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十一月，陆游自南郑赴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作《剑门道中遇微雨》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钱锺书《宋诗选注》于此诗注云：“韩愈《城南联句》说‘蜀雄李杜拔’，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都以为杜甫和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就登峰造极。……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在钱先生看来，韩愈之言似应视作“自古诗人皆入蜀”说法的最早萌芽。当然，韩愈此言不过是刘勰“江山之助”说的一种翻版；且征之于唐代文献，韩愈关于“诗人”（尤其是李、杜）与“蜀地”的这种微妙关系的认识似乎并不普遍。白居易《昨以拙诗十首寄西川杜相公》云：“诗家律手在成都，权与寻常将相殊。”似乎存有韩愈的那层意思，但其主要用意还是恭维当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
在这方面，宋人所关注的对象较之韩愈应更为明确，他们的眼光多聚焦在特殊的文人群体——入蜀诗人，尤其是杜甫身上。宋初王禹偁《送冯学士入蜀》诗云：“锦川宜共少年期，四十风情去未迟。……莫学当初杜工部，因循不赋海棠诗。”宋人在送人游蜀时、自然地联想到了杜甫。王之望（1103—1170）《帅漕复次韵再和》云：“波澜已得江流助，组丽仍依锦段红。入蜀词人多妙句，向来严杜一编同。”楼钥（1137－1213）《送王粹中教授入蜀》云：“少陵入蜀往来久，须行万里方知诗。”此二诗将“入蜀”与诗歌造诣的联系表达得更为明确。王十朋（ll12—1171）《又用行可韵》：“二公海内姓名闻，我亦追随到蜀门。……酬唱又成夔府集，论文欣对少陵尊。”他入蜀时也自然地想到了杜甫。陆游《剑门关》云：“剑门天设险，北向控函秦。”其显用杜甫《剑门》一诗字面。可知他之所以有“此身合是诗人未”一问，是因为过剑门时不但想到了前代入蜀的诗人，且心思主要还在杜甫身上，乃窃攀少陵宜方驾之意耳。
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自陇右入蜀，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正月下峡，居蜀时间长达八年；又据王兆鹏、孙凯云《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一文，在唐诗百首名篇中，杜甫以16篇高居榜首；且据《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等对这16篇的创作地点一一考察，其作于巴蜀者7篇（《蜀相》、《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旅夜书怀》、《登高》），远胜于在其他地域的作品（京洛6篇，荆湘2篇，齐鲁1篇），这的确可证杜甫在蜀中“诗歌就登峰造极”。正是由于文学创作的地域因“自古诗人皆入蜀”素，使得宋人将“入蜀”和“杜甫”自然地联结在一起，令人联想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崇杜之风。元代萨都剌《次韵送虞先生入蜀代祀》：“扬马大邦文物盛，题诗须近草堂西。”明代程敏政等《上元日与林谕德亨大商懋衡李世贤二侍讲饯同年陆叙州克深考绩西还联句》：“入蜀杜陵诗益壮”，仍然把目光停留在社甫身上。清代查慎行《送盛东田出宰兴化东田初掣授四川富顺县后改调兴化》：“他时检点还朝集，惜少骑驴入蜀诗”，更是因袭陆游诗意。这些显然都是前人思维定势的惯性延续，目光还是离不开杜甫。
事实上，在杜甫之前，初唐四杰均曾载笔入蜀；盛唐以后，剑南地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大幅提升，大批文人出于各种原因不畏蜀道之难适彼乐土，举其著者即有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温庭筠、郑谷、韦庄等。明代蜀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中注意到“张、韦庄、牛峤、欧阳炯，皆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比其稍晚的福建侯官人曹学佺（1574—1647）曾宦游入蜀，官至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博采蜀中典故著成《蜀中广记》。该书在引述杨慎前言时复有增补，曰：“唐世蜀之诗人，射洪陈子昂，彰明李白……俱蜀人，若刘蜕、张、韦庄、牛峤、欧阳炯、刘猛、李季兰、张演、薛涛、张窈窕、杜羔妻皆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尝欲裒集其诗为一帙而未暇焉。”杨慎和曹学佺一为蜀人，一为宦游入蜀者，两人与蜀地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是以显然存有“怀土”之意（今即恋地情结），故他们均对文人入蜀的历史现象较为敏感和关注，且着眼于“唐世蜀之诗人”。
到清代中期，蜀人李调元（1734－1802）作《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云：“猿啼万树褒斜月，马踏千峰剑阁霜。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光绪时，蜀人赵熙（1867－1948）《下里词送杨使君之蜀》：“万山一一来时路，尽谱乡心上《竹枝》。从古诗人多入蜀，花潭杜老望君时。”其关注点上升为规律性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在字面上正式定型，由是口耳相传以至于今。
当然，这一说法在现当代文人圈内的流传，尚须考虑到民国后期的历史背景。倭寇东来，国土沦陷，重庆升为陪都，大半个中国都搬到了西南，大批文人避难入蜀，其规模之大，或有过于唐玄宗与唐僖宗时期。如段渝主编《抗战时期的四川》前言：“重庆1936年只有33万人，到1945年激增至125万人，8年间净增92万人……绝大多数仍是随部队、文教、工矿企业等由省外迁来的人口。”顾颉刚则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专家学者差不多全体集合到四川。”（《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这自是对“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说法的印证，并对其进一步地扩散和传播产生影响。
“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类似于“口头禅”的说法到底是一个伪命题，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
唐世漫游之风极盛，诗人不但入蜀，亦频繁地出入于京洛、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若要论真正意义上的“皆入”，有唐一代或只京城长安略可当之。唐代著名文人未至长安者几乎没有（京城总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优秀文人竞相趋赴如水之归海）；然而似乎未见有过“自古诗人皆入秦”或是“自古诗人皆入京”的说法。江南地区为六朝以来的人文渊薮，唐代以后文化重心南移。这一地区文人往来之频，人文气象之盛，更远超蜀地以上；但是也没有“自古诗人入吴越”的说法。
那么，“自古诗人皆入蜀”之说为什么会产生？
一种可能是，蜀人以昔日的人文之胜夸耀一时，尤其是在明清两代蜀中文化水平大不如唐宋时期的情况下，蜀人在追寻灿烂的巴蜀文化传统中满足自己的文化虚荣之心，同时激起重现巴蜀文化繁盛局面的文化自信。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趋向平议》说：“明清时期，蜀人或生活在蜀的人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往往表现为对巴蜀人文传统的‘夸述其胜’和对文化传统的追寻，……这种对固有传统的认同和追寻，可以说是明清蜀人的主要思维倾向。”比如李调元在《李太白故里考》一文中说：“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夸其地所产之名人，即偶尔流寓，亦必聚而讼之，所谓争此朽骨如天球也。然而不必争而争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白者。”这种貌似超然的“不争是争”十分有趣。李调元批评别人“争朽骨如天球”的错误做法，而自己犹有过之，表现出典型的夸述乡邦人文之盛的心态。如前所述，“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说法的最终成型，就是在李调元和赵熙这两位蜀人这里。可以说，他们代表的是清代蜀人较为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
换句话说，能够有悠久深厚的人文传统可供夸耀，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而这种说法的流行不衰，最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事实本身的存在，即至少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确存在文人大规模入蜀的现象；一是后人尤其是蜀人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前者是没有疑问的，后者则启人思考。巴蜀大地的确具有它的特殊性，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相比，或曰封闭亦可，或曰相对独立亦可；然在西南地区则当为首善，所以完全可以悠悠然“坐井观天”。四川盆地也正是一口地理环境极为特殊的“井”，蜀人“观天”的结果是创造了迥异于中原文化的巴蜀地域文化，并在较长时期内具有其鲜明的独立性。顾颉刚就说：“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在此后较长时期内，蜀地都有着自身较为独特的文化传统。是以“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流行，正是蜀人地域意识相对较强，巴蜀文学活动的地域特征相对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表现；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原和江南地区等人文发达地区没有类似说法的流行，正说明这些地区文学地域性特征的日益弱化。
当然，“自古”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概念。时间、场所和文学主体，是所有文学活动的三大要素。在我们所讨论的那句话里，空间（蜀）和主体（诗人）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自古”这一时间概念却略显模糊。根据前面对此说法来源的考察可以看出，“自古诗人皆入蜀”之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杜甫，并从韩愈那里开始萌芽，且主要因为杜甫的特殊原因而在宋代渐成气候。明代杨慎和曹学佺关注的入蜀也主要是“唐世诗人”。故而可以基本认定，这一命题不过是后世文人对于“唐代诗人皆入蜀”的一种扩大化的浪漫表达。
可以肯定地说，“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命题，其合理性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是巴蜀文学史上的大题目，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地理现象。每一位诗人所从事的文学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唐五代诗人在蜀中的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巴蜀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由此可以深入思考：诗人存身的地理空间的转换，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文学创作？面对从未谋面的巴山蜀水，这些入蜀诗人笔下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对于蜀地而言，外地文人的迁入究竟会对本地的文化和文学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如此等等。倘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必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域性特征加深认识，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巴蜀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