，力气大到把桌椅都掀翻了。我被吓到了，连忙跑去护士站求助，有个男护工过来提醒他的房间在另一头，见他不听，强硬地架着他回自己的房间了。

因为房门不能反锁，类似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有天半夜，突然有个病人来到我房间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看到他拿了什么东西准备走，我怕他拿了我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跳起来喊住了他，说“先生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什么东西？”

他转过头来，毫不心虚地回答道“对呀”，边说边剥着他从我这偷走的香蕉，手里还攥着几张面巾纸，自如得好像在家里闲逛。我心情复杂，既觉得“怎会如此，好离谱”，又有种“没见过世面”的震撼，不敢与他起冲突，就又回去睡觉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平等地打扰所有人，深夜在每个人的房间游荡，过两天就被医护控制住了。 

有个我入院第一天见到的在食堂和别人吵架、可能有点暴力倾向的男士，白天走进我房间，问我“你抽不抽烟”，然后自顾自地坐在我床上，开始卷起烟来；还有个看起来心智不成熟的男士来敲我的门，要我的Snapchat，我说我没有，又问我要Whatsapp账号，我也说没有，他说“不可能，你一定有，你给我。”我装傻到底，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你有需要，我带你去找护士，然后就离开了现场。

医院里的病房都是单人单间（李迟供图）

医院的病房都是单人单间，但我感觉好像住在了公共客厅，其他的病人想进就进，驾轻就熟，如入无人之境。最初几次我很害怕，但还好他们都没有什么攻击性行为，我一般会避开或者找护士帮忙，也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两个月。

虽然我在医院里没有遭遇过暴力，但经常会目睹病人吵架打架或突然发病。有个女病人因为自己放在吸烟区的卷烟不见了，就去质问护工，重复地大喊“还我香烟还我香烟”，还想冲进食堂柜台里去，男护工不能对她动手，女护工又不一定能控制住暴怒下的病人，只能不停和她沟通，把她驱赶出食堂。

还有一次我在公共房间看电视，电视上播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讲话，有个病人不喜欢他，骂了句脏话，说要换台，见没人换，气得一拳把电视屏幕打爆了，电视咚地一声砸到地上，另一个病人在旁边为他鼓掌喝彩，那个场景荒谬得我只想发笑。

中心一楼的走廊经常有尿骚味，但有一次我经过去拿药时，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回来看到几个护工带着手罩、口罩在那里做清洁，我不敢问发生了什么，猜测可能是有病人把粪便涂在了房间里。

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这种见所未见、突破想象力、令人哑口无言的事，但——想想这是在精神病院，倒也正常，在这里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病房里的小角落（李迟供图）

除了这些挑战接受能力的、惊心动魄的“新鲜事”之外，医院里的生活其实还算不错。房间约有20平，有衣柜、床头柜、桌子和一张可调整角度的病床，还有独立卫浴，但淋浴间是没有管子的，洗手池也没有塞子，也许是怕病人自杀。

早上8点护士会来叫起床，每日三餐按时吃饭，定时服药，其余的时间都自由安排，我总是觉得困倦，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就打游戏、看漫画、画画，两个月的时间，我打通了双点医院全三星，尖塔奇兵全成就，喷射战士达人3，还通关了鱼帆暗涌。

住院期间画的画（李迟供图）

每周我还会去一次艺术疗愈工作室，边涂鸦，边和老师聊天。聊天不像我想象中的，是通过绘画做心理分析，老师也不会点评我画得怎么样，聊的是最近有什么艺术展，我回学校做了什么。在那里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放松，不再时刻挑剔自己的画技、表达，就像回到了小学的美术课。

没住院之前，我就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不停地学习、创作，一旦中断就会十分焦虑。住进医院以后，我终于有了躺平的理由，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休息的时间，我就要躺着，我就啥也不干”。虽然这放松的状态仅仅维持了一周，第二周我又开始担忧学业了，甚至想马上出院、回学校上课，医生知道后，给我加了抗焦虑的药，我才慢慢接受了休息这件事。

住院证明（李迟供图）

观察病情、换药、调整剂量，这个过程在两个月里循环了无数次，找到了适合的药和剂量后，我感觉自己像是溺水的人终于上了岸，不会突然坐立不安、烦躁忧虑，明显地感觉到心情变好了，能观察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天空好蓝、院子里的花开了、今天的风景好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眼里都看不到这些色彩，世界总是一片灰白。

到了第四周，或许是觉得病情控制得还不错，医生让我白天出院半天，和朋友在学校或市区逛逛，看看对外界的适应度。后来慢慢拉长时间，在外面待一整天，或者过一夜再回医院，每次我回来，都会问我在外面的感觉如何。

到最后一周，医生护士开了个会，对照表格上详细记录的病人心情、状态变化，综合评估我的病情达到了出院标准，问我“你有没有准备好出院”，我说我觉得可以了。于是我办理了出院手续，这段荒谬、奇特又难得放松的日子就此画上了句点。

出院后，我花二十欧给自己买了一大桶肯德基。在医院的两个月，吃的都是白人饭，火腿、可颂、速冻蔬菜、意大利面，或者是小米、香肠、鸡肉、蔬菜一锅炖的北非菜库斯库斯，营养是齐全，但味道寡淡，像是水煮后撒了点盐。

入院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我也是这么吃的，面包蘸奶酪，饿了才吃，只要能维持生命体征就好，吃什么都没有不同。但出院之后，我突然很想尝尝食物的味道了。

在法国的精神病院、急救中心、卫生所，在国内的精神科、脑科医院，为了让医生了解我的病因，我用不同的语言反复讲述着我的成长经历，几乎每一次，我都要从出生开始讲起。

我的父母都是江西人，父亲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又进修了研究生，分配到高校工作，同时也经商，收购了工厂和商场做些生意。母亲在农村长大，18岁时认识了下乡考察的父亲，两人很快结了婚，婚后母亲去大专读书，在学校生下了我。因为未到法定年龄、没有结婚证，加上母亲上学无法照顾我，我被托付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代养。一岁多时，姑姑去看望我，看到我瘦瘦小小、吃不饱饭，还一直咳嗽，就带我去了她家。我在姑姑家生活到四岁半，等母亲完成了学业后，才回到父母身边。

父亲是教育的受益者，很看重读书，又有“女生后劲不如男生，要早发力”的想法，四岁半就带我去小学注册，先后被拒绝两次，才让我去读了一年幼儿园。

我和父亲只一起生活了两年，他就被商业上的竞争对手找到漏洞做局进了监狱，母亲也因为担任公司高管连带着入狱了，只是刑期更短一些。但那两年并不是难得的美好时光，而是我二十几年挥之不去的噩梦。父亲当过军人，受过高等教育，颇有文学素养，还特别自律，每天早起运动，不抽烟、不赌博、聚餐之外的场合不喝酒，生意做得很大但生活俭朴，几乎是个完美的父亲形象——如果他没有那些严重家暴行为的话。

父亲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暴怒，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使用暴力。母亲早上想多睡一会儿，父亲就会把她从床上拽下来殴打，不是扇几巴掌、踢几脚了事，而是会持续20分钟那么久。

他规定我晚上八点半睡觉，我有时候睡不着，他就一直打我，边打边说“快睡觉”。我吃饭吃得慢也会挨打，有一次挨打完被他关在家门外，那是个冬天的傍晚，我又冷又怕被抛弃，哭着敲门求父母放我回家，但没人应声。我哭累了，睡着在家门口，后来还是邻居听到动静，把我抱回了她家。

次数多了，我就对遭受和目睹暴力麻木了，父亲在客厅的角落里殴打母亲时，我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僵坐着，没有任何反应。

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画面是：那间学校分配的家属宿舍，除了大门和两个防盗铁门外，所有的门都是烂掉的——因为我和妈妈被打得受不了躲进房间后，父亲会徒手把门拆了，把人拖出来继续打。还有一次妈妈躲进浴室，父亲把浴室的玻璃推拉门也打碎了，我去看妈妈时，她倒在血泊里，胳膊、腿上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

破门而入的场景，一直是我内心最深的恐惧之一。那次在精神病院，我目睹一个病人进我的房间拿香蕉，当晚我很快睡着了，但第二天醒来后，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惊恐攫住了我，四五岁时的一幕幕又从记忆深处翻腾上来，时隔二十年，仍能让我感觉置身其中。

父母入狱后，仍然是姑姑养我。表姐当时在市里工作，姑姑一家就和我一起住在父亲的单位房里。三年半后母亲出了狱，她没有接手照顾我，而是和新交的男朋友生活在一起。

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备受关爱，成年后又嫁给市里有车有房有编制的“好老公”，过上了在90年代就能逛一次街买2万块钱衣服的富贵生活，没吃过社会和人情世故的苦，因此被养得颇为“天真”，或者说毫无责任感。

她喜欢玩网游、打麻将，非常容易对这类有刺激感的事上瘾，后来还发展到网赌、赌马。我四岁时，父亲晚上出去谈生意，让母亲从网吧回来照看一下我，但他凌晨12点到家，发现母亲并没有回来，还在那上网。小学一年级放学，我在马路边等她，等到所有同学都被接走了，我壮着胆子过马路回家，看到母亲在电脑前玩游戏，我说妈妈你怎么不来接我，她头都不回，说“你不是自己回来了吗？”

母亲不单单是对我这样，她对自己、对后来再婚生的儿子也是。

我高二时和外婆住了一段时间，母亲谈恋爱时怀孕了，回到外婆家坐月子，但我完全没见到过那个孩子，可能是被遗弃了，母亲从来不提这件事，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我同母异父的弟弟三四岁都不太会说话，医生看过了说没什么智力问题，我和母亲一起住了几周后才发现原因——母亲要么去打麻将，要么在家玩手机，让弟弟自己玩玩具，他想说话也没有人理他。

母亲习惯了依赖别人生活，这么多年只工作过一个月，因为觉得辛苦就辞职了，她长相非常漂亮，靠不停地交男朋友来覆盖生活花费和还债。为了还赌债，父亲生意合作方10万的欠条，她让对方给她2万，就把账清了，还让我把高中助学金的银行卡交给她，见我拒绝，对着我破口大骂。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高中之前的生活都像在梦游一样，对现实世界缺乏基本的认知。小学时同学说要考试了好紧张，但我不知道“紧张”是种什么感觉。初中稀里糊涂进了市里的重点中学，竞争激烈，同学们很在意排名，想考个好高中、好大学，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不知道考个好学校关系着未来的职业和人生。

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看书总是走神，几乎不写作业，思维跳跃，像个不停换台的电视机，兀自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甚至分不清现实与虚构。在作文里化用郭敬明小说，写我有个朋友在上海经历了这些，老师说你在编故事，我只觉得震撼，且疑惑，“你怎么发现的？小说里就这么写的，我觉得都很真实。”

生活上我也总丢三落四，不停地弄丢钥匙、身份证、手机等重要物品，身份证补办过5、6次。大四在医院确诊“注意力缺陷障碍”时，我只觉得如释重负——被耽误的学业、总出问题的生活，原来不全是我的错，不是我不上进、不自律、不努力，是因为我生病了。

确诊“注意力缺陷障碍”（李迟供图）

确诊之前，在父亲那里，这些全部被归为我的过错。他总说“你这样丢三落四，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家里有人包容你，到社会上老板可不会，你这辈子都没法在社会上生存”。确诊结果出来后，我有跟他提起过，他好像很快就忘了。其实他不在意我学习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只在乎最后的成绩。

初二时父亲出狱，他在镇上的民办中专找到一份工作，也把我从市里转学到镇里的寄宿学校，又让我留了一级。我很不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又屡屡遭受父亲的言语攻击，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差劲，像个“残次品”，产生了严重的抑郁情绪，总是莫名其妙流眼泪，看到同学打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快乐。

于是我开始不去上学，周末跑回市里的家，不去学校，父亲拽我出门，我就大喊大叫、扒着家具不放手、怎么挨打都不去，即使去了学校，也会故意不吃饭，饿到晕倒被送医，后来甚至拿着刀跑到卫生间，反锁着门说要自杀，最后父亲才让步，说你不想上学就不上吧，我得以在家休学两个月。

后来我又转学回了市里，初三时父亲因为一心想翻案二次入狱，到我高三才出来。但这段脱离父亲控制打压的日子，我又遭遇了另一段噩梦经历。

那是十五岁的夏天，我刚中考完，母亲和男朋友出去旅游了，我一个人在家住着。姑姑打电话给我，说有人自称是父亲的“朋友”，想给我经济上的资助，还有封父亲的信要转交给我。我当时毫无防备意识，他约我在家门口见面，我就去了，又开着车带我去了他住的酒店。

后来发生了什么不必多言，我知道了原来影视剧里的迷药是真的，而且一点味道也没有。我没有报警，也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任何一个人。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知道我的电话和QQ号，不停地换号码联系我，在我高一时还开着车在我家门口等我，晚自习后我骑自行车到家快10点，看到那辆车吓得魂飞魄散，立刻掉头骑进了小巷里，在陌生的巷子里骑了很久，才敢绕回家看看他还在不在，等他离开就赶紧溜回家。

因为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后来他还敢明目张胆联系父亲，说资助我去美国读大学，给姑姑打电话，要到了我的大学地址和新号码，我跟家人说他一直在骚扰我，让他们别再理他。

但我很害怕蹲点事件会再次发生，在酒店时他也跟我聊了会天，说自己是父亲的狱友，名校计算机毕业生，因为出卖他人隐私信息而入狱的，他不觉得自己有错，觉得是凭能力赚的钱。所以即使到了法国，我也总担心他查到我的学校和住处，哪天突然看到他的那辆车停在门口。

这十多年里，我无数次回想那个场景，脑子里有无数个声音在说“我应该去报警的，我当时怎么不报警”，好像在想象中能补全这个遗憾，以及，自那以后我也不再碰任何蓝莓味的食品饮料了。

到法国后，医生给我重新做了诊断，说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是因长期反复的人际创伤经历而形成的心理疾病。他让我找到对我造成最大创伤的一件事，把它解决了，那些小的创伤可能就会慢慢消失。

最大的创伤是什么？是父亲的肢体暴力，是他的言语暴力、精神控制，是在酒店的那一天，还是如影随形的尾随恐惧？我苦苦思索了很久，仍然找不到答案。

在法国住进精神病院前的那次自杀危机，是这些年的第三次，在国内读大学时，我也有过两次自杀的念头，都与父亲有关。

高考成绩不太理想，我只考上了三本，父亲对此很不满意，班导在入学前给新生拉了群，方便大家交流和找室友，父亲回复班导说，“不好意思，我女儿不入学了。”我当时急得不行，害怕自己没有学上。后来他又想让我去泰国读大学，帮我买好了机票，要在半夜一两点转机，家里人说这不安全，他就重新看航班，我提醒他把之前的票退了，再买的话要考虑时差，他突然发怒，把鼠标砸到我身上，“你想说我做错了是吗？”我被吓懵了，又不敢反抗，一下子跪下了，一直解释说，“不是这样，我没这个意思。”

还好最后在周围人的劝说下，父亲还是让我去广州读大学了。同宿舍有个女生，开学那天全家都来帮她收拾宿舍，她每天都和父母打电话，妈妈还来学校和她挤在窄小的单人床上住了半个月。我第一次见到原来有人的家庭是这么幸福和谐，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又因为父亲长期的打骂，我习惯了向内攻击，总觉得别人不喜欢我，睡得稍微晚点，关灯、拉椅子、冲厕所发出声响，哪怕别人不说什么，也幻想她们在心里对我有意见，渐渐地，被新生活的欣喜冲刷走的抑郁情绪又浮了上来。

第一学期结束后的寒假，我把身份证弄丢了，回老家后偷偷去补办，但因为户口以前登记在市里的党校街区没法补，我只得跟父亲坦白，他就带着我去公安局。我们各骑一辆自行车，我的那辆因为好久没骑，刹车不太灵，便骑得很慢，刚好在公安局大门前被红灯卡住了，等了一分多钟。父亲在对面等得不耐烦，脸色铁青，我刚停车，他就给我了一巴掌，骂我丢三落四浪费他时间。工作人员还是说这个办不了，我一遍遍地解释，父亲在旁边又生起气来，当着大厅所有人的面又扇了我一巴掌，然后就扔下我自己走了。

这时候我才开始觉得难过，流眼泪，推着车一路走回去，又不想回家，就在家周围来来回回走着，门口有一条河，我当时很想跳进去，最后也只是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次起了强烈的自杀念头。

意识到自己病到无法自控的程度了，返校后我立刻去了医院，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陪同我去看病的男友随即提出了分手。

双重打击下，我不想去上学了，老师从同学那了解了我的情况，让父亲来了学校，希望他帮我办一年休学，他坚决不同意，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让我去珠海的一个精神病院住段时间，等医生觉得好转了，开个证明，才能复学。

我原本不想和父亲一起生活、日夜相处，医生说如果没人陪护，就要住大病房，然后带我去看了它。那是个很大的房间，十几个床位沿墙并列，有看起来只是抑郁了的病人，也有戴着手铐脚铐的，还有疑似精神分裂的，行为神态像僵尸一样，意识不清醒，盯着我说胡话，我就被吓退了，父亲虽然也可怕，但至少理智尚在。

精神病院的生活，总是大同小异：不能反锁的门、食堂的一日三餐、吃药、谈心、记录病情、调整药量、看书消磨时间。有父亲陪同，我也可以在院里散散步，还申请外出看了个电影。两周后，我就出院回学校了。

父亲一开始无法接受抑郁这种情绪病，还带我去综合医院做各种检查，看是不是“脑癫”。后来医生、老师不断和他沟通，他态度稍微缓和了点，只是仍然觉得这是吃药就能好的病，跟我说，“你按时吃药，心理上别把自己当病人，就能康复了。”

十三四岁时我会激烈地反抗父亲的暴力，读大学后，我无师自通了自保法则，学着顺毛捋——他说韭菜要一根一根洗才干净，我说在按你的方法洗呢。他说我什么做得不对，我就主动承认错误，让他的怒气消弭于蓄力之时。他觉得自己的暴力不是“无理由的”，是在解决问题，尽管那问题可能是四岁小孩不能定时入睡，如果我顺从他的话，问题也就消失了。

就这样，大学几年很少有暴力情况了，我也尽量回避共同生活，暑假从不回家。最后一次严重的暴力，是在新冠刚爆发，居家上网课期间。那时我已经确定了要去法国留学，父亲跟我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能有自杀的想法，六七十年代也有人自杀，但你看现在生活多好？”我说，“实在很痛苦的话，自杀也不是他们的错。”父亲马上变了脸色，说自杀就是意志力薄弱的人才会做的事。

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朝我扔东西时，我极度恐慌，感觉自己的情绪已经逼近临界值，马上要因为恐惧死掉。吵完后，我回到房间瘫倒在地上，呼吸困难，这是情绪紧张导致的。我大口地喘气、尖叫，尝试着摆脱这种状态。父亲听到声音后，进来拼命地摇晃我，想让我恢复“正常”，我的头在他的摇晃下，不停的碰撞地板。他的方法没有起到作用，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不是正确的处理办法。好在他急着出门，只能放下我离开。

情绪平复下来以后，我又起了自杀的念头，想在父亲做引体向上的杆子上吊，但是想到这个场景可能会对父亲造成很大冲击，就没这么做。可我实在控制不住这个念头，就给辅导员发短信说明了情况，然后吞了大半瓶褪黑素关机睡觉了。辅导员给父亲打电话时，他正在居委会，周围人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大家马上开车来了我家，看到我躺在床上睡着了，一众人才放下心，给父亲做思想工作，才化解了这次自杀危机。

去了广州上大学，远离父亲两三年后，我才意识到那些年错的不是我，是他。后来我去法国留学，是为了深造，也是为了离他更远一点，但最大的动力，还是我想找到一个理想的男朋友。

大学里我读了本书，叫《爱的艺术》，书里说人唯一拯救自己的方式，是通过爱，通过亲密关系。我从小就没感受到过父爱和母爱，换过很多住处，又多次转学、复读，也没交到挚友，唯一能寄托我对爱的期待的，只有爱情了。我坚信，只有找到相爱的另一半，我的整个人生才会幸福。

2021年9月来到里昂读语言学校时，我积极地参加社交活动，很快交往了一个法国男生。头一两个月，我体会到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强烈幸福感。他很关注我的大小事，经常给我做饭、发消息，我为法语考试焦虑时，他鼓励我说“相信你一定能通过”，夸我“真的很优秀，你一定会成功的”，这些话我以前从未听到过。认识两三周他就邀请我就去家庭聚餐，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种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太好了，我陶醉其中，甚至愿意放弃一切，马上辍学和他结婚。

但两个月后，他总在我面前提到前任，我看他手机才发现，他和前任还没分手就和我在一起了，发现我还不错才回去提了分手。相处过程中，他也会习惯性地贬低我，我对他坦白的成长经历成了吵架时他扎向我的刀，他说“我知道我们吵架是因为你的家庭导致了你有人格缺陷。”

28岁的他没有工作，和父母住一起，还借钱吸大麻，有一次我把他的大麻藏起来，他让我交出来，我不答应，他突然暴怒、理智尽失，让我滚出去，把我从二楼往下拽，拽得我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我感到一种熟悉的恐怖，立刻推门出去，光着脚走在街上，他追出来拉我回去，我心死了，觉得他无可救药，让他把借我的50欧还我。
这件事之后，我提了分手，又因为分离焦虑而痛苦，每天哭着入睡和醒来，快一个月都走不出来，感觉世界崩塌了。那时是申请季，但我没有任何心思在学业上，最后申到的学校也不理想。在美甲店兼职时，我像台没有感情、但有bug的机器，时常收错账被老板骂。

于是我去看了医生，他建议我去自杀防御中心，我讲了所有的这些事，回诊4、5次后，医生给我开了药。有药物和医生的帮助，加上美甲店老板、同事、租房房东的情感支持，又收到了一所美院的offer，心情好了一点，我感觉生活在步入正轨。

我被那所美院录到的是本科的平面设计与出版印刷专业，因为法国艺术教育跟国内差别很大，学校认为我需要补足基础，考虑到我已从国内美院毕业，他们允许我从二年级开始读。

前几个月我正常上课学习，一直到12月认识了一个男生，非常聊得来，得知他是单身状态，恋爱脑再次发作，一下子又爱上他了，感觉阳光好像又洒进了我昏暗的生活。但在约会几次我表白后，他说不想确定情侣关系，但可以作为朋友再接触一下，后来又说觉得我很爱他，让他压力很大，提了“分手”。我又陷入了极度恐惧，感觉信仰被人抽走了，人生也要完蛋，又主动去联系他，直到第二年夏天他爱上了另一个女孩，我们才真正结束这段扭曲的关系。

来到新城市后，我仍然一直在看心理医生，每周和护士聊一个小时、坚持服药，但因为药有副作用，我每天昏昏欲睡，有一门课缺勤太多没有学分，其他课也低分飘过，教授就建议我复读一年，扎实基础、做出更好的作品。我同意了，当时状态调整得还不错，创作也很顺利，画了许多满意的画，对未来也很积极乐观。

同时间那个男生又联系上我，我开始保持谨慎，不久又陷进去了。八月，夏天快结束时，我感到注意力难以集中，又觉得复读是学业失败的表现，开始烦躁、有压力，晚上睡不好，白天十分疲惫，而且男生又突然以不合适为由提出了分手。

我心里难受，不想去上学，而第一年修到了学分是可以不去的，于是整整一个学期我都没去上课，每天窝在家里画漫画，旁边放着电视剧、综艺或播客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睡前和偶尔的出门也是，一定要听点什么，才能不胡思乱想。

今年春季学期，我回到了学校。此前一位老师劝过我，“虽然你学分修够了，可以不上课，但我还是建议你来，这对你更好”，我答应了，但后面还是没去上课。回校后，我在走廊遇到这位老师，和他打招呼但他看都不看我，课堂上，这位老师会跟别的同学讲很多话，但和我交流非常简短。

我敏感地感觉到老师对我有意见。他的态度刺激了我的情绪，这或许算是一个催化剂，我又开始对一切事物失去兴趣，听音乐不觉得享受，看电影不感动，吃东西也尝不出味道，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留恋和遗憾，就觉得“可以到此结束了”。

我想过上吊，认真地学该怎么打结，但是怕影响邻居和房东；想过投河，但是怕有好心人去救我，影响了他的生命安全；最重要的是，我还有一只狗，我不知道把它托付给谁，在想出答案之前，我还不能去做这件事。

有一天，我因为起床困难迟到了，看到那位老师已经在教室里，迟迟不敢进去，坐在走廊的沙发上，陷入了恐慌，情绪引发躯体反应，我瘫坐在沙发上，整个身体无法动弹。

路过的同学看到我的状态，把我带到了学校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一位负责人了解我的病情，我经常拿着医院的病假条找他请假。那天，这位负责人跟我聊了很久，尝试着开解我的情绪困扰。

其后不久，学校开始放春假，春假后第二周我四天没去学校，负责人不放心，给消防打去了电话。抱着最后一点自救的念头，我住进了精神病院，两个月后才离开。

住院的那段时间，正赶上法国的申请季，我想直接申请研究生，所以就拜托同学帮我拿来电脑，在医院赶作品集。“住进精神病院还在工作”听起来就很黑色幽默，但申请季一年一次，我还是勉强自己试了一下。

不出所料，结果不太好。抑郁会让人很容易疲惫、精力不足，因此我每天都很困倦，早上起不来床，下午昏昏欲睡，不管睡多久都不会觉得精神饱满。又有些拖延，没有很强的驱动力去处理申请的事，于是我就花了半天时间，潦草地赶了个作品集，只投了三所学校。

一所学校排名靠前，本身申请竞争就大，拒绝了我，一所学校面临倒闭，招生不多拒绝了我，还有一所学校要求我从本科一年级读起，我接受不了，把它拒了——申请季我颗粒无收。

加之住院时间太长，缺勤太多，我没有资格参加期末审核，无法申请补考，也不能再次留级，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下一学年能去哪里。后来，我跟系主任申请，转专业到纯艺方向，它的课程没那么满，有更多自由创作的时间，完成本科学业，还可以继续申请研究生，系主任同意了。

生病对我的生活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么多年一重重累加下来，早难以计算。

小学开始就难以专注学习，初二转学复读一年，初三一心想考中央美院附中，它只需要考语数外这三门文化课，我拼命地学，但考试那几天因为目睹父亲被人带离遭受了很大冲击，没有考好，只能复读一年补习副科，考了一所市里的普通高中。

我还是很热爱美术，想考杭州美院、中央美院这些知名院校。高三在本地一所画室进修，它为了招生虚假宣传，实际师资很一般，没有好的教育方法，老师脾气也很差，看见学生画得不好只会发火——开晨会时骂学生“都是xx”，踢踹学生寄存物品的铁柜子，把学生的画具砸碎或扔进垃圾桶，说“你画得这么烂，就不要再画了”。有一次我因为画得不顺利，用画笔把整个画面涂抹掉了，坐在那里哭，老师看到后说，“你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这辈子就完了。”从此以后他不跟我说话了，给同学看画也绕过我。

当时我无法应对这样的情况，加之可能有童年阴影，即使那些暴力的事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光是听见砸柜子、东西碎裂的声音都会觉得很难受。所以参加完联考后，我实在受不了，就离开了画室，没有再参加后面的校考，和我想考的美院也就无缘了。当时老师、同学甚至高中校长都来劝我，但我不愿再回去，甚至想从此放弃美术。

到了法国，就读语言学校时，我因为分离焦虑情绪崩溃，申请结果不理想；入读第一年因为用药副作用太大，缺勤多次而挂科；第二年病情恶化到住院，无法升入下一学年，只能通过转专业留在学校。

于是今年26岁的我，还在读本科二年级。学业上的不顺曾让我无比焦虑，不去上课时，我就窝在公寓里每天不停地画画，把它当作一种学习，即使没有动力也没有想法，但我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当个没感情的画画机器，至少能稍稍安抚自己一点。

漫画《暴雨天》（李迟供图）

有时我觉得自己像只失去保护壳的蜗牛（李迟供图）

创作型的画画则是我的寄托。我把自己在家的生活画成了漫画《暴雨天》，住院时画我窗前的树、院子里的花，画一个人孤独地蹲在海边。在学校走廊上焦虑发作时蜷成一团，觉得自己像只失去保护壳的蜗牛，我也画了下来。画这些时我不觉得是苦差事，而是很享受，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平静而安宁。

看到一批又一批同学升入三年级，总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尤其是听见那个申请学校时受了我很多帮助的朋友叫我“学妹”时。我怒火一下子上来了，回了个“别逼我扇你”的表情包，她还继续说，“这是事实呀，我下学期就三年级了，但你还是二年级，都第三次了，减龄了，变我学妹了。”我回怼一句后结束了聊天。

当天回学校提交住院证明时，我又看见同班同学在等毕设成绩，学校ins发了恭喜他们毕业的帖子，我难过到无以复加，紧急加倍服用了抗焦虑药。

几次留级，学业远远落在了同龄人的后面，我无法回避由此带来的心理负担。好在，这些年我也逐渐意识到不该用“升学失败”来全盘否定自己，我的专业能力、个人品性，在这些年都是有进步的，我的人生并非停滞不前，整体是在发展的，只是慢一点而已。而这并不是我的错，耽误的四年不是因为我主观不上进、不努力，那只是我承担的后果，但因是别人种下的，错不在我。想明白这些后，我心态平和了很多。

对犯错的人、伤害的源头——我的父亲，我有怨恨吗？

在青春期的时候是有过的。初中那几年我们生活在一起，经常发生冲突，他对我说的话都很难听，我跟同学说，也在日记里写“很讨厌我爸”；但在没有言语或肢体暴力的时候，我们又相处得很愉快，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读过很多书，我能和他聊很多文学话题，这是和其他亲人、朋友都做不到的，有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父亲对我的学业一直很重视，母亲觉得“女孩不需要读那么多书，不如早点嫁人”，但他会支持我出国读研，甚至是读博。行动上也支持我，单位房拆迁后，补助了两套房，他愿意卖一套房供我读书。

离开他身边的这几年，我不停看医生，也读了很多书，对他不再是全然主观的“恨和怕”，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我过往的经历和父亲这个人，我只觉得他是个“有人格缺陷的人”，而万事有因有果，他也是被经历和环境塑造成这样的。

父亲出生在城里，六七十年代全家被下放到农村，爷爷去世时，大伯也才十六七岁，他是家里的长子，但没有和奶奶一起扛起家庭的重担，反倒是排行老二的父亲担负了这些责任，替奶奶分担很多劳务，后来还去当兵，为了有些人脉好帮弟弟妹妹们找工作。姑姑和叔叔们，乃至我舅舅的学习和工作，都是他安排的，有的去了国营工厂工作，有的当了乡村医生开诊所，在当时都是不错的去处。

责任感的另一面是控制欲，他习惯了当家做主，希望生活的一切按他想象的来，比如我们几点起床睡觉、怎么洗菜。又有那个年代为了保护家庭养成的铁腕和强势，便爱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环境的影响，他不认为暴力是错的，因为在我成年前生活的地方，暴力随处可见，人们像习惯了呼吸一样习惯了它。中学时老师在课上说“我婆娘早上懒得做早饭，我就把她打了一顿”，课堂上所有人哈哈大笑。我的姑父赌博又家暴，他女儿、我表姐找的老公也赌博、酗酒和家暴，打老婆也打儿子。

那些年我辗转搬家过很多地方，但无论搬家到什么地方，都能听见邻居打骂妻子的声音。

初中我被父亲施暴时，模仿电视剧站在窗台喊救命，但没有任何邻居来问一句，我以为没人听见，直到有一天楼下打麻将的几个女人把我喊过去，问我是不是经常被父亲打，她都听到了，又说我妈妈跟别的男人跑了，看我被讲哭了，说“哎呀你看她都哭了”，我才发现她们只是在吃瓜看乐子，并不是同情我。她们可能也是受害者，但也会以别人的痛苦取乐。

伤害就这样代际传递下来，让后来者付出惨痛代价。和父亲打电话时，我听他说我们那个市年轻人自杀率非常高。表姐的儿子读初三就有了严重抑郁，不去上学，拒绝和家里任何人沟通，他的同桌已经跳楼自杀了。一个阿姨的女儿21岁，过年回家因为和母亲发生冲突，也跳楼自杀了。一个叔叔的儿子，高中一直窝在家打游戏，后来父母卖掉房子供他去日本留学，他还在打游戏，语言学校已经读了两年。

这样的事听得多了，觉得悲哀又无望。但要去恨，是恨不完，恨不到尽头的。

回想这些，只是要让自己明白，这些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不能全怪到自己头上，不要有“我是错误的产物，就不该存在于世界”的念头，不要着急和自责“怎么吃了这么久的药还不见好”。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我已经努力了，而过去十几年都生活在连续的创伤里，吃几个月的药不见好也很正常，慢慢来也没关系。

现在我和父亲的关系缓和了不少，可能因为我会迂回地去沟通，可能因为距离太遥远，也可能父亲老了，没那么容易暴怒了。我没有告诉他我在读本科，复读了几次，而是说在读研，申博但失败了。跟他说了住院的事，但我没说是因为抑郁症，而是说因为学业压力导致的乳腺结节，因为如果是前者，他会觉得“你太脆弱了，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但是后者的话，他也不能说“你要控制好自己的乳腺”，只让我以后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生病期间画的画（李迟供图）

生病期间创作的一些画，会被人夸赞“很特别”、“很深刻”、“很灵”，我感谢这些肯定，但从不觉得这是苦难“好的一面”，不觉得它是艺术创作的“养分”，也很讨厌我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书评里看到过的评论“是她的痛苦成就了她”。痛苦就是痛苦本身，而表达是为了避免下一个悲剧，对当事人来说，只会希望这些从未发生过。

出院后，我开始收拾家里，勤做家务，常买鲜花，也出门遛狗、听音乐、看电影，发现生活可以不只有学习这一件事，找到了一种难得的平衡。我的状态好了一些，但还是会时不时在梦里被拉进从前，梦见在单元楼被父亲打后试图跳楼或割腕自杀，梦见在酒店的卫生间里偷偷打电话报警，好像要弥补那此生未完成的遗憾。

虽然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但我一直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希望有一天不会再被噩梦惊醒，一夜安眠，醒来去草地上遛狗，能感受到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