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勋（《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録》，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录》。）、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 馀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剳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 孔子世家》作“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畜息蕃。”司职者，毛大可《四书改错》云：“《周礼》牛人有职人，主刍豢者。职通作枳，杙也，所以系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刍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与甸通。）季氏史，《索隐》云：“有本作委吏”。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崔述《洙泗考信录》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后人又妄加氏字耳。《阙里志 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殊无明据。大抵在郯子来鲁之先，否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也。”今按：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考（附：南宫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崔述云：“《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记》鲁楚两《世家》及《年表》，并误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世家》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于昭公之十一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阙里志 年谱》亦载此事于十七岁，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何其不思之甚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疎处。《索隐》《古史》并纠其误。”今按：是年孔子实三十四岁也。又考《左传》昭公二十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弔，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时孔子年三十，琴张盖已从游。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者亦始于是时耶？
又按王世懋曰：“《史记 孔子弟子传》，南宫适字子容，而述《论语》两条以实之，初未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隐》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论语》注遽云：谥敬叔，孟懿子之兄。适见《家语》，一名縚，已有二名，《左传》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索隐》又云仲孙阅，是又二名，岂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鲁，族姓颇微，敬叔公族元士，从孔子时定已娶矣，孔子岂得以兄子妻之。《礼记》，敬叔载宝而朝，孔子曰：丧不如速贫之为愈也。若而人，岂能抑权力而伸有德，谨言语而不废于有道之邦耶？”阎百诗曰：“南容名适，一名縚，与敬叔名说，载宝而朝者，当是二人。”
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冯景《解舂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毛奇龄《毛氏经问》十二驳阎说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当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时，不但敬叔未从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十四岁，恐亦未见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孙于齐，安所得鲁君请之？此皆当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今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而孔子适周之事，益见其不足信矣。阎氏所举四说，云《史记》载适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记》特叙孔子适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辞，未尝实指为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阎说之误。《水经注》（按此引皇甫谧《高士传》。）十七适周之语，特以史载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从而为之说，错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说，既具如诸家之驳。且《索隐》但解僖子之死与使其子学礼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谓二十四年适周问礼。此皆由误读古书而来。（《毛氏经问》辨此颇详。）至《庄子》五十一之说，则又与《礼记》相舛。何说而必以《庄子》之寓言十九者为可信？郑环《孔子世家考》谓：“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是五十一之说，又难凭也。即诸说之自相矛盾，亦足见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广森《经学卮言》又定孔子适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说曰：“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则适周其在定公之三年欤？”然《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徵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然又以与《庄子》冲突，疑《孔丛》伪讬非实。良以《孔丛》《家语》，其可信之价值，犹在《庄子》下也。）
且孔子适周见老聃问礼一事，又不徒其年岁之无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异》曾列举三疑，谓：“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玄注谓古寿考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 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隐者不为周史，是也。顾余谓《戴记》出于晚世，其语亦何可信？《论语》孔子言礼，皆关君臣名分，国政大体，绝不拘牵小节。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与《曾子问》所记四事皆不类。则不徒史传可疑，即《戴记》亦虚造。盖出后世小儒，转袭孔子问礼老聃之语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谓孔子之所从学可信，亦非也。（《论语 述而篇》窃比于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注》本之。王弼则云：“老，老聃，彭，彭祖。”何义门曰：“老聃之生在彭后，不应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礼》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圣人窃比之意。孙奕读彭为旁，旁侧也，谓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也。强生异端，穿凿无理。”崔东壁亦云：“《论语》不载老子。”（互见《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则《戴记》之不可信益显。）
抑余犹有辨者：《庄子》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则固非适周。后人混而论之，亦非也。南荣趎见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则《庄子》书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隐者。惟《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姚鼐云：“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所谓藏之名山。”）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时书。《庄子》书中舍此固不见老聃居周为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归居，则孔子虽欲西至周，而仍见老聃于沛耳。《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适秦。然谓径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隐也。《养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则亦未尝谓其出关而隐，莫知所终矣。史公《老子传》虽本《庄子》，已远非《庄子》原书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书，混为一谈，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师老聃，似皆出《庄子》后。《墨子 所染》与《吕览 当染》大体相袭。然《吕览》有孔子学于老聃语，《墨子 所染》无之。疑《所染》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师老聃。《荀子》《韩非》则亦屡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传 序 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家语 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相表里。”所引与今《家语 观周篇》文不同。（臧琳《经义杂记》谓此乃真《家语》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辨之云：“严彭祖《公羊》经师，妄语，何也？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材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禄利之途使然。”贾逵亦在王肃伪造《家语》前。刘氏必谓此说尚出肃后，则无证。是汉时《家语》自有此说。）然则初本谓孔子适周，乃为修《春秋》而观书，与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论，而一事两传，遂谓孔子与南宫敬叔往见老子也。（此犹如庄周本谓孔子问道于老聃，而后人又以为问礼矣。）《韩诗外传》三《说苑 敬慎》皆谓孔子适周，于太庙见欹器，而《荀子 宥坐》及《淮南子》均谓在鲁桓公之庙。足徵传说递变，初不谓其适周者，寖假而遂以为适周。初不谓其见老子，寖假亦遂以为见老子也。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此亦谓孔子如周为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乃谓“《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盖孔子是年复适周。《曾子问》从老聃助葬，应在此时。”不悟鲁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乃孔子《春秋》绝笔之岁，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观书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陈恒弒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时孔子已年老，岂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鲁，为此道路之仆仆耶？（《春秋说》：“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得端门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此谓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国宝书，乃至成《春秋》，先后不逾六月，说固难信。然亦不谓孔子身至周。）且纵谓孔子适周，彼其时已德尊道成，岂犹琐琐问日食小节于老聃。林氏强为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崔述云：“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今按《说苑 杂言篇》：“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此亦传说，（敬叔少孔子二十余岁，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称其谥？此即可疑。）而较近理。盖孔门第子多出微贱，惟敬叔最为贵族。故有乘我车而道加行之说。及其传而益远，遂谓敬叔请于君，与之车马而适周矣。凡此皆足以见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
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徵，其事不信。至其书五千言，亦断非春秋时书，此当别详，兹不具。
孔子适齐考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奔齐，鲁乱。《世家》系孔子适齐于是年乱后，是也。时孔子年三十五。《世家》又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适鲁，与孔子问答。《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亦同。江永《乡党图考》辨之云：“《左传》昭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尝有适鲁之事？岂齐侯来而《春秋》不书乎？”崔述《洙泗考信录》亦同此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为六国时人伪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为此说者，因是年齐侯田于沛也。今按：《世家》载孔子秦缪之对，以王霸分说，诚为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言王天下者。江氏诸人之辨良是。殆以孔子奔齐，臆想其预与景公、晏子相识，遂误会于田沛之事而为此说耳。（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四云：“知猎后入鲁问礼者，案下文云，齐侯至自田，《传》采拾列国之史而成，凡行于国内，史不书至，惟入鲁故书至。《传》即承旧史而书之可知也。观虞人之对，历陈田礼，盖景公感此而问礼矣。史公说当得之《抄撮》《虞氏春秋》等书。”今按：谓《传》采拾列国之史，宁有记虞人之对，而略其入鲁问礼之理？若曰行国内不书至，僖四年晋献公田，六日，公至，定亦出国者耶？章说殊牵强。《左传》自有虞人陈田礼，及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之语，故后人误以为景公入鲁问礼遇孔子矣。）《世家》又称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志疑》引景吏部曰：“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且据《史》所说，孔子三十岁时，景公与晏婴适鲁，既有秦缪之对，而景公悦矣，至此又何必自辱为家臣以求通也？”今按：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如晏子沮孔子，其语本《墨子 非儒》，固不足信。（参阅孙诒让《墨子闲诂》）。然必谓晏子必不沮孔子，则同一无据，犹如谓孔子必不为家臣也。）
[附]晏婴卒年考
《史记 齐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传》记晏子言行，止于鲁昭二十六年，即齐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其文又见于刘向之《说苑》。其说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历事灵、庄、景三公，庄公被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时晏子名德已高，当近四十，则其寿殆逾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辞邑之说也。《左》襄十七年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是其时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尚又八年，其时晏子当已过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适齐，晏子年逾七十矣。齐侯田于沛之年，晏子亦当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证是年景公、晏子适鲁与孔子问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见于《左传》者最为得实，今传《晏子春秋》有明袭《左氏》者，亦有袭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书晚出，多不可据。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又谓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则孔子相夹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谓晏子即以是年卒，何以《左传》于鲁昭二十六年以后，历十六年之久，更不载晏子一言一事乎？证以《晏子春秋》没十七年之明文，其为不可信明矣。至后人谓《晏子春秋》出于墨家，观其多载孔门事，知亦非是矣。
孔子自齐返鲁考
孔子居齐年数，《世家》不详。后人或谓七年，或谓一年。七年之说，《历聘纪年》主之，狄子奇《孔子编年》辨之，云：“《历聘纪年》盖误读《史记 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孔子遂行，反乎鲁。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与下句连读，非谓反鲁时四十二岁也。”一年之说，江永《乡党图考》主之，狄子奇和之。江氏之说曰：“昭二十七年，吴季札聘上国，反于齐，子死蠃博间，而夫子往观葬，盖自鲁往观，蠃博间近鲁境也。然则在齐不过一年耳。”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云：“蠃博在泰安县境，距齐都远，于曲阜为近。夫子观葬，盖亦自齐归鲁，途中偶遇，未必特为此行。则归鲁当在是年春可知。”又曰：“孔子于齐，接淅遂行，岂迟至八年之久？”此一年之说也。崔述则谓：“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立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栖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崔氏之说，纯出推想，未足信。今既他无可考，姑依江氏说。
孔子五十学易辨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条解者，从来不一。《易乾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田艺蘅《留青日札》云：“此言五十，即《乾凿度》之五十也。”是谓孔子以五十之年学《易》也。《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语”，是谓孔子以七十之年学《易》也。俞樾《续论语骈枝》云：“此当以加我数年为一句，五十为一句，以学《易》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是亦取《世家》晚而喜《易》之说，而略变之也。今按：惠栋《论语古义》云：“《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而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陈鳣《论语古义》云：“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云：“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则不亲学矣。”通观诸说，《鲁论》为是。又《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林春溥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林说见《开卷偶得》卷六。）今按，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说详后。）其前皆不仕。《正义》四十七时语，盖为近是。惟古者无六经之目，《易》不与《诗》《书》《礼》《乐》同科，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言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众。赵翼《陔馀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大意谓：“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据《左传》，不狃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方为司寇，主堕费之议。弗扰不肯堕，至率费人以袭鲁，岂有弗扰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据《左传》谓弗扰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伪孔注论语》谓：“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阳虎执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扰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龄《四书稽求篇》从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误。）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谓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乡党图考》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引郑氏环曰：“不狃之召，当在定八年冬阳虎入讙阳关以叛之时。《史记》系之九年阳虎奔齐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虽系之九年，然云此时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则又谓其事在八年也。（苏氏《古史》载《论语》以费畔，亦在八年。）三说孰当且勿论，而赵、崔专据十二年一说以疑《论语》，可知其未是。
赵氏又云：“《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虎逐之。是时不狃仅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讙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己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此叙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以费叛召”，则又泥于《论语》以费畔召之语，而未得其解者。夫《论语》谓以费畔召者，此著其实耳。在当时不狃之召孔子，决不以叛乱为辞也。特以孔子有名德，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阳货亦曾欲见孔子而劝之仕矣。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盖虽季氏未及讨，而固不得谓《论语》于此不应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谋逆，非称兵”，此说极析。）崔氏又云：“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乡党图考》云：“不狃与阳虎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谓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斯为得之。）若《论语》其为东周之语，或出孔子一时戏言，或由后人记者润饰，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实未往，其事当在定公八九年之间，则斯足矣。（郑环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冬，以九年春孔子为中都宰也。）至其后子路主堕费，而季孙从之者，正由当时亦自知弗扰之有叛志，而惮于力征，因借堕都之名，以收削权之实，而弗扰遂终出于一叛也。（翟灏《四书考异》，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谓公山不狃以费畔，而季氏召孔子，则并句读而失之。考古者不一本情实，而先以为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谬也。）
孔子仕鲁考
《世家》：“昭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马骕《绎史》云：“诸侯三卿，曰司徒、司马、司空，鲁则三桓世为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数，臧孙尝为之矣。侯国司寇，亦不称大。由司空为司寇，是由卿而大夫，进退无据。《左传》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之墓。《世家》云司空时事，亦误。孔子为司空非实。”梁氏《志疑》释之曰：“春秋之世，侯国多不遵三卿之制，鲁三家之外，有东门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时同在卿列，则亦俨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而为司寇，此岂犹是小司寇之职乎？史云大司寇者，别于小司寇之下大夫也。若司空卿则孟孙世居之，孔子必是小司空。吴英曰：鲁司寇为上大夫为卿，《论语》与上大夫言，专指三桓之为三卿也。与下大夫言，即鲁司寇以下也。孔子官爵，《春秋传》《孟子》皆称司寇，《世家》之所谓大司寇，不当以古制论。《鲁语》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请如齐。然则鲁司寇在古制为下大夫，而在当时则固为上大夫，同为卿也。《西河经问》曰：夫子为鲁君所命，历有明据，《韩诗外传》，孔子为鲁司寇，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孔某，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辞，非命大夫辞也。此说是矣。《春秋》书卿之例，最著者莫如书卒，《续经》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则哀公于孔子既卒之后，犹以卿礼待之。哀十一年传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哀公诔孔子亦曰：不憗遗一老。若下大夫致仕，安得称国老、一老乎？鲁司寇为卿而非下大夫可知。阎潜邱谓孔子为司寇，实上大夫而非卿，毋乃缪欤？”今按《檀弓》有夫子制于中都之语，是孔子为中都宰之证。其为司空，他书无徵，盖不久即升为司寇也。崔述云：“《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后。《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后，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鲁之乱莫甚于阳虎时，孔子于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终不肯去，及桓子受女乐，乃不脱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乎？《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于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后，夹谷之前。”江永亦辨之云：“定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阳虎将以璠玙敛平子，仲梁怀弗与，见《左传》。而《家语》云：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阶而救焉。《年谱》遂叙宰中都于孔子四十七岁。是时阳货方张，岂夫子仕时？且阳货途中之语，又何为耶？”因定宰中都在定公九年。其说殆是。
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绩之大者，凡二。对外为相夹谷，对内为堕三都。夹谷之会，在定公十年。全祖望《经史答问》论之曰：夹谷之相，正孔子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皆卿也。鲁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子遂由庶姓当国，夹谷之会，三家拱手以听，孔子俨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江氏《乡党图考》云：“夹谷事以《左氏》为信，《穀梁》《史记》《家语》皆有斩侏儒事，后儒伪造也。”梁氏《志疑》云：“夹谷之会，《左》《穀》述之各异，《史》合采二传又不同。盖其事当世乐道之，后人侈论之，故其言殊。《家语》但窃二传、《史记》以成文。”崔氏《考信录》辨此事尤详密，要不外据《左氏》以驳《穀梁》《史记》，以见传说之递衍而递失其真也。惟宋叶梦得《春秋谳》则并《左氏》而不信，谓其先阳货请齐师，齐不乘阳货之乱，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犁弥之言，遽求劫我而幸于仓卒乎？且虽谓孔子无勇，鲁之兵尚强，纵得鲁侯，安能即求鲁？《传》又谓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齐既方以强暴相凌，亦岂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又谓孔子求反汶阳之田，盖为下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耳。今经不书盟，而传以为盟，可见其妄。盖自阳货败，鲁始用孔子，齐人知之，遂求与我平而归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此言为近实。凡《左氏》《穀梁》所载，皆不足据。（《左氏谳》卷九。）
堕都之事，在定公十二年，《世家》误在十三年。《志疑》论之云：“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鄣，即欲随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已。乃《左传》述此事，一若堕郈及费，皆出孔子、仲由之谋。《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实，岂情也哉？《家语》袭《左传》《史记》之文，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堕都辨》，以为其谋非出孔子。《滹南集 五经辨惑》云：三山林少颖，近代名儒也。其于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谓卓识。”今按：梁氏此论，可谓似而实非也。考古者贵能寻实证。实证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而会之于虚。孔子之堕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记》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辙。其为信史也，有实证矣。即舍是而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堕都之议者，季、叔非决不能听孔子之说者。夫谓郈、费，叔、季自堕之，固也。然而围成弗克，又谁实主之耶？今详考事实，孔子堕都之议，实自郈、费之叛而发。八年，阳虎作乱，费宰公山不狃隐赞之。九年，伐阳关，阳虎出奔齐，季氏犹未显讨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乱既定，孔子乃唱堕都之议。《公羊》载其言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且《论语》亦言：“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复礼之主张。孔子既以相夹谷见信，乘此时而言之于季孙。季孙惩于阳虎之叛，憾于不狃之诈，而听之。叔孙亦自鉴于侯犯之事而先堕郈，季孙遂继之堕费。而不狃自馁于往日之助阳虎，乃先叛以逃罪。独成宰公敛处父能臣也，始终忠于孟孙，于阳虎之乱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渐于孔子复礼之论，又二子皆先堕，乃伪不知而隐抗命。此皆事理之甚著，情势之极显者。故谓孔子鉴于鲁之内乱而相机进言，可也，谓季孙、叔孙亦鉴于私门之变，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堕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孙悦其言而堕之。”此注为得当时情实矣。吴英曰：《左氏》谓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疏云：当是仲由自立此谋，是也。孔子时为司寇，国有堕都之事，则必孔子以为是可知也。《公羊》以为计出于孔子，然堕郈堕费，实出叔、季两家自患其都为叛夫之薮，孟孙亦与及焉，故皆有从堕之议。子路与之果决，孔子不过在其位谋其政，以为合于古者邑无百雉之制而可堕也。故复古即所以靖乱，而非孔子创谋以为必不可缓之急务也。今按吴氏此辨，盖亦以三都不果堕，而为孔子作解脱也。）今尊孔子者，不详考情实，昧于因利乘势见可而动之理，若孔子凭空发此一段堕都大议论，叔、季二氏，皆感化于圣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籍实力，不凑机会，自有神妙作用，堕此二都，固属远于情理。而矫其谬者，因谓堕都之议，绝与孔子无涉。乃不惜蔑弃实证，视同市虎，则岂不两失之哉？此如夹谷之会，《世家》谓齐惧，归鲁侵地而谢罪，其说若未免过侈。而矫诬者因遂并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谓识之卓者也。（即如崔述《考信录》所辨，一若齐之归地，与孔子之相，固可无涉，而全不足以为孔子功者，是亦矫枉过甚之说也。方夹谷之会，鲁为齐下，而既会之后，齐人归地。虽齐不为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而齐之归地，要不可谓非孔子折冲坛坫之功。见于《左传》者，如鲁叔孙豹、郑子产、宋向戍，即如孔子弟子子贡，皆以弱小知礼，而抗强敌，以自树其国体。应对朝聘，文采斐亹，照映一世。虽后世诵者，犹有馀慕。孔子相夹谷，夫亦犹之。即谓不足以尽孔子之能事，岂得抑而没之，谓与孔子无涉乎？故《左氏》所记，纵如叶梦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会夹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节，则无从而疑者。崔氏之论，未得为适当之见也。魏禧曰：夹谷既会，齐侯谓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于鲁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谢过也以文，君子之谢过也以质，君已知过，则谢之以质。景公于是归鲁田。可知此会孔子有平仲为内主。即因梁邱据，亦当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过，谓圣人开口半言，齐人遽服也。此亦可备一解。然若《左氏》所记根本不可信，则魏氏之言亦仅为一种猜测尔。）考古论世事，就事论事，不以己意抑扬乎其间，庶乎得古人之情实矣。（又按：姚际恒《春秋通论》世无传本，余曾见其钞本之残者，亦论此事。大旨与后来《志疑》之说同。谓“《春秋》孔子所修，《论语》孔子所作，此等事当参观始得。《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则孔子之不罪弗扰可知矣。盖弗扰叛季氏，非叛鲁也。堕费之议，实由于叔孙、季孙，非孔子与子路之为此谋也。弗扰以费叛，而孔子欲往，孔子岂反谋堕费，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孙、仲孙堕郈，费叛而仲孙堕费，皆率师以往，愤疾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堕之也。其堕之之意，则将以为家臣无所恃以复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则异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堕。但二氏以己邑既堕，亦欲堕孟氏之邑，及强公使围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堕。”又谓“堕费之于鲁，无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实亦鲁之保障也。使圣贤于鲁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计，次弟设施，岂在于纷纷毁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尝试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论，其误亦与前后诸家同，而为辨较深刻。然当知孔子欲赴弗扰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扰以去季孙也。若谓定公围成，乃定公之闇，而孔子在当时，似并不赞三都之堕者，则彼之所谓正本澄源之计，又将若何而为设施哉？虚辨无实，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叶梦得《春秋谳》，亦辨此事，盖自来疑此事之最早者。叶氏谓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为之，此亦虚辨无实也。）
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
《世家》：“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摄相者，江永云：“摄相乃是相礼，如夹谷相会，《论语》趋进翼如，宾退复命是也。若鲁相自是三卿，执政自是季氏。孔子是时但言之而从，《公羊》所谓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者耳，未尝摄鲁相也。”余观《荀子 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晏子春秋》云：“孔子圣相。”则战国晚世，已有误以孔子为鲁相者。《史记》特承其误。崔氏《考信录》、梁氏《志疑》皆有辨。
诛少正卯，语本《荀子》，崔、梁亦辨之。余谓《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于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此为始有诛士之意。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吕览 贵直篇》作狐援，《古今人表》作狐爰。）乃有诛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诛士之论焉。其《宥坐篇》所载汤诛尹谐以下七事，周公诛管叔为不类，子产诛邓析为误传，此外则为虚造。盖犹非荀卿之言，而出于其徒韩非、李斯辈之手。《韩非》书（《外储说右上》）亦载太公诛华士、狂矞，其所举罪状，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畊食掘饮，无求于人”，是即赵威后之所欲诛于仲子者也。《宥坐》之言少正卯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信伪而辨，记醜而博，顺非而泽”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则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论于前，其徒乃造为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于后，战国事如此例者甚多。）至于李斯得志，乃有焚坑之祸。崔、梁辨此事甚尽，顾未及于此，故为引伸之。（《家语》亦载此事，继以子贡进曰云云：余考子贡从游尚在后，（参读《考辨》第二十九）则《家语》言复误。）又荀子称“少正卯鲁之闻人，聚徒成群，小人之杰雄”，殆犹仅为一在野之学士。（然观其氏少正，则又非在野之士也。）至《史记》始以为大夫乱政者。崔述曰：“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专据《史记》为辨，亦未是。（《尹文子 圣人篇》亦载孔子诛少正卯事，宋鈃、尹文接万物以别囿为始，当无取于诛杀。盖尹文在荀卿之前，而书语出荀卿之后矣。至首辨其事者，当为朱子。其言曰：“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稍次叶适《习学记言》亦辨之，亦以为出荀氏之传。）
又按：《左传》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正值鲁定公九年，孔子为司寇之岁。岂少正卯乃由邓析误传欤？
孔子去鲁适卫考
孔子去鲁，《世家》在定公十四年，《鲁世家》在十二年，《卫世家》在灵公三十八年，则当鲁定公十三年。《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江永《乡党图考》谓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尝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今考《世家》又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且《鲁世家》书孔子去于十二年毁三桓城，孟子不肯堕成之后，《左传》围成不克，在冬十二月，知孔子去在十三年之春矣。（臧庸《拜经日记》谓：“鲁郊在周正首月，实夏正十一月，孔子于鲁定公冬十一月郊后去鲁，至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孔子已去鲁矣。使十一月不去鲁，十二月围成，有弗克乎？”不悟《春秋》固用周正，其说疏陋，殊无足辨。）又《世家》载齐人归女乐，崔述疑之，谓“《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膰肉不至，未尝言归女乐。且其事不书于《春秋经》，又不见于《传》，惟《论语 微子篇》有之，疑出战国策士所伪撰。”翟灏《四书考异》谓“《语》《孟》俱不专于记事，各见一边，理无嫌也。”余谓孔子去鲁，亦不载于《春秋》，何论于归女乐？且《韩非》书（《内储说下》）亦载此事，其与《史记》所叙，虽诚有类战国策士口吻者，然孔子在当时，主复古礼以折私家之奢僭，故内则权臣抗其政，外则敌国忌其事，谗间交作，决非一端，女乐之事，何必无之耶？（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谓：“武叔之毁仲尼，桓子之受女乐，亦当由堕都之故。盖始患家臣之强而堕之，继闻处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后虫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岂女乐所能间？”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游列国说》则谓：“孔子周游，为避祸，非为行道。陈氏于齐，犹季氏之于鲁。孔子用于季氏，抑私家，强公室，齐、鲁近而相亲，鲁治，齐必效之，陈之谋篡齐急，故忌孔子之用鲁，为女乐以馈之，所以间孔子。孔子用于鲁，实季氏主之，故孟子见行可之仕，不曰鲁定公，而曰季桓子。用女乐以饵季氏，与为密谋，谓孔子利鲁不利季氏。季氏欲杀孔子，公不敢违。郊不致膰，即食不设箸之意。以孔子去之速，知季氏必欲杀孔子，而圣人已见其机也。孔子在外，屡发思归之叹。其出也，师已送之，曰：夫子为罪也。当时不罪夫子，师已何为辨其无罪？而夫子亦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则出走为避死明矣。故其归也，必待冉有用于季氏，季氏召之而后敢归也。既信孔子而用之，不信去之可矣。曷为必欲杀之？曰：所谓交不终兮怨长也。且不杀孔子，无以对叔、孟，更无以挟定公，三月之间使两易其政也。谓女乐之馈出自陈氏。以昭公之出，陈氏援季，简公之弑，三家庇陈知之也。”今按两家之论，虽非的证，而颇得当时情事，抑刘辨深刻矣。又《王荆公行述》谓古之人仆仆然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惑矣。孔子始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留则乌乎之，曰卫灵公之遇贤者，庶乎其犹有礼；于是之卫，卫不可与处，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宋、郑、陈、蔡。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王氏此论，颇若与刘说为近。然时人固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亦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斯二义者，合而观之其可也。）
孔子畏匡乃过蒲一事之误传与阳虎无涉辨
《世家》：“孔子适卫。居项之，或谮孔子，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过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过蒲。月馀，反乎卫。”又曰：“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今按：《世家》文字，前后多错。如两叙过蒲，实为一事，非有去陈复过蒲也。（孔广森《经学巵言》亦主错简之说，惟其排比推论，亦多误，兹不详辨。）考之《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而去，过匡过蒲，适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复相当。《集解》徐广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正义》：“《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匡城本汉长垣县。”是匡、蒲近在一处。去匡过蒲，稽其地位，亦复相接。然何以于同时同地，连罹两厄，而《论语》惟及匡事，绝不言蒲难？以余考之，匡、蒲之难，盖本一事。今《世家》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过匡，颜剋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宁武子之卒，至是已百余年。（武子仕卫，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将兵侵齐，其时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来卫，尚九十余年。）宁氏之亡，亦数十年。（宁氏亡在襄二十七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其亦异矣！”
且《论语》记匡事凡有两章。一则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义，与《史记》所载畏匡事绝不类。夫使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而拘之，则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为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与《史记》载畏匡事不类。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此《家语》说。）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何以《论语》云颜渊后乎？”又《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无颜刻，但有颜高。王应麟《困学纪闻》六谓即颜刻，惠栋《九经古义》、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并主此说。（《解诂》云：“高乃亭之伪。（亭隶作克）亭刻同声，古字通用，《论语 宪问篇》克伐怨欲，马《注》克好胜人也，意与骄相似，故字子骄。”）然《左传》高毙阳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全谢山《经史问答》云：“厚斋先生考古最覈，独以颜剋即颜高，稍不审。颜高少孔子五十岁，见于《家语》，然则生于定公八年。阳州之役，盖别是一颜高也。独是《史记》《家语》之年，亦多不可信者。若以少孔子五十岁计，过匡之岁，定公之十四年也，颜高亦止七岁，凡此皆无从审正。惟不问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毙阳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是则厚斋之疏也。”余谓全氏若疑及《史记》畏匡之非信史，则不为此辨矣。《仲尼弟子传正义》云：“孔子在卫，南子招夫子为次乘过市，颜高为御”，《志疑》云：“王肃妄以刻之为仆过匡，撮合于在卫为次乘之仆，张守节误据之。”）则知《史记》叙孔子畏匡事，不必为信史也。善乎王鏊之言曰：“匡人遭阳虎之暴，识虎必真，不应以貌似而误围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应讬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说。”
则《论语》之所谓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过蒲之事也。所谓为宁武子家臣者，徐坚《初学记》引《左传注》云：“蒲宁殖邑也。”此注今无考，或当是贾、服旧注。《春秋大事表》亦云：“宁殖以蒲出献公，宁氏诛，继受蒲者为公叔氏。”余疑孔子过蒲，公叔氏方畔，止孔子，不可，强盟而出之。后人误以公叔氏为宁氏，盖以其同为蒲邑之主也。于是孔子以要盟于公叔氏而得脱者，遂谓其使从者为宁武子家臣也。然则以宁武子一人之误传，不益足以证明畏匡过蒲之为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卫孔达侵郑，取绵訾及匡。杜注：匡在颍川新汲县东北。今陈州扶沟县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郑取匡，此郑国之匡也。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南。僖十五年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论语》子畏于匡即此。《史记》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隶大名府长垣县境。”如顾氏说，则孔子畏匡，与阳虎暴匡，并非一地。然顾氏特据杜注分说。江永《春秋地名考实》则谓：“文元年之匡，亦在长垣，不在扶沟。”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谓：“杜注陈留长垣县西南，与颍川新汲县东北，二县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属。”按之地图，梁说颇疏，未可信。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云：“郑之匡，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北，去蒲甚远，距陈已近，孔子何得又过蒲返卫？蒲为今大名府长垣县治，卫之匡在县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晋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杜注：匡本卫邑，中属郑，今晋令郑还卫。以此推之，知匡既还卫，后又属郑。定六年所取郑地，实卫地也。”毛奇龄《四书改错》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郑取匡，时阳虎实帅师，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说之，则定六年鲁人取匡，亦在长垣。阳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过也。然则孔子过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阳虎之所暴，故遂误传而为匡人以孔子为阳虎而见围耶？
畏匡之事，《论语》以下，又见于《庄子 秋水篇》。其文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庄子》书本寓言无据，此记畏匡事尤多误。以畏匡与微服过宋相混，因谓宋人围之，一误也。又牵涉于阳虎，不知阳虎与宋人无涉，二误也。然亦仅谓匡人误以为阳虎，非谓孔子貌似阳虎也。（至《史记》乃有颜剋为仆，孔子状类阳虎之说。夫孟子但谓游、夏、子张以有若似圣人，而《弟子列传》亦竟谓有子状似孔子，则何貌似孔子者之多？至《韩诗外传》又别生匡简子之名，益下而益详，要之与《论语》之言不符。今匡简子亦无考，余疑乃涉赵简子而误也。
《世家》云：“孔子不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舜华之死，而返。”此事崔述亦辨之曰：“赵鞅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孔子何取，而欲见之？晋大夫见于传者多矣，即赵氏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才见于传。窦鸣犊、舜华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且鞅，卫之仇雠，孔子无故去卫而往见其雠，不遂而复反乎卫，亦何异于朝秦暮楚者？则其事之为无据，必矣。”余考蒲，春秋时在河南，地与晋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卫侯辄出奔，将适蒲，拳弥曰：晋无信，不可。杜注：“蒲近晋邑。”《世家》亦言：“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孔子实至蒲而返卫，此后世所由有孔子将至晋，临河不济之说也。（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其传说亦应与简子欲杀阳虎有关。）
《世家》又云：“孔子行，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论语正义》“中牟为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于时为中牟宰，而赵简子伐之，故佛肸即据中牟以畔。《左》哀五年传，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此即简子伐中牟之事。然则佛肸之召孔子，当在哀五年无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陈，（详《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远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虚也。《索隐》云：“此中牟当在河北，非郑之中牟。”《正义》：“荡阴县西有牟山，中牟盖在其山之侧，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当卫走邯郸之道”，据此中牟正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亦近。而考《左传》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之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至冬十一月，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赵氏与范、中行氏之争始此。孔子以鲁定十三年春去鲁至卫，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时，故或谓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谓孔子欲见赵简子，皆其时也。佛肸畔在鲁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鲁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论语》称以费畔召，情事正相类。故余定佛肸召与孔子欲见赵简子，亦为一事两传，或并两无其事。其传说之源，则自孔子过匡、蒲而起。而孔子过匡、蒲，则其时当鲁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叙四事，又散列前后，遂使后之读者，茫不见其真际。崔氏之辨，有见其误，未见其所以误。（崔述又以过蒲为自陈返卫时，以蒲在卫西，匡在卫南，佛肸之畔在赵襄子时，考覈均未精惬。）而一概抹杀，以为谬悠之谈，全无根极，亦不足以发明其底里矣。
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
《世家》记孔子去卫适陈事最凌杂，崔述辨之曰：“《世家》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适陈，其二皆未出境而返。其初适陈，以定公之卒岁，乃定公十五年，适宋，遭司马之难，至陈，主司城贞子，盖本之《孟子》。其再适陈，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论语》。按《论》《孟》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此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辞，史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一属之再至，其谬二也。（此条《索隐》《绎史》均辨之。）过匡之役，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复反。去就苟然，仆仆道途而不惮其烦，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适卫，而《年表》已于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谓鲁定公卒之年去卫者近是。”则立说犹疏，未见所以为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卫，当在卫灵卒岁，请举十证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岁去卫，今年过宋，前后适合。若于鲁定公卒岁已去卫，何缘至是始过宋乎？此一证也。（《志疑》谓过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经文集 上钱晓徵书》谓在二十三年，皆据孔子在鲁定卒岁去卫为说，故改易过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实非也。）《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陈。盖以是年过宋而至陈，年亦适合，二也。其后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即自蔡返卫，（详《考辨》二二及二四。）在陈不出三年。若自鲁定公卒岁去卫，则至鲁哀六年返卫，在陈将逾五年。孔子自言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郑玄云：“不及仕进之门。”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则孔子之在陈、蔡，不比其在鲁、卫，何以留滞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卫，卫灵公禄之如鲁，其敬事孔子至矣，孔子又称卫之多贤。若以定公卒岁即去，则去卫何其远，留陈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家》云：“孔子去卫适曹，是岁鲁定公卒，孔子去曹适宋。”去卫适曹，去曹适宋，文本一贯，何以中间横插是岁鲁定公卒一语？此不似《史记》原文，可疑，五也。余谓后人妄添此句，正缘妄据《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卫，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谓孔子于是年去卫矣。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夏，鲁桓、釐庙燔。秋，季桓子病。”《史记探源》云：“案《春秋》蔡迁于州来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齐助卫围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岁以上有阙文，本不谓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复云夏、秋也。”（《志疑》云：“是岁当作明岁。”以下文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之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尤失之。）余谓上文孔子去卫适曹，去曹适宋，遂至陈，主司城贞子家一节，正当在此。以后人妄疑孔子于鲁定卒岁先已去卫适陈，移之于前，又妄为增窜，遂使今《世家》文理緟沓，先后僢舛，不可依据，六也。《年表》孔子来陈，在陈湣公六年，尚在鲁定公卒前一年，其误不待辨。然其所以误，则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于是孔子去陈。”自鲁哀三年孔子至陈，居三岁为哀公之六年，吴侵陈而孔子去，避兵适蔡，见叶公，年数正合。后人不知适蔡即适楚见叶公，又误谓孔子去陈至蔡，去蔡至叶，遂因孔子居陈三年，而误演为孔子居蔡三年。因误谓孔子自陈避兵，在鲁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来陈于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鲁哀元年吴伐陈，前后亦适及三年也。然与《世家》居三岁之文已不符。且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至卫，十四年即来陈，尤不合。并与《世家》以鲁定公卒岁去卫之说相乖。使子长自为之，不应僢违如是。明出后人移易，痕迹凿凿，七也。《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时孔子在陈。”按：吴伐陈，一在湣公八年，一在十三年，有《年表》可证。何尝有六年伐陈取三邑之事？此后人妄据《年表》改《世家》，谓孔子来陈，应在湣公六年，而八年吴伐陈之事，亦因误在六年也。（《志疑》云：“六年当作七年”，不悟吴伐陈尚在八年，此决非一二字之误。）是同有后人改易之迹，八也。且《年表》之经后人妄加改易，犹有不止于是者。《世家》“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今《年表》孔子自陈来卫在卫出公八年，当鲁哀公十年，与《世家》相差四年。此何以误？曰：亦误于妄增孔子居蔡之三年耳。盖孔子居于陈三年，被兵乱，而至蔡，见叶公，即以是年返卫，则为鲁哀公六年。后人不知至蔡即至叶，遂谓孔子去陈先至蔡，又三年而后至叶。于是自哀公六年至蔡，又三年而后返卫，则为鲁哀公之十年也。然则孔子来陈，今《年表》已移前四年，而孔子返卫，今《年表》又移后四年。故《索隐》疑孔子在陈凡经八年，何其久。（语见《陈世家》。）而据《年表》，则孔子在陈乃有十二年。此决非《史记》本来之误，而其妄为移易以致误者，又决非出于一人之手，又可得而微论者，九也。又考今《年表》，有孔子至陈去陈之年，无孔子至蔡去蔡之年。盖孔子适陈，《年表》所固有，而后人从为移易。孔子适蔡，《年表》所本无，而后人亦未为增入也。然《蔡世家》则有之，云：“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因迁蔡于州来。”是孔子适蔡，尚在蔡未迁州来之前。然则其居蔡三年，又将随蔡而迁乎？其谬抑又甚矣！兹考其致误之原，亦有可得而指者。《孔子世家》云：“孔子至陈，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后人据此，误谓孔子是时避兵乱，自陈至蔡，则在蔡未迁州来之前也。此又《史记》所载孔子行迹，多经后人妄窜，其谬误之尤易见者，十也。而余谓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其论证犹不止此。《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则十三年何得先在？既云十三年在陈，则适陈不能后至十六年，其语舛误可知。按今《年表》及《陈世家》谓孔子以湣公六年适陈，而实误前四年。余考孔子以鲁哀三年适陈，当陈湣公之十年。《索隐》引《系家》正谓湣公十年适陈，十三年亦在陈。后人既疑孔子适陈在湣公六年，妄为移易《年表》及《陈世家》文，又于此《索隐》注下妄窜六字，而旧引十字未灭，遂两存而成湣公十六年适陈也。此辨《索隐》之误，而足为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之证者，十一也。
余读《史记 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于无事不牴牾，无语不舛违。诚如崔氏之讥，所谓自为说而自改之者。史迁虽疏，不当灭裂乃尔。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考其所以有移易增窜者，则不出两误：一则误于《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之说，一则误于不知自陈至蔡之即为至叶也。于是乃有四去卫再适陈之说，复有居陈三岁居蔡三岁之说。崔氏既力辨之，而未能指陈其症结之所在。又不能详定孔子自卫适陈及在陈绝粮之年。于孔子在陈、蔡一段，其模糊影响犹如故。而爬梳抉剔，未尝不足以得其误中之是。余故详为辨正，而孔子南游行迹，乃如天日之朗。盖发其阴翳于二千载之下，而与人以共见。苟有精思明辨之士，必晓然有见于吾说之非诬，而弗怪以为凿空之妄说也。
孔子去卫适陈在卫灵公卒后非卒前辨
余既考定孔子去卫在灵公之卒岁，而犹有说者，余疑孔子之去，未必在灵公卒前，而应在灵公之卒后也。何以言之？凡言孔子去卫在灵公卒前者，以《论语》“卫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为据。然此事与《左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崔述曰：“此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灵公问陈之失小，孔文子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左传》为得其实。”是《论语》此章，固已不可信。《世家》据《论语》而增之，曰：“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鸿，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是谓孔子并不以灵公之问陈行，而灵公乃以孔子之一对而遽衰其礼貌也。其去理益远。其他《世家》载孔子去卫之故，又曰：“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去卫。”此事亦本《论语 子见南子章》而增益之。子见南子一事，昔人自孔《注》以下，率多疑者。次乘过市，尤为难信。必谓孔子于灵公卒前去卫，实无的据。（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亦谓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文选》注引《家语》，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于是去卫过曹。此言适陈，未详。今按过曹适陈，实一串事。惟谓居卫月余即去，决不可信。若果如此之决，亦不当屡去而屡返矣。故知《家语》与《世家》，实同一不可信也。）孟子曰：“孔子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孔子至卫，已当灵公三十八年，至灵公卒，先后五年。卫多贤臣，灵公亦好贤，于孔子未必遽失礼。故余疑孔子之去，乃在灵公之卒后也。
《年表》卫灵公卒后一岁，孔子过宋，是年夏，即至陈。灵公卒在前年夏，若孔子在夏前行，何以淹滞卫、曹之境，有一年之久？谓孔子以灵公卒后去，则时日适合。又《论语》有冉有、子贡问为卫君乎一章，崔述曰：“《论语 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辞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又曰：“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辞意，良然。此章问答，当在孔子返卫之初。”余则谓此章在孔子去卫之前也。春秋哀二年夏，卫灵公卒，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子父相抵之形已成。时孔子犹未去卫，二子之问如此，最切情事。（《论语集解》引郑玄曰：“卫君谓辄，卫灵公逐太子蒯聩，公薨而立孙辄，后晋赵鞅纳蒯聩于戚，卫石曼如帅师围之，故问其意助辄否乎。”石曼姑围戚在哀公二年春，时孔子方过宋适陈，郑氏未能详定孔子去卫之年，而漫述蒯聩、辄相抗之事，故援引石曼姑围戚以明以子拒父之实。实则当晋师纳蒯聩而卫不之迎，已显有敌抗之迹，二子之问，宁必俟卫人围戚以后？然郑氏此注，犹不以此章问答为孔子返卫后事。《史记 孔子世家》于孔子返卫后仅记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一节，似亦不以此章为同时语。至苏子由《古史》乃以此段问答谓在鲁哀六年孔子返卫之后，而崔述承之，不悟以子拒父，自是当时惊人一大事，且孔子与诸弟子在卫已久，于其事尤应关切。虽已去卫，而师弟子之间，岂有不相与问答讨论以定其事理之是非。而谓远在出公四五年后，孔子重返卫，乃始见询及之耶？此皆误于以孔子在卫灵卒前已去卫，故于《论语》此章，不得不系之于孔子返卫之后。今定孔子于灵公卒后始去，而此章问答，正在临去之前，若较旧说为远胜。又按：《朱子语类》“夫子为卫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须疑而问。今冉有疑夫子为卫君者，以常法言之，则辄亦义所当立者也。以辄当立，故疑夫子助之。方实问辄之逃，当在灵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时，曰：然”，是亦见此章问答当在灵公初薨，辄初立时矣。惜为旧说缠缚，未能明白辨析耳。又张文檒《螺江日记》、王崧《乐山集》皆不信夷、齐让国事，对此章特创别解，然定为灵公初薨时问答，仍无害。）则孔子之去卫，当在此年六月后也。（又按：《论语》仪封人请见，阎氏《释地》云：“孔子时，卫都濮阳，为今大名府开州。仪邑城在今开封府兰阳县西北二十里，乃卫西南境，距其国都五百余里。不知孔子先至国而后至仪邑，或由仪至国都，皆不可知。要为第一次适卫无疑。何则？封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丧失位去国。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岂为鲁国已乎？其语与情踪正合。”余谓仪邑既远在卫西南境，孔子自鲁适卫，何须迂迴而过其地？此殆孔子去卫适陈时事，封人所说亦可通，不必定指去鲁言也。阎氏既详考其地域，而犹曲为之说者何哉？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主此事在去卫适陈时。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仪乃浚仪，今祥符，非仪封，乃去卫适陈要道”，其辨已是。惟说木铎仍引阎氏为去鲁适卫时，自相牴牾。）
孔子过宋考
《世家》：“孔子去卫，过曹，适宋，又过郑，遂至陈。”臧庸《拜经日记》云：“二适字，皆过字之误，宜据《年表》校正。”今按：过曹事他无所见。过宋之事，《论》《孟》皆有之。《论语》：“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皆是也。而其详见于在《世家》，云：“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庄子》所谓伐檀于宋，盖与《史》合。而崔述疑之，谓畏匡过宋实似一事。其言曰：“定公六年《传》云：伐郑取匡，往不假道于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于晋，《庄子》与《荀子》皆以匡为宋邑。（按《荀子》当系《说苑》之误。）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偪阳也，以予宋。鲁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于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魋闻孔子适陈，将出于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后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崔氏此辨，其先盖起于疑畏匡之事之无实，因以为或即桓魋之所使。然子畏之匡在蒲，邻于晋，远于宋，与桓魋无涉，且畏匡据《世家》在鲁定公十四年，过宋据《年表》及《宋世家》在鲁哀二年，亦不得谓一时事。至《庄子》谓孔子游匡，宋人围之者，误以桓魋之事牵涉畏匡，古书如此误者甚多，不得即以为据也。（陆德明《音义》引司马曰，宋当作卫，匡卫邑也，卫人误围孔子以为阳虎，此即不据《庄》文，亦不以畏匡即由桓魋。《论语 绝粮章》孔《注》“之宋，遭匡人之难。”《檀弓疏》畏匡，亦引微服过宋，自属昔人笔误。并不以畏匡即由桓魋也。《左传》文十一年，有承筐，《方舆纪要》在归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孔子自卫适陈，或当过此，不必绕道走扶沟之匡。扶沟之匡，前人亦无以为宋邑者。）又以《其如予何》二章语意之同，遂谓似出一事，尤属轻断。今定孔子畏匡过蒲为一事之两传，而桓魋之难，则别为一事，庶于《论》《孟》《史记》均可通。而孔子以貌似阳虎而见拘之说，要为不足信，此则崔氏疑之而得者也。
《世家》又谓孔子过宋之后适郑，则复不足信。崔述云：“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适陈，必不由郑”，是也。（《世家》云：“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状云云。”崔氏力辨，以谓此乃齐东野人之语。余考《韩诗外传》谓孔子出卫东门，逆姑布之卿，即其事，而文词小异。据《外传》，亦孔子并未至郑之一证。）《郑世家》又云：“声公五年，子产卒。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兄事子产。”王若虚《滹南集 辨惑》论之曰：“既云如兄弟，何必复言兄事？兼已死之后及此，其次第亦不应尔。”臧庸《拜经日记》云：“子产卒在声公五年，则鲁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过郑在声公七年，（若据《世家》，应在九年，臧为改易，未是。说见《考辨》第十八。况《世家》过郑之说，实未可据，说详下。）则鲁哀公元年也。安得有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事？且《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数月而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然则子产之卒，实在鲁昭二十年，郑定公之八年，去孔子过郑二十九年。时孔子年甫过三十，是过郑而交子产，实史公之牴牾也，宜据《左氏传》正之。《世家》言孔子过郑，其肩类子产，本举古人以拟之。”余谓《史记》凡及孔子事，多后人妄羼之笔。如此文理灭裂，显非史迁本真。盖后人自据《世家》及《左传》妄造耳。然妄者亦有其所以妄，误亦有其所以误。明乎其所以妄所以误者，而其不妄不误者自见。今试问子产之卒，何以误在声公之五年乎？曰：妄者误以是年为孔子过郑之年，因书子产之卒于是年。曰：《年表》孔子过宋在郑声公九年，何以过郑又误在五年？曰：此据孔子过匡而误。孔子过匡本在长垣，为卫邑，而误者以为在扶沟，为郑邑。因以孔子之过匡为过郑。遂误谓孔子适郑都，因有独立郭东门与弟子相失之事。因又有交子产之说。而孔子畏匡，则在鲁哀十四年，即郑声公之五年。遂误谓孔子是年过郑，又误为子产以是年卒也。故《郑世家》因《孔子世家》而误，《年表》又因《郑世家》而误。然可以因其误而证孔子畏匡实在至卫十月之后，与微服过宋非一事，又可知孔子过郑之不可信。故孔子自卫至陈，过宋则有据，过郑则无实。
孔子在陈绝粮考
《论语》：“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又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康成以为：“言弟子之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孟子亦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今按厄于陈、蔡之间，即在陈绝粮也。何以言之？孔《注 绝粮章》，“孔子去卫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难。又之陈，会吴伐陈，陈乱，故乏食。”此言孔子之厄于陈，以被兵乱而乏食也。《世家》：“孔子迁于蔡之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之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此亦言孔子之厄在吴伐陈之岁。而谓绝粮乃由受兵围，则不足信，自朱子已辨之。全祖望《经史问答》申论尤析，其言曰：“当时楚正与陈睦，而蔡则已全属吴，迁于州来，与陈远。是所谓如蔡者，非新迁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国，安得有大夫乎？且陈事楚，蔡事吴，则仇国矣。安得二国之大夫合谋乎？且哀公六年，吴志在灭陈，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陈之仗楚何如，而敢围其所用之人乎？是时楚昭在陈，何必使子贡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终不得一见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闻子西之沮，又竟弃孔子而去，则皆情理之所必无者。乃知陈、蔡大夫兵围之说，乃《史记》之妄也。然安国被兵绝粮之说则是，而以谓自宋适陈，即遭此厄，则先于哀公二年，是又误矣。（按全氏此处，据《世家》孔子再适陈之说，故云然。若单就孔《注》言，未见其必为哀之二年也。）盖哀公元年吴亦伐陈，故安国因之而误也。总之当厄应在六年，《史记》之时之可信者也。绝粮则以陈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参伍求之，而其不可信者，置之可矣？”全氏此论极明覈。盖言厄于陈、蔡之间者，为其时之自陈如蔡也。言在陈绝粮者，为其行之犹未出境也。崔述亦辨此事，顾未能考定其年岁，因谓孔子往来陈、蔡间，原无定居，其厄亦非一日之事，则亦误。（梁氏《志疑》“孔子厄于陈、蔡，孟子以谓无上下之交，必去之惟恐不及。乃自定十五年至哀六年，徘徊陈、蔡，一至再至，毋乃非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义。未识当时情事若何，参考无由，深所难晓。”今按：梁氏此条，凡有二误：谓孔子自定公十五年即至陈，误于《世家》再适陈之说，一也。又不知厄于陈、蔡乃被兵乱，亦同崔氏之误，二也。故乃有深所难晓之叹。今定孔子自哀二年后至陈，历三、四、五，三年，所谓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者，即其时事。至六年吴伐陈，避兵至蔡，在途绝粮，则所谓无上下之交之际也。）
孔子至蔡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蔡考
《世家》记孔子自陈迁蔡，又自蔡如叶。崔述辨之曰：“《左传》哀公二年，蔡迁于州来。（今安徽寿州。）四年，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今河南信阳。）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宁，乃老于叶。则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也。蔡既迁于州来，去陈益远，来往当由楚境，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亦无孔子与蔡之君大夫相与周旋问答之事。则是孔子所谓从我于陈、蔡者，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蔡也。叶公本楚卿贰，与闻国政，不当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镇之。而孔子适在陈、蔡之间，因得相与周旋。及其请老，乃归于叶。《史记》但见《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误以为州来之蔡。又因叶公有问政，问孔子于子路之语，遂别出自蔡如叶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误以一事为两事也。”江永《乡党图考》亦谓：“孔子自陈如蔡，就叶公耳，与蔡国无涉。”所论与崔略同。惟依《年谱》谓孔子至蔡为哀公四年事，并谓绝粮即在其时，则误。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辨之，谓“不如《史记》叙此于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之后”，说良是。（《论语正义》引刘台拱《经传小记》云：“《尔雅》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寿春县。案《盐铁论》（《论儒篇》）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哀公二年，蔡迁于州来，四年，孔子自陈适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使人聘孔子，于是绝粮陈、蔡之间。《盐铁论》所谓黎丘，盖即州黎之丘也。（古读来如黎，故州黎即州来。）”刘氏此说，引《盐铁论》证《史记》，谓孔子适蔡，乃新迁之蔡，然《盐铁论》后于《史记》，则此非有力之论证。）
[附]楚昭王兴师迎孔子辨
《世家》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前人历辨其诬，（已略见如上考。）金履祥曰：“孔子至叶，即是至楚。”梁氏《志疑》亦谓：“孔子未尝至楚，但至叶。”《朱子语录》云：“昭王之招，无此事，邹、鲁间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崔述又论之云：“蔡，楚境也。之蔡即至楚也。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既聘之而卒于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坿会而为之说乎？”今按：崔氏此论极是。此其传说之递衍，有似于孔子之至齐。以孔子之至齐也，而疑以为景公已在鲁先见孔子而善之。以孔子之卒不用于齐也，故又疑为晏子之沮而已之。凡其因臆度而遂坿会以为说者，率如此类，亦可推例以为求也。
孔子自楚反卫考
《世家》：“孔子自楚反卫，是岁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论语》有冉有、子贡《问夫子为卫君乎》一章，崔述论之曰：“《春秋传》哀公七年，季康子使子贡辞吴。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于郎。则是孔子至卫之后，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其说不足据，已详前考。（《考辨》第十九。）《年表》，孔子自陈来卫，在哀公十年。《卫世家》孔子自陈入卫，在出公八年。二说相同，而与《世家》哀公六年之说异。或谓孔子若以哀六年来卫，则至十一年归鲁，与孟子所称“未尝有所终三年淹者”不符，而取《年表》哀公十年之说。然此亦不足凭。何者？孔子以鲁哀六年离陈适蔡，若至十年始反卫，亦复与孟子“未尝三年淹”之说不符也。且孔子自定公十三年春去鲁，至哀公十一年而归，前后十四年，而所仕惟卫、陈两国，所过惟曹、宋、郑、蔡。自非如《史记》四去卫再适陈之说，终不免于一地有三年之淹矣。然则孟子之所谓“未尝有所终三年淹者”，特如孔席不暇煖，与干七十二君之类，未可据以为信史也。（臧庸《拜经日记》专主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编排孔子行迹，大抵前人论孔子年世，为此一语误者不少。）
恽敬《大云山房集 仲子庙立石文》论此事云：“《世家》鲁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卫，此去楚之年也。《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卫，此至卫之年也。其时当出公之六年。”此说尤误。岂恽氏误忆《年表》卫出公八年为鲁哀之八年，遂又误推以为卫出之六年耶？且孔子此行，乃系遄返卫地。若如恽说，《世家》哀公六年去楚，《年表》哀公十年至卫，何须在途四年？此终不足信矣。
然则孔子反卫果以何时乎？曰：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见叶公，即以是年返卫，则固当依《世家》也。否则孔子至蔡见叶公，而留滞楚境有四年之久。否则既见叶公，复返陈，而再留有四年之久。否则自蔡返卫，而在途有四年之久。否则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至蔡之说不足信，而孔子之行历益不可考，而仍无以全孔子于鲁哀十年至卫之说。否则孔子固不以鲁哀十年返卫，而仍当取鲁哀六年之说也。孟子曰：“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史记》卫无孝公，朱子谓即出公辄。计孔子仕出公前后四年，较在陈仕湣公为久。
又按：《孔子世家集解》引徐广曰：“《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卫至陈。”《索隐》云：“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时在卫归鲁，不见有在陈之文。在陈当哀公之初，盖《年表》误尔。”据此则今表哀公十年孔子自陈来一语，已非徐广、司马贞所见之旧，殆后人见其误而改之矣。
孔子自卫反鲁考
《世家》：“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乃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集解》徐广曰：“此哀公十一年也。”《索隐》云：“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鲁，计至此十三年。”今按：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三年。（详《考辨》第十五。）则去鲁实十四年也。《孔丛 诘墨篇》谓“鲁哀公十五年，孔子自卫反鲁，居五年矣”，亦以孔子在鲁哀十一年返。狄子奇《编年》又谓孔子于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均曾返鲁，则其语殊不足信。言孔子于定十四年反鲁者，以定十五年有子贡观朝礼，哀元年有吴使至鲁问骨节，两事。子贡观朝礼，盖自卫往观，反卫与孔子言之。（详《考辨》第二十九。）骨节之对，其语荒诞，未可取证。（崔述《考信录》有详辨。）至孔子西见赵简子，临河而反，息乎陬乡云云，其为传说，已辨于前。（《考辨》第十七。）其不得为孔子反鲁之证者抑明矣。言哀六年孔子反鲁者，狄氏之言曰：“孟子云：未尝有所终三年淹，是孔子于历聘诸国，皆无连居三年之处。今云六年自楚如卫，十一年乃自卫反鲁，（今按此说实是。）则在卫不止三年。云六年在陈，十年乃自陈入卫，则在陈亦不止三年。云六年在楚，十年乃自楚反卫，则在楚亦不止三年。皆与孟子不合。”狄氏必欲强合于孟子，故为此弥缝之说。不知孟子之言，容亦有不足信也。又曰：“《左传》哀七年，子贡即仕鲁，亦孔子自卫反鲁切证”，则不必孔子反而后子贡得仕矣。
孔鲤颜回卒年考
《世家》：“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语》：“孔子二十岁生伯鱼。”《家语》未必可信，姑据以为说，则伯鱼之卒，孔子年当六十九也。史不书颜子卒年，今《家语》作三十一。《索隐》及《文选 辨命论 注》引《家语》并作三十二。《家语》又谓回少孔子三十岁。而据《论语 先进篇》伯鱼先回卒，许慎、王肃因谓《论语》乃设事之辞，此固甚谬。《四书释地又续》谓回少孔子三十七岁，卒于哀公十二年，方合三十二年之数。《志疑》依之。《论语稽求篇》以《家语》作三十一回死为是，少三十是四十之误，回死与子路同时。《经史答问》从之。李锴《尚史》云：“颜子少孔子三十岁，享年四十有一”，《四史发伏》《乡党图考》《四书考异》等同之。今按：毛氏云：“考颜渊之死，《公羊传》及《史记 世家》所载年月，则实在哀公十四年春狩获麟之际。夫子是时已泣麟矣，而颜渊、子路同时俱死，因连呼丧予祝予，而有道穷之叹。则颜渊之死，在夫子七十一岁，非六十一岁。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据《家语》推算，颜子当死于孔子六十一岁，哀公之四年也。）少孔子三十岁，原是四十之误。”其辨最析。可证颜子卒年，断在子路卒前一年。而三四字误，尤为屡见不鲜之例。惟少三十可以为少四十之误，则寿三十一又何弗可为寿四十一之误耶？《论语》哀公问好学，孔子对以颜回，曰：“不幸短命死矣。”《尚书 洪範》六极，一曰凶短折，孔安国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孔传》虽伪，自是古训。臧庸《拜经日记》亦谓五十以下而卒，亦可谓之早。惟定颜子年四十，较李说少一年，则为无据。且颜子之在孔门，最推高足。畏匡之岁，孔子年五十七八，颜子从而后，孔子疑其已死。颜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师弟子之情感既深。若颜子少孔子四十岁，则其时年仅十七八，尚在童龄，而从学更在其前，或竟从鲁随行。则孔子五十五岁去鲁，颜子十五即从也。此虽非必不可有之事，而似以少三十为尤近情理。则颜子卒年，后二说之所同，而其年寿，则以第三说为尤当也。
《三国 吴志 孙登传》登年三十三卒，临终上疏曰：“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年过其寿。”《列子 力命篇》曰：“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两说皆与《索隐》及《选注》引《家语》颜回三十二卒之说合。然《列子》出张湛，在王肃后，四八之说，正袭《家语》。孙登之卒，在赤乌四年，当魏正始二年。肃自黄初中出仕，至是垂二十年，或其时《伪家语》已出，故孙登据以为说。且《家语》自袭《史记》，《史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至二十九岁发尽白，早死。而《家语》云：“颜渊少孔子三十岁，二十九岁而发白，三十一岁早死。”较《史记》多三十一岁四字。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云：“《家语》系王肃伪撰，全是剽窃《史记》，当是今本《史记》脱此四字耳。”则肃前《史记》固有三十一岁早死之语，王肃不知其为讹文，故既袭取以入《家语》，而又为之注曰：“此书久远，年数错误，未可详校。颜渊死时，孔子年六十一，此谓颜回先伯鱼死。而《论语》云颜回死后伯鱼，或为设辞之词。”依此注详之，王肃据《史记》误文可知。故许慎先有以鲤也死为假言之说。许既先王，其据《史记》，尤为明白。则《吴志》与《列子》即非袭之《家语》，亦必本于《史记》。而《史记》既云少孔子三十岁，又云三十一岁早卒，两说相合，必有一误，尤为显见。后人徒据《吴志》《列子》谓《家语》三十二岁死之语实不误，而所误必在少孔子三十岁一语，实思辨之未精也。
[附]项橐考
《秦策》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淮南子 修务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 实知篇》皆同。《隶释 汉童子逢盛碑》：“才亚后橐”，后项双声，即项橐也。《颜氏家训》以项橐与颜回同为短折，《宏明集》亦云：“颜项夙夭。”董仲舒《对策》，“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人，项橐也。”《史记 甘罗传》引《国策》，“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索隐》本夫作大。谓：“尊其道德，故曰大项橐。”杜台卿《玉烛宝典四》引《清洁法行经》云：“幼而敏悟，大项是也。”又引《关尹内传》云：“大项、颜渊，非无小舛，俱曰圣童。”《史记》甘罗云：“大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刘师培《左菴外集 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据杜氏所引，见《史记》故本作大不作夫。《汉书 董传》亦作大巷，今作达巷，乃后儒所更。孟《注》大项橐，今本易大为人，尤为乖舛。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三左位有大项，注云名橐。是大项为氏，六朝学者均知之。《新序》云秦项橐，秦乃泰讹，泰大古通。俞正燮《项橐考》，以为秦人，弗足据。”今按《论语 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史记 孔子世家》引此作达巷党人童子，皇甫谧《高士传》亦云：“达巷党人，姓项名橐。”是汉儒相传，殆均以达巷党人即项橐也。而《论语》云云，《世家》引以列于孔子之卒前，此虽不足泥据，然此所言，必在孔子有盛名，门弟子盛进之后，而言者其人亦决非一弱冠之童子，则即《论语》本文细参之可知。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而嵇康《高士传》乃云：“大项橐与孔子俱学于老子。”又《天中记》引《图经》云：“橐，鲁人，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则更出后代传言，无可为信矣。
孔子卒年考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亦同，《史记 世家》亦同，自来无异说。杜预注《左传》，始谓：“四月十八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长历》说同。）孔传《东家杂记》又谓：“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圣薨，先儒以为己丑者误。”此殆即据杜氏传疑之说为断，非别有确本也。至吴程以大衍历推定四月己丑乃十一日，杜氏谓是月无己丑实误。江永、成蓉镜诸人，递衍其说，以相证明。至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依之，而其说乃定。（陈玉澍《卜子年谱》据《易林》暌之恒云：“孟己乙丑哀呼尼父”，谓焦氏当西汉世所见左氏续经正是乙丑，与元凯之说合。然何以今《春秋经传》及《史记》尽作己丑，陈氏亦不能为之说。数日之差，于知人论世无预，姑存勿论可也。）自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此，孔子年七十三也。若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则至是当得七十四。《左传》襄三十一年《疏》有云：“《公羊传》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传》于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贾逵注《经》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贾氏既主孔子生鲁襄二十一年，而亦云年七十三，岂不有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特为之说云：“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实七十四算，而贾云七十三者，古人以周岁始增年也。《史记》谓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则相距之岁计之。”狄之奇云：“周岁增年之说，似未可泥。鲁襄公生于成公十六年，至九年为十二岁，是不以周岁增年也。绛县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计当七十四岁，而师旷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岁增年也。”今按狄氏之说，其论鲁襄之不以周岁增年，则至确矣。至于绛县之老人，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此谓是岁距前七十三年，非谓老人七十三岁，则不得引以为古人周岁增年之例。（及门王生玉哲，谓师旷与绛县老人皆晋人，当计晋年，绛县老人事在鲁襄公三十年二月，阮氏校勘记据《石经》，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皆作二，孔氏《正义》误作三，晋用夏正，以建寅月为岁首，则是时尚为晋平公十四年之十二月，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即晋灵公五年，师旷云七十三年，实据晋年夏正说之。此亦足破周岁增年之说。）今再以贾逵之言为证。《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孙貜卒，服虔引贾逵云：“是岁孟僖子卒，属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时年三十五。”（亦见《左氏》襄三十五年《疏》。）今若以周岁增年计，自鲁襄二十一年，至此仅得三十四，而贾氏谓三十五，则贾氏亦自以相距之岁计之，非周岁增年也。今在《史记》以前，既不得古人周岁增年之实例，（顾氏《日知录》谓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后增之，《史记 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今按仓公语质，仍是开岁始增年，故曰尽三年，年三十九岁。顾氏说似误。然要之见时人亦不以周岁增年。）则钱氏之论，自属弥缝之见，非足信矣。窃疑贾逵当时，本亦以相距之岁计之，特以《公》《穀》载孔子生，而《左氏》无之，故据《公》《穀》为说。而云孔子年七十三，则本之《史记 世家》年数，曾未细覈。不然，何以既从周岁增年之算于前，而又取相距之岁为计于后？此决不可通矣。又按《左氏》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时四十一。”今自襄公二十一年起，以相距之岁计之，至此得三十一，知今本四字乃三字之误。（四十一又四十之误，据阮氏《校勘记》正。）则服虔亦自以相距之岁计，何说于贾逵之独以周岁增年计耶？狄氏又谓：“孔子之以周岁增年，正有明据。《孔子世家索隐》云：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岁增年也。”然《索隐》之说，远在贾后，安知其不误据贾算，而持此辨？又乌从据《索隐》而逆定贾氏之以周岁而增年？又乌从据贾氏而逆定古人之以周岁而增年哉？周岁增年之说，要为钱氏弥缝之论，恐未足信守，以释前人之误也。
孔门传经辨
《弟子列传》有商瞿，记传《易》系统。余考孔子以前，无所谓六经也。孔子之门，既无六经之学，诸弟子亦无分经相传之事。自汉博士专经授受，而推以言先秦，于是曾、思、孟、荀退处于百家，而孔子之学乃在六艺，而别有其传统。而孔门之与儒学，遂划为两途。兹姑就其传统诸说辨之，亦孔门一重公案也。
汉儒传经之说，有可信，有不可信。《史记 儒林传》记汉儒传经，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此可信者也。盖自秦人焚书，又经陈、项之乱，书籍散亡，学者亦稀。汉兴，乃有一二大师，出为教授，始有传统可言。史公本所见闻，记其源流，自可信据。至推而上之，谓某经自孔子若干传至某师云云者，大率妄造假托，不可信也。
言孔门传经系统，莫详于《易》。史迁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此有可疑者：《易纬 乾坤凿度》曰：“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则谓商瞿乃孔子前辈，孔子向之请益，决非少孔子二十九岁之弟子。二说乖僢，同为无根，可疑一也。孔子晚年治《易》，既所重视，（其实此说亦不足信。）传之商瞿，则瞿亦孔门高足。其年事长于回、赐，于游、夏为前辈，何以姓名独不一见于《论语》？孔子没后，诸弟子论学，亦绝不及商瞿，可疑二也。（石林叶氏云：“自司马迁以来，学者皆言孔子传《易》商瞿，瞿本非门人高第，略无一言见于《论语》。性与天道，子贡且不得闻，而谓商瞿得之乎？”则前人已疑之。）《史记》云：“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而《汉书 儒林传》则云：“瞿传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不但姓名里居不同，传授先后亦互异，可疑三也。即谓马班二氏当有一误，然孔子六经，何以无子游传《礼》至二戴，子夏传《春秋》至严、颜云云，而顾于《易》之传统，独班班若是？可疑四也。苟谓“秦人禁学，独《易》为卜筮书，得不禁，故传授者不绝。”（《史记 儒林传》。）然其他五经传统虽绝，其秦前大师递受，必有可考，不应均无稽。可疑五也。且孔子九世孙鲋为陈涉博士，而田何当汉兴，距孔子仅七世。时寿又不符。崔适《史记探源》云：“瞿少孔子二十九岁，是生于鲁昭公十九年。至汉高九年，徙齐田氏关中，计三百二十六年。而商瞿至田何止六传。是师弟子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师必年逾七十而传经，弟子皆十余岁而受业，乃能几及。其可信耶？”此可疑者六也。（《韩非 显学》，儒分为八：有公孙氏之儒，陶潜《群辅录》公孙氏传《易》，《晋书》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王冢，得竹书《易》五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二篇，朱彝尊《孔子门人考》谓公孙段即八儒传《易》者。今按据上诸书，又见商瞿传《易》之无徵，公孙段亦未必孔子弟子，盖七十子之后学也。）
《易》统之说既兴，其后乃有《诗》统。《经典释文 毛诗》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大毛公以授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考河间献王立于景帝二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则生于鲁定公二年，相距三百五十八年。而子夏至小毛公仅五传，其不可信。尤远甚于商瞿之与田何矣。或说“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二说名字年代绝不同，虽后说世隔差似，而子夏与李克同世。曾申虽同时，辈行不先于克。云子夏传曾申，申传李克，亦已谬。至孟仲子，或谓乃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赵岐。）或云乃子思之弟子，（《孟氏谱》。）又无可据信。（《日知录》卷七“《诗 维天之命》传，《閟宫》传，皆引孟仲子曰。《正义》引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习于孟子者也。《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则又有孟仲子之书。”今按：孟子尚不及师子思，遑论其昆弟？李克、子思同时，亦不得为仲子师。）今考《史记》无《毛诗》。班氏《艺文志》、《儒林传》但言毛公，无名。郑康成《诗谱》有大小毛公。（见《毛诗 周南 正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毛亨、毛长，其后又为毛苌。递相增益，已增疑难。必远溯《毛传》迄于子夏，实为渺茫。
盖《周易》本不与《诗》、《书》同类，故秦人焚书不之及。而汉初之传授独广，故乃最先有孔门传统之说。及汉武立五经博士，而《毛诗》犹晚出，故亦详其传受，以自引重。凡今之所以证彼之伪者，皆彼往昔之所以自鸣其真者也。
其他传统不可信，有《春秋》三传。徐彦《公羊疏》引戴宏，谓：“子夏传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子地，地传子敢，敢传子寿。至汉景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何休之注亦同。则子夏以后，《公羊》乃传于一家，又五传而已至汉景时也。《公羊》传统之不可信，明矣。（按：公羊一姓，自传《春秋》外，惟一见于《檀弓》，有公羊贾。洪颐煊《经义丛钞》谓“公羊贾疑即《论语》公明贾。（沈钦韩《汉书疏证》亦有此说。）明古读如芒，与羊声相近。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日人武内义雄著《孟子与春秋篇》，（见《支那学》第四卷）推引洪说，谓“公羊地即公明地。董仲舒《春秋繁露 俞序》有子池，池地二字形近易误，盖即其人。又池字为沱之异体，则公明沱即公明仪，仪与沱亦声近也。”今按：公明高为曾子弟子，见《孟子 万章上》注。公明仪与曾子问答，见《小戴 祭义》、《大戴 曾子大孝》。郑玄注亦谓公明仪曾子弟子。若洪氏、武内氏之说可信，则公明高、公明仪同为曾子弟子，未见其相为祖孙也。且既同出曾氏之门，何以又谓受《春秋》于子夏？又公明高弟子长息，当鲁穆公时，与子思同世。盖公明仪、公明高年辈，皆当在曾、思之间。又《庄子 马蹄》义台路寝，章炳麟《解故》谓：义借为巍，巍巍即峨峨也。是仪得有高义。以古人名字相训之例推之，则公明高或即公明仪，《说苑 脩文》有孟仪问曾子疾，即公明仪（墨子与公孟子义问答，亦即公明仪也）。《说苑》又有公明宣亦学于曾子，则当是别一人矣。又讹而为公明沱、公明地。此犹如穀梁赤又名穀梁俶，穀梁寘也。惟穀梁子尚知其为一人，而公羊则一人而讹为数世耳。今《公羊传》称公羊子与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同类。汉初举其书，或言《春秋》，或言《传》，并不系诸公羊。则知造为公羊一家数世之传统说者亦妄也。）应劭《风俗通》谓：“子夏传穀梁赤，一传而为荀卿，荀卿传申公。”（杨疏。）是子夏三传而至汉也。《穀梁》传统之不可信，又明矣。（《汉志》本注“穀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晁氏云：“应劭《风俗通》称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俶，字元始，皆未详也。”崔述云：“说《穀梁》者，名既不同，世亦互异，学者将何以为据乎？盖战国以后，简残文绝，传《穀梁》者莫详其初，各以意坿会之为说，是以参差而不一耳。不但《风俗通》诸书不可信，即《汉志》之注，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日人武内义雄论穀梁氏名字，（见《支那学》四卷《孟子与春秋篇》）则云“其名当为俶，训始，故字元始。杨士勋《疏》作淑，乃俶字之误写。俶字又单作叔，古文作尗，与赤形近而误。又王充云，穀梁名寘，则以淑实音近，寘又自实误也。”惟于顾氏名喜一注仍无说。近人吴承仕俭斋则谓“尗与赤声相近，寂寞之[宀尗]前历反，赤音昌石反，是其比。尗又与喜声近，饎昌志反，字亦作饣叔，与饎同音。寘即置之异文，置喜同部，赤淑俶寘喜五文声转通作，故字异而人同。”（《经典释文叙录疏证》）观其一名之纷纶，即知非确有师承传统，历先秦迄汉弗绝矣。）《论语》孔子称左丘明，其人盖隐君子，而为孔子之前辈。故记者以之与夷、齐、微生高诸人并列，犹其前之以孔文子、子产、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陈文子、季文子、宁武子诸人并列也。明非孔门弟子。杜氏《集解》谓左邱明受经于孔子，可谓无根之谈。（论《左氏春秋》传统，参读《考辨》第六七及一四七诸篇。论《公》《穀》传统，参读《考辨》第九○。）
《书》之传统见于《孔丛子》。然《孔丛》书不可信，其言尤不足辨。《礼》《乐》《论语》无传统。（《小戴礼 杂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使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知《仪礼》尚出孔子后。）
大抵史迁言汉初传经本师，其可信者也。诸师或出荀子之门，则有可信，有不可信。荀子在汉时为近古大儒，其弟子李斯，当秦政，荀学独得势。谓汉人多传荀子学，可也。谓由荀子传孔门之经艺于汉，则非也。且学者传经，好推本大儒以自重，亦人情。汉儒亦未必传荀子之学，特口说心测，而引荀子为门面耳。故《小戴记》多载荀说，而亦主性善。董仲舒作书美荀子，而其治《公羊》，则讲灾异。刘向《别录》称张苍亲为荀子弟子，传《左氏春秋》，然其言五德之运，可谓传邹衍，不传荀卿也。向《别录》又谓苍传洛阳贾谊，然《史》称苍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则张、贾之传受亦虚。要之荀子斥讥祥，而汉儒信纬谶，即为西汉经术不尽传自荀子之确证。推而上之，谓孔子时已有六经，皆传自子夏，各有系统，尤非情实。韩非仅云儒分为八，未闻分六经之传统也。儒家六经之说，至汉初刘安、董仲舒、司马迁之徒始言之。然《史记》亦仅言汉儒传经，无孔门传经。孔门传经系统，见于《史》者惟《易》，而《易》之与孔门，其关系亦最疏，其伪最易辨。其他诸经传统之说，犹远出史迁后，略一推寻，伪迹昭然矣。
北大医学部教授：如何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 从《诗经》到《红楼梦》：10位复旦顶尖教授带你读50堂国学经典课 《统一与分裂》之后，葛剑雄又提供了哪种看懂中国史的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