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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圈里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当年阿里电商最为鼎盛的时候，杭州一半的酒吧都是靠阿里小二养活的。
虽然在官方的宣传口径中，阿里小二这个角色只是淘天电商帝国中的一块砖，往往还要在大促活动期间扮演任劳任怨的马前卒。但是在坊间，关于阿里小二一年能挣一辆库里南，吃顿饭要花好几万的传言却一直没有断过。
而在最近，“杭州某电商平台员工受贿9200余万”的新闻又再度刷新了不少人的认知。
根据央视网的报道，王某是杭州某电商平台基础岗位的一名运营人员，主要负责的是这家电商平台家具类官方旗舰店入驻的审批业务，其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迅速将手中的审批权做成了一门上亿的生意，其间他伙同多人共同收受贿赂高达1.3亿余元，其中自己的受贿金额为9200多万元，逐渐形成了一条倒卖家具类官方旗舰店指标的灰黑产业链。
杭州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入驻，共同收受贿赂高达1.3亿余元，诸多关键因素叠加起来，涉事企业直指阿里巴巴。
尽管大企业高管通过自身工作便利来谋求个人利益，在互联网行业也并不鲜见，但作为一名基础岗位的普通运营，一年就有高达上亿元的黑色收入，如此惊人的贪腐程度，已经不能用“小官巨贪”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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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比高管能贪
一年受贿金额9200万元是什么概念，在内部来对比的话，此前有过公开报道的阿里高管贪腐案中，还没有一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2016年，阿里影业副总裁、淘票票总经理孔奇因贪污受贿被警方带走，受贿金额预估在千万元级别；2018年，阿里文娱旗下优酷视频原总裁杨伟东受贿855万余元，被判刑7年；2020年，菜鸟原副总裁史苗因受贿数百万元被警方拘留。
而在电商体系内，原淘宝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曾因受贿罪在2012年被判刑7年，根据判决书显示，阎利珉在工作期间收受了客户因感谢其关照而购买的两辆轿车，总计价值53.8万余元。
高管受贿最高不过千万，而基础岗位的商家运营，一年时间就敛财上亿，如此离奇的反差感，也就不由得更让人好奇，阿里小二手中究竟掌握了多少的权力。
螺旋实验室注意到，2018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过一起天猫前小二的受贿案件，根据当时的公开报道来看，这位名叫天黎的小二曾经是天猫组装电脑类目的商家运营，在2016年到2017年间，他多次收受商家好处费，利用职务之便给予商家关照，违法所得共计42万余元。
如今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从违规操作的细节来看，阿里小二们的职务权限似乎并没有太多提升，只是这收取好处费的价格倒是飞速上涨。
根据央视的报道，此次被抓的运营王某，其主要的权限是能够帮助商家通过平台的审核，从而入驻到电商平台，而且仅仅还是在家具类目。
一年时间里，总共有400多家商家在王某的违规审批下成功入驻平台，整体涉案金额高达1.3亿元，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平均每家店要向王某“上贡”32.5万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天猫小二天黎受贿案发后，阿里巴巴曾依据《天猫规则》第六十九条之“不正当牟利条款”，关闭了7家涉案店铺，其中还不乏一些排名靠前的明星店铺。
而如今在家具类目中有400多家店铺违规入驻，阿里如果要继续实行铁腕政策，那么对于整个家具类目领域来说，可能会是一场地震式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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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与缺失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对于一个基层的运营岗位员工来说，高达上亿元的黑色收入，显然就是自身拥有绝对权力的产物。
从案件的细节来看，仅仅掌握了商家的入驻权限，就能够堂而皇之的进行权力寻租，而且是在违规操作了400多家店之后才被发现，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商平台自身的审核机制仍旧存在漏洞。
据了解，这位受贿9200万的商家运营，其之所以会被揪出，还是来源于同公司内部的一封匿名举报信，如果没有这封举报信的存在，可能他的生意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换言之，即在审核员违规操作的一年时间里，以“付费”形式入驻平台的商家依旧安然无恙，虽然本身入驻的方式并不合规，但似乎并不影响在电商平台的正常经营，不然多家违规店铺一溯源，很容易就能找出隐藏在大厂之中的硕鼠。
而这种现象显然就使得违规者更有了底气，反正入驻之后也没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就更加可以肆无忌惮的敛财，视审核规则为无物。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违规审核的生意之所以能做的这么大，还离不开一群中间人的牵线搭桥，这位王某下面发展了8个中间人担任掮客的角色，掮客下面还有掮客，而且其中很多本身就是家具行业的业内人士。
这种畸形的商业生态，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整个行业的从业者已经对这种形象见怪不怪了，否则也不会有400多个商家乖乖的交钱开店。
而如果深究下来，这种交钱办事的风气，究竟又是由谁起的头呢？
早在2015年，阿里就曾通报过26家淘宝店铺永久关店的处罚决定，阿里方面表示，这些淘宝店铺违背诚信经营原则，通过“潜规则”谋求不正当利益，想方设法给关联人士送礼品送现金或给予其他好处、企图向小二行贿等。
虽然涉事店铺被予以永久关停，但是对于那些“收钱办事”的小二们，阿里似乎一直没有狠抓出几个典型，多年以来关于阿里小二收入不菲的流言一直在网络上飘荡，但由于缺乏官方口径的报道，无论是商家还是员工本身，都难以摸准小二手中的权限，到底是不是真的全都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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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小二不是个例
坦白来说，互联网公司，尤其是平台型企业，准入工作的权力一旦过度下放，确实就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即便这些权力仅仅掌握在基层员工手上。
马化腾曾经在腾讯的内部讲话中表示，腾讯很多业务做不起来，并不是因为管理者的问题，也不是业务方向问题，而是贪腐漏洞太大，业务被掏空了。
南方都市报发布的《2022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曾显示，运营是互联网行业腐败舞弊案中的常见的四大岗位之一，其他三个则分别是商务拓展、采购和销售。
从工作属性来看，后三者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大多是职务侵占，而运营一旦守不住底线，大多都是通过权力寻租来获取非法利益。
以抖音集团为例，根据抖音官方发布的2023年反舞弊通报显示，去年全年，抖音集团共查处舞弊类违规案件177起，其中136人因触犯廉洁红线被辞退，23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而在这些移送司法的案件中，超七成的案件都涉及员工利用职务便利为外部客户或商家提供不当帮助并收受好处费。
除了抖音之外，腾讯、美团、快手等互联网公司，也曾多次爆出过类似的贪腐事件。
甚至于一些这两年刚刚兴起的直播电商公司，也已经开始出现这种不良风气。
去年11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官网公布的一则刑事判决书显示，李佳琦所属的美腕公司招商专员周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公司提供商品选送、直播排期等帮助，并多次收取“好处费”，共计109万元。
而如何解决这种问题，除了在内部加大反腐力度之外，对于准入工作进行多重分割，让某一个人的权力不再成为决定因素，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互联网大厂“收钱办事”的乱象。
尤其对于阿里来说，在过去企业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被增长的GMV所掩盖，而如今的阿里，正处于改革的重要阶段，某些岗位的既得利益者，就势必要为改革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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