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鼎生：“土里土气”的学术人生

时事 2024-09-13 11:05 北京

我的生态美学研究，是从本土化特别是乡土化的景观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研究中长出来的。

▲袁鼎生。

袁鼎生，1955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曾任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广西民族大学生态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西优秀专家，贵州省“候鸟型”专家。

有《簪山带水美相依》《美海观澜——环桂林生态旅游》《超循环：生态方法论》《整生论美学》《美生学——生态美学元理论》等独著15部，另有合著8部，主编著作11部。在《文学评论》《哲学动态》《文艺理论研究》等发表论文10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研究系列——桂北生态环境与桂林景观生态耦合发展。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铜鼓奖”1项，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

总策划|何兰生

总监制|王一民

监制|冯克

张凤云

统筹|周涵维

撰文|袁鼎生

编辑|周涵维

桑妍

美编|刘念

出品|农民日报社

一

我从景观生态研究，进入生态美学探索，已近30年，回头一看，有一条明晰的本土化来路。这本土化，往下有乡土化、本地化、乡野化、家园化、自然化的底色，往上有传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意味。土里土气，是我学术人生的写照，是我学术生态的基因。

我本人是土里土气的，并一以贯之。1974年7月的一天，在家乡小学做了两年民办教师的我，正和社员头顶烈日插晚稻时，被公社的宣传干事唐业汉叫到公路上。他说：“我们安和公社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名额，尚未招到合格的学生，你被推荐去参加考试。”

我来不及洗脚穿鞋，跨上唐老师的自行车后座，赶往公社应试。招生的老师以“赶考”为题，叫我当场写一篇文章。我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了“两腿泥香考大学”的习作，被录取到中山大学中文系。

当年9月份入学后，我得知经济系有一位同乡叫蒋基林，便电话相约在学校八角堂的大门口相见。我准时抵达，在众多学子中，素未谋面的我们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其“记号”是我们都穿了一双由母亲做的布鞋。基林成了我一辈子的好朋友，每当谈起初见时的情景，我们都会为当时的一身土气而哈哈大笑。

1992年9月，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跟随周来祥先生攻读文艺学专业美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几年后，就传出了一段趣谈：周先生对来自广西的弟子情有独钟，教出了一身工装的工人美学家王杰；一身布衣的农民美学家袁鼎生；还有手持“大哥大”，一边读书，一边兼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业务的老板美学家黄理彪。

数十年来，赤脚泥腿考大学，一双布鞋上大学，农民美学家，成了印在我身上的徽记，成了我土里土气的底色，成了我做本土化学术的“元力”。凭此土里土气的“元力”，我做了数十年桂林城乡景观生态的研究，为其后的生态美学探索，形成了“底色”与“基点”。

二

1984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教7年了，系主任黄海澄教授升任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让我接授由他主讲的美学课。

从1981年开始，我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林焕平老先生做学术助手，他要求我教学与科研一致，教美学课了，科研也对应地转向了。教研室主任林宝全教授对我说：“年轻老师做科研，要从具体研究走向抽象研究，步子才会稳实。”结合两位前辈的指点，我决定研究桂林山水美学。

我做了一个桂林城乡山水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研究的长远规划，描出了本土化景观生态研究的蓝图，并付诸实施。第一步，做足“田野”。我先对桂林城市与乡村的每一座名山，每一段秀水，每一处胜景都做了实地考察，并沉浸其中体验、感受，形成直觉、顿悟，与之对话和交流，进入了古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物我相亲的境界。

为整一地领悟桂林城乡的山水生态，我常在晨昏昼夜与阴晴雨雪以及春夏秋冬的不同时刻中，反复进入同一“景观”，分辨不同时令与气象条件下的山水生命与气韵，多维地把握景观的审美个别性与特殊性，关联地形成山水的类型性与共同性。

基于多年“景观志”的记录和“沉浸式”的田野调查，我于1989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簪山带水美相依》。这是一部描写与论述桂林景观性态的著作，在分门别类中，呈现了桂林城乡山水的韵律美、虚空美、风骨美、象形美、匹配美，显示了漓江的雅秀美、灵渠的科学美、阳朔的幽美。本书还以“借来千峰翠，还它一望春”为题，描述与论说了镶嵌在簪山带水之间的“田园美”；以“秀韵纳雄质，清柔复刚劲”为题，论述了桂林山水整体性态的俊秀美；以“相亲相和相环相拥”为题，论证了桂林山水整体意态的和谐美。显而易见，这本著作展示了桂林城乡景观多侧面、多样态的审美特征，以及整体的性态之美，展现了桂林城乡翠绿田园与青碧山水相互映照下的绿美家园气象。

桂林城乡山水多侧面的性态之美与整体的意态之美，是与景观个体的形态之美与韵态之美关联的。为了充分地运用景观志的资料，我对桂林城乡山水的代表性个体景观，分别进行了审美描述、审美评说、审美分析、审美升华，于1990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天下第一美山水》。

此后，我以大桂林乡村景观为主要研究对象，带领10余位年轻学者，对桂林地区各县的山水景观，特别是乡野景观，进行了实地考察，出版了合著《珠环贝绕大桂林》。在此书的后记中，我写道：“桂林地区的景观太多太美，写稿者大都土生土长，笔端和着美韵，自然地流露出对家乡山水的爱，读来当有真情实美。”我本人写的乡土景观，更有这种特征。

我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安和镇袁家村，地处五岭之一的都庞岭下，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我写过多篇家乡景观的文章，都收入书中出版。如我在《方竹》一文中写道：“都庞岭山系中，方竹依岭成片，顺峰成林，龙吟细细，凤啸森森，耸方正之气于巅，荡清廉之气出岫。”“它根根笔直，棱线四出，成方柱状，节节上叠，带着枝枝清疏之影，耸上天去，好不堂堂正正，铁骨铮铮，凛凛然，难犯难侵，难撼难移。”

我笔下的方竹，是方正之人与方正之竹的合一，是家乡竹子的神韵与人格的同一。它，既不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不尽是天物特征的写照，表达了一种主客体潜能对应性自由实现的美学观念，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美学趣味。这就初现了研究对象乡野化与美学观念民族化的一致，初成了一种乡土美学质地。这方竹的摹写，还在天与人的相映中显示了生态伦理的韵象，有了生态美学的端倪。

我还写了本村的景观——指挥爷爷墓，乡土化的美学追求更为直接。一次回全州探亲，父亲让我写写指挥爷爷。我再次凭吊了儿时不知游玩了多少次的指挥爷爷墓。相传很久以前，官兵追杀一个可能取代当朝皇帝的小孩，指挥爷爷骑马去救，未果。他归来时气死在山脚。蚂蚁感其义，衔土为他垒起了一个60米高的坟墓。我以《独留青冢向黄昏》为题，写出了这一悲剧化的生态伦理之美。

三

对桂林景观的形态研究，我走了一条从桂林城乡的个体景观拓展到大桂林乡村个体景观的路子。这些乡村的个体景观的烟火气、乡野气更浓，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更为天然，本土化特质更显著。

像桂林市灵川县海洋山的银杏，本地人叫白果，是第四纪冰川期的孑遗植物。它长在屋前屋后，成为乡村中人与自然亲和的景观。在《珠环贝绕大桂林》一书里，我以《树树金伞叶叶黄扇》为题，写出了银杏的形和、色和之美，更写出了它与人相和的美：“在海洋，白果林中住人家，房屋全部掩映在树林中，在公路上看不到村庄，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或绿茵茵、或青油油、或黄澄澄的白果树林。仅在冬日，果、叶落尽，才偶尔从疏枝斜影里露出几片青瓦。一年四季，白果树撑起一把把伞，为平民百姓挡风、蔽雨、遮阳。”“树与人这邻里间的关系是那样的友好，亲和，自然与人是如此的相生相依，共生共荣。”

这样的个体性乡土景观研究，让我在1990年就疏远了人化自然的主体论美学，自发地进入了人与自然共生的领域，望见了生态美学的一丝光亮。

对大桂林城乡景观的本土化研究，起初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研究团队。我凭着一股热情，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遍访了桂林市区和郊区的所有景观，考察了兴安与阳朔等县的山水与田园，并沿漓江步行观赏与体验了桂林市至阳朔县的风景。

1990年，我组织团队研究大桂林乡土景观，得到了著名书法家伍纯道教授的指导。他从自己在日本办个人书法展所得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多位团队成员考察乡村与山区景观，使《珠环贝绕大桂林》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并能免费出版。

从1990年开始，我和团队从大桂林乡村景观的形态研究，进入了域态研究，有了景观生态的升级。这项研究，得到了桂林地区所辖各县的支持，有了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的考察与出版经费。我们先后探索了资源县、灵川县、全州县、阳朔县的乡村景区和山野景点，并综合此前性态研究与形态研究的经验，形成了域态研究的景观生态新特征。先后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五本专集，即专写资源县、灵川县、全州县、漓江、阳朔县乡土风景的《天地有大美》《百里玉带缀灵珠》《美在都庞越城间》《一条流美的河》《万点碧莲上玉空》。

这一景域性研究，是在把握大桂林景观生态整体俊逸气性的基础上展开的。也就是说，以行政区划为界，各景域有自身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往上要呈现大桂林整体俊逸的某个本质侧面，往下要统摄各景区的审美特质。同样，景观个体要表征所属景区的美质。这就从上到下，形成了大桂林城乡景观的系统性。

像《天地有大美》，所展示的资源县景观总体是雄丽的，它在既雄壮又绚丽的景观中和里，显现了大桂林亦雄亦秀、辩证统一的俊逸美质。资源景域有资江、宝鼎瀑布、八角寨三个景区，全是丹霞地貌。资江两岸丹霞流彩，河畔遍长花木，河中时见彩石，跟漓江的清丽相比，涌现出完全不同的绚丽美质。宝鼎瀑布从丹霞石上飞流直下，白里隐红，溢出雄伟壮丽之味。八角寨的主峰云台山，如绚丽的皇冠直上云天，周边的丹霞山岭，如条条彩龙环绕着它，散发出既崇高又华丽的美质。资源景域的三大景区，于相互中和里，共生出整体雄丽的美质，丰富了大桂林城乡景观整体俊逸的审美特征，也确证了大桂林景观的各个域态是形成整体质地的有机部分，确证了大桂林景观生态的整一性。这就从大桂林城乡景观生态的系统增长角度，解读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缘由。

从1992年9月起，至1994年12月止，我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兼顾了大桂林景观的域态研究。《天地有大美》《百里玉带缀灵珠》《美在都庞越城间》，都是在这期间出版的。提前毕业回到广西师范大学后，30年来，我主要从事生态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但也持续了大桂林景观的域态研究，并开启了质态研究。这种研究，有了更明确的生态视角，和生态美学更一致了。

2008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集《美海观澜——环桂林生态旅游》。2009年，我主持申报并获批了“桂北生态环境与桂林景观生态耦合发展”的国家项目（A09025）。2013年和课题组成员蒋新平、龚丽娟一起，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结题成果《桂林景观生态与环境研究》，这一成果的面世，标志着我历时近30年，基本完成了桂林景观的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的系列化研究。

结题成果，集中地论述了大桂林城乡景观层层外扩的圆圈形结构；论述了大桂林山挺水弯的俊逸质地；论证了大桂林城乡景观外雄内秀的中和美韵；论证了山水生态与文化生态相依相长的和谐共生气象；论述了桂林景观与外围生境及乡土环境耦合的整生关系；比较了桂林景观与湖南的张家界景观以及越南的下龙湾景观相似相异的质地。

基于以上内涵，这本书可视为专门探索桂林景观与周边自然、社会、文化处境和谐共生，特别是耦合整生关系的景观生态学，是谓大桂林景观系统的质态研究。这一质态研究，统一了城市景观研究与乡土景观研究，总摄了山水景观研究与田园景观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本土化研究，具有中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整生化经验与美生化理想。

四

回望学术来路，我对大桂林城乡景观的生态研究，即大桂林的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研究，组成了未间断的个体学术史，形成了自身本土化、乡土化、山野化、自然化、民族化美学研究的特色。

这种特色，像基因一样，在我中晚年的生态美学研究中持续呈现，从而有了中国化的生态美学特质。也就是说，我的生态美学研究，是从本土化特别是乡土化的景观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研究中长出来的，两种研究是无缝衔接的。

从学术基因来看，我先后有三个博士生，分别以桂林龙胜梯田的生态中和景观、桂林景观的生态美育价值、桂林景观的在地化质地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我还和另两位博士生，于去年和今年合写了两篇“桂林山水甲天下”探因的文章，这就有了景观生态乡土化、本土化研究生生不息的传承，从而更有生态发展的意义。

我对大桂林景观生态的乡土化、本土化研究，还形成了较好的社会效应，有了人文学科研究为本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天地有大美》出版后，每年到资源县旅游的人数由几千人激增到10万人，助力了乡村振兴。兴安县将灵渠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把我写的《灵渠科学美》等文章放入相关材料中，为其获批世界文化遗产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20世纪末，桂林市为缓解解放桥的交通压力，提出在该桥下游数百米处，再建一座连接漓江东西两岸的桥梁。在办公会讨论前，市委办公室派人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如在此处建桥，会压抑桂林城徽象鼻山，因而建议在原址拓宽解放桥，被有关方面采纳。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桂林市叠彩区政协会议，提交了恢复宋代桂林环城水系的提案，被采纳。不久后，两江四湖联通了，城西城北的水景与城东城南的水景平衡了，整个桂林的山景与水景的比例均匀了，更加呈现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桂林景观结构，更加呈现了“是山城啊是水城，都在山环水绕中”的亲和美韵。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桂林时，对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作出重要指示。我们完成的国家课题，提出了保护漓江上游的山林与水源的建议，明确了建设“环桂林田园景观与乡村景观以及林木景观”的主张，可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尽一份力量。

我从事的本土化景观生态研究，生发了生态美学理论，达成了对美学主潮的追求。我探索本土化特别是乡土化景观生态一段时间后，曾经有过动摇。主要是有同行乃至同事，好心地提醒我，美学的主潮是艺术哲学，景观美学的研究是边边角角，难入主流，难成大器，应尽快转向。正当我犹豫不决时，林焕平先生欣然为我的第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本山水景观美学作序。他说《簪山带水美相依》是“对桂林山水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美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期待我“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探讨”，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坚定了我沿着本土化和乡土化景观生态研究的路子走下去的决心。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苏关鑫教授知道我对本土性和乡土性的景观生态研究的前景存疑时，也主动找到我说：“中国乡土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出过很多‘大家’，当下桂林文化城的研究，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你的研究与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探索是对应的、匹配的，有美学意义，有学术价值。”

正是有了指导老师和系主任的点拨，我增加了自身学术选择的自觉性，再也没有动摇过学术方向。我做生态美学研究，有三条进路。一条是世界美学史的进路，形成这条进路，我要感谢周来祥先生。做博士论文时，我选了自然美学的题目，他让我先做西方古代美学史。做历史研究后，我发现人类美学范式从古代的依生之美，经由近代的竞生之美，走向现代的共生之美与当代的整生之美，也就明确了生态美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我将这一发现，写成40万字的《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于2005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条进路是生态文明的召唤，第三条进路是本土化和乡土化的景观生态研究。如果没有第三条进路，我不可能发现美学史的进路，也可能对生态文明的感召不敏感，不去做生态美学研究，更不会通过《整生论美学》以及《美生学——生态美学元理论》等独著，把生态美学做成美学的原理性与前沿性学问。

本土化和乡土化景观生态研究，塑造了我的生态美学方法与范畴的雏形。我在研究大桂林整体景观时，发现了它山环水绕的自旋生结构，从中悟出了生态美学的方法，于2010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40余万字的独著《超循环：生态方法论》。在本书的基础上，我和袁开源合作，于2021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范式整生论》，探求了统一于自旋生的生态辩证法。从大桂林山雄水秀的生态中和里，我悟出了生态美学大厦的脊顶性范畴——生态中和，以之作为《美生学范畴谱系》一书的总范畴。

生态中和，既是自旋生、整生、共生、美生、天籁家园、绿色阅读、生态批评、生态美育等一系列核心范畴的共同内涵，又是它们生发的深层机理，还是世界运进的最后缘由。以自旋生为生态辩证法的源头，从生态中和里派生出生态美学的范畴结构，既见出了我的本土化和乡土化景观生态研究与生态美学研究的连贯性，又显示了我的生态美学方法与理论的本土化与民族化来处。

自旋生是对超循环的提升，生态中和是中国传统中和的现代转换与创新，都有本土味，都有中国风，都有世界性，都是我身上土气的实现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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