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深处探寻人物全貌——金冲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几个特点

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读书，1951年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算得上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正如《中国历史评论》在对金先生的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既是人民共和国专业史学传统形成的见证人，也是这种传统的构建者之一。”自195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金冲及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在方法和风格上影响了几代学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领域，他虽从中国近现代史开启学术生涯，但在前者中成果更多、影响力也更大。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金冲及先生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尤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曾说：“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二十多年，花力气最多的是主持编写几部传记。大体说来，书中由我执笔或改写的文字大约占三分之一。我觉得当主编不能挂名，应该对全书每一个字负责。”这实在是金先生自谦。笔者粗略翻看过当年留下的各种书稿档案，感觉由他执笔或改写的比例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徜徉于这些文稿的字里行间，能深切感受到金冲及先生的深厚学养、扎实功底和求真精神，很能体会他治史之德、学、识、才的高度统一。

金冲及先生研究党史人物，首重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将研究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史学传统历来讲求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有的学者甚至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所以，在史学界常听人反复申说史料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无不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金冲及先生在大学学习时曾系统地听过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等老师的课，受到正规而严格的史学训练，极看重史料的作用。他常讲：“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观察和对待历史事实。”“尽可能系统而详细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首先必须做到的事情。”因为“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这可以说是衡量历史研究成果价值的根本尺度”。而对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作为后来人的研究者通常不能去重新经历、去直接感受它。只有对事件发生时的历史环境、社会氛围、思想风气，以及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经历和具体表现了解得越全面、越深入，才能尽最大可能恰如其分地接近这个“历史实际”。而了解这一切，靠的就是“历史实际”留下的各种痕迹。

金冲及先生主编的首部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周恩来传（1898—1949）》，就是他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后严格按照上述方法写出的著作。编写项目启动时，在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尚有不少研究者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了对周恩来发自肺腑的崇敬和热爱，以至有人对要编写这样的传记觉得不妥，认为“我们哪有资格来评价周总理呢？”如何破除顾虑、展开工作？金先生带领编写组从基本资料工作开始，搜集到当时条件下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史料，包括：邓颖超珍藏多年的周恩来作文手稿、旅日期间所记日记，周恩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起草或修改的电报、文稿、书信，以及相关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编写组还访问了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人，走访了周恩来活动过的重要地区，搜集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专题性资料。

翔实的史料使传记的编写成为可能，但历史的迷雾绝不会因资料的堆积而自动消散。要在浩如烟海的大量史料中找出真相、理出脉络，更需要编写者具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和敏锐的历史眼光。金先生带领的编写组将这些分散的资料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力求使历史的书写符合历史实际。在这一过程中，金冲及先生特别强调对资料“要边读边思考”，“读资料时，就是在从丰富的史料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当你头脑里有了苦苦寻求答案的问题，读资料的时候，平时也许会轻轻放过的几句话会突然从纸面上跳出来，使你一下明白了事情的究竟。”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材料“看活”。具体说，便是“看久了又在脑子里再现出来，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中间有什么争论和困难，好像是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事情”。金先生将其生动形象地比作看电影：“一张一张胶片都是静止的，不动的，但是放在放映机上用电力充进去一摇，在荧幕上全活了。”研究工作中的这种“电力”便是正确的理解力，甚至包括某些基于事实的想象力。这些功夫下到，写作才能水到渠成。

阅读、研究了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以后，一个活脱的、生动的、血肉丰满的周恩来形象就在编写者心目中基本活现出来。随后，通过平实又带有情感的笔触，把它描述出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周恩来形象。在这本传记中，我们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这种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周恩来作风中的重要特点是每当确定一个工作目标后，总是进一步弄清实际情况，周密地落实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措施，有条不紊地付诸行动，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决不草草了事或半途而废。”哪怕是一位对周恩来相当陌生的读者，看过后也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生动而基本准确的印象。

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金冲及先生不仅注重运用广角镜头描绘整体形象，而且注重用特写镜头描绘事态发展中诸多关键性的细节。诚如他所言：“对重要的党史人物，……首先要选择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因为“重要党史人物之所以能成为那样的人物，首先是靠他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这些常人难以企及的品质”。比如，金冲及先生主持的传记编写组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定见，一切从史料出发，一五一十地厘清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地指明其历史局限。中共六大后，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逐渐抬头。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革命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他与李立三仍有所区别。《周恩来传》根据史料具体指出：“周恩来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周恩来“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是认为它已经到来”，而是“要‘准备’和‘促进’它的到来”。而李立三“却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从而很快把全国武装暴动提到行动日程上来”。“这是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这是周恩来后来能很快站在反立三路线方面的重要原因。”

邓颖超同志看过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后对他说：“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最难能的是，你们对许多材料去伪存真，写进传记里，使得历史上一些误传的情况得以澄清。我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好，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对文风我很满意。你们把收集到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研究、选材，组织起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这是一次最好的尝试。”“你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思考和组织材料，这一点值得你们发扬，至少要提倡这种写作方法。” 

可见，金冲及先生在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中，运用大量史料，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接近历史实际，对人物不诿过、不溢美，对人物的善恶褒贬力求公正。这是他史德端正、史学扎实、史识敏锐的一个力证。

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一定的历史环境既包括当时的国际环境、社会生产力水平、政治状况，也包括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弥漫的整体氛围，还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习惯等。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复杂的形势和强大的对手，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又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与共产党同时代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侵略者等。历来的史学家对“背景”和“对手”这两方面都很重视。一则，历史不仅在时间上难以断然割断，而且“作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再则，如不做对手的研究，就会像梁启超评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年谱》时所指出的那样：“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

在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注重历史的复杂性，是一条重要原则。在以研究中共领袖人物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内部会议上，他曾讲过作人物传记要注意的几个关系，并把“传主和背景的关系”作为首要的一条。他强调：“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和行动的。讲一个人，讲他一步一步的发展变化，都要把它放在比较宽广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人们面对的问题和问题的棘手之处，对这些问题存在什么不同看法，客观环境对传主的影响和制约，等等。这样，读起来才有立体感，才能使人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想和这样做，它的高明或不足之处在哪里，传主的贡献或作用是什么。”同时，他又提醒：“写的是人物传记而不是一般历史书籍，对背景就必须紧紧地扣着传主来写。”“不能简单地把别的书上对历史背景的现成叙述抄过来，这些叙述放在别人的传记中都可以，那就成了无的放矢。”金冲及先生治史中的这一特点，除开严格、系统的史学训练之外，大概也与他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他曾在杨西光身边工作长达近十年。对此，金冲及先生回忆：“过去自己只有些书本知识和对一件一件具体事情引起的想法。而他（指杨西光——笔者注）在政治上十分敏锐，谈问题时总是从大处着眼，然后鲜明地抓住关键性问题，把道理和措施说清楚。”“他讲的都是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许多基本道理同历史研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这样潜移默化，自己思考和分析问题时在方法论上不知不觉地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注意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只是看到单独的一件一件事情。”这种风格在金冲及先生的著作中十分明显。

《周恩来传》写到周恩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传主一人身上，而是先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二十世纪初年，这种信念本已开始动摇。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竟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在广泛的范围内爆发，不能不使更多人觉得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种种思潮在此时又经历一番新的激荡，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无法施行的逐一被淘汰。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才会发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的感慨。作者此时再把镜头切回传主，讲述周恩来赴欧洲实地考察并“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才符合他思想发展的实际，使人读后才觉得顺理成章而不突兀。

金冲及先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时，将人物与对手的互动叙述得既准确又因其跌宕起伏而扣人心弦。这首先源于他治史中对“背景”和“对手”的重视，也得益于他转入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他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提出，编写组从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大势入手，写道：“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分别具体地分析：日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认为“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编写组一边叙述各方局势的发展变化，一边叙述传主的应对策略，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提醒，到“抗战、团结、进步”口号的提出，再到“有理、有利、有节”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策略的最后定型，传记避免了乏味而冗长的理论介绍，将抽象的理论寓于双方斗争的实践之中，着实精彩。读过之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更为清晰，也更为具体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所针对的种种倾向，更深入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高明之处。

金冲及先生在强调历史背景时，尤其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他说：“事情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他常喜欢引用陈云的一段话：“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尤其涉及中共党史中一些敏感问题，如前进中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金冲及先生更审慎地提醒，研究要注意避免流于片面。他以宽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从诸多方面回望历史，既全面而具体地考察历史之变，又深入而不违常理地探究变化之理，将经验和教训慎重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使得后人可以借鉴前人经验，少走弯路，将前人没有做好的工作处理得更少失误、更臻完善。

对历史人物作评价，是历史研究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也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评价。对于如何处理议论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体。你所要发的议论，最好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使读者读了你叙述的事实以后，自己便能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看完你叙述的事实后还不明白，需要你再发一大段议论后才能明白。议论的文字不是不要，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关键处或者需要特别引起读者注意处，画龙点睛地说几句，起到‘提神’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他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两位领导胡乔木、胡绳的论述中也反复出现。胡乔木曾说：“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则说：“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同时，“要有一点议论，不能光给人一堆事实。”金先生长期在两位党史前辈的领导下工作，对此自然印象深刻，他说：“乔木同志十分重视史论的结合。他强调文章里要有‘提神之笔’，‘对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点出来’，这样才能使读者抓得住要领，文章才会有生气。”“他所要求的议论更多的是‘夹叙夹议’，不是离开历史事实的泛泛而论。”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总在历史的关键之处，具有“提神”作用。所谓关键，一般来讲，是具有承上启下或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等，都是这样的节点。在金先生的研究中，每逢这样的节点，总会在充分叙事的基础上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读《毛泽东传》中“延安整风”部分时可见，作者在完整叙述延安整风的前前后后之后，评价道：“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短短一句话，便指明了延安整风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克服山头主义后的空前团结等方面带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根本性变化。这样的评论当然不容易下，需要作者整体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历史，从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一条或几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才可以在叙事时既能放得开以丰富历史的细节，又能收得拢而始终不偏离主线，才可以从后人看来是“必然性”的历史中发现更多的“选择性”，从而捕捉到别人不易察觉的历史脉搏。这样的评价和议论，在金冲及先生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常常出现。这些评价和议论，既总结前一阶段的历史教训，又指明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承上启下，使历史前后相继，浑然一体，既减少了割裂感，又突出了关键点。历史本身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书写它，所有的事才有清晰的来龙去脉，也才能看清楚前一段历史为后一段历史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而后一段历史又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还具有理论的高度。他一向重视理论，在为《中国历史学年鉴》写的专论中，曾专门论述现状、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并强调：“理论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逻辑的概括，自然是极其重要的。”曾和金先生长期亲密共事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也颇能反映金冲及先生对两者关系的看法。龚育之说：“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党的理论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党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党的历史中来的，从党领导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所以，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不能从概念出发，单纯的逻辑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依傍历史的经验），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叙述过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就整个党史研究来说，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

金冲及先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长于叙事，但他又能跳脱出具体的历史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写出兼具史学之长和理论之美的文章。他在中共领袖诞辰纪念时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他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心得体会。他在长时期内系统地读过这些领袖人物的文稿和档案，对他们的生平、思想，既从微观上了解每一个细节，又能宏观地总结出每一位领袖人物独有的性格特点和独特的工作方法。这些文章和讲话虽大都简短，但绝不简单。他将毛泽东工作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概括为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主要工作抓得很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以一句话——“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来表达中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深情。凡此种种，都生动传神地刻画了这些领袖人物形象。

金冲及先生在党史人物研究中的议论，“论人，能切中要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样。论事，能把事情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说得明明白白。论理，能娓娓道来，就像一位长者在心平气和地讲述，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使道理显得血肉丰满而让人触手可及、易于接受。”

金冲及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由此开启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生涯，在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在人们的思想多少还有些禁锢的年代，他能坚持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实属不易，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他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将中共领袖人物放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背景之下，放在经济发展、思潮嬗变的长河之内，放在整个民族艰难探索、砥砺前行的历程之中，时时处处充满着“了解之同情”，叙事平实而充满情感，议论深刻又高屋建瓴。这些中共领袖人物传记，尽管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缺陷，但在基本史实方面没有硬伤，在主要评价方面得到各界普遍认可，至今仍是我们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