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红 中国道教协会 北京
洞经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艺术成就代表之一，原为道教礼仪音乐，演奏歌唱道教经书中的诗赞，主体是道教经典《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简称《大洞仙经》或《洞经》），即国家资料库中四大洞经传本之一，故称洞经音乐，后来走出宫观，融入民间，从宗教音乐转变为诗读乐曲。洞经音乐是音乐的活化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全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洞经音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传统文化瑰宝的洞经音乐，音律高雅、格调淳厚，集宗教音乐、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于一体，并在各地形成独立成套的洞经曲调，音乐表现形式丰富多样。
洞经音乐于明代中叶传入云南，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广泛流传于云南汉族地区以及云南中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包括丽江纳西族、楚雄彝族等聚居地。据《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记载：“洞经音乐于明永乐七年（1409）传入大理，再传到云南各地。”《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集》提到：“明永乐七年，由四川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1《大理洞经音乐·序言》称：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关曾派人到四川学习大洞仙经，后带回两部仙经。2洞经音乐传入云南后，在融合本地音乐元素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当地的民族音乐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肯定。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及发展，云南洞经音乐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清中叶直至民国初年，云南洞经音乐经历了繁荣和传播时期。明末清初，因战争动乱，滇西大理、保山一带的百姓进入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和中南部的曼德勒经商，滇南蒙自、建水一带的百姓进入越南，洞经音乐沿着茶马古道上喜洲马帮、鹤庆马帮和保山马帮的路线，逐渐传播到缅甸、越南，并在当地华人群体中流传。清朝中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云南各地大多成立了洞经会，洞经音乐得到较好发展。民国时期，云南各地仍然按照惯例演奏洞经音乐。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洞经音乐逐渐衰落。 据调查统计，云南洞经音乐有1500余首洞经乐曲。其中，1990年出版的《大理洞经古乐》记录了270首，3包括《南清宫》《北评洲》《玉华音》等。由省市文化局记录整理出洞经乐曲132首（原来曾有150多首），包括《玄蕴咒》《小桃红》《迎仙令》等。《云南巍山洞经古乐曲选》记录了100多首，4包括《步蟾宫》《漫五言》《柳青娘》等。弥勒市有111首，包括《千秋岁》《万莲花》《得胜令》等。通海县有《功课》《步步娇》《叠落金钱》等50多首。曲靖市有《山坡羊》《南进宫》《浪淘沙》等20多首，5其余地州市县均有洞经音乐乐曲若干。 云南洞经音乐的“谈演”仪式庄严，对应道教的斋醮科仪。“谈”即宣讲经文，“演”为仪式过程，谈演洞经音乐就是唱诵经文，配以器乐演奏，自然承接前后的经文和烘托气氛。谈演洞经是严肃慎重的大事，主要有三个程序：拜祭、吹奏、唱念，具体步骤有斋戒、沐浴、治服、入会、筑坛、朝礼和谈演。其间摆放经坛和神案，列队迎神祭祀，奏乐颂赞，既展现了宏伟壮观的场面，也反映了含蓄悠扬的意境。洞经会谈演洞经时，按照各地约定俗成的程序和配曲，由领腔生开唱，根据不同的经文和曲调，起调不同的经腔，乐队配乐呼应，领唱与和声相配合，一首接一首地演唱下去。表演者按年龄长幼顺序列队，年长者排在前面，年幼者排在后面。 云南洞经音乐主要分为声乐和器乐两部分。声乐部分称为经腔或经曲，唱词规整，主要是经文中押韵的部分，类似诗词，6从四言到七言句不等。器乐部分称为曲牌，作为经腔的间奏，或者作为仪式程序的配乐，如开坛祭神、敬献供品、诵读诰表等。演奏时，根据使用的不同乐器，曲牌又可分为大乐曲牌、细乐曲牌和锣鼓经三种。7大乐曲牌演奏的是吹打乐曲，由吹、打两类乐器组成，表现宏伟壮阔、磅礴浩大的气势。细乐曲牌演奏的是丝竹乐曲，竹制吹管乐器与弦乐器合奏，营造优雅抒情、明快活泼的意趣。锣鼓经为打击乐组合而成的曲调，为舞台营造庄严强烈的背景氛围。![]()
丽江市唢呐
云南洞经音乐的乐谱为工尺谱。工尺谱为文字谱，用工、尺等字记录歌谱，传统写法由右至左，竖行书写。工尺谱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记谱方法，源自唐朝时期，最早可能是管乐器的指法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地区和乐种的差异，工尺谱记写的基本符号、调性标记、音阶和唱名法等也有所不同。工尺谱有严格的传承方式，一般为师徒制或父子制传承，师傅说唱工尺谱，徒弟记忆背诵，同时还要学习演奏一种乐器。经过反复的练习，熟练实践后，方可登台表演。 云南洞经音乐的演奏场所为文昌宫。文昌宫主要供奉文昌帝君，文昌帝君是掌管人间禄籍文运的神灵，颇受历代士人推崇。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度，所谓学而优则仕，学习成绩优秀者，可被选拔当官，各地敬奉文昌帝君的程度也到达顶点。地方官员、乡绅和文人名士定期举行盛大的仪式祭祀文昌帝君，祈求地方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洞经音乐会多由文人组成，每逢做会谈演洞经、皇经（即道经），献赞礼乐来追求功名和永生。洞经会有时还设坛宣讲圣谕，教化愚蒙，歌赞盛世升平。
云南文山州广南县洞经音乐会
音乐的价值：云南洞经音乐兼具宫廷音乐的典雅，也称为雅乐或仙乐。其音律古典庄重，节奏清雅流畅，唱腔悠扬清远，既有道教音乐的风范，又有滇剧戏曲的韵味，曲目编排丰富，管乐、弦乐和打击乐各具特色，层次分明，闻之使人身心愉悦、精神振奋。 历史的价值：洞经音乐源自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的活标本、活化石。其历史渊源深厚，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洞经音乐是官方认可的正统主流音乐，是我国音乐艺术的典范。在我国的古代音乐中，唱词多有音乐伴奏，但随着封建王朝礼乐制度的废除，很多古代音乐已不复存在。现今很多地区这种古乐的歌唱和伴奏方法早已失传，而云南还大范围流传着这种古乐。作为我国古代社会音乐文化遗留的历史实据，云南洞经音乐可以考证消失的词曲音乐，推演音乐变化的历史进程，弘扬传统的民族文化，彰显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文化的价值：洞经音乐是洞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我国宗教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洞经音乐会也称为文会，只有取得功名者方有资格参演，并且只准男子入会。洞经音乐的演奏者主要为文人墨客，他们的文化意识和音乐观念深受传统道教和儒家的影响，形成了洞经音乐独有的文化特征。洞经音乐劝化世人崇敬先贤、积极向善，形成了资治教化、文明开化的社会氛围，在传承文化、启佑文明、培植世风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规范民间活动的价值：洞经音乐的民间团体组织健全，体现了规范化的运行模式。洞经音乐形成之后，在民间广为传唱，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出现了很多研究和演奏洞经音乐的群体，形成了不同风格的谈经团体，主要成员为当地艺人或音乐爱好者。民国学者由云龙编著的《姚安县志》（卷55）总结道：“滇省经会各县皆有。”8在云南人口较多的大型村镇，洞经音乐团体会定期举行谈演活动，时间集中在每年农闲开始到过年前。此外，他们也参加婚礼、寿宴和丧葬等活动，满足周边人民群众的需求。《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载：“洞经坛，其教传自省垣，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祷、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9可见洞经音乐团体扎根于民间，定期参加各类节庆民俗活动，群众基础较为深厚，具有规范、系统的运行模式。 首先，云南洞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传统音乐已日渐衰微，其中包括洞经音乐。网络、影视媒体以及外来文化逐渐占据了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审美观和娱乐方式的巨大改变，对传统的洞经音乐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也阻碍了云南洞经音乐的发展和传播。云南洞经音乐的大量珍贵实物和资料流失毁坏，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损失。云南洞经音乐传唱范围越来越小，曲目也鲜有人唱，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面临严重的危机。 其次，云南洞经音乐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云南洞经音乐在民间传承数百年，得益于各个时期老艺人的不懈支持。然而，很多健在的洞经老艺人年事已高，由于记忆力衰退，所掌握的曲目不能完整地演唱记录下来，对音乐的发展与传承，显得力不从心。青年人面临繁重的工作学习压力，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化取向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关注传统的云南洞经音乐，而是喜欢流行音乐，以至云南洞经音乐能够传承的曲目也越来越少。 最后，云南洞经音乐的艺术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云南洞经音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色和情感精神，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社会大众不了解云南洞经音乐承载的历史文化，使其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逐渐走向边缘化。
云南十大著名道观圣地——金殿一隅
针对以上问题，为加强对洞经音乐的保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逐步重建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扩大云南洞经音乐的欣赏群体。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核心是对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坚定文化自信，勇敢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部分，大胆创新洞经音乐，形成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模式，传播和推广优秀的音乐文化成果。 二是深度挖掘和整理经籍史料，形成云南洞经音乐的系统性资源库，为研究和创作云南洞经音乐提供坚实的物料基础。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挖掘整理云南洞经音乐曲谱和文化，从浩瀚的史籍中，使隐藏在民间的工尺古谱重见天日，积极抢救濒临失传的云南洞经音乐，做好收集整理抢救工作，加速建立云南洞经音乐文化资源库，使其触手可及，增进公众对它的了解。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尤其是专业研究机构，加强对洞经音乐的深度研究，维护和发扬民族文化艺术，充分体现音乐文化的综合价值和重要性。 三是建立洞经音乐传承的人才培养机制。地方政府和相关人员应更新理念，充分认识洞经音乐濒危的严重性，承担起保护洞经音乐的责任。政府应出台切实的扶持政策，建立长效传承机制，加强抢救工作，制定保护规划，完善保护制度，鼓励和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加大财政投入，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音乐资源的普查、保护、人才培养和传承人的扶持，为传承人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按标准划分传承人的级别，核定不同的补助金额，由各级财政负担。吸引社会资金，整合社会资源，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艺术文化机构，培训专业人才，开展云南洞经音乐的教学与传承，尽快培养青少年传承接班人，鼓励和跟踪培养中青年艺术骨干，实现云南洞经音乐薪火相传。 四是促使云南洞经音乐接轨当地文化产业，凸显其市场价值。云南洞经音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蕴藏着珍贵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要开展广泛全面的调查研究，多层次、多方面地挖掘云南洞经音乐的多重价值，尤其是市场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传统文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充分发挥云南洞经音乐的多重价值，使其不断完善发展，焕发生命力，提升影响力，在振兴文化产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继续传达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审美心态。 （作者单位为云南民族博物馆。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3年02期。）
注：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涧彝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93年。
2.杨杰宏：《周边地区洞经音乐在丽江的传播及其影响》，《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3.大理市下关文化馆编：《大理洞经古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4.唐鑫整理、孙炳笑刻印：《云南巍山洞经古乐曲选》油印本，1988年10月。
5.雷宏安：《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流变特征──一种多视角的文化探索》，《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2期。
6.吴学源：《洞经音乐》，中音在线网，http://www.musiceol.com/news/html/2012-6/201262717493048071419.html，2012年6月。
7.洞经音乐（文昌洞经古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project.html#target1，2008（第二批）。
8.由云龙：《姚安县志》卷55，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9.卢金锡修，杨履乾、包鸣泉纂：《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昭通新民书局，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