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欣欣
吳志良有很多身份是眾所周知的：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其實，他還有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身份——我的師兄。相識經年，基於這層關係，師兄命我為其新作《何以澳門》寫序，或許有助讀者理解何以會有這本書的誕生。至於書的內容、價值和分量，我自知水平有限，無論如何難以總結出它具有的高度。提筆之際想起小兒幼時淘氣，在老師佈置的讀書報告作業上這樣寫：“如果想知道這本書講甚麼，你們自己去看看吧！”故此，我也建議大家，欲知澳門，且讀《何以澳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到南京大學求學的澳門學生只有師兄和我兩人。我以碩士研究生身份入讀南大戲劇學專業時，師兄已處於博士論文的衝刺階段。常在澳門和南京間來來往往，也曾為師兄送論文稿去導師茅家琦教授家裡。當年的我，懵懵懂懂，並不知道茅教授在史學界的大家分量，印象中的茅教授更像一位慈祥的鄰家長輩。未幾，師兄以論文《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他成為我求學路上的榜樣。
師兄除了更早在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和葡萄牙天主教大學法律專業進修時，擔任過《澳門日報》的特約記者外，一九八八年至今，他工作過的機構只有一家——澳門基金會。從一九九二年出任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到管理委員會主席的他，堅持致力於一件事——在被視為“文化沙漠”的澳門，打造一片“文化綠洲”。
做事不易，成事尤難。做事的緣起可以有千百個理由，唯熱愛是最好的理由；成事者，必有一以貫之的專注，唯專注方能堅守。
在師兄身上，熱愛（澳門）、專注（文化）和堅守（信念）三者兼得無疑。
迄今為止，師兄把人生三分之二的時光都給了澳門。儘管仍然有人把他看成澳門的“外來者”，但他對澳門的熱愛，更甚於土生土長的澳門人。他不止一次說，感恩澳門這塊寶地給予他的一切：“我的同學和我一樣努力，但因為我在澳門的緣故，我的成果可以比較集中地展示，看起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理性地將之歸結為澳門地方很小：“很小的東西必然會放大。正因為如此，我們在澳門不要飄飄然……”學歷史的人，總能理性地看待世事、世情。
始於熱愛，是師兄為澳門打造文化綠洲這件事的唯一理由。人一旦愛上甚麼，就會處處用心。熱愛文字，對文字用心，是多年養成的習慣。我常見他在出席活動、應酬之後，再回辦公室經營他的文字。很多時同事都已下班，卻正好是獨處思考、沉浸在文字裡的時間。
師兄對文字的熱愛是有跡可循的。早在大學時，他的“處女作”就發表於廣州的《足球》報上。發揮自身的葡語專業特長，文章主要介紹巴葡兩國的球賽及球星。他說自己真正熱愛的是寫作，寫足球只為了好玩。那時候看足球是一種社會風尚，如果社會風氣是別的，便會寫別的東西。如此不難理解，日理萬機還能不斷產出作品。得天獨厚的機緣，加上倚馬可待之才，大至學術文章、小到活動致辭稿，他的每一篇文字都在精益求精迸發出新鮮的思想火花。
洋洋灑灑的《何以澳門》，與師兄前一部《悅讀澳門》個人文集的出版，相隔十年。新作《何以澳門》，是澳門前世今生的探尋和叩問。澳門從十六世紀中期開埠成為南中國的對外商貿城市以來，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澳門一直在歷史長河中發揮着獨特的作用。說不盡的澳門——不但是專家學者長期青睞澳門的原因，我們澳門人自己也一直想在這淵海中探尋出答案。師兄在《何以澳門》中開門見山，以《文化澳門》開篇：“文化的內在力量，是澳門的生存之道”——以一言為全書點題。書中繼而以文學澳門、悅讀澳門、灣區澳門、家國澳門、制度澳門、何以澳門等篇章，勾勒澳門文化的全景，為澳門之所以成為澳門提供了答案，貫穿其中的是師兄堅守如一的以文化發展澳門的理念。宏觀之中不乏動人的微觀景象：那是多年來深耕“澳門文學”的初心——兩年一度的澳門文學獎，至今舉辦了十四屆；三十年來持續舉辦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十年間先後五套共七十九冊澳門文學叢書出版面世；有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責任和使命，更有以歷史教育增進港澳青年家國情懷的培養計劃等。
《何以澳門》全書壓卷之作，是沉甸甸的學術理論文章，是師兄一直最為關注的澳門學。作為澳門學領頭人之一，窮三十多年之久，奔走呼喚建立一套置於全球視野下的澳門本土學術話語知識體系。這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對應、是澳門學術話語權的回歸，也是澳門文化的回歸。澳門學緣起和聚焦點在歷史，從面臨的歷史任務到為需要解答澳門學尋找答案的過程，必然也是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為澳門未來發展尋找切實可循的路徑。如今，為“本土知識體系而建構的澳門學大廈”已然落成，“這座大廈裡，充滿了我們的經驗、記憶、知識、智慧和精神力量”，值此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之際，我們當為之歡呼喝彩！
原載：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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