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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华
来源：《品读》2024年第11期
1094年农历七月十三日，苏轼和黄庭坚在鄱阳湖相遇，黄庭坚请苏轼鉴赏铜雀砚，苏轼作《黄鲁直铜雀砚铭》，鲁直是黄庭坚的字。此前，1056年，苏轼曾写道“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邺瓦是制作铜雀砚的原料。邺指邺城，现在是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的一个镇，一千四百多年前，曾是北方最华美的都城。204年，曹操占领邺城后以之为大本营，在城西北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其后，邺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580年被杨坚下令焚毁，逐渐泯没于黄土流沙之中。739年，岑参到邺城，残城尚存，写道：“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春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1078年，贺铸访邺城，已一片狼藉，写道：“隧碣仆纵横，镌文久残缺。帛砧与柱础，螭首随分裂。”贺铸到访前，邺城废墟中已有一物引人注目，不是石碑、螭首，是瓦。苏易简（958～997）在《文房四谱》中写道：“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苏轼1037年出生前，铜雀砚就已成名。比苏轼年长些的欧阳修、韩琦、王安石等都有关于铜雀砚的诗作，当时互赠、收藏、鉴赏铜雀砚属雅事。欧阳修1037年得到好友送的铜雀砚后作长诗《答谢伯景遗古瓦砚歌》，结尾写道：“名都所至必传玩，爱之不换鲁宝刀。长歌送我怪且伟，欲报惭愧无琼瑶。”鲁宝刀指春秋时鲁国名刀孟劳，极言铜雀砚之珍贵。王安石《相州古瓦砚》云：“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声名动世人。”西陵是曹操的墓葬，说曹操那时的瓦已成珍品，时下流行的多是赝品。韩琦1056年主政相州（当时辖邺城），向友人赠铜雀砚，也有友人向其索求。“谁传石末首青州，邺砚今推第一流。”这是给庞籍送砚时所作，石末是名砚，言铜雀砚品位之高。“求之日盛得日少……千百未有三二真。”这是答章望之求砚时所作，说铜雀砚紧俏，坊间多非真品。黄庭坚的铜雀砚，是他为故洺州太守王纯中撰墓志铭后，得王家所赠，洺州（今河北永年）在邺城附近。黄庭坚将这来历刻在砚上，并作铭，后又得苏轼铭于其上。北宋以后，铜雀砚一直是文人吟咏之物：金代元好问《铜雀台瓦砚》“千年不作鸳鸯去，唤得书生笑老瞒”；元代刘因《铜雀瓦砚》“却爱曹瞒台上瓦，至今犹属建安年”；明代何景明《同李进士观铜雀砚歌》“君不见邺中魏帝无宫殿，千秋遗瓦磨为砚。墨客骚人空叹嗟，朱薨绮构谁曾见……”。清道光年间，兵部侍郎万承风得到一方铜雀砚，刻有“建安十五年造”隶书6字，还有苏轼和黄庭坚的铭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一方铜雀砚，印有“建安十五年”隶书5字，还有清乾隆皇帝的题诗。建安十五年即210年，是兴建铜雀台之年，两砚都有此标记，是表明为曹操建铜雀台时原瓦。198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部门组织邺城考古工作队在邺城遗址进行了接续努力，逐步探寻到这个泯灭已久古城的真正容颜。考古发现表明，邺瓦分为两种：一种是东汉末或曹魏时代的瓦，灰色，较薄、质地粗糙；一种是东魏、北齐时代的瓦，黑色，涂有胡桃油，较厚，质地细腻坚硬。前者渗水快、不耐磨，后者光滑耐磨，渗水较慢，显然能够做砚的是后者。也就是说，曹操建铜雀台时的原瓦不大可能用来做砚。即使是东魏、北齐时代的瓦，也毕竟是瓦，硬度不如石头。曾任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所长的张子欣从1983年起参与邺城考古队工作，他曾和同事多次用东魏、北齐时瓦试做砚，还试着埋进湿土或浸水后阴干再做，成砚后使用效果均不理想。欧阳修《砚谱》曾说：“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稍晚些的何薳《春渚纪闻》说铜雀砚：“虽易得墨，终乏温润，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清代纪晓岚《旧砚歌》云：“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但欧阳修得到铜雀砚后，也极尽夸赞。并不实用的铜雀砚，何以得到一代代文人青睐赞美？他们也给出了答案，“尚其名”“取其高古”“心知其妄姑自欺”。砚台是古代文人案头必备之物，既是书写必需品，也是陶冶性情的随身之物。铜雀砚能蕴含铜雀台、建安风骨、曹操这么丰富的人文元素，得到文人厚爱也在情理之中。能做砚台的瓦本是属于东魏、北齐，代言人当为放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高欢，历代诗人却执着地将目光锁定追问“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或许是因为高欢身上承载不了那么强大的历史凝视。一方铜雀砚，可以跨越时空，“至今犹属建安年”；可以感叹兴衰，“朱薨绮构谁曾见”；可以表达爱憎，“唤得书生笑老瞒”。小小铜雀砚，寄托文心，传递文脉。陋室华屋，雨夕雪夜，把玩铜雀砚，仿佛触及建安七子印迹。苏黄鄱阳湖相逢时，都在政治漩涡里沉沦，相聚三日，后人没看到他们留下唱和，看到的只有《黄鲁直铜雀砚铭》：“漳滨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与真隔……”大致意思是说，漳河边的黏土，经陶匠反复抟和，像我们受到苦难困厄一样，定型后就不再变化，和原来的黏土完全不一样了……苏轼被贬岭南，继续前行，八月初七过黄公滩，作诗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